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的笑容使吴长天对她的憎恨，无意中销蚀了三成。在这一刹那甚至还觉得她与儿子在外表上多少有几分相配。只是眼下的情势，使他不能分心去想儿子的事情。他匆匆送走这个女孩儿，返身又回到后面的书房。他想，应当在儿子回来之前将事情处理­干­净，但直到这一刻，他的内心依然是犹豫不定的。他仍然感到自己还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似乎每条道路都可能引他走向历史的错失。郑百祥从楼上下来了，问他是谁来了。他说是吴晓的朋友，已经走了。他又问郑百祥：那个艾丽怎么样了？郑百祥就把刚刚和艾丽交谈的结果汇报了一番。

“谈妥了，给她三十万，让她离开北京。”

可吴长天觉得事情哪有这样简单，“她和那个阿欣是住在一起的好朋友，今天晚上她们又是一起来的。阿欣找不到了，别人一定会问她的，她怎么说？”

“就说从我们这儿一块儿走的，到半路阿欣说要去找个朋友，两人就分手了。”

“阿欣失踪，她又马上离开北京，岂不是更可疑吗？”

“这种女孩，在北京没什么亲戚，也没有户口，走了不会有人问的，也没人能再找到她们。她们换一个城市就换一个名字。比留在这里让公安局叫去问来问去的好。”

吴长天不语，看上去是在低头沉思，实际上脑子一片空白。茫然中他想起另一件更为棘手的事情，“那个阿欣呢，咱们怎么办？”

“让李大功去处理，他有办法。”

“怎么处理？”吴长天追问。

郑百祥沉默片刻，说：“只能找没人的地方埋了。可以让大功送远一点儿，离北京远一点儿。”

郑百祥说这话的表情就和他平时谈工作时那么自然，吴长天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说：“老郑，咱们怎么­干­这种事了，咱们­干­不来这种事的！”

郑百祥回避了他的注视，半天没答话，好一会儿才说：“这不是没办法了嘛。”停顿了一下，又说，“不是常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吗，为了生存，什么事都得做。你自己不保护自己，没人来保护你。我们这些年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可一旦出了一点儿丑事，社会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再说，我们也不是有意要弄死谁，可她既然已经死了，你再把她送到医院的太平间，把我们送到公安局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无非是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儿罢了。咱们一起苦­干­了二十年，就为了这几分钟的良心吗？”

吴长天无言以对，现在这个时候，也不是和郑百祥做道德辩论的场合。郑百祥也不是不懂道德。也许谁都一样，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利害关头，无论什么道德品质，在现实选择的碰撞下，都会分崩离析的，谁也逆转不了。吴长天只有不再说话，他跟着郑百祥走到楼后，看着他和李大功把那女孩的尸体拖到游泳池旁边的更衣室里。他跟着他们，双脚尽量避开拖在砖地上的红线一样的血迹，步步触目心惊。在更衣室里他们用她那身像丧服似的漆黑的衣裙盖住她半­祼­的身子和脸部。那女孩的脸灰白得像是涂了一层粗糙的蜡，眼睛还半开着，令人不敢直视。他看着他们用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条毛毯，将她包裹起来并用粗绳一道一道地捆扎结实。她随身的手包、鞋子，也都捆在里面。吴长天说：“应该看看她的包里有没有身份证，以后可以给她家里寄些钱去，她肯定还有父母。”但他们没理他。李大功扛上那被裹严的女孩儿出去了。郑百祥用拖布擦洗着地上的血迹，一路擦出去。他看一眼呆立在更衣室门口的吴长天，说了句：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吴长天一句话说不出。默默地离开更衣室，独自上了楼。他站在没有开灯的卧室里，透过窗纱的缝隙可以看到楼下，别墅的后门已经打开了，被一束黄|­色­的街灯照亮的小路上，停好了一辆汽车。夜晚的天空辨不出­阴­晴，星辰依稀，雾气朦胧。李大功吃力地把阿欣放进车子的后备箱里，拉着步履蹒跚的艾丽低头钻进了车子。郑百祥没有露面。车无声地开走了。活着的和死去的，都带走了。

吴长天这才发觉，自己的五十大寿，是个没有月亮的黑夜。

楼梯响动，郑百祥上来了，把卧室的吊灯打开。吴长天第一次注意到这吊灯是如此的刺目。他说了句：“别开灯。”他不想看见郑百祥的面孔，也不想让郑百祥从他紧蹙的额头上，看到他此时的心情。他此时最渴望的，是躲在暗处，他只想一个人沉默不语地独处。

郑百祥把灯关了，说：“吴总，到书房去喝杯茶吧，压压惊。”

他未置可否，但还是走出了卧室，和郑百祥一起下了楼。书房里还有一盏台灯开着。他知道这是一个无法入睡的长夜。他和郑百祥无言相对，在台灯的暗影里，坐了半宿。儿子吴晓，终于没有回来。

幸亏没有回来。吴长天不知为什么，这一晚怕见任何人的面，尤其是他的善良的儿子。

清晨天快亮时他和郑百祥才分别找了个卧室，躺下来休息了片刻。太阳很快出来了，秘书把电话直接打到了他的床头，问他是否还去参加特种材料公司梁总工程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如果去的话，需要早些起程，路上车堵得很。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表示要去。放下电话，他起床下楼，无心吃早饭，就叫司机备车。郑百祥也早已叫好了车子，准备回公司参加预定要开的销售经理季度例会。两人心照不宣：在这几天内，任何计划中的活动都不能缺席，任何常规的会议都必须参加，任何该有的应酬都不宜省略；他们的行为和气­色­，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反常和恍惚。

上午九点整，吴长天按时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到来，让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死者生前的亲友同事，都深受感动。他以前没有见过死者的亲属，但家属们不可能不知道整个儿长天集团的这位领袖。他们连哭声都止住了，簇拥在他的身边，脸上露出感激和荣耀的表情，向他诉说着死者生前朴素感人的言论和他未能实现的种种愿望，那些言论和愿望大部分反映了死者公而忘私的高风亮节和对企业的一片赤诚。

特种材料公司是个拥有五千多名职工的大型公司，来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大家自动让开路，目送着吴长天在材料公司的几位领导和一群治丧人员的前呼后拥下，率先走进告别室。吴长天在遗体前默哀良久。他和这位梁总工程师并不熟悉，只记得曾经听过他的一次汇报，声音相貌都已印象模糊。那化了妆的遗容与生前相差几许，更无从判别。他的目光滞留在那张像蜡人一样的面孔上，脑子里的全部空间突然被昨夜死去的那个妓汝强行占据。那同样像是涂了蜡的灰白的脸孔，那半开半闭的凝固的双目，放大了数倍在他眼前顽固地浮现出来，挥之不去。以致他在这位梁总工程师灵前的鞠躬致哀，都恍若是在向那个阿欣叩头谢罪，他的整个身体都禁不住摇晃起来。工作人员见状及时上来搀住，以为他是心情哀痛所致，连忙扶他离开遗体，一一和哀立一侧的家属握手慰问。家属们亲眼目睹了大名鼎鼎的吴长天灵前痛悼的真切一幕，无不为之涕零。吴长天木然地和他们握手，然后走出告别室，在特种材料公司领导的陪送下，走向自己的汽车。

上车前，他对特材公司的几个头头儿说：“老梁的家属和朋友联名给集团写了信，要求按因公死亡对待，我没有批。因公死亡的条件是有明确规定的，老梁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我不好批。但是，老梁对你们特材公司是有贡献的，我建议你们在丧葬费和抚恤费的发放上，可以参照因公死亡的标准处理，必要时集团可以专门下个文给你们，这样你们对其他人也好交待。”

这番话是他临时决定说出来的，不知为什么他此时突然生出一种特别的慈悲之心。人看见了死亡常常会得到某种启示，吴长天此时想到的，就是世事的无常。千万别陶醉你现在的实权在握、荣誉加身、有那么多人追随和仰慕，让你一诺千金！这些都不可能永恒存在，一成不变。天地宇宙间一定是日出日落­阴­阳互换盛极而衰的，说不定哪一个黄昏，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自己同样终有日落之时，他就禁不住想对所有人大发善心。而今日事业的辉煌，个人权力的巅峰，注定都会化做一片过眼的烟云。

离开了八宝山灵界，他的思绪也慢慢地重返现实。他让司机把车子直接开到位于西城南长街的紫藤庐茶社。还不到中午，茶社里没有一个顾客。在那些用中国古老的镂格花窗隔出的一个个私密的角落里，摆着的都是些晋式的徽式的古旧桌椅。每一件旧漆驳亮的家具都像是见证了多少秘而不宣的历史，并且学会了老于世故的沉默。花窗和墙壁上，挂着忠、孝、仁、义几个颜体大字，苍劲饱满。吴长天先是坐在忠字之前，等着梅启良的到来。后又换到义字之下，占了那张在整个茶社里最不显眼的小桌。如果说，在忠字之下与梅启良见面有一种君臣气氛的话，那么义字之下的交谈则显然寓意了朋友间的平等相助。吴长天在那桌前的一张梳背椅上正襟危坐，叫了这里特制的招牌茶——一壶极品的“冻顶乌龙”，慢慢地品啜。他是今天早上动身去八宝山之前打电话约梅启良到这里来的。这幽静无人，便于说话的紫藤庐茶社他们以前曾经来过。

半个多小时之后，时值正午，梅启良匆匆赶来了，一脸疑惑。吴长天请茶僮添了茶杯和滚水，便表示不需要任何服务了。茶僮知趣地退避下去，梅启良才迫不及待地开口问道：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昨天那个受伤的女孩子怎么样了，要不要紧？”

吴长天一点儿也不回避梅启良的目光，缓缓地说道：“她死了。”

梅启良的瞳孔忽地放大了一下，又慢慢地收缩回去，他吸着气，低声惊讶了一句：“噢，怎么搞的嘛。”

吴长天说：“这件事我也没想到。可事情到了这个样子，有个情况，我也只能实话告诉你了。”

梅启良盯着他的嘴，不知他还要告诉他什么“情况”。吴长天斟酌了一下词句，说：

“这个女孩子，是个妓汝！”

梅启良脸­色­变了，惊得不知说什么好：“老吴，这不是从你们下属单位请来的职工吗，你怎么会找妓汝？”

吴长天沉着脸，说：“她们是李大功临时找来的。李大功你是知道的，人很忠诚，就是有这些小毛病。”

梅启良气急败坏地说：“你既然知道他有这些毛病，为什么还让他办这种事！你现在是领导一个十几万人的大公司了，对有些水平不高的老部下，不管他们过去有多大功劳，档次太低的还是要坚决淘汰的！”

吴长天用手势压住梅启良的声调，说：“这都是以后再说的事了，现在得赶快商量咱们该怎么办。我吴长天是搞企业的，我沾上妓汝顶多让社会上的人耻笑一阵，可我不能毁了你老梅。你是党政­干­部，现在又是你的关键时期，这时候不能出一点儿毛病，我吴长天不能对不起你梅书记。”

梅启良愣愣地，不知是为自己辩解还是为面子掩饰，说：“我没有什么，我又没和妓汝­干­什么事情，人也不是我弄死的，我可以说清楚。”

吴长天做出一脸的诚恳和焦灼：“老梅，你这话要是真心的，我就好办了。可这种事，解释得清吗？你抱着妓汝跳舞，眼看着他们几个和妓汝拉拉扯扯直到出了人命，这你都在场，你解释得清吗？这种事新闻舆论最感兴趣。就算是疏通关系不做公开报道，可万一有人捅出一份‘内参’来，就能搞死你。你还能进常委吗？你的市委书记还­干­得长吗？这毕竟是出了人命啊，是多好的新闻材料啊！我吴长天是个老百姓，中国的传统，总归是礼不下庶人，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我不怕。可你老梅是官儿！是党委书记！当了官儿就不能沾上这种事。美国人搞­性­解放几十年了，可克林顿还是不能出这种事，出了这种事总统都差点做不成。咱们中国老百姓自己可以乱来，可还是最恨领导­干­部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件事要是捅出来，群众准能说你腐败透顶！”

梅启良低了头，半天不说话。一开口，语气怨天尤人：“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

吴长天不去解释了，盯住他问：“你昨天回去，和什么人说没说这件事，路上和郑百祥的司机说了吗？”

梅启良看了吴长天一眼，没好气地说：“我说它­干­什么，又不是什么好事情。”

梅启良的表情已经非常恼怒，吴长天便住了嘴，以便给他一个冷静的时间，也给自己一个措词的片刻。他现在与其说是要设法保护梅启良，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过关。因为尸体已经被李大功送走处理，和艾丽也已达成收买协议。现在他表面上像是在与梅启良通报情况，商量对策，实际上整个事件的走势，早在昨天夜里就已经确定，可谓箭已出弦，覆水难收。今天紫藤庐的这场秘晤，吴长天虽然以商量分析的口吻作为开始，但最后所要得到的结果，早就没有选择的余地，那就是必须胁迫梅启良与他们冒险同行。尽管刚才他等于把话都说得很明了，但从梅启良的反应上，他目前只想到了这件事对他可能产生的后果，一点儿也没有往如何遮掩的方面去想。这也难怪，出了人命，如何遮掩呢，谁敢遮掩呢！

还是梅启良自己，承受不住吴长天的沉默，他脸上流着汗，低声道：“你说说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吧。”

吴长天知道，要拉梅启良同路，必须把既成的事实说清，于是他说：“尸体我们已经处理了，这些妓汝都是那种到处漂泊的人，丢了也没人会找。和她一起的那个我们已经谈好了，她拿了钱会离开北京到别处去，换个名字继续­干­她的生意。在任何城市里，她们都是一群历史复杂面目不清的人，而且，也不怕她们喝醉了到处乱说，谁都知道这种女人嘴里没一句真话。”

梅启良抬眼看他，像看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他压着声音，说：“老吴，你怎么糊涂啊，这样不行的，瞒不过去的，你的胆子太大了。”

吴长天反而镇定了，他狠狠地说：“我这是为了你！梅书记，我不为了你我­干­吗要这样！人又不是我找来的，又不是我弄死的，这件事情没有我任何责任，最多让外界舆论攻击两天，我吴长天还是吴长天。我是怕，你要是真为这件事丢了官，我吴长天就算欠上你的债啦，我就欠了你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梅启良不知是强烈反对还是心里没底，低声叫道：“可这种事总有一天要瞒不住的，你们这么做­性­质就变啦！”

吴长天想了一下，感到不能再这么一来一往地拉扯下去了，他说：“我告诉你吧梅书记，我、百祥、大功，我们商量了一晚上，是为了你才决定这么做的。这事除了那个活着的女孩之外，只有咱们四个人知道。百祥和大功跟了我二十年了，我吴长天对他们，既当做事业上的部下，又当做情义上的兄弟。我对你梅书记也是一样，你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这么多年看下来了，你老梅对我还不相信吗？”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梅启良也迫不得已，点头说：“你老吴我信得过，百祥我不是最了解，李大功是个缺乏政治头脑的人，又爱喝个酒，喝多了嘴里什么都说……”

吴长天说：“这种事他不会胡说的。而且这两个人倒是讲义气，你对他们好，他们会回报，可你要是对他们不仁，他们也会不义。这事既然木已成舟，也只能顺水行船了。你要真把他们送到公安局去，他们能合起来反咬你一口，说是由你策划掩尸灭迹，他们只是被迫行事。那时候谁来证明你呢？”

这当然是一场露骨的恫吓了，只是被吴长天说得比较婉转，又暗合了梅启良此时的担忧，因此听来竟不觉冲撞刺耳。梅启良用手绢擦着额上的冷汗，用很不习惯的表情，问：“尸体怎么处理的，稳妥不稳妥？”

这已经是一种上路的表态了。吴长天说：“李大功­干­这种事，还是稳妥的。梅书记你尽管放心，这件事即使今后捅出来了，我们也会说你完全不知情。今天咱们见面，只有老天爷看见了。你只要一切如常就行了，这一段我们长天集团求你解决什么问题，只要不是违法乱纪，万万不可回避，否则反而显得不正常。”

这个话，与其说是一句提醒梅启良如何掩护自己的注意事项，不如说是暗示长天集团产权界定这件事要他务必帮忙，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同样带了些威胁的­性­质。但梅启良对一切都只能点头，他神情黯然地说：“我会处理好的。”

两人在紫藤庐茶社角落里的那“义”字下面分了手。梅启良先走，和来时一样，在门口叫了辆出租车，回党校去了。梅启良一走，吴长天强撑了半天的镇定，也几乎将他的气力消耗殆尽，身上渐渐透出虚弱来。他抖抖地喝­干­了杯中的残茶，用手持电话叫来了停在附近一条小街上的汽车，直接回了公司。

下午，李大功也回来了，吴长天不想听，又不得不听他详细地汇报如何送艾丽回家，如何将阿欣的尸体坠上重物沉在河北省境内一个很深很偏僻的河里。郑百祥也鬼鬼祟祟地走进吴长天的办公室，商量如何向艾丽支付封口的钱。吴长天说：“不要动公司的钱，三十万元的现金提出来不会没有动静，无论用什么名目都得有收支凭证，还能让艾丽签个收条入到账上吗？还是用我自己的钱吧。”郑百祥说：“我也出一点儿，我们三个人分摊这笔钱。”吴长天摇摇手，说：“你的钱你太太看得那么死，别让她再给公安局张扬出一条线索来。还是我出吧。”他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张定期的存单，交给李大功，嘱咐他取出来后亲自交到艾丽的手里。对粗心大意的李大功他不得不交待得十分详细：“你不要送到她家去，把她约出来交给她，然后让她赶紧离开北京。”吴长天一再嘱咐：“以后你就再也不要到她的家去了。”李大功拿着那张存单，低头叹气：“吴总，我们挖的坑，让您拿钱给填上。这让我怎么说呢，就算我李大功欠您的吧，这辈子我要是还不上，下辈子我一定接着还！”吴长天沉着脸没有说话。郑百祥说：“当初要真是像褚时健那样弄个小金库倒方便了，咱们以前哪儿想到能出这种事啊。”

吴长天一点不心痛钱，如果能拿三十万块钱摆平此事，还有比这更合算的交易吗？但他把那张存单交给李大功时心里还是不能自禁地有点酸楚。这是妻子留给吴晓的钱，这些年他是从没用过一分一厘的。妻子九泉之下怎会知道，如今他竟是这样地，动用了她的这笔血汗遗产。

在这个没有月光的晚上，林星走出京西别墅。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月光”酒吧。

吴晓果然已经在这里了。林星进去的时候，整个酒吧正回响着那首忧伤委婉的《天堂之约》。看来吴晓和他的乐队也最喜欢这首好听的曲子，早不在乎它是否是一支送葬的挽歌。世纪末的年轻人只管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谁有兴趣总去查究每样东西的出处和原意？何况是这种主题无定的音乐呢。而且音乐所产生的反应本来就常常与原意不符，抽去了原意的音乐也许更便于表达那些因人而异的审美含义。林星每次听到这散发着唯美光辉的旋律时，都像是回到了和吴晓初识的那些日子，可惜她那时竟没有意识到被吴晓暗恋和追求是一件多么带劲儿的事。

一曲终了。吴晓和他的乐队一起下了台，围坐在台下一个中年男子的身边，恭恭敬敬频频点头地听他高谈阔论。那人大概就是电视台的编导或制作人吧。看那其貌不扬的家伙被吴晓他们那么虔诚地簇拥着，林星心里真有些愤愤不平。谁让大家都不幸地生在电视霸权主义的时代呢，无论各行各业，见着电视台的人都得俯首称臣。因为电视有权让许多平庸的家伙一举成名，有权让某个艺术门类、某项体育运动以至某件普通商品，风靡世界。当然，也包括了音乐。

那电视台的编导发完议论，起身要走，几个年轻人连忙热烈地将他送至门外。他们在路过林星身边时，她出声叫了吴晓，吓了吴晓一跳。她笑笑挥挥手，说你先去送客人吧。

吴晓送走了那位编导，又返身回来找她。他问：你怎么在这儿？她不答，故意反问：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不是给你爸过生日去了吗？吴晓如此这般解释一通。林星则撒谎说：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演出了所以就来这儿坐坐。吴晓问：为何我不在这儿你才来坐？林星笑道省得你老烦我。

吴晓今晚在这儿的演出显然已经结束了。林星就说我肚子有点饿你能不能陪我去吃消夜？吴晓说行。其实林星并不饿，她只是希望把时间拖晚一点，吴晓大概就不会让她一个人回家而自己回他爸爸的京西别墅了。

他们走出“月光”，当街打了辆车。到了一家做夜间生意很出名的餐厅。林星点了皮蛋粥和几样点心。最近他们的钱有点紧，所以她留意把钱数控制在一百块以内。花一百块钱去享受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消夜的轻松与亲密，在林星目前的心情上，无论再紧也非常值得。

在这间餐厅里舒舒服服地吃了粥和点心，结账的时候，很意外的，他们看见了一向久违的刘文庆。

刘文庆喝醉了，不知为什么事与人争执起来，争到后来一帮人打做一团。几个人架着他连踢带踹地扔出门外。林星和吴晓出了门，还看见他醉得烂泥般地躺在便道上，一脸血污。林星不忍，和吴晓一起架起他叫出租车送他回家，走到半路才想起艾丽和阿欣说过刘文庆和原来住在一起的父母兄嫂因为炒股亏钱的事翻了脸，所以早就搬出来了。林星问他现在住哪儿，刘文庆醉得胡言乱语话不成句。没办法，林星只得让司机把车开到了静源里。因为她有很多东西还都放在那儿呢，所以当初搬出来的时候她和艾丽阿欣说好留了一套大门的钥匙。

送到静源里之后，刘文庆一下车就吐了一地，弄得吴晓直骂脏字，但他还是和林星在一起吃力地架着断了脊梁似的刘文庆上了楼。林星用钥匙开门，发现门是反锁的，敲了半天里边才有响动。门打开了一条缝，里面像是艾丽的声音：“谁呀？”艾丽问得战战兢兢。

林星说：“我呀。”

艾丽又问：“你是谁？”

林星觉得怪怪的，用力推门，“连我你都听不出来啦，我是林星！”

他们进了屋，艾丽惊恐地看了半天，才看出这三个都是熟人。林星问：你怎么没出去？还是今天回来得早？艾丽吞吞吐吐地说今天有点不舒服，所以没出去。林星也看出她确实是不舒服了，脸­色­不好，话也不多。以前艾丽见到吴晓总是比较饶舌，今天却一反常态连眼神都没和吴晓碰一下。

林星让艾丽帮忙，把刘文庆脸上的灰土和血迹洗了洗。看他在沙发上躺着呼呼大睡起来，便留给艾丽照顾，自己和吴晓告辞了出来。夜已经很深了，吴晓没提回京西别墅的事，她也没提，两人搭上一辆出租车直接回到了扬州胡同。

回到了家，草草洗漱，上床以后林星才问起吴晓拍MTV的事怎么样了。吴晓累了，所以答得极其潦草。林星也就没把去见夏卫华的事拿出来细说。两人就这么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林星恍恍惚惚总觉得忘了什么事情，直到第三天才想起她是把自己的手包丢在静源里了。

正好这天上午她要去医院检查，去之前就先拐到了艾丽那里去找她的手包。艾丽不在。意外的是，刘文庆居然还没走，而且一改前日的狼狈，突然变得容光焕发。林星进门时他正在屋子里吃苹果，用一只过大的水果刀把果皮削得有条不紊。见到林星他显得有几分兴奋，以为林星不知道他前日醉酒的丑态，于是把被打改成了打人，向林星大大地吹嘘了一番，以解释自己额头上那块小伤的由来。

林星懒得揭穿他，只问：“艾丽和阿欣呢？”

刘文庆答：“她们呀，走了。她们不在北京­干­了。”

林星问：“到哪儿去了？”

刘文庆答：“不知道，可能是去南方了吧，南方沿海比这儿开放，钱也好挣。”

林星以为他是在开玩笑：“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刘文庆理直气壮地说：“艾丽同意我住在这儿的，就算是帮她们看房子吧。正好我现在没地方住。”

林星皱着眉毛，越听越不对劲：“艾丽同意，我还没同意呢，这是我的房！”

刘文庆冷笑道：“你不是租给艾丽她们了吗，她们交了一年的租，还没到期呢。你学过合同法吗？新合同法刚公布，要不要我给你买一本？”

林星愣了好一会儿，才白着眼说：“你是说真的还是逗呢，我可没心情跟你逗。”

刘文庆坐在沙发上吃苹果，很舒适地跷了二郎腿，晃着说：“咱俩现在又没什么关系了，我跟你逗个什么劲儿。”

林星在茶几上找到自己的手包，不想再做逗留。刘文庆的腔调让她很是讨厌。她拉开门，说：“等艾丽、阿欣回来。叫她们给我打电话。我们合同里可是有一条，房子不能转租！”

刘文庆站起来，一直追到楼梯上，说：“­干­吗呀，不至于吧，我这就快发财了，还怕我占你的便宜？咱们过去好歹也是朋友一场，你总不能连个空房子的门缝都不给留吧。”

林星一路往楼下走，一句话也不答。

离开了刘文庆，林星去了医院，不知是因为自己的尿素氮指标又高了，还是因为刚才刘文庆的那些话，她一路上感到非常恶心。在医院的卫生间里她吐了半天，却没有吐出多少东西。检查之后，有两位医生，其中一位还是主任，一脸严肃地出来找她谈话，医生还没开口她就隐隐预感到不会是什么好的消息。

果然，她被建议将现在每周一次的透析增加到每周三次。医生面无表情但很详尽地讲了她的病情和很多医学专业的道理，还讲了不增加透析的后果。虽然现在医院都在想方设法地创收赢利，但从医生们的表情上她相信他们是真的为她负责。可她想的是，钱呢？她没有细算可大概知道要是一周透析三次的话她和吴晓肯定支付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