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是*，现在就读于交大附中。他是个典型的理论家。他饱读经书，大到球队的战绩，小到球队替补后卫他女朋友的妈的职业都了如指掌。*身高体壮，一副踢球的好料，只可惜架了一副七八百度的眼镜，摘下以后得“盲人摸象”，更何况射门乎。*在场边指导之余也会上场实践几脚，一只球慢慢吞吞地滚过来，通常*会一脚抽空，于是空留虚惊在人间。我们都被*骂过，*骂起人来会真正把自己置之度外，指着人的鼻子就骂会不会踢球。*又精通各种战术，什么3-３-４、3-4-3、2-5-3阵形，遇时变换。一次他甚至排出一个3-5-３阵形。我们琢磨怎么多出一个人，*解释说，门将在场上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不满足于守门，要冲出禁区走向中场，要走位飘忽。于是，我班的门将会长期埋伏在对方的禁区里，成为罗星中学足球的一大景观。
初二全校联赛时，我们班几经大喜大悲，终于捧回冠军。那天我们全队一起灿烂地笑，对足球场作暂别。上了初三后，就很少真正地去踢一场球了。
初三中考过后那个暑假，正好是世界杯。我不希望中国足球队冲进世界杯，因为那说明世界足球水平降低了。此文不评论国家男足如何，那是浪费笔墨。1998年夏天的世界杯并不十分精彩，只有从欧文的一个进球里可以依稀感到张晓枫的风范。以往在罗星中学暮色里踢球的朋友都各有去向，从此很少有电话联系，也不曾聚在一起踢过球；以往中学旁钟楼里那只钟敲响5点的钟声时，不再有人大喊“差不多了，别踢了”，5点半整也只有一群陌生的孩子去小卖部买五角钱一瓶的橘子汽水，陌生得像那些球友。
上了高中后常在双休日踢球。高中的同学应该说球技是蛮不错的。像那位狂热地爱好着文学的“蚊子”，就长于过人。我一直会和他争论不休谁的水平高超。但是，水平高超不代表水平引人。像隔壁宿舍的小陆，是全场目光的焦点，因为他常开大脚。只要脚下有球，二话不说抡起大脚。开大脚其实没什么，身为一名后卫，一定要多开大脚。但小陆之所以引人，是因为他的大脚开球向来都是往自家门里飞的。我和“蚊子”踢了多年足球，就是不明白小陆如何才能做到背对自家球门而射自家球门的。1999年高一足球联赛，我们连小组都没有出线，我承认那次自己踢得很臭，因为和那时的队员在一起，我有些找不到感觉。
最后要说的就是“新民晚报杯”足球赛，我一共参加过两次。由于那时是酷暑，踢一圈回来连“国籍”都会出现问题。我本不想参加，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球场实在少。踢踢弄堂足球不是不好，只是踢到一半总会有人操着家伙来追杀足球。居民区里的人都嫌吵声太大。中国的市井小民就是如此，容得下麻将却容不下足球场。那两次“新民晚报杯”就是在没处可去的情况下报的名。参加“新民晚报杯”最头疼的事情是要学校盖章、班主任同意，真不晓得是校长、班主任在踢球还是我们在踢球。第二大头疼的事情是取队名，要让人一听就精神抖擞，像什么“小白兔”队、“大花狗”队肯定是拿不出门的，对手看了会笑得影响比赛，“申花”队被人先用了，叫“花生”队也未尝不可，什么“超人”、“梦幻组合”都是拿得出门但叫不响的名字。我们球队的名字就暂且不说了，以免贻笑大方。
“新民晚报杯”其实就是暑假里没事干出场汗换个“国籍”而已，但是有些习惯在经历了那么多场比赛后始终不曾改变，像罗星中学晚钟声里五角钱一瓶的汽水。
《零下一度》文学啊文学
这个题目嫌大了。以往老师教导我们时说，写文章切入口要小。题目开这么大，必定谈不透彻，除非我写《中国文学史》，可是已经有游国恩和骆玉明两位教授编过两部中国文学史，所以在此不谈文学只感叹文学。
前些日子，许多对我的评论都说我是一个对文学痴迷的孩子，那说明人们不了解我。我对足球痴迷，对篮球痴迷，对美术痴迷，对摄影痴迷，对旅游痴迷，对吃拉面痴迷，但不对文学痴迷。我觉得对文学痴迷未必是好事，就像对一个女孩子痴迷就不可能发现她的缺点。对文学要清醒，只要会写字谁都可能是作家。是不是作家，二分靠才华，八分靠机遇。君不见如今中国文坛上这么多写文章狗屁不通或顶多刚通的所谓作家在矫情地虚伪地故作深沉地故作幽默地故作幼稚地赚稿费吗？学余秋雨的、学泰戈尔的，就没一个自己的。
我在初中时，余秋雨刚开始走红。一个小子有一天宣布说他在家苦练有果，把余秋雨的文章学到了手。看他的文章只见铺天盖地的排比句和闷死人的深沉。那又如何，学得再像也就是余秋雨风格，况且又学不像，顶多是个余春雨或余秋雪之类。不过那已经很令人欣慰了，至少还有人热爱文学。
进了高中后，发现市重点里喜爱文学的又少了一些，当然看琼瑶的书例外。尽管琼瑶和我遭遇相同，都留过级，但是这不能作为不讨厌的理由。在留级者的队伍里，替留级族撑面子的恐怕只有黄永玉、蔡志忠和我了。只是我不懂，为什么琼瑶、黄永玉、蔡志忠和我都是搞文学或画画的，没一个是数学家。
第一次高一，我们同班的同学没有人在文学上有较高的觉悟，只有一个同学莫名其妙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在一本杂志的刊中报里。文章是在初中写的，几经辗转，有着和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一样曲折的经历，最终发表，虽然这篇文章毫无影响，发表和没发表一个样，但毕竟是Chu女作，令她难忘。
第二次高一时，遇上几个志同道不合的人，一个叫金丹华，大名是在我刚进新高一寝室时听到的。当时有人向我介绍一个语文甚是了得的小子，介绍时金丹华正背对着我，一副末世杀手的样子，可谓神龙见尾不见首。令我汗颜的是，我把他的名字听成“鸡蛋黄”，颇为不尊。此人便是我的那篇《那些事那些人》中的“蚊子”。“蚊子”热爱文学而且积极上进，严格要求自己，正朝着“四有”新人的目标大踏步。听我一次寝室夜谈后，他恨自己书读得太少，便苦心钻研各类书籍，成果喜人。从他口中冒出来的人名，我一个都没听说过，自卑不已。
另一个是八班的谭旭东，其貌不扬，像难民营里跑出来的。原本是卢湾区的，自封卢湾老大，开口闭口脏话。一次听说我会玩玩文字后，竟跑过来说要和我联手写小说。我说你连誊我的文章都不行，谭旭东竟说他发表过诗歌。我怎么看他都不像个写诗的。他拿来一样珍藏的宝贝，是1998年上海版的《少年文艺》，诗写一株水仙花，写得挺像首诗。谭旭东对文学可以说是如痴如醉，整日构思文章，见我就说：“韩寒，你知道吗？我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见一次面说一次。他上次来我们寝室终于说了一点新鲜的东西，说“我发现所说的新概念大赛就是要以新取胜”，被我们异口同声骂废话。
谭旭东最近又有新诗问世，诗经“蚊子”之口传入我的耳中，大意是这样的：
每天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