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拿出一根香烟点上。拉加蒂医生瞄瞄手表,然后在椅子上扭过身,把消毒器关上。我看着针头。很多针头。我以前跟一个在湾城煮针头的家伙有过麻烦。
“这个地点好在哪里?”我问他,“游艇码头吗?”他拿起那把有祼女形状的银柄、面目妖邪的裁信刀,戳一下他拇指上的肉球,手指上渗出一滴暗红色的血。他把血滴凑上嘴边舔掉。“我喜欢血的味道。”他轻声说。
远远传来似乎是前门开合的声音,我们都竖着耳朵听,屋前石阶上传来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我们听得很用心。
“沃森小姐已经回家了,”拉加蒂医生说,“屋里现在只剩下我们。”这话他又琢磨了一下,然后又舔一下拇指。他谨慎地把刀放在书桌上的便条簿上。“噢,你提到游艇港,”他说,“你一定是想到跟墨西哥很近,大麻可以很容易就——”
“我想的已经不是大麻了。”我再次瞪视针头,他顺着我的视线望去,耸耸肩。
我说:“怎么这么多?”
“关你什么事吗?”
“什么都不关我的事。”
“可你好像等着要我回答你的问题。”
“只是聊聊打发时间,”我说,“我在等着一件事情发生。这屋里是要发生什么事——角落里有个什么在虎视眈眈。”
拉加蒂医生又从他的拇指上舔掉一滴血。
我仔细审视他,但看不到他的灵魂。他安静、阴郁、封闭,生命所有的不幸都在他的眼里,但他仍然温文有礼。
“我来跟你讲个针头的故事。”我说。
“请。”他又拿起那把细长的刀。
“放下,”我尖声说,“看得我发麻,就像看着人摸蛇一样。”
他缓缓把刀放下,微微一笑。“我们好像在绕圈子。”他说。
“会说到重点的。针头的故事。几年前,我处理的一个案子把我引到这里,结识了一个叫阿尔莫的医生,他住在牵牛星街。他行医的方式非常奇怪:晚上带着一大箱皮下注射器出门——全要分发出去——装得满满的。他的这种疗法很特别。酒鬼,有钱的毒虫——这种人可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多了,生活过于刺激、无法放松的人,失眠的人——所有无法冷静下来的神经衰弱患者,大家都少不了那些小小的药片和手臂上一针针的注射,得靠这种方法渡过低潮,没多久,他们的生活就全是低潮。医生生意兴隆。阿尔莫是他们的救星。现在说这话没关系,他约莫一年前死了,死因是他自己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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