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没有。你去北京的时候,阿姨把你的书拿给她的麻将搭子们看,嘴上说你写的东西都叫人看不懂,可是表情骄傲得不得了。”
我笑着:“嗯。对于她的那些麻将搭子们来说,作家和妓汝一样,都不是良家妇女该干的职业。”
小龙女又开始不管不顾地大笑了:“天哪海凝,你说话怎么老是这么有趣呢。”
“你看你多好。”我出神地凝视着她,“你的工作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响当当的。大多数人都对你的行业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只有听你说话的份儿。你哪能体会我们这些卖艺的人的辛苦?哪怕面对的是一群猪,只要他们给你叫好了,就算喝的是倒彩,你也得卑躬屈膝地说感谢所有读者给我的支持。”
“那倒是。”她点点头,“虽然说我们特别辛苦,患者家属越来越难缠,动不动就去投诉你,可是,在手术室里面的时候,你不会知道,好多人在接受手术之前,都会担心自己不会再醒过来,哪怕他只不过是切阑尾而已。其实我只是个小医生,大手术的麻醉又轮不上我,我手上的都是些绝对死不了的病人。可是尽管这样,他们看着我的眼神,也是一种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信任你的感觉。那真的是太好了海凝。”小龙女长长地叹着气,“好多人在这种时候都会冠冕堂皇地说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其实海凝我告诉你,我首先感觉到的是我的权力,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其实握着很大很大的权力。正因为这权力太大了,所以才不能滥用。海凝你是不会明白的。你操纵的都是小说里面的人,我操纵的都是活人呀。”
说完这句话,她转身关上了床头灯。我们并排躺在一片黑暗之中,门缝里客厅的灯光隐隐约约地渗透了进来,就像一个沉睡的人缓慢而悠长的呼吸。她头发上的香味弥漫在我们俩的枕头之间那块狭小的空当里。在这种时候,不知不觉地,就会谈起一些微妙一点的话题。
“刚才我想跟你说。”我继续刚才被我妈打断的话题,“彭端跟路陶他们组织大家周末去海边玩,彭端的一个哥们儿借了一辆面包车,大家摊一下油钱什么的话没有多少,你愿意去吗?”
“去。”我听见枕巾摩擦的声音,知道她是用力地、像个小孩子那样地点着头。“为什么不去?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能看出来的,我并没有多喜欢彭端。分手了其实也没什么的,那段时间我不愿意跟他们来往是因为他们老是那么同情地看着我,可是我不愿意照他们的意思扮出一副可怜相,或者是一副看似不可怜其实还是很可怜的样子,所以喽……”她笑了。
“你做得对。彭端配不上你。他和路陶才是真正的天造地设。”
“我愿意去。我刚刚发了工资。我现在有很多很多钱可以让我拿去玩。”小龙女总是在每个月刚刚发薪水的时候认为自己有很多很多钱。然后到了月底,她就大大方方地拎着她十五块钱的香奈尔手袋到我们家来蹭上几顿饭以及各种零食,告诉我说:“再过两天我就回请你吃饭看电影,到时候我就有很多很多钱啦。”所以有一天,当她知道我这些年的存款数是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整的时候,由衷地说:“海凝你真是了不起,真坚强。一点一点地存起来这么多钱的时候,该有多少次想要把它们全体花光啊,可是你都管住自己了。你将来一定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我就不行。我什么诱惑都抗拒不了。”这就是她的结论。
“海凝。”她问我,“我听医院里的同事说我们可以在海边的渔民家里吃海鲜,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呢。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去过。”
“怎么会?”她惊讶,“你是这里的人啊。”
“不是的。我家其实是我上高二的时候才迁过来的。其实我和你一样,来这个城市没有多少年。路陶他们才是真正的土生土长。”
“噢。”她恍然大悟。
我来自更北的北方。那座城市更寒冷、更内陆,充斥着钢铁、工厂的冰冷气息。那里的美女都是荒凉戏台上的张扬花旦。不是小龙女那样来自气候宜人、安静富足的地方的孩子能够熟悉的气质。其实我很不愿意跟小龙女说起这个,我更害怕她会问我我们家为什么要搬过来。我不是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的,通常情况下我会说搬家是因为我父亲的工作。这当然不是真话,可是足够应付了。问题就在于:面对小龙女的时候,我不愿意撒谎,但是,我也没有作好说真话的准备。还好她没有追根究底。估计是在憧憬周末的渔家海鲜。
“小龙女。”我对她说,“要是路陶到时候说话不大好听的话,我是说要是,你千万别在意。她只不过是想跟你炫耀一下她赢了。其实她这个人心地很好的,绝对没有什么坏心眼。”
“我知道。”她懒洋洋地扭了扭身子,“其实海凝,我一直都纳闷你为什么会跟路陶那么好,你们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你还不是一样,”我说,“你为什么要跟彭端上床,你们也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可是彭端在床上挺棒的。”她诚恳地说。
一片嬉笑声中,小龙女转过了身,顺手把床头的维尼抱在怀里,背对着我。我想她是困了。我决定不打扰她,让她就此睡着。虽然这个家伙的精力旺盛得可怕,曾经有过通宵泡吧再轻松地洗把脸去上班的纪录。我独自一人在黑夜里静默着,看着她窄窄的小肩膀在我的眼前悠然地起伏。我为什么会跟路陶那么好,那是因为我当初根本没有什么选择。
那时候我十六岁,是一个瘦削、笨拙、面部表情僵硬的女孩子,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少女的甜蜜的气息。老师给大家介绍我这个刚刚搬家的转学生,底下响起来的礼节性的掌声都能让我胆寒,只知道死死地攥着我的书包带子,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我不敢主动和人说话,特别害怕人家看着我的眼睛,甚至过马路都会让我觉得心惊胆战。我战战兢兢地捧着自己的灵魂,就像捧着一块易碎的玻璃。虽然它很廉价,可是它是我的全部。似乎只要有一个人在空旷无人的寂静中大声地叫一下我的名字,我就听得见自己内部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声音。我清晰地记得,刚刚搬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我总是记不得房间的位置,对方位的记忆还停留在原先的家,半夜起来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撞到墙。妈妈就会在这个时候起来,打开房里的灯,帮我揉着撞出淤青的部位,一边用小心翼翼、简直是害怕得罪我的口吻说:“不要紧,不要紧,医生不是说过的嘛,换个环境一定就会好了。”我木然地任由她揉搓,听见自己的心脏灌了铅一般沉重地蠕动,没有表情地无声地哀求这个我生活的世界:求求你,求求你,我已经怕死你了,我尝过你的厉害了,你不要再折磨我。
路陶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同桌。这个漂亮、新潮、活泼、喜欢大惊小怪的女孩子是当时唯一一个对我微笑的人。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试着写字,写出了一个又一个只有青春期的人们才认为是伤心的故事。路陶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她总是瞪圆了她美丽的眼睛惊呼着:“老天爷呀,我的好朋友居然是个作家。”我想若是没有路陶那些毫不吝惜的赞美,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开始写字,至少我肯定不会把写字当成是生活的指望。所以,我有什么理由不对路陶肝胆相照?她对我有恩,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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