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克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耐心地说：“我­精­神不济，还是听不懂。我什么都不明白。”

我靠在书桌上，一字一句很清楚地告诉他：“他很可能只是想把我引进旅馆房间，­干­掉我，然后一声不响地退房溜掉。你可不希望你们旅馆发生这种事吧，弗拉克？”

“就算我很在意，”他说，“你觉得自己有那么重要吗？”

“你抽那种烟因为你喜欢，还是因为觉得衔着看起来有派头？”

“一个星期四十五块，”弗拉克说，“我还能抽什么好的？”他定定地瞅着我。

“又没要你付钱，”我说，“我们不做买卖。”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疲惫地站起来，走出房间，我点了根烟等着。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往书桌上扔了张登记卡。“汉布尔顿医生，加州埃尔森特罗”，卡片上的钢笔字沉稳圆实。柜台登记员在上头还写了别的，包括房间号码和每日租价。弗拉克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卡片。那指甲该剪了，即使不剪，也需要好好洗洗。

“下午两点四十七分来的，”他说，“今天，我是说。账单上没别的，就一天的租金，没打电话，没叫吃的，什么也没有。满意了吗？”

“他长什么样？”我问。

“我没见过他。你以为他们登记住宿的时候，我就站在柜台旁边一个个给他们拍照吗？”

“谢谢了。”我说，“汉布尔顿医生，埃尔森特罗城。非常感谢。”我把登记卡交还给他。

“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我出门时弗拉克说，“别忘了我在哪儿讨生活，如果这也叫生活的话。”

我点点头，走了出去。总是有这样的日子，你遇到的每个人都是神经病。于是你会开始照镜子，暗自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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