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公室外的走廊还是和平时一样人来人往，我开门走进我那小小的接待室时，还是和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掉进了­干­涸二十年的枯井，永远无法再见天日。陈年灰尘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和足球比赛的采访一样陈腐乏味。

我打开里门，里头是同样沉闷的空气，同样的灰尘积在胶合板上，触目所及是同样破碎的美梦。我打开窗户，扭开收音机，轰的一下声音如潮涌来，等我把音量转回正常时，电话听起来仿佛已响过一阵。我移推开盖在那上头的帽子，拿起话筒。

也该是她跟我联络的时候了。她冷静的声音说道：“这回我是说真的。”

“说下去。”

“你不相信我，我可以从你的声音听出来。”

“你从我的声音可是什么也听不出来，我是侦探。他跟你联络了？”

“从湾城打电话来的。”

“等一下。”我把话筒搁到有棕­色­污渍的便条簿上，然后点上烟斗。不急，谎言永远是有耐­性­的。我再度拿起话筒。

“这一套我们已经玩过了，”我说，“你这种年龄不应该这么健忘，我想朱格史密斯医生恐怕会有意见。”

“请你别逗我了，我是说正经的。他搬家以后去邮局要过他的信，所以我后来写的信他也收到了。他知道我打算待在哪儿，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到的，所以他就打电话来了。他现在待在湾城一个他认识的医生那里，帮他做事。我告诉过你，他念过两年医科。”

“医生有名字吗？”

“嗯，文森特·拉加蒂。”

“你等等，门口有人。”

我小心翼翼地放下话筒，仿佛它很脆弱，是玻璃丝做的。我掏出手帕，抹抹手掌——刚才握着话筒的那只。我起身走到嵌在墙里的衣橱前，看着有裂痕的镜子里面的自己。是我没错，我看起来肌­肉­紧绷——生活太紧张。

文森特·拉加蒂医生，怀俄明街九六五号，花圈安乐屋的斜对面，拐角上的木结构房子。安静而优雅的环境。已故克劳森的朋友，也许。他可不承认，但还是有可能。

我拿起话筒，掩饰我声音里的紧张。“名字怎么拼？”

她拼了出来——很轻松，也很准确。“那就没事了，不是吗？”我说，“虚惊一场——你们乡下来的听过这个说法吧？”

“不要老开我的玩笑。奥林麻烦大了，有——”她的声音有点儿抖，气息有点急促，“有歹徒要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