不久，湖南百姓都知道长沙出了个无比残忍的团练头子曾国藩。在这种重典下，难免有心底不坏的老实人因为一个馒头撞在枪口上，曾国藩也确实有杀错的人的时候。当时长沙的知府叫仓景恬，他写了一份*，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仅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于是，许多人向省里告状，说“审案局”是阎王殿，杀人不眨眼。甚至连“审案局”里的一些官员也表示不愿意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但张亮基却全力支持曾国藩，于是，这些人的告状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大家知道，因为“杀土匪”，即使告到咸丰那里也无济于事，皇帝恨的就是“土匪”太多。所以就再也没有人告曾国藩的状了。

于是，曾国藩每天主要的工作便是命令杀人，凡捉到的都是“匪”，也用不着审问，只要“验明正身”，便一个“杀”字解决。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那非常时期，曾国藩的严刑酷罚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长沙的局面慢慢稳定了下来，闹事的人越来越少了。

曾国藩看到团练如此有成效，心中十分得意。张亮基也上折奏报咸丰，说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

“治乱世，用重典”是安定地方，抑强扶弱，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条铁律。

元末明初，社会不宁，犯罪现象严重，被明太祖视为乱世。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所以他遵循古训，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的思想，形成影响明朝的“治乱世用重典”的治世思想。制定《大明律》，实行“重其所重”的原则 制定《明大诰》，从严惩罚犯罪。

其实，“治乱世用重典”是以重刑威慑阻遏犯罪的思想,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被法家一派的法律思想家们奉为预防犯罪、治理国家的经典。按照近代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人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只要刑罚有可能带给犯罪人足够的痛苦,他就不会选择犯罪。死刑能够带给犯罪人的痛苦是最大的,当然就对犯罪人有着最大的心理强制,对犯罪行为有着最有效的威慑力。

我们知道，在自然状态下，弱­肉­强食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原则。谁的胳膊粗，拳头硬，人多势众，谁就是老大。而得不到政府与法律保护的百姓为求自保，或站起来自卫，或依附黑社会，结果都会削弱统治者的权威，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所以历朝历代都有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职责。

而在这样的乱世，只有采取铁腕政策，才可能使一方获得安定，即治乱世，用重典，曾国藩无疑是做对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