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译者一样长寿，也不可能将这种杂烩清理妥当；在分类账的另一边，是脚趾甲、头发、牙齿、血、卵巢一类的东西，只要你愿意，是所有数不清的，用另一种墨水、另一种文字——一种不可理解、不可破译的文字写的东西。牛蛙眼瞄准着我，就像嵌在冷冰冰的脂肪里的两颗领扣；它们嵌在原始沼泽淤泥的冰冷潮气中。每一个领扣都是一个卵巢，在眼球的冰冷的黄|色脂肪中毫无光泽，产生了一种地下的寒冷，地狱的滑冰场，人们都颠倒着站在冰里，腿露在外面，等待着被咬一口。在这里，但丁独自一人走着，被他的梦幻压弯了腰，在走了无数圈以后，在他的作品中渐渐走向天堂，登上天使宝座。在这里，莎士比亚以和蔼的表情陷入了无尽的狂热沉思，然后以精致的四开本和影射的方式出现。费解中的朦胧白雾被阵阵笑声一扫而光。从牛蛙眼的中心放射出纯粹洞察力的整齐的白色辐条，不可注解和归类，不可计算和界定，只是盲目地在千变万化中旋转。牛蛙海迈是在高悬于两岸之间的通道上产生的一个卵巢蛋：为他，摩天大楼建造起来，荒野被开垦，印第安人遭屠杀，野牛遭灭绝；为他，孪生城市由布鲁克林大桥所联结，沉箱下沉，电缆架在一座座高塔上；为他，人们倒坐在空中，用烟与火写字；为他，发明了麻醉药、麻醉钳，以及能摧毁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的贝尔塔巨炮；为他，分子被打破，揭示出原子是不以物质为转移的存在；为他，每天晚上星星被用望远镜扫视，正在诞生的世界在妊娠中就被拍下照来；为他，时空的屏障遭蔑视，无论是鸟的飞行还是行星的旋转，一切运动都由自由的宇宙的严正教士作出无可辩驳、无可否认的解释，然后，在桥中间，在散步中间，始终在什么中间，谈话中间，Zuo爱中间，我一再确信，我从未做过我要做的事情，由于没有做我要做的事情，我心中便滋生出这种创造，它不过是一种纠缠的植物，一种珊瑚般的生长物。它剥夺一切，包括生命本身，直至生命变成了这种被否定但又不断维护自己权利的东西，同时制造生命，杀死生命。我能看到，死后一切还在进行，就像毛发长在尸体上，人们说“死”，但是毛发仍然证明着生。归根结底没有死，只有这种毛发与指甲的生。肉体死亡了，精神熄灭了，然而在死亡中，有些东西仍然活着，剥夺空间，产生时间，创造无尽的运动。通过爱，或者通过悲痛，或者通过天生一只畸形脚，都会产生这一切；原因算不了什么，事件才是一切。从一开始就是这个词……无论这个词是什么，是疾病还是创造，它都仍在蔓延；它将不断蔓延、蔓延，超越时空，比天使活得更长久，使上帝退位，使宇宙没有支撑。任何一个词都包含了所有词——为他，这个通过爱、通过悲痛，或通过无论什么原因而变得超然的人。每一个词都要溯源，而这源头已经迷失，永远不会找到，因为既无始也无终，只有在始与终当中自我表现的东西。所以，在卵巢的电车上，有着由同一材料构成的人与牛蛙的旅行，他们不比但丁更好，也不更坏，但是却无限不同，一个不确切知道任何一件事物的意义，另一个太确切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因此在始与终当中两者都迷失与糊涂，最终卵子在格林普恩特的嘉娃街或印度街产下来，被几个扭动着著名软体动物一类的卵巢的无实质的妓汝带回到所谓的生活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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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四章（2）
现在被我视为我适应时势或不适应时势的最佳证明是这一事实：我对人们正在写或谈论的事情，没有一件有真正的兴趣。只有那种物体纠缠着我，那种独立的、超然的、无意义的事物。它也许是人体的一部分，或者是歌舞剧院的一截楼梯；它也许是一个大烟囱，或者是我在阴沟里发现的一个纽扣。不管它是什么，它使我能够开火、投降，然后签字。我周围的生命，构成我所了解的那个世界的人，我是不能给他们签字的。我肯定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就像食人者在文明社会范围之外一样。我充满着对自体的违反常情的爱——不是一种哲学爱好，而是一种强烈的，绝对强烈的饥饿，好像在每一个无视其价值的被丢弃的事物中，都包含着我自己再生的秘密。
生活在一个新事物层出不穷的世界上，我却依恋于旧事物。在每一个事物中，都有一个细小的分子，特别值得我注意。我有显微镜一般的眼力，可以看到瑕疵，看到我认为是构成事物自身美的丑的颗粒。无论什么东西将这事物搁置一边，或者使它不适用，或者给它一个年代，都使它对我有吸引力，使我对它感到亲切。如果说这违反常情，那么这也是健康的，因为我并不注定属于这个在我周围冒出来的世界。很快我也会变得像这些我所崇拜的事物一样，成为一件被搁置一边的事物，一个无用的社会成员，然而我能够给人娱乐，给人教导，给人养分。当我有愿望的时候，当我渴望的时候，我可以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找出任何一个人来，让他听我说话。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使他着迷，但是，像一个魔术师，或者巫师，只有在鬼魂附在我身上的时候才行。从本质上讲，我在别人那里感觉到一种不信任，一种不安，一种敌意，因为这种敌意是本能的，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我应该当一个小丑，它可以提供给我最广泛的表达范围，然而我低估了这个职业。假如我成为一个小丑，或者甚至一个歌舞杂耍演员，我就会成名。人们会欣赏我，恰恰因为他们不理解；但是他们会理解，我不必被理解。这起码也会是一种宽慰。
我始终对此感到很惊诧：只是听我说说话，人们竟然就会轻易激怒起来。也许我的话有点儿放肆，虽然我经常全力以赴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一个句子的措词，一个不幸的形容词的选择，脱口而出的话语，有忌讳的话题的提及——一切都联合起来使我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成为社会的敌人。无论事情开头如何好，迟早他们会发现我的毛病。如果，比方说，我是谦虚而恭顺的，那么我就是太谦虚、太恭顺了；如果我是快乐而一时冲动的、大胆而鲁莽的、那么我就是太自由、太快乐了。我从来不能和我碰巧与之谈话的人完全合拍。如果这是一个生死问题——那时候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生与死——或者这只是在某个熟人家度过一个愉快夜晚的问题，全都是一回事。有我发出的震撼、暗示和潜台词，这一切令人不快地冲击着气氛。也许，整个晚上他们都被我的故事逗乐，也许他们经常会被我逗得捧腹大笑，一切都似乎是好兆头，然而像命中注定一样，在晚会结束以前，必然会生出事来，某种震撼发出来后，使枝形吊灯都玎玲作响，或者使某个敏感的家伙想起床底下的尿壶。甚至在笑声尚未消失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感受到恶意了。“希望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他们会说，但是伸出的湿漉漉的、没有生气的手，却与口中的话不相一致。
不受欢迎的人！天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呀！没有挑选的可能：我只好接受到了手的东西，学着喜欢它。我只好学着同渣滓生活在一起，像褐鼠一样游水，要不就得淹死。如果你选择加入这一伙，你就有了免疫力。你被接受，受到欣赏，你也就必然废弃了你自己，使你自己同这一伙没什么区别。如果你同时在梦想，你可以做你的梦，但是如果你梦见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你就不是一个在美国、属于美国的美国人，而是一个非洲的霍屯督人，或者一个卡尔梅克人，或者一只黑猩猩。一旦你有“不同的”想法，你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一旦你成为某种不同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自己是在阿拉斯加，或者复活节岛，或者冰岛。
我说这话是带着积怨，带着嫉妒，带着恶意的吗？也许。也许我遗憾我未能成为一个美国人。也许。我现在的热情，这又是美国的了。我带着这种热情，正要产生一座巨大无比的大厦，一座摩天大楼，它无疑会在其他摩天大楼消失之后仍然长久存在，但当产生它的那个事物消失时，它也会消失。一切美国事物有一天都会消失，比希腊、罗马、埃及的事物更完全地消失。这便是将我推出温暖舒适的血流之外的想法之一，在血流中，所有的野牛，我们都曾和平地放牧。这是一种引起我无限悲痛的想法，因为不属于某一持久的事物是极端痛苦的；但是我不是一只野牛，也不想成为一只野牛。我甚至不是一只精神的野牛。我溜出去重新加入一种更古老的意识流，一种先于野牛的种类，一种将比野牛更长久存在的种类。
所有事物，所有不同的生物与非生物，都像脉络般布满着根深蒂固的特点。我是什么东西，这东西便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它与众不同。我说了，这是一座摩天大楼，但是它不同于通常的美国式摩天大楼。在这座摩天大楼里，没有电梯，没有可以往外跳的第七十三层楼的窗户。如果你倦于往上爬，你就是倒霉的臭屎。在大厅里没有写着姓名房号的小格子。如果你要寻找某个人，你就得自己寻找；如果你要一杯饮料，你得到外面去买。在这幢建筑物中没有苏打水饮水槽，没有雪茄商店，没有电话亭。所有其他摩天大楼都有你要的东西。这一座摩天大楼只含有我要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在这座摩天大楼的某个地方，瓦莱丝佳有着她的存在，我鬼使神差，正要去她那里。她暂时一切都好，瓦莱丝佳，因为她就这样躺在六英尺深的地下，现在也许已经被蛆虫吃干净了。在她有肉体的时候，她是被人蛆吃干净的，这些人蛆不尊重任何有着不同色彩、不同味道的东西。
令瓦莱丝佳伤心的，是她血管里流着的黑人血液。这使她周围的每个人都感到不快。她使你意识到这一点，无论你是否愿意。我说的是黑鬼的血，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她母亲是一个妓汝。当然，她母亲是白人。父亲是谁，没人知道，连瓦莱丝佳本人也不知道。
开始，一切事情都很顺当，直到有一天，一个来自副总裁办公室的好管闲事的小犹太人碰巧发现了她。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说他想到我雇了一个有色人种的人当秘书，就吓坏了。他说起来就好像她会给送信人传染瘟疫。第二天我就受到训斥，就好像我犯了渎圣罪。当然，我假装说，除了她极其聪明能干以外，在她身上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东西。最后，总裁亲自Сhā手。他找瓦莱丝佳面谈了一会儿，用了很多外交辞令，建议在哈瓦那给她一个更好的职位。一句话没提肤色的事，只是说，她的工作很出色，他们想提升她——让她去哈瓦那。瓦莱丝佳怒气冲天地回到办公室。她在发怒时是极其动人的。她说她寸步不让。斯蒂夫·罗美洛和海迈当时都在场，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在吃饭当中，我们有点儿喝醉了。瓦莱丝佳的嘴不停地在那儿讲话。在回家的路上，她告诉我，她要进行斗争；她想知道这是否会对我的工作不利。我平静地告诉她，如果她被开除，我也退出。她假装一开始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是说话算数的，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她似乎被彻底打动了；她抓住我的两只手，轻轻握住它们，热泪滚滚而下。
这就是事情的开始。我想，正是在第二天，我悄悄塞给她一张纸条，说我对她着了迷。她坐在我对面读纸条，读完时，她正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不相信纸条上的话。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又一起去吃饭，我们喝得更多，还一起跳舞。跳舞时她挑逗地紧贴着我。碰巧这个时候，我老婆正准备再堕一次胎。跳舞时我把这事告诉了瓦莱丝佳。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借给你一百美元呢？”第二天晚上我带她回家吃饭，我让她把那一百美元递给我老婆。我很吃惊，这两个人竟会相处得这么好。那天晚上就这样决定了：堕胎那天瓦莱丝佳到家里来，帮忙照顾小孩子。那一天来到了，我给了瓦莱丝佳一个下午的假。她离开一小时左右，我突然决定那天下午我也得请假。我就前往十四街看歌舞表演。在距离剧院还剩一个街区时，我忽然又改变主意。这是因为我想，如果发生什么事——如果老婆一命归西——我却看了一下午歌舞表演，我是要他妈的感到不舒服的。我在附近转了几圈，在便宜的拱廊商店进进出出，然后便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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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四章（3）
事情的结果往往不可思议。为了想办法逗小孩子玩，我突然想起我祖父在我小时候给我玩的一种把戏。你用多米诺骨牌搭起高高的军舰，然后你轻轻拽桌布，上面的军舰就滑动起来，一直滑到桌子边缘，那时候你猛地一拽，多米诺骨牌就统统掉到地板上。我们三个人试着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后来孩子困了，她就蹒跚地走到隔壁房间，睡着了。多米诺骨牌撒了一地，桌布也在地上。突然，瓦莱丝佳倚着桌子，舌头深深地伸入我的嘴里，我的手夹在她两腿中间。我把她按倒在桌上，她的两腿缠绕着我。我感觉到一块多米诺骨牌就在我脚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摧毁的舰队的一部分。我想起我祖父有一天坐在长凳上，如何警告我母亲，说我太小，不要读书读得太多，他眼睛里露出忧郁的神情，一边用滚烫的熨斗熨着一件上衣湿漉漉的衣缝；我想起第一义勇骑兵团对圣胡安山的进攻；想起我经常在工作凳旁读的那本大书中特迪率领他的义勇军冲锋的图片；我想起缅因号战舰从我在那间有着带铁栏杆窗户的小房间中的床上漂浮过去；想起海军上将杜威；想起施莱和桑普森施莱和桑普森：二人均为美国海军军官。——译者；我想起我那次没有去成海军造船厂，因为在半路上我父亲突然记起那天下午要去看医生，当我离开医生的诊室时，我就此没有了扁桃体，也不再相信人类……我们还没有完事，就听得门铃响，是我老婆从屠宰场回来了。我一边扣上裤子上的纽扣，一边穿过门厅去开门。她脸色煞白，看上去好像她再不能经历另一次流产了。我们让她在床上躺好，然后收起多米诺骨牌，把桌布放回桌上。就在第二天夜里，我在一个酒吧间里要去上厕所，碰巧走过两个正在玩多米诺骨牌的老家伙身边。我不得不停下片刻，拾起一张骨牌。一摸到骨牌，就立即回想起战舰，及其掉在地板上发出的哗啦声。随着军舰，我的扁桃体和对人类的信念全消失了。所以每次我走过布鲁克林大桥，向下眺望海军造船厂，我都感到好像我的肠子在掉出来。在桥上，高高悬在两岸之间，我总是感到我好像挂在一片空白之上；在那上面，一切发生过的事都使我觉得好像是不真实的，而且比不真实的更糟——不必要的。这座大桥不是把我同生活、同人们、同人们的活动连结起来，却似乎把一切联系都打破了。我走向此岸还是彼岸，并无什么区别：两边都通向地狱。不知怎的，我竟会割断了我同人类之手和人类之心正在创造着的那个世界的联系。或许，我的祖父是对的，也许我在萌芽状态中就被我读的那些书搞糟了，但是，我受书支配的时代早已过去，实际上我早就不读书了，然而痕迹仍在。现在对我来说，人们就是书，我从头到尾读完它们，就将其抛到一边。我一本接一本地将内容吞下去。读得越多，我越变得不满足，没有限度，没完没了，直到在我心中开始形成一座桥，将我又同我从小被隔开的生活流连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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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五章（1）
一种可怕的孤寂感。它多年来一直笼罩着我。如果我要相信星座的话，我真该相信我完全受土星支配。我碰到的事都发生得太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我的出生亦如此。预定圣诞节出生，却晚生了半小时。我总是认为，我本该成为一个人由于生在12月25日而命中注定要成为的那种人。海军上将杜威出生在那一天，因而就是耶稣基督……就我所知，也许还有克利希那穆尔提克利希那穆尔提（1895—）：印度教哲学家，曾自称是佛陀转世、众生救主。——译者。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本该成为的那种人。但是由于我母亲子宮紧闭，就像章鱼一样把我缠在其掌握之中。我是变了形生出来的——换句话说，体格很不好。他们说——我指的是星相学家——我慢慢会好起来的；事实上，未来应该是相当辉煌的，但是未来关我什么事？12月25日早晨，如果我母亲在楼梯上绊一跟头，倒也许会更好；也许会使我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当我尽量思索毛病出在哪里的时候，我就不断往前追溯，直至无法说明其原因，只能用出生过了时辰来加以解释。就是我母亲，虽然说话刻薄，似乎也有点儿理解这一点。“总是落在后面，就像一条牛尾巴。”——她就是这样来形容我的。可是，她将我硬留在体内，结果过了时辰，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命运准备好让我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个人；星宿都在其应有的位置上，我遵照星宿的指引，挣扎着要生出来，但是我对要生我出来的母亲无法选择。也许，在周围环境下我没有生成一个白痴算是幸运，然而，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这是25日遗留给我的——我天生有着耶稣殉难的情结。更确切地说，我天生是个盲信者。盲信者！我记得这个我从小就被人用来指责的词，尤其是父母的指责。盲信者是什么？是一个热烈地相信并拼命按其信条行事的人。我总是相信些什么，于是就遇上了麻烦。我的手心挨揍越多，我就越坚定地相信。我相信——而其余的世界则不相信！如果只是一个忍受惩罚的问题，人们会继续相信，直至最后；然而世界上的事情要难办得多。你不是受到惩罚，而是被暗算，被掏空，你的立足之地没有了。我想要表达的甚至不是背叛的意思。背叛尚可理解，尚可与之斗争。不，这是一种更恶劣的东西，比背叛还不如的东西。这是一种使你弄巧成拙的怀疑主义。你永远将能量消耗在使自己取得平衡上。你被一种精神上的眩晕所支配，你站在深渊边缘摇摇欲坠，头发根根直立，简直不能相信，你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这是由于过分热情，由于热望要拥抱人们，向他们表示你的爱而造成的。你越向世界伸出你的手，世界就越往后退缩。没有人需要真正的爱，真正的恨。没有人要你将手伸到他神圣的内脏中去——这只适合于献祭时的教士。在你活着的时候，在血还热着的时候，你就要假装没有血这一类东西，在肉体之下没有骨骼这一类东西。莫踏草地！这便是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座右铭。
如果你足够长久地在这深渊的边缘不断保持平衡，你就会变得十分内行；无论怎么推你，你总能恢复平衡。处于不断的平衡中，我发展了一种极度的快乐，可以说，一种不自然的快乐。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懂得这一句话的意义——犹太人与中国人。如果你碰巧两者都不是，那你就处于陌生的困境之中。你总是嘲笑不合时宜。当你实际上只是倔强与坚韧时，你却被认为残酷，没有心肝；但是如果你人笑亦笑，人哭亦哭，那么你就得准备好人死亦死，人活亦活了。这意味着你既是健全的，又是最糟糕的。也就是说，你既活着又已死去，只有当你死去的时候，你才活着。在这家公司里，世界总是呈现正常的模样，即使在最不正常的情况下亦如此。没有什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是思想使然。你不再相信现实而相信思想。当你被推下深渊的时候，你的思想伴随着你，它对你毫无用处。
在某种意义上，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讲，基督从未被推下深渊。正当他摇摇欲坠的时候，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反弹力，这股抗拒的回流出现了，阻止了他的死亡。人性的整个抗拒冲动好像盘绕成一块巨大的惰性体，从而创造出人的整数，数字一，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无法解释的复活，要解释除非我们接受这一事实：人们总愿意并准备否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大地在运行，星球在运行，但不是人在运行：构成世界的一大批人是以惟一的一个整体形象出现的。
如果一个人不像基督那样殉难，如果一个人能够活下去，超越绝望感和无用感，那么另一桩难以理解的事就发生了。好像一个人实际上死了，又实际上复活了；一个人像中国人一样，过一种超常态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快乐、健康、无动于衷，均不合乎自然。悲剧意识消失了：一个人像一朵花、一块岩石、一棵树一样活着，既服从自然，又反对自然。如果你最要好的朋友死了，你甚至不费心去参加一下葬礼；如果一个人就在你眼跟前被有轨电车撞倒，你却无事一样，继续走你的路；如果战争爆发，你让你的朋友们上前线，而你自己却对这场战争毫无兴趣，等等，等等。生活成了一种公开的展示，如果你碰巧是一位艺术家，你就记录下这转瞬即逝的场面。孤独消除了，因为一切价值，包括你自己的价值，都遭到摧毁。只有同情盛行，然而这不是一种人的同情，一种有限的同情——这是一种洪水猛兽，一种邪恶之物。你无所顾忌，因而你可以为任何人、任何事牺牲你自己。同时，你的兴趣，你的好奇心，却以令人讨厌的速度发展着。这也是可疑的，因为它能够使你喜爱一个领扣，也能使你喜爱一个事业。事物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改变的区别：一切都是流变，一切都不长久。你的存在的表面在不断瓦解；但是在内部，你却变得像金刚石一样坚硬。也许正是你这个坚硬的、磁性的内核，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把他们都吸引到你这边来。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就是当你死而复活的时候，你属于大地，而任何属于大地的东西，都不可分割地属于你。你成了一种畸形的自然，一个没有影子的人；你将永远不会再死，而只是像你周围的现象一样消失。
我现在正在记录的东西，在我经历巨大变化的时候，是不为我所知的。我忍受的一切，从性质上讲，是为这样一个时刻作做了准备：有一天傍晚，我戴上帽子，走出办公室，走出我迄今为止的私人生活，去寻找将要把我从活着的死亡中解放出来的女人。按照这个思路，我回顾了夜间漫步纽约街头的情景，在那些白夜里，我在睡梦中散步，看着我出生的城市，就像一个人看着海市蜃楼中的东西。和我一块儿走过静悄悄的街道的，经常是公司的侦探奥洛克。往往地面上铺满白雪，空气中寒风凛冽。奥洛克没完没了地谈论着偷窃、谋杀、爱情、人性、黄金时代。他有一个习惯，当他谈起一个话题时，他会突然停在街中间，把他笨重的脚Сhā在我的脚之间，使我动弹不得，然后，他会抓住我的上衣领子，把脸凑近我，盯着我的眼睛说话，字字句句就像手钻钻孔一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两人凌晨四点钟站在街中间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风咆哮着，雪花纷飞，奥洛克忘记了一切，只有他的故事滔滔不绝。我记得，在他讲的时候，我总是用眼角观察周围的事物，不是注意他在说的话，而是意识到我们俩正站在约克维尔，或亚伦街，或百老汇大街上。他站在人类所创造的最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中，一本正经地描述他那老调重弹的凶杀故事，我总感觉他有点儿疯狂。在他谈论指印的时候，我也许正在观察他黑帽子背后一栋红砖小楼的墙帽或上楣柱；我会想到上楣柱修建的那一天，想着谁会是这个上楣柱的设计者，为什么他把它弄得这么难看。我们从东区走到哈莱姆区，再走出哈莱姆区，如果我们愿意继续往前，再走出纽约，走过密西西比河，走过大峡谷，走过莫哈韦沙漠，走过美国每一个拥有住着男人与女人的建筑物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劣等的、蹩脚的上楣柱，都跟这一个差不多。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得坐着听别人的故事，那些老调重弹的贫穷与不幸的悲剧，爱与死的悲剧，渴望与幻灭的悲剧，这使我感觉绝对疯狂。如果像发生过的那样，每天至少有五十人到我这儿来，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悲哀故事，对每个人我都得默默地“接受”，那么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的某一点，我不得不堵住耳朵，狠下心肠，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吃上最小的一口，就足够我咀嚼消化好几天、好几周的了，可我却不得不坐在那里被淹没，不得不夜里出来听取更多的东西，不得不睡着听，梦中听。他们从全世界各地，从社会各阶层蜂拥而来，说着上千种不同的语言，朝拜不同的神，遵守不同的法律与习俗。他们当中最穷的人都有着长长大篇的故事，但是如果每一个故事都详详细细写出来，也都可以压缩成十诫的篇幅，都可以像主祷文一样记录在邮票背面。我每天都被拉长，弄得我的皮似乎可以把全世界覆盖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不必再听人说的时候，我就缩成了针尖大小。最大的快乐，然而又是少有的快乐，是一个人漫步街头……在夜深人静时漫步街头，思考着我周围的寂静。几百万人都躺在那里，对世界一无所知，只是张开大嘴，鼾声如雷。漫步在人们发明的最疯狂的建筑群中，思索着，如果每天从这些可怜的陋室或辉煌的宫殿中涌出一大批人来，渴望说出他们的不幸故事，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目的。一年中，我少说也要听取两万五千个故事；两年中，五万；四年中，十万；十年后我就彻底疯了。我认识的人已经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要是他们聚在一起，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他们会需要摩天大楼吗？他们会需要博物馆吗？他们会需要图书馆吗？他们也会建造阴沟、桥梁、轨道、工厂吗？他们会从炮台公园到金色海湾无限地建设一个又一个同样的包锡铁皮做的上楣柱吗？我怀疑。只有饥饿能鞭策他们。饥肠辘辘，眼神疯狂，恐惧，对生活恶化的恐惧驱使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全都一样，全都被逼到绝境。由于饥饿的驱使和鞭策，建造最高的摩天大楼，最可怕的无畏战舰，制造最锋利的钢，最轻最薄的精细网织品，最精致的玻璃制品。同奥洛克走在一起，只听他谈话偷窃、纵火、强Jian、杀人，就像听一部宏大交响乐中的一首小小的主题曲。就像一个人可以用口哨吹着巴赫的曲子，同时想着他要同她睡觉的女人，听着奥洛克的故事，我同时会想着他结束谈话，说“你有什么东西吃”的那一刻。在最可怕的谋杀中间，我会想起我们肯定要在电车沿线再过去一点儿的某个地方饱餐一顿的猪肉里脊，还想知道他们要配什么样的蔬菜，我随后是否要点儿馅饼或牛奶蛋糊布丁。我有时同我老婆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情况；她在呻吟嘟哝的时候，我却也许在想着她是否把咖啡壶的底子倒掉了，因为她有着放任事情自流的坏习惯——我指的是重要事情。新鲜咖啡是重要事情——以及新鲜火腿鸡蛋。如果她再怀孕就不好了，问题有点儿严重，但是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早上有新鲜咖啡，以及香喷喷的火腿鸡蛋。我忍受得了心碎、流产、失败的罗曼史，但是我必须肚子里有点儿东西，我需要有营养的东西，开胃的东西。我的感觉就同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被放下来、不允许他的肉体死亡时，他可能会有的感觉一样。我相信，他钉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震惊会如此之大，以致他对于人性会患上一种完完全全的健忘症。我确信，在他伤口治愈后，他就不会对人类的苦难发出诅咒，而会津津有味地喝起一杯新鲜咖啡，吃起一片烤面包，假定条件许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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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五章（2）
无论什么人，通过过于伟大的爱，这种归根结底荒谬的爱，而死于苦难，他再生后便不知道爱也不知道恨，只知道享受。这种生活的快乐由于是不合乎自然地获得的，因而是一种败坏整个世界的毒药。任何东西创造出来后超出了人类正常的忍受限度，便会自食其果，造成毁灭。纽约的街道在夜间反映出耶稣的受难与死亡。地上白雪皑皑，周围一片死寂，从纽约的可怕建筑物里传出一种绝望与惨败的音乐，如此阴沉，令肉体缩成一团。石头一块块垒起来，都不是带着爱和尊敬；没有一条街道是为跳舞和欢乐铺设的。一样东西被加到另一样东西上，都是为了疯狂的争夺，以便填饱肚子。街上散发着空肚皮、饱肚皮、半饱肚皮的味道。街上散发着同爱没有关系的饥饿的味道；街上散发着贪得无厌的肚皮的味道，散发着空肚皮的无用的创造物的味道。
在这无用之中，在这零的空白之中，我学着欣赏三明治，或一粒领扣。我可以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去研究一个上楣柱或墙帽，同时却假装在听一个关于人类不幸的故事。我能记得某些建筑物上刻的日期和设计这些建筑物的建筑师的名字；我能记得气温和某一拐角的风速，而站在拐角上听的故事却忘记了；我能记得我甚至在那时候记得的其他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记得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有什么用处呢？我身上有一个死去了的人，留下的一切都是他的记忆；还有一个活着的人，这人应该是我，是我自己，但是他活着，只是像一棵树活着一样，或者像一块岩石，或者像一只野兽。这个城市本身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人们拼命要在里面挣得一个体面的死，我自己的生活就像这个城市一样，也成了一座坟墓，我正以自己的死亡来建造这座坟墓。我漫步在石林中，石林的中心是混乱；有时候在这死亡中心，在混乱的真正中心，我跳舞或喝得酩酊大醉，或Zuo爱，或同某个人交朋友，或计划一种新生活，可这全是混乱，全是石头，全都毫无希望，令人难堪。直到我碰到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将我从这疯狂的石林中卷走以前，没有一种生活对我来说是可能的，也不可能写出一页有意义的书。也许读到这里，人们仍然有混乱的印象，但这是从一个活的中心写下来的，混乱的只是外表，就好像是一个不再同我有关系的世界的延伸。仅仅几个月之前，我还站在纽约的街道上环顾四周，就像几年前我环顾四周一样；我再次发现自己在研究建筑，在研究只有不正常的眼睛才能抓住的细节。但是，这一次就像是从火星上下来的一样。我自问，这是什么人种？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关于痛苦或关于在阴沟里被扼杀的生命的记忆，不过是在袖手旁观一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离我如此遥远，以致我感觉自己像是来自另一个行星。有一天夜里，我从帝国大厦顶上向下观看我在底下所了解的这个城市：他们在那里，只是远景上的一些小点点，这些我与之一起爬行的人蚁，这些我与之斗争的人虱。他们都以蜗牛的速度前进，每一个人无疑都在实现自己微观世界的命运。他们徒劳地拼命建造起这座巨厦，这是他们的骄傲与自豪。在巨厦最高一层的顶篷上，他们悬挂了一串笼子，关在里面的金丝雀啭鸣着无意义的歌声。在他们雄心壮志的顶点，有这些小东西的一席之地，它们不断地拼命啭鸣。我暗想，一百年后，他们也许会把活人关在笼子里，一些快活得发疯的人，将歌唱未来世界。也许他们会培养一个啭鸣族，别人劳动时，它们啭鸣。也许在每一只笼子里都有一个诗人或一个音乐家，致使楼底下的生活不受石林的阻碍，继续流动，一种由无用构成的波动着的吱嘎作响的混乱。一千年以后，他们全都会发狂，工人和诗人都一样，一切又开始毁灭，就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的那样。再过一千年，或五千年，或一万年，就在我现在站着观光的地方，一个小男孩会打开一本用一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写的书，写的是这种现在正逝去的生活，一种写这本书的人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一种有着打了折扣的形式和节奏的生活，一种有始有终的生活。小男孩合上书的时候会暗想，美国人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民族，在这块他现在居住的大陆上，曾经有过怎样奇异的生活啊！没有一个未来的种族，也许除了盲诗人族以外，将能够想像这段未来历史用以构成的极大混乱。
混乱！咆哮的混乱！不需要选择专门的一天。我生活中的任何一天——在那里的那个世界里——都适合。我的生活，我的小小的微观世界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外部混乱的反映。让我回想……七点半闹钟响。我没有从床上跳起来。我一直躺到八点半，尽量争取再多睡一会儿。睡觉——我怎么能睡？在我脑海的背景上是我已经被任命主管的那个办公室的形象。我能见到海迈八点钟准时到达，交换机已经发出求援的嗡嗡声，申请者们正爬上宽宽的木制楼梯，更衣室里散发着强烈的樟脑味。为什么要起床来重复昨日的废话？我雇他们雇得快，他们退出得也快。工作挤掉了我寻欢作乐的时间，而我却没有一件干净衬衫穿。星期一我从老婆那里拿津贴——车费与中午饭钱。我总是欠她的钱，她则欠杂货商的钱，欠屠夫、房东等的钱。我都没有想到要刮一刮胡子——没有足够的时间。我穿上撕破的衬衣，吞下早餐，借了一个镍币坐地铁。如果她情绪不好，我就从地铁口卖报人那里骗钱。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办公室，晚了一个小时，我得先打十几个电话，然后才同申请者谈话。在我打一个电话的工夫，就有另外三个电话等着我去接。我同时使用两部电话机。交换机嗡嗡作响。海迈在两次电话的间歇中间削着他的铅笔。门房麦克戈文站在我身边，给我一句忠告，说其中一个申请者也许是一个骗子，想用假名再偷偷溜回来。在我身后是卡片和分类记录本，其中有经过测谎仪测试过的每一位申请者的姓名。坏人用红色星号标出，其中有些人竟有六个化名。这期间，房间里就像蜂窝似的，人们七手八脚，到处散发着汗臭、脚臭，还有旧制服、樟脑、来苏水的气味及口臭。他们当中有一半人要被拒绝——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他们，而是因为即使按最差的条件，他们也不行。我办公桌前面的这个人，站在栏杆旁边，双手麻痹，视力模糊，是纽约市的前市长。他现在已七十岁，很乐意接受任何工作。他有极好的推荐信，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超过四十五岁的人。四十五岁在纽约是一个极限。电话铃响，这是基督教青年会一个圆滑的书记打来的。我能不能为一个刚走进他办公室的小男孩开一个先例呢？这是一个在少年犯教养所里呆了一年多的小男孩。他干了些什么？他想强Jian他的妹妹。当然，他是意大利人。我的助手奥马拉正在对一个申请者进行疲劳讯问。他怀疑他是癫痫病患者。最终他成功了，取得了额外收获，小伙子就在办公室里癫痫发作。女人当中有一个昏倒了。一个漂亮女人脖子上围着阔气的毛皮，正在说服我录用她。她整个儿是个表子，我知道，要是我录用了她，就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她要求在住宅区的某个楼里做事——她说，因为那儿离家近。临近午饭时间，一些老朋友开始到我这儿来。他们坐在周围看我工作，好像这是歌舞杂耍表演。医科大学生克伦斯基来了；他说我刚雇的男孩中有一个有帕金森氏疾病。我忙得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奥洛克告诉我，所有的报务员，所有的送信人，都有痔疮。近两年来他一直在做电按摩，但什么效果也没有。午饭时间到了，我们六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吃饭。像通常一样，某一个人要为我付饭钱。我们狼吞虎咽，然后跑回来。有更多的电话要打，更多的申请人要接见。副总裁正在大发雷霆，因为我们不能使人员保持正常。纽约以及纽约周围二十哩以内的每一张报纸都登着求援的广告。所有的学校都被游说为我们提供业余送信人。所有的慈善机构、救济团体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像苍蝇一样飞得无影无踪。他们中间有的甚至一小时都没有干满。这真是折腾人。最令人伤心的是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必要，但是这不关我的事。正如吉卜林所说，我的事情是干，不然就死。我继续苦干，见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电话铃疯了一般响，这地方的味道越来越难闻，漏洞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要求一片干面包的人。我知道他的身高、体重、肤色、宗教、教育、经验等等。所有的材料都将登记到分类记录本里，按字母顺序，然后按年代顺序归档。姓名与日期，还有指纹，如果我们有时间来登记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美国人享有人类所知道的最快的通讯形式，他们可以更快地出售他们的商品，一旦你倒毙在街头，立即就会有人对你最近的亲属加以鉴定，也就是说，在一个小时之内，除非送电报的人决定扔掉工作，把整捆电报抛进垃圾桶。两千万份圣诞节的空白电报纸上都有宇宙精灵电报公司董事、总裁、副总裁祝你圣诞节与新年快乐的字样，也许电报内容都是“母病危，速回”，而办事人员则太忙，注意不到电报内容，如果你起诉，要求赔偿损失，赔偿精神损失，那么就有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部门来处理这样的事件，让你相信，你的母亲病危，而你同样可以圣诞节与新年快乐。当然，办事人员将被开除，而一个月以后，他又会回来要求做送信人的工作，他会被接受，安排在没有人会认出他来的码头附近做夜班，他老婆会带着小鬼们来感谢总经理、或者也许副总裁本人所给予他们的帮助与照顾。然后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感到震惊，这个送信人抢劫了账台的钱柜，奥洛克就被要求乘夜车赶往克利夫兰或底特律，去追踪他，即使花一万美元也在所不惜。然后副总裁会发布命令，不许再雇犹太人，但是三四天后，他又会放宽一点儿，因为除犹太人以外，没有人来找工作。因为情况变得非常严峻，人员素质又他妈的如此差劲，弄得我都差不多要雇一个马戏团的侏儒，要不是他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说他自己是女的，我也许就已经雇了“它”了。更糟糕的是，瓦莱丝佳将“它”庇护起来，那天晚上把“它”带回家，在同情的借口之下，给“它”作了彻底检查，包括用右手食指对生植器进行探测。这个侏儒变得十分色迷迷的，最后又十分提防。这是令人难堪的一天，在回家路上我撞见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她坚持要带我去吃饭。饭后我们去看电影，在黑暗中我们互相调情，最后发展到离开电影院，回到办公室，我把她放倒在更衣室的锌面桌子上。当我午夜之后回到家的时候，瓦莱丝佳打来电话，要我立即跳进地铁，到她家去，十万火急。这得坐一小时的车，我已经疲惫不堪，可她说十万火急，我就只好上路了。我到她家的时候，见到了她的表妹，一个相当迷人的小妞。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刚跟一个陌生人干完事，因为她厌倦了当一个Chu女。那么瓦莱丝佳所有那些大惊小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嘿，是这样的，在心急火燎中，她忘记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也许现在她已经怀孕，那么怎么办呢？她们想知道我认为应该做什么。我说：“什么也别做。”当时瓦莱丝佳把我领到一边，问我是否愿意同她表妹睡觉，说是可以让她适应一下，以便不会再重复那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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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五章（3）
整个事情是很荒诞的，我们都歇斯底里大笑，然后开始喝酒——她们家里有的惟一一种酒是居默尔香酒，没用多久就把我们放倒了；然后事情更荒诞了，因为她们两人开始乱抓我，谁也不愿让另一个做什么事。结果，我给她们两人都脱去衣服，把她们放在床上，而她们两人却互相搂抱着睡着了。当我在大约清晨五点钟的时候走出去时，我发现口袋里分文全无，我就试着向一个出租车司机讨五分钱，但是不行，于是我最后就脱下我的皮里子大衣给他——换了五分钱。我到家时老婆已经醒了，她怒火冲天，就因为我在外面呆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激烈争辩了一会儿，最后我发火了，猛打她，她跌倒在地，开始哭泣呜咽，然后孩子醒了，听到我老婆高声叫喊，她吓坏了，开始使出吃奶的劲头尖叫。楼上的女孩跑下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她穿着和服，披头散发。她激动地走近我，我们俩本没有打算要发生什么事，但是事情却发生了。我们把我老婆放到床上，给她额头上捂了一条湿毛巾，在楼上的女孩俯身对着她的时候，我站在她身后，脱掉了她的和服。我把那玩意儿放进她那里，好长时间地站在那里，说着许多安慰人的愚蠢废话。最后我爬到老婆床上，使我十分吃惊的是，她开始紧紧贴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难分难解地干着，一直干到天亮。我本该精疲力竭的，可是我却十分清醒，我躺在她旁边，计划着过休息日，期待见到那个穿漂亮毛皮的表子，那天早些时候我同她谈过话。在那之后我开始想另一个女人，我的一个朋友的老婆，她总是挖苦我的无动于衷。然后我开始想一个又一个——所有那些我因这样那样的理由放过去的女人——直到最后我死死地睡过去了，梦中还遗了一回精。七点半时，闹钟按老规矩响起来，我按老规矩看了看我那件挂在椅子上的破衬衣，我自言自语说，有什么用。我翻了一个身。八点钟，电话铃响了，是海迈。他说，最好快点来，因为正在进行罢工。这就是一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理由是这个样子，除非说整个国家都是荒诞的，我所说的事到处都在进行，或大或小，但到处都是一回事，因为一切都是混乱与无意义。
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进行，几乎有整整五年时间。永远受到旋风、龙卷风、海啸、洪水、干旱、暴风雪、热浪、害虫、罢工、抢劫、暗杀、自杀……破坏的大陆本身就是一种连续的热病与痛苦，一种火山爆发，一种漩涡。我像一个坐在灯塔里的人：脚下是惊涛骇浪、岩石、暗礁、沉船的碎片。我可以发出危险信号，但是我无力挡住灾难。我呼吸着危险与灾难。这种感觉往往如此强烈，以致它就像火一般从我鼻孔中猛烈喷射出来。我渴望完全摆脱它，然而又不可抗拒地受到吸引。我既暴烈又冷淡。我就像灯塔本身——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我脚下是坚固的岩石，在同样的岩石构架上人们建起了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我的基础深入到地下，我身体的防护盔甲是用铆了铁钉的钢铁制成。尤其我是一只眼睛，一只纵横搜索的巨型探照灯，它无情地不停旋转。这只如此清醒的眼睛似乎使我的所有其他官能都处于休眠状态中；我的所有本领都被耗尽，用以努力观看、领会世界的戏剧性。
如果我渴望毁灭，这只是因为这只眼睛会被消灭。我渴望地震，渴望某种会将灯塔投入海中的自然灾变。我想要变形，变成鱼，变成海中怪兽，变成驱逐舰。我想要大地裂开，一口把一切都吞没。我想要看这座城市被深深埋在海底。我想要坐在洞|茓中，在烛光下读书。我想要那只眼睛消灭，以便我可以变换一下，了解我自己的身体和我自己的愿望。我想要单独呆一千年，为了沉思我的所见所闻——也为了忘却。我想要地球上某种非人为的东西，某种绝对脱离了人的东西，我对人已经厌倦了。我想要某种纯世俗、绝对无理念的东西。我想要感到血液奔流回我的静脉，哪怕以消灭作为代价。我想要把石头和光从我的体系中抖落出去。我想要黑暗的自然生殖力，深深的子宮之泉眼，寂静，要不就贪婪地啜饮黑色的死亡之水。我想要成为那只无情的眼睛照亮的那个黑夜，一个以星辰和长长的彗星点缀的黑夜。成为寂静得如此可怕，如此全然不可理解，同时又十分雄辩的夜晚。绝不再说话、倾听和思考。既被包容而又包容。不再有怜悯，不再有温柔。完全世俗地做人，像一棵植物、一条虫或一条小溪。被分解，被剥夺光线与石头，像分子一样易变，像原子一样持久，像大地本身一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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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六章（1）
我遇见玛拉大约是在瓦莱丝佳自杀前一周。那事件之前一两个星期是一场真正的噩梦。有一系列的突然死亡与同女人的奇怪遭遇。首先是保林娜·雅诺夫斯基，一个十六七岁的犹太小女孩，没有家，也没有亲戚朋友。她到办公室来找工作。已接近下班时间，我不忍心冷冰冰地拒绝她。因为某种理由，我心血来潮地想带她回家吃饭，如果可能的话，设法说服老婆让她住上一阵。她吸引我的地方是她对巴尔扎克的热情。回家路上她一直在同我谈论《幻灭》。电车挤得满满的，我们被紧紧地挤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谈论什么都没有区别了，因为我们两人都只想着一件事。我老婆见到我带着一个漂亮小妞站在门口，当然呆若木鸡。她以她那种冷冰冰的方式表现出礼貌和殷勤，但是我立即看出来，请求她把女孩留下来是没有用的。大概她能做的一切也就是坐着陪我们吃完饭。我们一吃完，她说了声“请原谅”，就看电影去了。女孩开始哭泣。我们仍然坐在桌子旁，盘子堆在我们面前。我走到她跟前，双臂搂住她。我真为她感到抱歉，不知对她如何是好。突然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热烈地吻我。我们长时间站在那里，互相拥抱着，然后我对自己说不行，这是一种犯罪，而且，也许老婆根本就没有去看电影，也许她任何时候都会悄悄溜进来。我让那女孩振作起来，并说我们还是乘电车到什么地方去吧。我看到我孩子的存钱罐在壁炉架上，就把它拿到卫生间，悄悄把钱全掏出来。里面只有七角五分。我们坐上电车，来到海滨。最后我们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一起躺在沙滩上。她歇斯底里般激|情奔放，除了做那种事以外没有什么事好做。我想她事后会责备我，但是她没有。我们在那里躺了一会儿，她又开始谈论巴尔扎克。似乎她有抱负自己也当个作家。我问她打算干什么。她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我们起身离开时，她请求我把她送到公路上，说她想去克利夫兰或去某个地方。当我离开她，让她站在一个加油站前时，已过了午夜时分。她的钱包里大约有三角五分钱。当我出发往家走时，我开始诅咒我老婆，骂她是个卑鄙的表子养的。我但愿我留在公路上无处可去的那个人是她。我知道，我回到家后，她连那个女孩的名字都不会提一下的。
我回到家，她没有睡，正等着我。我以为她又要大闹一场。但是没有，她等我是因为有奥洛克的重要口信，要我一回家就给他打电话，但是，我决定不打电话。我决定脱衣服睡觉。正当我舒舒服服躺下时，电话铃响了。是奥洛克。办公室有我一份电报——他想要知道，他是否该拆开念给我听。我说当然。电报的署名是莫妮卡。是从布法罗打来的。说她将在早晨带着她母亲的遗体到达中心车站。我谢过他，回到床上。老婆没问任何问题。我躺在那里苦苦思索该怎么办。如果我去车站接她，就意味着一切都要重新来一遍。我刚谢过我的星宿保佑我摆脱了莫妮卡，而现在她又要带着她母亲的遗体回来。眼泪与和解。不，我一定也不喜欢这个前景。假如我不露面呢？那会怎么样？周围总会有人来照料一具尸体。尤其是如果失去亲人的人是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蓝眼睛里闪着火花。我很想知道，她是否会回去做她在餐馆的工作。要是她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就不会同她缠到一块儿去了，但是我的好奇心占了我的上风。而那时候她又那么一贫如洗，这也打动了我。要是她的手不发出油腻腻的味道，事情也许不会这么糟糕。那是美中不足之处——那双油腻腻的手。我记得我遇见她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在公园里散步。她看上去令人陶醉，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这正是妇女开始穿短裙的时候，而她穿短裙更显优美。我常常一晚上又一晚上地去餐馆，就是为了看她走来走去，看她弯腰上菜或俯身拾起一把叉子。漂亮的大腿和迷人的眼睛加上一行关于荷马的奇妙的诗句，猪肉酸菜加上一首萨福的诗文、拉丁文变位、品达的颂歌，饭后甜食加上，也许，《鲁拜集》《鲁拜集》：11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所著四行诗集。——译者或《西纳拉》《西纳拉》：19世纪末英国颓废派诗人厄内斯特·道森1891年发表的名诗。——译者，但是油腻腻的手和市场对面寄宿公寓里那张邋遢的床——哟！我受不了。我越躲开她，她就变得越缠绵。写十页的情书，再加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脚注，然后突然安静了，我由衷地暗自庆幸。不，我早晨不能去中心车站。我翻个身，沉睡过去。早晨我会让老婆给办公室打电话，说我病了。一个星期来我还没有生过病——它正在接近我。
中午我发现克伦斯基在办公室外面等我。他想让我同他一起吃午饭……他要我去见一个埃及姑娘。结果这个姑娘原来是个犹太人，但是她来自埃及，看上去像埃及人。她是一把好手，我们俩同时向她进攻。由于别人以为我病了，我就决定不回办公室，而去东区随便走走。克伦斯基回去掩护我。我们同姑娘握手，各走各的路。我直奔凉快的河边，几乎立刻忘记了这个女孩。我坐在一个码头边上，大腿悬在纵梁外边。一条驳船经过，装满了红砖。突然莫妮卡出现在我脑海中。正带着一具尸体到达中心车站的莫妮卡。一具离岸价的尸体。纽约！显得多么不谐调，多么可笑，我放声大笑起来。她怎么处理这尸体呢？她是将它寄存起来了呢，还是把它留在货场里了？她无疑在狠狠地大声诅咒我。我很想知道，如果她能想像我这样坐在码头边上，大腿悬在纵梁外边，她真的会有什么想法。尽管有微风从河上吹来，天气还是很闷热。我开始打瞌睡。当我迷糊过去时，保林娜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想像她正举着手沿公路步行。她是一个勇敢的孩子，这是无疑的。有意思的是，她似乎不怕被人搞大肚子。也许她这样绝望，已经不在乎了。还有巴尔扎克！这也是十分不谐调的。为什么是巴尔扎克？嗨，那是她的事。无论如何她已有了足够的钱来买东西吃，直到她遇到另一个家伙。但是那样的一个孩子却在考虑成为一个作家！嘿，为什么不呢？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幻想。莫妮卡也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每个人都在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天哪，多么无用的职业！
我打了个盹……当我醒来时，下身正Ъo起着。太阳好像热辣辣地晒进了我的裤裆。我站起来，在饮水泉那里洗了我的脸。天气还是那样闷热。沥青像沼泽地一样软，飞蝇在叮人，垃圾在阴沟里腐烂。我在运料车之间来回走，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这段时间里我一直Ъo起着，老也下不去，但是心中又没有明确目标。只是在我回到第二大道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一同吃午饭的那个埃及犹太女孩。我记得，她说过住在第十二街附近的俄国餐馆对面。但是我仍然不确切知道我想干什么。只是四处溜达溜达，消磨时间。然而我的双脚却把我拖向北面，走向第十四街。当我来到俄国餐馆对面时，我停了片刻，然后三级一跨地跑上楼梯。过道门开着。我爬上了几段楼梯，仔细察看门上的名字。她住在顶楼，她的名字底下还有一个男人的名字。我轻轻敲门，没人答应。我又敲得更响一点。这次我听到有人走动。然后有一个靠近门边的声音问是谁，同时门把转动起来。我把门推开，跌跌绊绊地进了漆黑一团的房间。我正好撞进她的怀抱，摸到她半敞开的和服底下光着身子。她一定是刚从熟睡中起来，还不太明白谁把她抱在怀里。当她明白是我的时候，她试着挣开，但是我紧紧抱住她，开始热烈地亲吻她，同时把她按倒在靠窗的躺椅上。她咕哝着什么，意思是说门没关，但是我不打算冒任何危险，让她溜出我的怀抱。于是我作了一个小小的迂回，使她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移向门边，让她用ρi股把门推上。我用空着的一只手锁上门，然后把她挪到房间中央，用空着的那只手解开我的裤扣。她睡得迷迷糊糊，干这事就像一架自动机器。我也看得出来，她很喜欢在半睡半醒中干这事。惟一的问题是，要想知道如何让她再睡过去而不失去好好操一下的机会，这是很难的。我设法让她倒在躺椅上，她没有退缩，却欲火中烧起来，像鳝鱼一样扭来扭去。从我开始搞她的时候起，我想她一次也没有睁开过眼睛。我不断对自己说——“一次埃及式操法……一次埃及式操法”——为了不马上She精，我故意开始想莫妮卡拉到中心车站的那具尸体，想我在公路上留给保林娜的三角五分钱。那时候，砰！一声响亮的敲门声，她立即睁开眼睛，十分恐惧地望着我。我开始迅速抽身，可使我吃惊的是，她紧紧抓住我。“不要动，”她在我耳边小声说。“等等！”又一声响亮的敲门声，然后我听到克伦斯基的声音说：“是我，台尔玛……是我伊西。”当时我几乎大笑起来。我们又倒下，回到一种自然姿势中，她轻轻闭着眼睛，不想再醒过来。这是我一生中操得最出色的一次。我想它会永远进行下去。无论什么时候我感到有She精危险，我就停下不动，想事情——例如想如果我有假期，我喜欢在哪里度假，或者想放在衣柜抽屉里的那些衬衫，想就在卧室床脚边的地毯上的补丁。克伦斯基还站在门口——我可以听见他来回变换姿势。每次我意识到他站在那里，我就额外地给她多来几下子，她在半睡状态中做出响应，很有意思，好像她懂我用这种动作语言表达的意思。我不敢想她会在考虑些什么，要不然我就马上要射了。有时候我险些She精，但是我总有救险的妙方，这就是想莫妮卡和那具在中心火车站的尸体。一想到这些，我的意思是说，想到这些事的滑稽可笑，我就像冲了一次凉水澡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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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六章（2）
完事之后，她睁大眼睛望着我，好像她是第一次看到我。我没有话要对她说；我脑子里的惟一想法是尽可能快地离开。在我们梳洗时，我注意到门边地板上的一张纸条。这是克伦斯基留下的。他想要她在医院见他——他老婆刚被送去医院。我感到松了口气！这意味着我不用费什么事就可以离开了。
第二天我接到克伦斯基一个电话。他老婆死在手术台上。那天晚上我回家吃饭；我们还坐在饭桌上吃饭时，门铃响了。克伦斯基站在大门那里，看上去绝对情绪消沉。我总是难以说出吊唁的话，对他说就绝对不可能了。我听我老婆说些同情的陈词滥调，我感到比往常更讨厌她。“让我们离开这里。”我说。
我们在绝对的沉默中走了一会儿。到了公园那里，我们就走进去，直奔草地而去。雾气很重，连前面一码远的地方都看不清。当我们摸索着前行的时候，他突然呜咽起来。我停下来，把脸转开去。我认为他哭完时，才回头看他，他正带着一种古怪的微笑瞪着我。“真有趣，”他说，“接受死亡有多难哪！”我也微笑了，把我的手放到他肩膀上。“请继续，”我说，“一直说下去，不要郁积在胸中。”我们又开始散步，在草地上来来回回地走，就好像走在海底一般。雾气变得如此浓密，我几乎分辨不出他的容貌。他平静而又疯狂地谈论着。“我就知道事情会发生，”他说，“太美好了就不会长久。”她病倒前的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失去了身份。“我在黑暗中踉踉跄跄，叫着我自己的名字。我记得来到一座桥那里，朝水中看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正在溺死。我一头扎到桥底下，当我浮出水面时，我看到叶塔漂浮在桥下。她死了。”然后他突然补充说：“昨天我敲门的时候，你在那里，是吗？我知道你在那里，我没法走开。我也知道叶塔快死了，我想要同她在一起，但是我害怕一个人去。”我一句话没说，他继续说下去。“我爱过的第一个女孩也是这样死的。我当时还是个小孩，无法摆脱痛苦。每天晚上我都到公墓去，坐在她墓边。人们以为我疯了。我猜想我也是疯了。昨天，当我站在门口的时候，这一切又回到我眼前。我又在特伦顿，在墓边，我爱的那个女孩子的妹妹站在我旁边。她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会发疯的。我暗想，我确实疯了，为了向我自己证明这一点，我决定做出疯狂的事情来，于是我对她说，我爱的不是她，是你，我把她拉到我身边，我们躺在那里互相亲吻，最后我操了她，就在墓边。我想，这件事把我治好了，因为我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过，再也没有想她——直到昨天，当我站在门口的时候。如果我昨天抓住你，我会把你掐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好像觉得你打开了一座坟墓，你正在糟蹋我所爱女孩的尸体。那是疯了，不是吗？为什么今晚我要来见你呢？也许是因为你对我绝对无所谓……因为你不是犹太人，我可以对你说……因为你不在乎，而你是对的……你读过《天使的反叛》吗？”
我们刚走到环绕公园的自行车道。大街上的灯火在雾中晃动。我好好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已经神经错乱。我很想知道是否能让他笑。我也害怕，一旦他笑起来会收不住。于是我开始随便聊，先聊阿那托尔·法朗士，然后聊其他作家，最后，当我感到我抓不住他时，就突然把话题转到伊沃尔金将军伊沃尔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白痴》中的人物。——译者，听到这话他笑了起来，这也不是一种笑，而是一种咯咯咯的声音，一种可怕的咯咯声，就像一只脑袋被放在案板上的公鸡发出来的。他笑得这样厉害，以致他不得不停住脚步，捂着肚子，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在咯咯声之间，他发出撕碎心一般的可怕呜咽。“我知道你会为我好，”当最后的感情爆发过去之后，他脱口而出道：“我总是说你是一个表子养的好人……你就是一个犹太杂种，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现在告诉我，你这个杂种，昨天怎么回事？你捅了她没有？我不是告诉过你，她是一把好手吗？你知道她跟谁同居吗？天哪，你没被抓住算是幸运。她正和一个俄国诗人同居——你也认识那小子。有一次在皇家咖啡馆我把你介绍给他过。最好不要让他听到风声。他会把你的脑浆打出来的……然后他会为此事写一首漂亮的诗，把它和一束玫瑰一起送给她。肯定的，我在斯台尔顿就认识他，那里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聚居地。他老爷子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全家都疯了。顺便说一下，你最好当心你自己。那一天我就想告诉你，可我没想到你动作这么快。你知道她也许有梅毒。我不是在吓唬你。我也是为你好才告诉你的……”
这一场感情迸发似乎真的使他安静下来。他设法以他那种犹太人的拐弯抹角方式告诉我，他喜欢我。为此他必须首先破坏我周围的一切——老婆、工作、朋友、那个“黑表子”（他这样称呼瓦莱丝佳），等等。“我想，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说，“不过，”他恶毒地补充说，“你首先必须吃点儿苦头。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吃苦，因为你还不知道这个词的涵义。你只认为你已经吃了苦。你必须首先恋爱。现在说那个黑表子……你并不真的认为你爱她，是吗？你曾经好好看过她的ρi股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如何在扩展。五年后她看上去就会像珍妮大婶珍妮大婶：泛指中年黑人妇女，尤其是较肥胖者。——译者那样。你们俩将会是一对大胖子，身后领着一串黑小鬼在大街上走。天哪，我宁愿看见你娶一个犹太女孩。当然，你不会欣赏她，但是她会适合于你。你需要东西来稳住你。你正在分散你的精力。听着，你为什么带着所有这些你捡来的笨蛋杂种到处跑？你似乎有一种专捡不正常人的天才。你为什么不投身到有用的事情中去呢？你不适合那个工作——在某个地方你会成为大人物的，也许是一位劳工领袖……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是你首先得摆脱你那个尖嘴猴腮的老婆。咄！我看她的时候，会啐她的脸。我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娶那样一条姆狗？那是什么——是一对淌水的卵巢？听着，那就是你的毛病——你脑袋瓜里装的只有性……不，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你有脑子，你有激|情，你很热心……但是你不在乎你做的事或你碰到的事。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杂种，我几乎会发誓你是犹太人。我就不同了——我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望，但是你身上有——只是你太他妈的懒了，不把它表现出来。听着，有时候我听你说话时，我暗想——要是那家伙把它在纸上写下来就好了！嗨，你可以写一本书，让德莱塞那样的家伙抬不起头来。你不同于我认识的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你不属于他们，这是一件他妈的好事。你也有儿点疯癫——我猜想你知道这一点。不过是一种好的疯癫。听着，十分钟以前，如果是别人那样同我说话，我会杀了他。我想我更喜欢你，因为你不试着给我任何同情。我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不会期待你的同情。如果你今晚说了一句假话，我真的会发疯。我知道这一点。我已经在边缘上了。当你开始谈伊沃尔金将军时，我差点儿认为我一切都完了。这就使我想到你身上有种东西……那是真正的狡猾！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如果你不马上振作起来，你就会发疯。你内心里有东西正在吞噬你。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你不可能把它转移到我身上。我彻底了解你。我知道有东西在折磨你——不只是你老婆，也不是你的工作，甚至不是你认为你爱的那个黑表子。有时候我认为你生错了时代。听着，我不想要你认为我崇拜你，但是你有我说的某种东西……如果你对自己再多一点点信心，你就会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你甚至不必当一个作家。就我所知，你可以成为一个耶稣基督。不要笑——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你自己的可能性……除了你自己的欲望，你对一切都是绝对盲目的。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你正在让人们把你耗尽。你是一个他妈的傻瓜，白痴。如果我有十分之一你的能耐，我就会把世界翻个个儿。你认为那是疯了？嗯？那么，听我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我今晚来见你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准备好要自杀了。我是否自杀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看不出现在自杀有什么意义。那不会让她起死回生。我生而不幸，无论我去哪里，似乎总要把灾难带去。不过我还不想就此罢休……我要先在世上做些好事。也许你听起来觉得这很傻，但这是真的。我愿意为别人做点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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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六章（3）
他突然停住，又用那种古怪的惨淡笑容看着我。这是一个绝望的犹太人的样子，在他身上，像他的整个民族一样，生命本能是如此强大，以致即使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望，他也无力自杀。那种绝望对我相当陌生。我暗想——要是我们能换张皮就好了！嘿，我会为了无足轻重的理由杀死自己！我老是在想，他甚至会不喜欢葬礼——他自己老婆的葬礼！天知道，我们参加过的葬礼都是够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事后总是有一些食物和饮料，一些好意的下流玩笑，一些衷心的捧腹大笑。也许我太小，不懂得那些悲伤的方面，虽然我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如何嚎叫和哭泣。对我来说，那从来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葬礼之后，大家坐在公墓旁边的啤酒花园里，总是有一种美好的欢乐气氛，尽管大家穿着黑衣服，戴着黑纱和花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似乎觉得他们确实在设法同死者建立某种交流。某种像是埃及式的东西，在我回想起它来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从前我认为他们只是一帮伪君子，但他们不是。他们只是些愚蠢、健康的德国人，渴望生活。说来奇怪，死亡是他们知识范围之外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只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来判断，你会想像死亡占据了他们的大量思想，但是实际上他们对它一无所知，甚至还没有，例如，犹太人知道得多。他们谈论来世的生活，但是他们从不真正相信。如果一个人因失去亲人而憔悴，他们便怀疑地看待那个人，就像你看待一个疯子那样。正如欢乐有界限一样，悲伤也有界限，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印象，而在极限上，总有必须喂饱的肚皮——用林堡奶酪三明治、啤酒、居默尔香酒，如果手头有的话，还用火鸡腿。他们的眼泪流到他们的啤酒里，像小孩子一样。一分钟以后他们又喜笑颜开，笑死者性格中的某个怪癖。甚至他们使用过去时的方法都对我有一种稀奇古怪的效果。死者才被埋下去一个小时，他们说起死者来——“他总是这样好脾气”——就好像心中的那个人死了已有千年，好像他是一个历史人物，或者是一个《尼伯龙根之歌》中的人物。事实是他死了，确确实实地永远死去了，而他们，那些活着的人，现在，而且永远离开了他，他们有今天还有明天要过，有衣服要洗，有饭要做，当下一个人倒下时，还有棺材要挑选，还要为遗嘱争吵，但是一切循着日常生活的常规，专门腾出时间来悲伤哀悯是有罪的，因为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注定生活是那个样子，我们世上的人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越过注定的苦乐界限是邪恶的。想要发疯更是大罪孽。他们有可怕的动物性调节官能。如果真是动物性的，倒是看上去很令人惊奇，可是目击这一切又很可怕。你终于会明白，这不过是德国人的麻木不仁，感觉迟钝，然而，比起犹太人的九头鸟式的悲哀来，我倒更喜欢德国人那种富有生气的胃。我实际上不可能为克伦斯基感到遗憾——我不得不为他的整个种族感到遗憾。他老婆的死只是他的灾难史中的一项，小事一桩。就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生而不幸。他天生要看到事情出问题——因为五千年来事情一直在那个种族的血液中出问题。他们带着脸上那种深陷的绝望眼神来到世上，又将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世界。他身后留下一股臭气——一种毒药，一种悲痛的呕吐。他们要设法带出这个世界的臭气正是他们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臭气。当我听他说话时，我思考了所有这一切。我内心感觉这样良好，这样纯洁，以至于我们分手时，在我走上一条旁街之后，我开始吹口哨并哼起歌来。接下去，我感到渴了，渴得要命，我用我最好的爱尔兰土腔对自己说——不用说，你现在应该喝上一点儿，我的小伙儿——我一边说着，一边踉踉跄跄地进到一个酒吧里，要了一大杯冒泡的啤酒，一个厚厚的汉堡包，里面夹了许多洋葱。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接下去喝了一口白兰地。我用我那种无动于衷的方式暗想——如果这可怜的杂种头脑不够正常，不喜欢他自己老婆的葬礼，那么我来为他参加。我越是考虑这事，就越变得快活。如果说有一点点悲伤或羡慕的话，那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我不可能和她调换位置，这个可怜的犹太死鬼，因为死亡是像我这样一个流浪汉绝对理解不了的东西，而把它浪费在那些十分了解它，无论如何不需要它的人身上又太可惜。我变得他妈的如此陶醉于死的念头，以至于在我醉得不省人事时，我向上帝咕哝着，请他今夜杀死我。杀死我，上帝，让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拼命想像那是什么样子的，拼命忘记那死鬼，连屁都挤出来了，可还是不成。我最多只能模仿临终时的痰声，但是这一来，我差点噎过气去，那时候我他妈的吓坏了，险些把屎屙在裤子里。不管怎么说，那不是死，那只是噎住了。死更像是我们在公园里经历的事情：两个人肩并肩地在雾中走，擦过树和灌木，一言不发。它是比姓氏本身更空洞的东西，然而却正常、宁静，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很高贵。它不是生活的继续，而是跃入黑暗中，绝无归来的可能，甚至作为一粒灰尘归来都不可能。而那是正常、美好的，我对自己说，因为，为什么一个人要回来呢？尝一次滋味就是永远尝了滋味——生或是死。只要你不下赌注，抛硬币的结果是正面向上，还是向下，都是没关系的。当然，被自己的唾沫噎住是很难堪的——这比任何其他事都讨厌。此外，人们不总是噎死的。有时候人们在睡眠中死去，平静得像一只小羊羔。他们说，上帝来把你们召集到他的怀抱里，然而，你停止了吸呼。究竟为什么人们想要永远不停地呼吸？任何必须没完没了做的事情都会是一种折磨。我们都是可怜的人类杂种，我们应该高兴某人想出了一条出路。对于去睡觉，我们不挑什么毛病。我们生命的三分之一是让我们像喝醉酒的大耗子一样打呼噜打掉的。那又怎么样呢？那是悲剧吗？那么好吧，就说是三分之三的醉酒大耗子般的睡眠吧。天哪，如果我们有辨别能力的话，我们会因为想到这个问题而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们都可能明天死在床上，没有疼痛，没有痛苦——如果我们有意识利用我们的医药的话。我们不想死，这就是我们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头脑里的疯狂垃圾箱中有上帝和整个射击比赛。伊沃尔金将军！那引出了他的咯咯声……以及一些干巴巴的呜咽。我不如说林堡奶酪好了，但是伊沃尔金将军对他来说意味着某种东西……某种疯狂的东西。林堡奶酪会显得过于清醒，过于陈腐，然而，一切全都是从林堡奶酪中演变出来，打着他私人的牌号。这就是说，有某种风味，某种标签。所以当人们闻到它、尝到它时，就能认出它来。是什么东西使这个伊沃尔金将军成为林堡奶酪的呢？嘿，无论什么东西构成林堡奶酪，它就是X，因而是不可知的。那么因而呢？因而什么也不是……根本什么也不是。打住——要不然，就是跃入黑暗中，一去不返。
当我脱掉我裤衩的时候，突然想起来那杂种告诉我的话。我看着它，它的样子一如既往，纯洁无瑕。“不要告诉我你得了梅毒。”我说，把它握在手里，挤了一下，像是要看看是否有脓喷出。不，我想不会有多大危险染上梅毒的。我不是那类星宿的命。是的，淋病倒是有可能的。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会有淋病。但不是梅毒！我知道，他要是能做到的话，他就会想让我患上梅毒，只是为了让我明白什么是痛苦。但是我不可能费心去使他满足。我天生是一个沉默的幸运家伙。我张大嘴巴。这么多讨厌的林堡奶酪。我暗想，管它有没有梅毒哩，只要她想干，我就会再扯一块奶酪，然后才罢休。可是她显然不想干了，背对着我。于是我就躺在那里，竖起那硬邦邦的玩意儿顶着她，用心灵感应来干她。天哪，尽管她睡得很死，可她一定得到了感应，因为我进去时并没遇到什么麻烦，而且我不必看她那张一脸轻松的面孔。当我给她来了最后一下子的时候，我暗想——“好小伙儿，这便是林堡奶酪，现在你可以转过身去打呼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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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六章（4）
性与死亡的赞美诗好像要永远唱下去。第二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老婆一个电话，说她的朋友阿琳刚被送到疯人院去。她们在加拿大的修道院上学时就是朋友，她们在那里学习音乐和手Yin的艺术。她们那帮人我都一个个见过了，包括戴疝带的安托丽娜嬷嬷。她们都时常同安托丽娜嬷嬷Zuo爱。而有着巧克力奶油蛋糕脸蛋的阿琳并非这一帮人当中第一个去疯人院的。我不是说，这是手Yin把她们送到那里去的，但无疑，修道院的环境与此有关。她们还未成熟的时候就都已经搞得乱七八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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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七章（1）
下午还没过完，我的老朋友麦克格利高尔就来了。他同往常一样，看上去闷闷不乐，抱怨着年纪不饶人，虽然他才刚过三十。在我讲给他听阿琳的事情时，他似乎有了一点儿生气。他说他早就知道她有点儿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晚上他想弓虽暴她，她就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可是她的哭还没有她说的话惊人。她说，她亵渎了圣灵，为此她不得不过节制的生活。想起这件事，他便以他那种不快的方式笑起来。“我对她说——如果你不想要，那么你就不必做……你就把它握在手里吧。天哪，我说那话的时候，我以为她会彻底发疯的。她说我是在设法玷污她的清白——她就是那样说的。同时她将它拿在手里，拼命抓紧，我他妈的都差点儿昏过去。她还是一直哭着，弹着圣灵啦，‘清白’啦的老调。我记得你有一次告诉我的话，就给她扎扎实实来了一个嘴巴子。这就像施了魔法一般，她一会儿就安静下来了，足以让我溜进去，然后真正的乐趣开始了。听着，你搞过一个疯女人吗？这是一种经验。从我进去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连珠炮似的说话。我无法精确向你描述，但这就好像她不知道我正在干什么。听着，我不知道你做那种事的时候是否让一个女人吃苹果……嘿，你可以想像那会如何影响你。这一个要更糟糕一千倍。我感到心烦，都开始以为我自己也神经不正常了……现在我要说的事你几乎不会相信，但是这确是实情。你知道我们干完那事以后她做什么？她搂着我说谢谢我……等一下，这还不是全部，然后她下床跪在地上，为我的灵魂祈祷。天哪，我记得清清楚楚。‘请把麦克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她说。我光着身子躺在那里，听她祈祷。我不知道我是在做梦还是怎么的。‘请把麦克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你能相信吗？”
“你今晚打算做什么？”他又快活地问了一句。
“没什么特别的事。”我说。
“那你跟我来。我有一个妞儿要让你见一下……波拉。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在罗斯兰碰上她的。她不疯——只是有点淫狂。我想要看你同她跳舞。这将是一件难得的乐事……就只是看你们跳舞。听着，当她扭动起腰肢来的时候，你要不在裤衩里打袍，那我就是表子养的。来吧，关上这地方。在这地方满处放屁管什么用？”
去罗斯兰以前还有许多时间要打发，于是我们就到靠近第七大道的一家小酒店去。战前这是一个法国人开的店，现在是一家几个意大利人经营的非法酒店。靠门的地方有一个小酒吧，后边有一间铺锯末地板的小房间，以及一个放音乐的投币机器。我们想要喝几杯饮料，然后吃饭。就是这个意思。只是我很了解他，我根本不相信我们会一起去罗斯兰。如果有一个招他喜欢的女人来到跟前——她不必长得漂亮或身体健康——我知道，他在这时候连我火烧眉毛都不会管我的，一个人滚他妈的了。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惟一令我关心的事情是，我得事先吃准了他有足够的钱来付我们要的饮料。当然，我绝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直到饮料的账付清才罢休。
最初一两杯饮料总是使他陷入回忆。当然是回忆窟窿。他的回忆使我想起他曾经讲给我听的一个故事，这故事给我留下了不会忘却的印象。它讲的是一个临死的苏格兰人。正当他死过去的时候，他老婆见他挣扎着想说点儿什么，就体贴地弯腰对他说——“什么？乔克，你想说什么？”而乔克，做了最后的努力，吃力地抬起身子说：“就是窟窿……窟窿……窟窿。”
这就是麦克格利高尔从头到尾的话题。他的说话方式便是如此——废话连篇，但他想说的是关于病的问题，因为在Zuo爱的间歇，似乎他担心得要命，更确切地说，他对他的鸡芭担心得要命。在他看来，半夜三更说“你上楼来一下，我要让你看一看我的鸡芭”，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由于一天十好几次把它掏出来，又是察看，又是洗，又是擦，他的鸡芭当然就老是红肿发炎。他不时去看医生，让医生检查。有时医生为了使他宽慰，就给他一小瓶药膏，还让他不要喝那么多酒。这会引起没完没了的争辩，因为他会对我说：“如果药膏有用，为什么不让我喝酒呢？”或者“如果我完全不喝酒，你想我还需要用药膏吗？”当然，无论我说什么，他总是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来。他总得担心点儿什么，而鸡芭当然就是他担心的主要对象。有时候他担心他的头皮。他有头皮屑，这几乎每人都有，可当他的鸡芭情况良好时，他就忘了鸡芭，而担心起他的头皮来。再不就是他的胸。一想到他的胸，他就会咳嗽起来。咳得好厉害啊！就好像他已经是肺结核晚期病人了。而当他追逐女人时，他就像一只猫一样神经质，一样容易激动。他不能很快得到她。一旦他拥有她，他就已在发愁如何甩掉她了。她们都有些毛病，通常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毛病，可是却使他倒了胃口。
我们坐在黑洞洞的小房间里，他就对我絮叨着所有这一切。几杯老酒下肚以后，他像往常一样站起来去洗手间，半路上他扔了一个硬币在投币机器里，跳舞的人翩翩起舞，他也随之活跃起来，指着玻璃杯说：“再来一巡！”他从洗手间回来，看上去格外自鸣得意，究竟是因为他的膀胱减轻了负担呢，还是因为在过道里碰上了一个姑娘，我不得而知。总之，在他坐下来以后，他便开始变换手法——现在十分镇静，十分安详，几乎就像一位哲学家。“你知道，亨利，我们这些年里正在变老，你和我不应该像这样浪费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有点儿作为，我们就该开始……”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我知道结局会是什么。这不过是个小Сhā曲。这时候他平静地在房间里四处张望，看看哪个表子的模样不那么烂醉如泥。他一边谈论我们生活中的悲惨失败，一边脚下踩着舞步，眼睛里逐渐放出光芒。事情总是按老一套的程序发生。正当他说——“例如，你拿伍德拉夫来说。他绝不会有长进，因为他只是一个天生的操蛋货，卑鄙无耻，只会小偷小摸……”正在这时候，碰巧会有某个喝醉的胖女人从桌子旁走过，让他看见了，他就会马上把话停下来，说：“嗨，小家伙，坐下来同我们一起喝一杯怎样？”由于像那样的醉鬼表子从来不是单独出动，总是成双成对的，于是她就会回答：“当然可以，我能把我的朋友也带过来吗？”麦克格利高尔装得好像是世界上最殷勤的男子，他会说：“没问题，为什么不带过来呢？她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会扯着我的袖子，俯身过来小声说：“别不高兴，听见吗？我们给她们来上一杯，然后就甩掉她们，明白了吗？”
一如既往，大家喝了一杯又一杯，账单上的数目越来越大，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两个表子身上，所以，你先出去，亨利，假装你要去买药，几分钟后我也走……但是等我，你这表子养的，不要像上次那样把我丢下不管了。而我也一如既往，我来到外面以后，就尽可能快地走开，暗自好笑，并感谢我的幸运星宿让我这么容易地摆脱了他。我肚子里装了这么些酒，我的腿拖着我走到哪里都无所谓了。百老汇灯火通明，像往常一样疯狂，人群稠密得就像糖浆一般。你一下子投身其中，就像一只蚂蚁，被簇拥着往前走。每个人都在走着，有些人有正当理由，有些人根本没有理由。所有这些推推搡搡，所有这些运动，都代表着行动，代表着成功，在不断进行。我停下来看看鞋，看看花哨的衬衣，新式的秋季大衣，九角八分一枚的结婚戒指等。过不多远就有一个食品商场。
每次我在吃饭时间走在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时，总有一种期望的狂热支配着我。从时报广场到第五街不过几个街区，有人说百老汇就是真正有意义的一切，可它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个养鸡场，而且还是一个糟糕的养鸡场。但是晚上七点钟，当每一个人都在冲向饭桌的时候，空中有一种电火花噼啪作响，你的头发就会像天线一般竖起来，如果你有接收性能，你不仅能接收到每一次电击和闪烁，你还会有统计的渴望，算算像构成银河的星星一样拥挤在空间里的躯体总量大概有多少，这些相互作用着、紧挨着的有细胞外质的躯体。不过这不是银河，而是不夜的百老汇大街，世界之巅，头顶没有天篷，脚下甚至没有裂缝或窟窿让你掉下去，让你说这是一个谎言。绝对的非个性化把你带到人们的一派胡言乱语之中，这就使你像一匹瞎眼的马一样往前跑，并在你神志不清的耳朵里喋喋不休。每一个人都莫名其妙地完全不是他自己，于是你便自动成为全人类的化身，同一千个人握手，用一千种不同的人类语言嘀嘀咕咕地说话、诅咒、喝彩、吹口哨、哼唱、说独白、演说、做手势、撒尿、生育、哄骗、勾引、啜泣、物物交换、拉皮条、闹春，等等，等等。你是摩西以来的所有男人，再就是一个正在买帽子、买鸟笼、买老鼠夹子的女人。你可以躺在橱窗里等候，就像一枚十四克拉的金戒指，或者像一只人蝇顺建筑物的一边往上爬，但是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事情进程，甚至以闪电速度飞行的火力发射，或者安静地爬向牡蛎集中的浅海区域的双料海象，都阻止不了。百老汇我到现在已经看了它二十五年了，它是一种蔓延，这种蔓延，圣托马斯·阿奎那斯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想像过了。它原本只是给蛇和蜥蜴，给角蟾和红鹭鸟使用的，但是，伟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沉之后，人类便从双桅船里爬出，蜂拥而来，以一种肮脏下流的蠕动进行创造，摆动着|茓一样的裂缝，这裂缝从南面的炮台，经过曼哈顿岛满是蛆虫的死亡中心，直至北面的高尔夫球场。从时报广场到第五街，圣托马斯·阿奎那斯忘记包括在他杰作中的一切，这里都包括在内了，也就是说，汉堡包、领扣、长卷毛狗、投币机器、灰色圆顶硬礼帽、打字机色带、橙木手杖、免费厕所、卫生餐巾、薄荷泡泡糖、台球、洋葱末、波纹垫布、进入孔、口香糖、摩托车与三味水果糖、玻璃纸、橡皮带胎、磁电机、马用涂油、咳嗽糖，以及两腿夹着枪管锯短的滑膛枪走向冷饮柜的宦官，他那种天生歇斯底里的阴险狡诈。饭前的气氛，广藿香、热沥青铀矿、冰冻的电、加糖的汗以及粉末状的尿，这一切的混合物驱使人狂热地怀有神志不清的期待。基督绝不会再降人世，也不会有什么法典的制定者，凶杀、偷盗、强Jian也不会停止，然而……然而人们还是期待着什么，期待着极其奇异而荒诞的东西，也许是免费供应的沙拉浇汁冷盘大虾，也许是一种发明，像电灯，像电视那样，只是更加压倒一切，更加震撼心灵。一种不可想像的发明，将带来横扫一切的宁静与空白，不是死的宁静与空白，而是生的宁静与空白，就像僧人做梦，像在喜马拉雅山区、在西藏、在拉合尔、在阿申群岛、在波利尼西亚群岛、在复活节岛人们仍然梦见的那样；这是人们在大洪水以前，在有文字记载以前做的梦，是|茓居人和食人生番的梦，是那些长着短尾巴的两性人的梦，是那些据说发了疯的人的梦，他们无法自卫，就因为那些不疯的人在数量上超过他们。狡猾的畜生抓住常态下的能量，然后像火箭炮、轮子那样释放能量，复杂的轮子组合引起力与速度的幻觉，有些是光，有些是力，有些是运动，狂人打电报的用语，像假牙一样安上，完美的、像麻风病人一样令人讨厌的、迎合的、软绵绵的、滑溜溜的、无意义的运动，垂直的、水平的、圆形的，在围墙里面，穿过围墙，娱乐、物物交换、犯罪；性；一切非个人孕育产生的光、运动、力量，被分送到整个窒息了的、|茓一样的裂缝中，这个裂缝是要用来蒙唬野蛮人、老土、老外的，但是没有人被蒙住、唬住，这个人饿了，那个人性饥渴，大家都彼此彼此，同野蛮人、老土、老外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什么小摆设啦，肥皂泡一般的思想啦，空洞的心灵啦，等等。在这同一个|茓一般的裂缝里，成千上万陷进去但未被唬住的人从我面前走过。他们中间的一个，布莱泽·桑德拉尔布莱泽·桑德拉尔（1887—1961）：瑞士法语诗人、随笔作家。——译者，后来飞往月球，又从那里回到地球，到奥利诺科河上，模仿野人，而实际上却十分正常，只是不再容易受伤害，不再是凡人，而是一首献给失眠群岛的诗构成的巨大船体。这些狂热者当中，很少有充分孵化好的，其中，我自己也还没有充分孵化好，但是我在潜移默化，已经不纯，我平静然而强烈地了解到不断漂泊运动的无聊。在吃饭前，从天窗的一条条横木中间透过来的苍穹犹如安上了一副骨头架子，漂泊不定的半球点缀着臭鸡蛋一般的核子，它们合成一体，形成网状，一只篮子里是大虾，另一只篮子里是不掺杂个人情感的个人独裁世界的萌芽。未来世界的人一身臭屎地从进入孔出来，地下生活使他们面如土色，冰冻的电像耗子一样咬瘦了他们。白天结束了，夜幕像下水道的阴冷而又令人清醒的阴影般降临了。我这个还未充分孵化好的蛋，就像从过热的窟窿眼里滑脱出来的软鸡芭，作了几下半途而废的扭动，但是，不是蔫得不够，软得不够，就是没有精子，滑到不着边际的地方去，因为这还不是正餐，一阵肠子的疯狂蠕动支配了上结肠、下腹部、脐带、松果体。活生生地下锅煮，大虾在冰中游泳，不给两角五分硬币，也不要求两角五分硬币，在冰水中对死亡的厌倦，干脆一动不动，没有动机，生活从笼罩在孤寂中的橱窗边飘过，被尸毒蚕食的令人伤心的坏血病，上了冻的窗玻璃像刀一样锋利刺骨、干净，没有剩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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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七章（2）
生活从橱窗边飘过……我像大虾、十四克拉的戒指、马用涂油一样，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很难确立这个事实，事实是，生活是商品，附带一张提货单，我想要吃的东西比我这个吃者更重要，一个吃一个，因而吃这个动词当家做了主人。在吃的行为中，主人的地位暂时受侵扰，正义暂时被击败。盘子与盘中物，通过肠部器官的巨大作用，控制了人们的注意力，统一了精神，先是催眠，然后慢慢吞入，然后咀嚼，然后吸收。精神方面的存在像泡沫一般消失了，绝对未留下它经过的证据或痕迹，它消失了，用数学的语言说，它甚至比空间的一点消失得更彻底。那种明天也许会回来的狂热同生活的关系，就像温度计里的水银同热的关系一样。狂热不会把生活变成热量，这应该是已经证明了的，因而狂热便奉献了肉丸和意大利面条。成千上万人咀爵时你也咀嚼，每一次咀嚼都是一个凶杀行为，造成了一种必然的社会倾向，你带着这种倾向往窗外看，看到甚至人类也会被正当地屠杀、致残、饿死，受折磨之苦，因为一边咀嚼的时候，你穿着衣服坐在椅子上，用餐巾擦嘴，仅仅这样的优势，就使你能够理解最聪明的人从来未能理解的事情，即：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而那些聪明人却往往不屑于使用椅子、衣服或餐巾。于是人们每天在规定时间匆匆忙忙走过一条叫做百老汇的街道，这道|茓一样的裂缝，寻求这，寻求那，确立这，确立那，这正是数学家、逻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等等的方法。证据是事实，而除了那些确立事实的人所赋予事实的东西之外，事实没有任何意义。
吞下肉丸，小心翼翼地把纸巾扔在地板上，打了几个饱嗝，不知道原因和去处，我来到外面街上二十四克拉钻石般的照人光彩中，同一帮去看戏的人在一起。这一次，我跟随一个拿着手风琴的盲人，走过了几条街。我不时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听一曲咏叹调。听歌剧的时候，音乐没有意义；在这条街上，它却有着真正的疯狂性，强烈地震撼人心。陪伴盲人的那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只锡杯；他像这只锡杯，像这威尔第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译者的音乐，像大都会歌剧院一般，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每件事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当他们被加到一块儿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不是生活了。我自问，什么时候是生活？为什么现在不是？盲人继续往前走，我坐在台阶上不动弹。肉丸是腐烂的，咖啡是劣质的，黄油臭了。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腐烂、劣质、发臭的。这条街就像一股臭味；下一条街，再下一条街，再下下一条街，全都一样。在拐角处，盲人又停下来，演奏了“回山区老家”。我在口袋里发现一块口香糖——我嚼起来。我为嚼而嚼。绝对没有什么比做些什么事更好的了，除非是作决定，而这是不可能的。台阶上很舒服，没有人来烦我。我是世界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有所属，我无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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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八章（1）
我出神地在台阶上坐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每当我有一会儿时间来独自思考时，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不是必须马上回家，开始写作，就是必须出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着手写一本书的想法吓坏了我：有这么多东西要讲，我都无从入手。出走，一切从头再来的想法也同样吓人：这意味着像一个黑鬼一样工作，从而能勉强维持生活。对一个像我这样脾气的人来说，世界就是这副样子，绝对没有希望，没有出路。即使我能写我想要写的书，也没有人会接受它——我太了解我的国人了。即使我能重新开始也没有用，因为我根本不想工作，不想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我坐在那里凝视马路对面的房子。像街上所有其他房子一样，它不显得丑陋而无意义，而且由于这样专心致志的凝视，它突然变得荒诞不经。用那种特别方式来建立一个藏身之地的想法，我感到是绝对疯了。我感到这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疯狂，它周围的一切：阴沟、高架铁路、投币机器、报纸、电话、警察、球形门把、低档旅馆、电影、手纸、一切。这一切没有也行，地球照转不误。我看着从我身边擦身而过的人们，想了解是否碰巧他们当中会有一个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假如我拦住其中一位，就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我突然对他说：“你为什么继续像你现在这样生活？”他也许会叫警察。我自问——任何人都像我这样同自己说话吗？我自问是否自己出了什么毛病？我惟一能得出的结论是：我与众不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管你怎么来看。亨利，我自言自语，慢慢从台阶上起来，伸个懒腰，掸一掸裤子，吐掉了口香糖，亨利，我自言自语，你还年轻，你只是一只童子鸡，如果你让他们用丸子把你打倒，那你就是一个白痴，因为你比他们任何人都好，只不过你需要摆脱你对人性的错误看法。你必须明白，亨利，我的小伙子，你是在同凶手，同食人生番打交道，他们只不过打扮了一下，剃了胡子，喷了香水，可他们还是凶手，还是食人生番。你现在最好去做的事，亨利，是去弄一块巧克力，当你坐在冷饮柜旁边的时候，你要小心谨慎，忘记人类命运的事情，因为你还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好行当的，而一个好行当就能使你轻装上阵，在你嘴里留下一股好味道，要不然就会引起消化不良、头皮屑、口臭、脑炎。当我一面在自我安慰的时候，一个家伙走到我跟前来讨一个一角钱硬币，我却给了他一个两角五分硬币，暗想，如果我考虑周全一点儿的话，我会要浇汁猪排而不要那劣质肉丸的，但是现在无所谓了，反正都是食物，食物产生能量，能量使世界运转。我没有去弄巧克力，不停地走啊，走啊，很快我就来到了我一直打算要去的地方，这就是去罗斯兰的票房窗口前。现在，亨利，我自言自语，如果你运气好，你的老伙伴麦克格利高尔会在这里，因为你溜掉，他会骂你个狗血淋头，然后他会借给你五块钱。如果你爬楼梯时不出声，也许你也会看见那个淫狂女子，你就可以干了。轻轻进去，亨利，小心谨慎！我按着指点，非常警觉地走进去，整一下帽子，当然还撒了一泡尿，然后慢慢地重新下楼，打量一下那些坐出租汽车的女孩，她们都穿着透明的衣服，涂脂抹粉，搽着香水，显得放肆而机灵，但也许已烦得要命，腿也迈不开了。我来回走动的时候，在想像中操了她们每一个人。这地方到处是专有生理名词和动词，所以我才完全有理由肯定在这里能找到我的老朋友麦克格利高尔。我不再考虑世界是什么状况，这有多好！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正当我在研究一个好水灵的ρi股时，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几乎又出了神。我在想，天啊，也许我应该打道回府，开始写书。一个可怕的想法！有一次我整个晚上坐在椅子上，一无所见，一无所闻。在我醒来以前，我一定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最好不要坐下。最好不停地盘算。亨利，你应该做的是什么时候带许多钱到这里来，看看你能尽兴到什么程度。我意思是带一两百美元来，像流水一般花出去，对一切都说“行”。那个线条清晰、样子很高傲的妞儿，只要多给她两个钱，我敢打赌，她会像鳝鱼一样蠕动。假如她说——二十块！你就可以说没问题！假如你说——嘿，我有一辆车在楼下……让我们去大西洋城玩两天。亨利，你没有车也没有二十块钱。不要坐下……别停下。
我站在舞池的栏杆旁，看他们翩翩起舞。这是无害的娱乐……是严肃的事。在舞池的每一端都有一块牌子，写着“禁止不合礼仪的舞姿”。也好。在场地的每一端竖这样一块牌子没有害处。在庞培他们也许挂起一个男性生植器。我们这是美国方式，但都是同一个意思。我绝不能再考虑庞培了，不然我又要坐在这里写一本书了。别停下，亨利。心里想着音乐。我不断拼命想像，如果我有钱买一迭舞票，我会过得多痛快，但是我越拼命，越往后溜。最后，我站在齐膝深的熔岩里，毒气窒息着我。杀死庞培人的不是熔岩，而是促使火山喷发的毒气。所以岩浆淹没他们时，他们的姿势都这样奇怪，好像没穿裤衩一般。如果纽约像这样突然被淹没——这将造就一个怎样的博物馆啊！我的朋友麦克格利高尔站在水斗旁擦他的那玩意儿……东区专门为人堕胎的家伙被当场抓获……修女们躺在床上互相手Yin……拍卖商手里拿着一只闹钟……女接线生在电话交换台旁说脏话……J.P.摩根之流J.P.摩根之流：指摩根父子，美国金融家、工业巨头。——译者坐在马桶上平静地擦ρi股……穿橡皮裤子的家伙正在搞逼供……脱衣舞女郎正在演最后一场脱衣舞……
站在齐膝深的熔岩中，我的眼睛被精子糊住了：J.P.摩根之流在平静地擦ρi股，而女接线生们则在交换台上接线，穿橡皮裤子的家伙在进行拷问，我的朋友麦克格利高尔在擦掉那玩意儿上的细菌，把它弄干净，放在显微镜下检查。每个人都没穿裤子，包括那些不穿裤子、没有胡须、没有唇须的脱衣舞演员，只有一小块东西遮住了她们光彩耀人的小眼儿。安托丽娜嬷嬷躺在修道院的床上，肚子扎得紧紧的，手臂交叉着，正等待着复活，等待着，等待着没有疝气、没有性茭、没有罪孽、没有邪恶的生活，同时一点一点地啃着一些动物饼干、一只辣椒、一些特级橄榄、一些猪杂碎肉冻。在东区，哈莱姆、布朗克斯、卡纳西，布朗维尔的犹太小孩把活动小门打开又关上，手忙脚乱，转动香肠灌填机，堵住下水道，为挣现金而拼命干活，要是稍不专心就得滚蛋。我口袋里要是有一千一百张票子，还有一辆劳斯莱斯在楼下等着我，我就会像神仙一般，分别去操每一个人，不论年龄、性别、种族、宗教、国籍、出身、教养。像我这样一个人没治了，我就是我，世界就是世界。世界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两个部分是肉丸和意大利面条，另一个部分是巨大的杨梅大疮。那个线条清晰、样子高傲的妞也许是一只冷冰冰的雌火鸡，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臭窟窿眼儿。超越了绝望和幻灭，就不会有更糟糕的事，你的无聊会得到补偿。没有什么比机械时代的机械眼睛咔哒咔哒照下的明快欢乐更讨厌、更空虚了。生活在一只黑匣子里成熟，一张负片在酸的作用下，产生出一个瞬息间的虚无影像。在这瞬息间的虚无的最靠外的边缘上，我的朋友麦克格利高尔来了，他站在我旁边，同他在一起的是他讲的那个叫做波拉的淫狂女子。她走起路来扭动腰肢，站住时亭亭玉立，放荡而潇洒，集男女两性之优点于一身。她的所有动作都从腰部发出，总是保持平衡，总是准备好流动，飘逸，缠绕，搂抱，眼睛滴溜溜乱转，脚尖来回晃动，身上的肉就像微风吹过湖面，微微起着涟漪。这是性幻觉的具体体现，这个海上女妖在那个疯子怀抱里蠕动。我看着他们俩在舞池里抽疯似的一寸一寸扭动：他们就像发情的章鱼一般扭动。在晃动的触须之间，音乐闪闪发光，现在闯进来一股Jing液与玫瑰香水的瀑布，形成一个粘乎乎的喷管，一根没有腿而直立的柱子，重又像粉笔一样倒下，使腿的上部晶莹发亮，一匹斑马站在金色果汁软糖化成的池子里，一条腿上有条纹，另一条腿已溶化。一条金色的果汁软糖章鱼，有橡皮铰链和熔化的蹄子，它的性已被取消，拧成了一个结。在海底，牡蛎正患着舞蹈症，有一些牙关紧闭，还有一些有双重关节的膝盖。音乐被洒上了耗子药，洒上了响尾蛇的毒汁，洒上了栀子的恶臭、神圣的牦牛唾液、麝鼠的臭汗、麻风病人的甜蜜怀念。这音乐是腹泻，是一滩汽油，和蟑螂、臭狗屎合在一起，污浊不堪。喋喋不休的调子是麻风病人的泡沫与流涎，是私通的黑鬼被犹太人操出来的虚汗。整个美国都处在长号的嘈杂声中，处在派驻洛马角、波特基特、哈特拉斯角、拉布拉多半岛、卡纳西以及中途一些地方的臭河马的那种破碎嘶叫声中。章鱼像一个橡皮玩意儿似的在跳着舞——名不见经传的斯普伊顿·杜依维尔的伦巴。小妖精劳拉正在跳伦巴，她的性感像鱼鳞般一片片撒下，像牛尾般纠缠不休。在长号的肚子里躺着美国的灵魂，心满意足地放着响屁。没有东西白白浪费掉——哪怕是最轻的一声屁。在金色甜蜜的幸福梦中，在浸透了尿与汽油的舞蹈中，美洲大陆的伟大灵魂像章鱼一般游得飞快，所有的帆都张开，舱盖关闭，马达像大型发电机般轰鸣。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来的伟大而生气勃勃的灵魂，在热烈的发情期中，像鱼一样冷血，像粘液一样滑腻，混杂在海底的人们的灵魂，眼睁睁地巴望，在欲火中煎熬。星期六晚上的舞蹈，在垃圾桶里腐烂的罗马甜瓜的舞蹈，刚擤的浓鼻涕和搽在痛处的粘药膏的舞蹈，投币机器和发明这些机器的怪兽们的舞蹈，左轮手枪和使用左轮手枪的软蛋们的舞蹈，铁头棍棒与把脑浆打得稀烂的利器的舞蹈。磁力世界、不发火花的火花、完好机械的轻声震颤、转盘上的快速赛跑、与票面价值相等的美元，以及枯死、残缺的森林等等的舞蹈。灵魂跳着空虚舞蹈的星期六晚上，每一个跳舞者都是金钱（癣）原文ringworm意为金钱癣，作者用这个词意在一语双关。——译者梦舞蹈症中的一个功能单位。小妖精劳拉舞动着她的窟窿；她的玫瑰花瓣般甜蜜的嘴唇，牙齿是滚珠轴承离合器；她的圆滚滚的带Сhā座的ρi股。他们一寸一寸地，一毫米一毫米地，把那具正在交媾的尸体推来搡去。然后砰地一声！像拉开关一样，音乐戛然停止，跳舞的人随之分开，手脚一动不动，就像沉到杯子底部的茶叶。现在空气中弥漫着说话声，慢吞吞地咝咝作响，就像鱼在铁板上烤的声音。这些空虚灵魂的废渣满处飞扬，就像在高高的树枝上的猴子一般喋喋不休。弥漫着说话声的空气从排气孔排出去，又在睡梦中经过带波纹的烟囱转回来，像羚羊一般跑得飞快，像斑马一样花纹斑斑，一会儿如软体动物似的静静躺着，一会儿吐出火焰。小妖精劳拉像塑像一般冰凉，她的荫部已经腐蚀，她的头发音乐般地狂喜。劳拉快要睡着了，她默不作声地站着，她的话就像花粉从雾中飘过。彼特拉克彼得拉克（1304—137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学者。——译者的劳拉坐在出租汽车里，每一个词都从计程器里回响出来，然后不起作用，然后麻木不仁。蛇怪劳拉完全是由石棉制成的，一嘴泡泡糖，走到火刑柱那里。“棒极了”是她挂在嘴上的话语。海贝笨重的、带凹槽的唇状物，劳拉的嘴唇，失去了天国之爱的嘴唇。在偏向运动的雾气中隐隐约约飘然而过。游离拉布拉多海岸的贝壳状嘴唇，释放出最后一堆喃喃作响的残渣，往东翻滚着泥浆潮，朝星空散发着碘的迷雾。迷人的劳拉，最后一位彼特拉克，在朦胧中睡去。世界不是灰色的，而是缺乏欲望的光泽，那种断断续续的睡眠，像竹子一般一节一节，带着背对着你睡觉的那种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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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八章（2）
这在一团漆黑当中，在狂乱的子虚乌有的空空如也的一无所有中，留下了一种十足沮丧的无望感，就像绝望到了极点，那只是快乐的死亡幼蛆同生命之间极其微小的差距。物极必反，绝望到极点，狂喜重又开始，而且越来越发展，生命重新兴旺发达，成为平庸的摩天大楼，高高耸立，拽着我的头发和牙齿，令人讨厌地发出空洞的快乐的嚎叫，尚未出生的活泼的死亡之蛆正等候着腐烂变质。
星期天早上电话把我吵醒。这是我的朋友马克西·施纳第格，他告诉我，我们的朋友卢克·拉尔斯顿死了。马克西用一种真正悲伤的声调说话，这把我惹恼了。他说卢克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家伙，这也使我听着不顺耳，因为虽然卢克还可以，但不过如此，恰恰不是所谓的那种了不起的家伙。卢克是一个天生女里女气的男人，最后，在我同他熟了以后，我发现他是一个讨厌的家伙。我在电话里把这话告诉了马克西；我可以从他答应的方式上分辨出，他不十分喜欢我说的话。他说卢克始终是我的朋友。这是够正确的，但还不够。真情实况是，我真的很高兴卢克及时蹬了腿：也就是说，我可以忘记我欠他的一百五十美元了。事实上，在我挂上电话听筒的时候，我实在感到很高兴。不必偿还那笔债务，这是卸掉了一副沉重的担子。至于卢克的死，那一点儿也没有使我不安。相反，这会使我能有机会去拜访他的妹妹绿蒂，我总想要把她放倒，但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还从来未能做到。现在我可以看到自己在大白天到那里，向她表示我的吊唁。她的丈夫会在办公室里，不会有什么干扰。我看见自己用胳膊搂住她，安慰她；同一个悲哀中的女人玩玩真是妙不可言。我可以看见她在我把她往睡榻那边移动时，睁大了眼睛——她有美丽的大眼睛，灰颜色的。她是那种一边假装在谈论音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一边同你干的女人。她不喜欢赤祼祼的现实，也就是说，赤祼祼的事实。同时，她又会存有足够的心眼，塞一条毛巾在身子底下，免得把睡榻弄脏了。我彻底了解她。我知道，在她身上得手的最佳时机是现在，在她正对亲爱的死者卢克流露强烈情感的时候——顺便说一下，她并不以为他了不起。很不幸，今天是星期天，她丈夫肯定在家。我回到床上，躺在那里，先是想卢克，以及他为我所做的一切，然后想她，绿蒂。她名字叫绿蒂——索默斯——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漂亮的名字。它完全适合于她。卢克很生硬，有一张骷髅般的脸。他无可挑剔，很少说话，她却正好相反——温柔，圆滑，说话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动作慢悠悠的，会有效使用她的眼睛。人们从来不把他们当成兄妹。由于想她，我来了情绪，就想跟老婆玩玩。可这杂种，拿出她那清教徒的面孔，假装吓坏了。她喜欢卢克。她不会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因为这不是她的方式，但她坚持说，他真诚可靠，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等等。我有这么多真诚可靠的真正的朋友，所以这话对我来说狗屁不如。最后，我们关于卢克争论得不可开交，她遭到了一阵歇斯底里的攻击，就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请注意，是在床上。这使我感到肚子饿。想到在早饭前哭泣，就叫我觉得可笑。我下楼去，给自己准备了一顿丰富的早餐，我一边吃，一边暗自好笑，笑卢克，笑他突然死去便一笔勾销了的那一百五十块钱，笑绿蒂以及那时刻到来时她会望着我的那种样子……最后，最最荒唐的是，我想到了马克西，马克西·施纳第格，卢克忠实的朋友，拿着一只大花圈站在墓边，也许在棺材往墓|茓里放的时候，他还抓了一把土撒在上面。不知怎么的，这用话说出来似乎太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显得如此可笑，但它确实可笑。马克西是一个笨蛋。我容忍他，只是因为他偶尔还可以接触一下，然后就是他的妹妹丽塔。我曾偶尔让他请我去他家，我假装对他精神错乱的弟弟感兴趣。我总能吃上一顿好饭，而那位智力低下的弟弟确实很好玩，他看上去像一只黑猩猩，说起话来也像。马克西头脑太简单，一点儿也不怀疑我另有企图；他以为我真的对他弟弟有兴趣哩。
这是一个美丽的星期日，我像往常一样，口袋里大约有一个两角五分钱的硬币。我一路往前走，不知道该到哪里借点儿钱。弄点儿钱倒并不难，但事情是要弄到钱就走，不要被人烦死。我可以想到就在附近的十几个家伙，他们会一声不吭地把钱给你，可这却意味着接下去聊个没完——聊艺术、宗教、政治。我还有另一个办法可以用，这办法我在紧急关头已用过多次，这就是到电报营业所去，假装做一番友好的视察，然后，在最后关头，暗示他们在抽屉里好好找一找，看有没有一两块钱，第二天就归还。这也得搭上时间，甚至要寒暄一番。冷静而精心地再三考虑之后，我决定，最好赌一下我在哈莱姆区的小朋友柯里。如果柯里没有钱，他会从他母亲的钱包里偷到。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他。当然，他会要陪我，但我在傍晚过去之前总可以找到甩掉他的办法。他只是一个孩子，我不必太顾及他的情绪。
我喜欢柯里的地方在于，他虽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但他绝对没有道德感，没有顾忌，没有羞耻。他十四岁的时候到我这儿来找工作当送信人。他的父母当时在南美洲，他们用船把他送到纽约，由一个姨妈照看，这个姨妈几乎立刻就勾引了他。他从来没上过学，因为父母老是在旅行；他们是流浪艺人，干的是“杂交与苦力”的活，他是这么说的。父亲进过好几次监狱。顺便说一下，他不是他真正的父亲。总之，柯里来找我时，纯粹是个孩子，他需要帮助，需要一个朋友，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起初，我以为能为他做点儿什么。每个人都马上喜欢上了他，尤其是女人们。他成为办公室的宠儿，但是，不久我就明白，他不可救药，起码他也有着一个聪明罪犯的内在素质。然而我喜欢他，我继续为他做事，但他不在我眼跟前时，我从不信任他。我想，我喜欢他，尤其是因为他绝对没有荣誉感。他会为我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而同时又会出卖我。我不能为此而责备他……这使我感到好玩。由于他对此直言不讳，因而就更使我感到好玩。他只是忍不住要这样做。例如，他的索菲姨妈。他说她诱奸了他。这倒很有可能，但奇怪的是，他竟在他们俩一起读圣经的时候让自己被勾引。他虽然年纪小，但他似乎很明白，他的索菲姨妈在那种方面需要他。所以他让自己被勾引，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在我认识他一段时间以后，他提议帮我去接近他的索菲姨妈。他竟甚至敲诈她。在他急需钱花时，他就到姨妈那儿去，将她的钱骗到手——狡猾地威胁说要把事情抖出去。当然，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他看上去十分像一个天使，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得如此坦率真诚。如此乐于为你做事——几乎像一条忠实的狗，然而够狡猾的。一旦他得到你的好感，他就会让你满足他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要求。此外，他极其聪明。一只狐狸的狡诈的聪明和——一只豺狼的完全的冷酷无情。
因此，当我那天下午知道，他一直在泡瓦莱丝佳，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在瓦莱丝佳之后，他又玩她表妹，这女孩已经被糟蹋过，她需要一个她可以依靠的男性。而从她那里，最后又转到那个在瓦莱丝佳家筑起自己美好小巢的矮小女孩那里。这小矮人使他感兴趣是因为她有一只完全正常的眼儿。他原本没有打算同她干什么事，因为，据他说，她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同性恋者，可是有一天，他碰巧赶上她在洗澡，于是事情就开始了。他承认，他越来越受不了了，因为三个人都对他紧追不舍。他最喜欢那个表妹，因为她有些钱，很乐意与他分享。瓦莱丝佳太谨慎小心，而且她身上味道太大。事实上，他越来越讨厌女人。他说这是他索菲姨妈的过错。她给了他一个不好的开端。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忙着翻衣柜抽屉。老爷子是个下流的表子养的，应该绞死，他说着，手上没有马上找到任何东西。他给我看一把带蓝灰色枪把的左轮手枪……他想把他崩了。我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他这么恨那老人，结果我明白了，这孩子迷恋他的母亲，他一想到那个老家伙到她床上去就受不了。你的意思不是说你吃你老爷子的醋吧？我问他。是的，他是吃醋。如果我要知道实情的话，那就是，他不会介意同他母亲睡觉的。为什么不呢？这就是他允许他的索菲姨妈勾引他的原因……他一直都在想他的母亲。但是你翻她钱包的时候，不感觉不自在吗？我问。他笑了。这不是她的钱，他说，是他的。他们对我干了些什么？他们总是把我寄养出去。他们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骗人。这种养孩子的方法简直难以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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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八章（3）
家里一分钱也没有。柯里想到的办法是和我一起到他工作的那个营业所去，我缠住经理说话，他就翻遍衣柜，把零散的零钱全部清理出来。或者，如果我不怕冒险的话，他将洗劫现金抽屉。他们绝不会怀疑我们，他说。我问他以前是否干过这个。当然……十好几次，就在经理的鼻子底下。对此有何反应？无疑……他们开除了几个职员。你为什么不向你索菲姨妈借呢？我提议。那太容易了，只是那意味着用肉体来哄她，他不想再哄她了。她臭烘烘的，索菲姨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她臭烘烘的？就是……她不按时洗澡。嘿，她有什么毛病？没有，只是宗教上的原因。而且变得越来越胖，越来越油腻腻的。但她不还是喜欢被哄吗？不是吗？她比以往更迷狂。这令人讨厌。就像同一只大母猪一块儿上床。你母亲对她有什么想法？她？她对她恼火得要命。她认为索菲正在勾引那老头。嘿，也许她会呢！不过，老头吃了别的野食。有一天夜里我在电影院当场抓住他，他正和一个小妞粘乎在一块儿。她是亚斯托旅馆的指甲修剪师。他也许想从她那儿搜刮点儿钱花花。这是他搞女人的惟一理由。他是一个肮脏下流的表子养的，我要看他有一天被送上电椅！如果你不当心的话，有一天你自己也会被送上电椅。谁？我？不会是我！我太聪明了。你是够聪明的，但是你嘴巴不严。要我是你的话，我的嘴巴就会更严一点儿的。你知道，我加上一句，为的是让他额外吃惊一下，奥洛克了解你；如果你同奥洛克闹翻，你就全完了……如果他这么了解的话，那他为什么不说出点儿什么来呢？我不信你的话。
我比较详细地向他解释，世界上尽可能不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人没几个，而奥洛克便是其中之一。我说，奥洛克有着侦探的本能，只是因为他喜欢了解周围的事情；人们的性格在他脑袋里分好类，永久性存了档，就像敌人的地形存放在军事领导人的头脑里一样。人们认为，奥洛克到处探听，因为为公司做这种肮脏的勾当而得到特别的乐趣。不是这样的。奥洛克是一个天生的人性研究者。无疑，由于他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他毫不费力地了解事物。现在来谈你……我不怀疑他知道有关你的一切。我承认，我从未问过他，但是我根据他不时提出的问题，猜想情况是这样的。也许他只是放任你去干。有一天夜里他会碰巧遇上你，也许他会让你在什么地方中途下车，同他一块吃点儿东西。他会晴空霹雳似的对你说——你记得，柯里，你在SA营业所工作时，那次有个犹太职员因为盗用现金而被开除吗？我想，那天夜里你在加班，不是吗？一桩有趣的案子。你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发现那个职员究竟是否偷了钱。当然，他们不得不开除他，因为他失职，但是我们不能绝对肯定……然后他也许会眯起眼睛端详你，突然改变话题。他也许会告诉你一个小故事，讲他认识的一个贼，自以为很聪明，可以逃之夭夭。他会用那故事来影射你，直到你如坐针毡。到那时候，你就会想溜，但是正当你拔腿要走的时候，他会突然想起另一桩十分有趣的小案子，他会请你再稍等一小会儿，同时又要了另一份饭后甜食。他会一下子连着三四个小时这样子进行下去，绝不做出一点点明白的暗示，但是一直在仔细研究你，最后，当你认为你自由了，正当你同他握手，并轻松地舒了一口气的时候，他会一步跨到你面前，把他方方正正的大脚Сhā在你两腿之间，揪着你的衣领，一直看到你心里，他会用一种轻柔的迷人声音说——现在看着这里，年轻人，你不认为你最好还是全盘招供吗？如果你认为他只是在设法吓唬你，你可以假装无辜，然后走开，那你就错了。因为在那时刻，在他要求你全盘招供的时候，他是当真的，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当事情到了那种时候，我建议你还是彻底交代，一分钱也不要差。他不会要求我开除你，他不会用监狱来威胁你——他只会平静地建议你每星期留出一点儿钱来交给他。没有人会比他更聪明。他也许甚至不会告诉我。不，他处理这些事情非常巧妙，你明白。
“假定，”柯里突然说，“我告诉他，我偷钱是为了帮助你摆脱困境，那会怎么样呢？”他歇斯底里地笑起来。
“我认为奥洛克不会相信，”我镇静地说。“当然，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认为这会帮助你证明自己清白的话。不过我宁肯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奥洛克了解我……他知道我不会让你去做那样的事情。”
“但是你确实让我做了！”
“我没有让你去做。你做了，我并不知道。这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你能证明我从你那里接受钱吗？你控告我这个以朋友态度待人的人唆使你去做那样的事，不是显得有点儿可笑吗？谁会相信你呢？奥洛克不会。此外，他还没有抓住你。为什么事先担心呢？也许你在他盯上你以前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把钱还回去哩。还的时候不要留下姓名。”
到这时候，柯里完全精疲力竭了。柜子里有一点儿他老爷子留着的烧酒，我提议我们喝上几口，振作振作。我们喝烧酒时，我突然想起来，马克西说过，他要去卢克家吊唁。现在去正好能碰上马克西。他会充满伤感，我可以给他编个老一套的荒诞故事，我可以说，我之所以在电话上像吃了生米饭一般，是因为我很烦，因为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我迫切需要的十美元。同时，我也许能同绿蒂约会。想到这个，我便笑了起来。但愿卢克能看到，他同我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最难办的事情是到棺材跟前，看一眼卢克，表示哀悼。不能笑啊！
我把想法告诉了柯里。他笑得那么开心，笑得眼泪都从他脸上滚下来了。顺便说一下，这使我相信，在我借钱的时候，把柯里留在楼下更为安全。不管怎么说，这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进门的时候，他们正坐下吃饭，看上去很悲伤，就像我能尽量让自己显示出来的那样。马克西在那里，我的突然出现几乎让他大吃一惊。绿蒂已经走了。这倒帮了我的忙，让我能保持那副伤心的样子。我请求同卢克单独呆几分钟，但是马克西坚持要陪我。我想，其他人就免了，因为他们一下午都在领吊唁者到棺材跟前去。他们是德国人，真正的德国人是不喜欢有人来打断他们吃饭的。当我望着卢克，脸上仍然带着那种我尽量做出来的悲伤表情的时候，我意识到马克西的眼睛好奇地盯着我。我抬起眼睛，以我通常的方式冲他微笑。他对此显得很窘。“听着，马克西，”我说，“你肯定他们不会听到我们说话吗？”他显得更加窘困，更加悲痛，但是肯定地点了点头。“事情是这样的，马克西……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见你……借几块钱花。我知道这不太好，但你可以想像，我绝望到何等地步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把这些话吐出来的时候，他庄重地摇着脑袋，他的嘴形成了一个大“O”，好像他正在设法把鬼吓唬走似的。“听着，马克西，”我很快接下去说，尽量把声音压低，显得悲伤而又低沉，“这不是给我讲大道理的时候。如果你想要为我做点儿事，那你现在就借给我十块钱，马上……在我望着卢克的时候，你就悄悄把它塞到我这儿来。你知道，我确实喜欢卢克。我在电话上说的一切并不是我的真实意思。你碰得不巧。老婆正在大吵大闹。我们搞得一团糟，马克西，我指望你能为我做点儿事。如果你能够，你就跟我一块儿走，我会把更多的事告诉你……”正像我料想的那样，马克西不能跟我一块儿走。他不想在这样的时刻抛开他们……“那么，现在就把钱给我，”我近乎粗暴无礼地说。“明天我会把全部事情都解释给你听。我跟你一起在市中心吃饭。”
“听着，亨利，”马克西说，一边在口袋里摸索着，想到在那样的时刻竟让人看到他手里有一迭钞票，他感到很窘迫，“听着，”他说，“我并不介意给你钱，但是你不能用另一种方式来找到我吗？这不是因为卢克……这是……”他哼啊哈啊起来，实在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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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八章（4）
“看在基督的分上，”我轻声低语，俯身更挨近卢克，以便有人走进来看到我们，也绝不会怀疑我在干什么……“看在基督的分上，现在不要争论……把钱递给我，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我绝望了，你听到我的话吗？”马克西手忙脚乱，慌里慌张，要是他不把那整迭钞票从口袋里掏出来，就不可能把其中一张抽出来。我尊敬地俯身挨近棺材，在那迭从他口袋里露出一小角的钞票最上面摸了一张。我无法分辨这是一张一美元的票子，还是一张十美元面值的票子。我没有停下来察看，而是尽可能快地把它藏好，然后便直起腰来。我抓住马克西的手臂，回到全家人正在庄严而胃口大开地吃饭的厨房。他们让我留下来吃点儿东西，我不便拒绝，但是我还是尽可能找到最好的理由来婉言谢绝，然后逃之夭夭，脸上因为歇斯底里的大笑而扭歪了。
在拐角的灯柱旁，柯里正等着我。到这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抓住柯里的手臂，拽着他在街上狂奔。我开始大笑。我一生中很少这样笑过。我都以为它再停不下来了呢。每次我张开嘴，开始解释这事情，就引发一场大笑。最后我吓坏了。我以为也许我会笑死。在我设法安静下来一点儿之后，在一阵长长的沉默当中，柯里突然说：“你弄到手了吗？”这引发了又一阵大笑，比以前更为凶猛。我只得靠着一根栏杆，捧住我的肚皮。我肚皮里很痛，不过是一种叫人痛快的疼痛。
看到我从马克西那迭钞票里摸来的这张票子，比什么都让我感到欣慰。这是一张二十美元面值的票子！它立刻使我有了自制力。同时，它也使我有点儿恼火。一想到马克西这白痴的口袋里有更多的钞票，也许更多二十块、十块、五块一张的票子，我就恼火。如果他像建议的那样和我一块儿出来，如果我好好看一看那迭钞票，我就不会后悔狠敲他这一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感觉，但我感到恼火。我立即就想尽可能快地甩掉柯里——五块钱就可以把他打发了——然后就狂欢纵乐一场。我特别想要的是一只下流透顶的窟窿眼儿，连一点点体面都不要的臭窟窿眼儿。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臭窟窿眼儿呢？……就要那个样子的。行，先甩掉柯里。当然，这要伤柯里的感情。他是想跟着我的。他假装不要那五块钱，但是当他看到我想要把它收回时，他飞快地把它藏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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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九章（1）
又到夜里了，纽约城极其荒芜、冷漠、呆板的夜晚，在这里没有和平，没有藏身之地，没有亲密关系。千军万马似的乌合之众处于冷冰冰的巨大孤独中，霓虹灯广告发出凛冽的无用火光，完美得毫无意义的女性通过完美而越过了性的边境，变成了负号，变成了红色，像电，像男性的中性能量，像没有方位的天体，像和平纲领，像广播上的爱。在白色的中性能量当中，口袋里有钱；无意义、无生殖力地走过刷了墙粉的街道，穿过那灯红酒绿；在濒临疯狂的十足孤独中大声思考；拥有一座城市，一座大城市；拥有世界上最大城市的最后时刻而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这就使你自己也变成一座城市，一个无生命的石头世界，无用的灯光世界，没有理智的动作世界，无法估量、无法计算的物的世界，一切负的东西的暗中完美的世界。穿过夜间的人群，在钱中行走，由钱来保护，由钱来唱催眠曲，被钱搞得迟钝，人群本身是钱，呼吸是钱，任何地方任何最细小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钱，钱，到处是钱，但还是不够，然后是没有钱，或一点点钱，或钱少钱多，但终究是钱，总是钱，不管你有钱或没钱，是钱在数钱，钱在制造钱，但是是什么使钱制造钱呢？
又是舞厅，钱的节奏，广播上传来的爱，人群的那种非个人化的、世俗的接触。一种一直凉到脚底心的绝望，一种厌倦，一种自暴自弃。在最高度的机械完美当中跳没有欢乐的舞蹈，如此绝望地孑然一身，因为你是人类而近乎非人。如果月球上有生命，就会有比这更加接近完美、更加没有欢乐的证据。如果离开太阳就是到月球的冷漠无知中去，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目的，生命不过是太阳发出的寒冷的月光。这就是空洞的原子中的冰冷生命的舞蹈，我们越跳舞越冷。
所以我们跳舞，按照冰冷的狂乱节奏，按照短波和长波，在一无所有的杯子里面跳舞，每一厘米的欲望都汇集到美元和美分。我们坐出租汽车从一个完美女性驶向另一个完美女性，寻找易遭攻击的缺点，但她们以月亮的始终如一而无可挑剔，没有缺陷，不受侵蚀。这是爱的逻辑的冷冰冰、白乎乎的Chu女膜，一连串的退潮，加在绝对空虚上的装饰品。在这Chu女的完美逻辑的装饰品上，我跳着白色绝望的灵魂之舞，最后的白人发射出最后的情感，绝望的大猩猩用戴着手套的爪子捶打胸膛。我就是感觉自己的翅膀在长大的大猩猩，一只在缎子般空白中央的轻浮猩猩；夜晚也像电动植物一样生长，将白热的花蕾吐入黑天鹅绒般的空间。我就是夜晚的黑色空间，花蕾在其中痛苦地绽开，一只海星在月亮的冰冻露水上游泳。我是一种新的疯病的细菌，一种穿着理智语言外衣的奇想，一声像灵魂的肉中刺一样埋藏起来的抽泣。我跳着天使般大猩猩的十分清醒、可爱的舞蹈。这些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精神错乱，他们不是天仙。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杯子的空空如也中跳舞。我们属于同一块肉，但是像星星一样分开。
这时候，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明白，按照这个逻辑，世界没有救了，这城市本身就是疯狂的最高形式。每一个部分，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都是这同一种疯狂的表现。我感到荒唐的谦卑的伟大，不是作为夸大狂，而是作为人类的孢子，作为膨胀到饱和程度的不再吸水的生命海绵。我不再注视我搂在怀里的女人的眼睛，我头、胳膊、腿并用，从眼睛里游过去，我看到在眼窝后面有一片未被勘察过的区域，未来的世界，在这里没有任何一种逻辑，只有安静的事件萌芽，日、夜、昨日、明天都打不断它的萌芽。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空间点上的眼光，现在集中在时间点上；眼睛随意地前顾后盼。眼睛是自己的“我”，这种眼睛已不复存在；这种无私的眼睛既不揭露也不启发。它沿地平线旅行，一个无休止的、无知的旅行家。为了设法保留失去的肉体，我像这城市一样，长了逻辑，完美的解剖学中的一个小数点数字。我长得超越了我自己的死亡，精神上欢快而强硬。我被分成无数个昨天，无数个明天，只停留在事情的Ｇao潮中，一堵有许多窗户的墙，但是房子已经没有了。如果我要重返现在，我就必须砸碎墙和窗户，失去的肉体的最后外壳。这就是我不再注视眼睛或透视眼睛的原因，但是由于意志能变戏法，我头、胳膊、腿并用，从眼睛里游过去，去勘察视觉的曲线。我看我的周围，就像生养我的母亲曾经绕过时间之角看到的东西一般。我打碎了诞生所造成的墙壁，而航线是圆形的，破坏不了的，即使作为肚脐，也破坏不了。没有形式，没有形象，没有建筑，只有纯粹疯狂的同一中心的飞行。我是梦的实在性之箭。我以飞行来检验这种实在性。我由于跌落地上而化为乌有。
就这样，当我知道一切的时候，时间在消逝，没有空间的真正时间，由于我知道了一切，我在无私的梦的拱顶之下崩溃了。
在这些时间当中，在梦的间隙当中，生命徒然试图扩张，但是这城市的疯狂逻辑的支架靠不住。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我每天都在建造这座没有血肉的城市，累得趴下。这座城市的完美是梦的一切逻辑与死亡的总和。我正在拼命抗拒海洋一般的死亡，在其中，我自己的死亡只不过是一滴蒸发的水。要提高我自己的个人生活，哪怕只超出这个下沉的死亡之海一英寸的几分之一，我都必须拥有比耶稣更伟大的信仰，比最伟大的先知更精明的智慧。我必须有能力、有耐心来归纳不包含在我们时代语言中的东西，因为现在可以理解的东西是无意义的。我的眼睛是无用的，因为它们只反映已知事物的形象。我的整个身体必须变成一道永恒的光线，以越来越长的速度移动，绝不停下，绝不回头看，绝不退却。这城市像癌一样成长；我必须像太阳一样成长。这个城市越来越深地蛀入到红色中去；这是一只贪得无厌的老白虱，最终必然死于食物不足。我要将这只正在吃掉我的老白虱饿死。我要作为一座城市而死去，为的是重新成为一个人，因此我闭上耳朵、眼睛、嘴巴。
在我真正重新成为一个人以前，我也许将作为一个公园而存在，一种自然公园，人们到这里来休息，来消磨时光。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只带来他们的疲劳、烦恼、无望。我将成为白虱和红血球之间的缓冲地带。我将成为一个排气孔，排出因努力使不完美的东西完美而积累起来的毒气。我将成为存在于自然界也出现于梦境中的法则与秩序。我将成为完美的梦魇当中的自然公园，狂乱活动当中的平静而摆脱不掉的梦，逻辑的白色台球桌上的胡乱击球。我既不知道如何哭泣，也不知道如何抗议，但是我将始终在那里，在绝对的沉默中接受与恢复。我将一言不发，直至成为人的时刻重新到来。我将不作任何努力来保留，不作任何努力来摧毁。我将不作判断，不作批评。那些丰衣足食的人将到我这里来反省，来沉思；那些缺吃少穿的人将像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死在混乱中，绝望中，对救赎真理的无知中。如果有人对我说，你必须有宗教虔诚，我将不作回答。如果有人对我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因为有只窟窿眼儿在等着我，我将不作回答。或者，即使有一场革命的酝酿，我也不会作回答的。在拐角处总会有一只窟窿眼儿或一场革命，但是生养我的母亲转过了许多拐角，不作任何回答，最后她把自己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我就是回答。
由于这样一种疯狂的完美癖，自然没有人会期待一种向野生动物公园的演变，甚至我自己也不曾期待过，但是，一边陪伴着死亡，一边生活在天赐的恩典和自然的困惑当中，真是善莫大焉！当生命走向死的完美，就是成为一点点呼吸空间，一片绿草地，一些新鲜空气，一潭水池，也是善莫大焉。最后还要默默地接待人们，拥抱人们，因为当他们还在发疯似的冲过去，转过拐角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回答可以向他们作出的。
我现在想的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夏日下午的一场石头大战。当时我同卡罗琳姨妈一起住在鬼门关附近。我和表弟勒内在公园里玩的时候，被一伙男孩围在中间。我们不知道为哪一方而战，但我们在河边的石堆中是打得十分认真的。我们必须比其他男孩显示出更多的勇气，因为我们被怀疑是胆小鬼。于是，我们就这样打死了我们那伙对手中的一个。正当他们朝我们冲过来时，我的表弟勒内用好大一块石头朝为首的家伙扔过去，击中了他的肚子。我几乎同时扔出我的石头，击中他的太阳|茓，他倒了下去，就永远躺下了，双目紧闭。几分钟以后，警察来了，发现男孩已经咽气。他只有八九岁，和我们同样年纪。如果他们抓住我们，会拿我们怎么处置，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么样，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就急忙回家；半路上把身上弄弄整洁，梳理了一下头发。我们进家门时的样子就像我们离开时一样无可挑剔。卡罗琳姨妈像往常一样，给我们两大片酸酸的黑面包，上面抹着新鲜黄油和一些糖，我们就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像天使一般笑眯眯地听她说话。这一天热极了，她认为我们最好呆在家里，呆在前面的大屋子里，那里百叶窗全放下了，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小朋友乔依·凯塞尔鲍姆一起玩弹子游戏。乔依有智力较差的名声，通常都是我们赢他，但那天下午，勒内和我达成某种默契，让他赢走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乔依高兴极了，以致他后来带我们到他的地下室去，让她妹妹撩起裙子，给我们看那底下是什么玩意儿。他们叫她威茜，我记得，她马上迷恋上我了。我来自城市的另一个地区，对他们来说这么遥远，几乎就像来自另一个国家。他们似乎还认为我的说话方式都跟他们不一样。其他顽皮小孩子往往付钱来让威茜撩起裙子，而她为我们这样做，则是由于爱。不久以后，我们说服她不再为其他男孩这样做——我们爱她，她要规规矩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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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九章（2）
那年夏天结束时，我离开了表弟，此后二十多年没有再见到他。到了真正见面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跟石头大战那天一样的表情。当我同他讲起那场大战的时候，我更加吃惊地发现，他竟然忘记是我们打死了那个男孩；他还记得那个男孩的死，但他讲起它来就好像他和我在此事中都没有份。当我提到威茜的名字时，他已经记不清她了。你不记得隔壁的地下室吗？……乔依·凯塞尔鲍姆？听到这儿，他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认为我记得这样的事情真是不简单。他已经结婚了，当了父亲，在一家制造高档管乐器箱的工厂工作。他认为能记得那么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真是不简单。
那天晚上离开他时，我感到十分沮丧。就好像他试图抹去我一生中的一个宝贵部分，因而也抹去了他自己。他似乎更喜欢他收集的热带鱼，而不是平凡的过去。至于我，我记得一切，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尤其是石头大战的那一天。事实上，有时候我感到，他母亲那天下午递给我的那一大片酸酸的黑面包的味道，在我嘴里比我实际上正吃着的食物味道更强烈。看到威茜的小花蕾，几乎比我手上直接触摸的感觉更强烈。那男孩在我们把他打倒以后躺在那里的样子，比世界大战的历史更远为印象深刻得多。事实上，那整个漫长的夏天就好像亚瑟王传奇中的一段叙事诗。我常常想知道，这个特别的夏天有什么东西使它在我的记忆中如此栩栩如生。我只要闭上一会儿眼睛，就可以使它的每一天都历历在目。那个男孩的死当然没有引起我的痛苦——过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它就给遗忘了。威茜撩起裙子，站在黑幽幽的地下室里的情景，也很容易就消失了。说来奇怪，卡罗琳姨妈每天递给我的那一厚片黑面包，却比那时期的任何其他形象具有更大的神通。我对此惊奇不已……惊奇不已。也许是因为，每次她递给我那片面包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我以前从不了解的温柔和同情。我的卡罗琳姨妈是一个相貌十分平平的女人。她脸上有麻子，但这是一张慈祥的、讨人喜欢的脸，即使有麻子也无妨。她身材魁梧强壮，声音却非常细小动听。她跟我讲话时，似乎比跟她自己的儿子讲话时更关心体贴。我愿意老和她呆在一起：如果允许的话，我宁愿挑选她来当我自己的母亲。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来看我时，如何感到很气恼，因为我如此满意我的新生活。她甚至说我忘恩负义，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忘记，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明白，忘恩负义也许对一个人来说是必要的，有好处的。如果我现在闭上眼睛想，想那面包片，我几乎马上就会想到，在那座房子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被责骂。我想，如果我告诉我的卡罗琳姨妈，我在那块地里打死一个男孩，告诉她事情发生的经过，她会用胳膊搂着我，原谅我的——马上原谅。这也许就是那个夏天对我来说如此宝贵的原因。那是一个包含着心照不宣的、完完全全的赦罪的夏天。这也是我不能忘记威茜的原因。她充满着自然的善，这个同我相爱，而且不责骂人的小孩。她是异性中第一个崇拜我的与众不同的人。在威茜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因为我是我，我既被爱也被恨，而威茜却作出努力来理解我。在她看来，我来自一个陌生的国家，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就这些事实，使她更加接近我。当她把我介绍给她的小朋友时，她那眼睛放光的样子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她的眼睛看上去充满着爱与赞美。有时候，我们三个人会在傍晚走到河边，坐在河岸上，我们就谈论起一些小孩子们不在大人眼跟前时谈论的话。我现在知道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谈的话，比我们父母谈的更清醒，更深刻。为了每天给我们一厚片面包，父母不得不受到重罚。最坏的处罚，是他们变得同我们疏远了。因为随着他们喂我们的每一片面包，我们不仅变得对他们更加冷漠，而且越来越凌驾于他们之上。在我们的忘恩负义中，是我们的力量与美。我们不忠诚，但我们是无罪的。那个我看见他倒在那里咽气的男孩，一动不动地躺着，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响或啜泣，杀死那个男孩几乎就像一场干干净净的健康演出。另一方面，为食物而进行的斗争是肮脏下流的，当我们站在父母面前时，我们感到他们脏兮兮地来到我们跟前，为此我们绝不会原谅他们。下午时那片厚厚的面包，正因为它不是挣来的，所以我们吃起来很香。面包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味道，也再不会有人这样给你面包。打死人的那一天，面包格外好吃。其中有一点点后来再没有过的恐怖味道。我们把它接到手中，也接过了卡罗琳姨妈心照不宣然而完完全全的赦罪。
在黑面包的问题上，有某种东西我一直在设法弄清楚——某种使人模模糊糊感到好吃、害怕、解放的东西，某种同最初的发现相联系的东西。我想起另一片酸酸的黑面包，那是在更早的一个时期，当时我和小朋友斯坦利经常洗劫冰箱。那是偷来的面包，因而比以爱心递给你的面包更加有滋味。但是正当我吃着黑面包、边走边聊的时候，带有启示性质的事情发生了。这就像一种皈依上帝的状态，一种完全无知的状态，一种自我克制的状态。这些时刻传递给我的任何东西，我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不用害怕我会失去已获得的知识。这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事实。它几乎是像接受一条真理，虽然真理一词对它来说似乎太精确了一点。津津有味地吃酸黑面包，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这种事总是发生在家以外的地方，不在父母的眼皮底下。我们害怕父母，但从不尊敬他们。我们自己单独在一起时，我们的想像就无拘无束。事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重要性；我们要求于一个题目的东西，就是它得给我们驰骋的机会。我现在回想起来，使我惊奇不已的是，我们相互间的理解有多好，我们多么尖锐地看透了每一个人的基本性格，无论大人小孩。例如，我们在七岁的年纪就十分确切地知道，这个家伙最后会蹲监狱，那个家伙会成为一个苦力，还有一个家伙会成为饭桶，等等。我们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例如，比我们父母的判断正确得多，比所谓心理学家的判断更正确。阿尔菲·贝查结果成为一个彻底的叫花子；乔尼·盖哈特去了监狱；鲍勃·昆斯特成了一个干重活的人。正确无误的预言。我们接受的知识只会阻挡我们的视野。从我们上学那天起，我们就什么也没学会；相反，我们被搞得迟钝不堪，裹在语言与抽象的云里雾中。
有酸黑面包的时候，世界是它本质上的样子，一个由魔法统治的原始世界，一个恐惧在其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世界。能激起最大恐惧的男孩就是头儿，只要他能维持他的权力，他就受到尊敬。还有一些其他的孩子是造反派，他们受到赞美，但从来没有成为头儿。大多数人都是那些无畏者手中的粘土；有一些可以依靠，多数靠不住。气氛十分紧张——无法预言明天会有什么事。这种松散的、原始的社会核心，产生出强烈的胃口，强烈的情绪，强烈的好奇心。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每一天都要求有一种新的力量检验，一种新的力量感，或失败感。因此，直到九十岁的年纪，我们都有着真正的生活趣味——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够幸运的，未被父母宠坏，夜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街上游逛，亲眼去发现事物。
我现在带着某些遗憾和渴望想念着的事情是，早先童年时代这种极有限的生活却好像无限的宇宙，而随后的生活，成年人的生活，则是一个不断缩小的王国。从一个人被放到学校里去那一刻开始，这个人便迷失了，人们会有脖子上套着绞索的感觉。面包的味道没有了，生活的趣味也没有了。得到面包变得比吃面包更重要。一切都要盘算，一切都有一个价码。
我的表弟勒内成了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斯坦利成了一个一流的失败者。除了这两个我十分喜爱的孩子以外，还有一个乔依，他后来成了一个邮递员。当我想起生活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时，我就会哭泣。作为男孩，他们是完美的。斯坦利最不完美，因为他更冲动。斯坦利时常暴跳如雷，不知道你如何能同他一天天相处，而乔依和勒内则是善的本身；他们是朋友，是按这个词的古老意义来理解的朋友。在我外出到乡下去的时候，我经常想起乔依，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乡下小孩。这首先意味着他比我们认识的男孩子更忠实，更真诚，更体贴。我现在可以看到乔依来见我；他总是张开双臂跑过来，准备拥抱我，总是被他为我的参与而设计的冒险搞得上气不接下气，总是装满了他为我的到来而攒起来的各种礼物。乔依招待我就像古代的君主招待他们的宾客一般。我看一眼任何一样东西，这样东西便是我的了。我们有无数事情要相互告知，没有一件事情是沉闷乏味的。我们各自世界的差异是巨大的。虽然我也属于这个城市，但当我拜访我的表弟勒内时，我才了解到一个更大的城市，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纽约城，在其中，我的世故是微不足道的。斯坦利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居住区去远足过，但是斯坦利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个陌生国度波兰，我们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他说另一种语言，这个事实也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崇拜。每个人都被一个与众不同的光环所环绕，被一种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的明确身分所环绕。由于进入生活，这些不同的特征消失了，我们大家都变得多少有点儿相似，当然，最不像我们自己。正是这种独特自我的丧失，这种也许并不重要的个性的丧失，使我黯然神伤，使黑面包鲜明突出。奇妙的酸黑面包形成了我们的个别自我；就像圣餐面包人人有份，但是每个人只是按照他独特的皈依上帝的状态来接受圣餐的。现在我们吃着同样的面包，却没有圣餐的恩惠，没有皈依上帝。我们吃面包来填饱肚子，而我们的心却是冰冷的，空虚的。我们是分开的，但不是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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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九章（3）
关于酸黑面包还有一件事，这就是，我们经常一边吃面包，一边吃生葱。我记得在傍晚前，手里拿着三明治，同斯坦利一起站在我家正对面的兽医诊所门前。似乎麦基尼医生总是选择傍晚前来阉割一匹公马，这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的手术，总是聚集了一小群人。我记得烙铁的气味和马腿的颤抖、麦基尼医生的山羊胡子、生葱的味道以及阴沟里的气味，因为就在我们身后，他们正在铺设煤气管道。这完全是一场嗅觉表演，而正如阿伯拉尔阿伯拉尔（1079—约1144）：法兰西逻辑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神学家。
——译者惟妙惟肖地描绘的那样，手术实际上不痛。我们不知道手术的理由，常常在手术后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往往以争吵告终。我们俩都不喜欢麦基尼医生；他身上有一股碘仿味和臭马尿味。有时候他诊室前面的街沟里淌满了血，冬天时血结成冰，使他那边的人行道有一种古怪的样子。时常有一辆两轮大车驶过来，一辆没有遮掩的车，散发着可怕的臭味，他们把死马扔到车上。确切地说，尸体是用一根长链子吊到车上去的，链子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就像抛锚一般。患气胀病的死马的气味很难闻，我们那条街上满是臭味。然后还有酸味从我家房子后面的锡工厂传来——像现代进步的味道一样。几乎令人不能忍受的死马味，比起燃烧的化学品的味道来，还要好上一千倍。看到太阳|茓上有个枪眼的死马，看到它的脑袋躺在血泊中，它的ρi股眼里满是痉挛地排泄出来的最后排泄物，也比看到一群穿着蓝围裙的人从锡工厂的拱形大门里走出来，看到他们推着一辆装着一捆捆新制成的锡的手推车强。对我们来说，幸好锡工厂对面有一个面包房。面包房的后门，其实这只是一个铁栅栏，我们可以从那里看面包师傅工作，闻一闻那甜蜜的、不可抗拒的面包、蛋糕的香味。我说，要是那煤气管道铺在那里，那就会是另一种味道的大杂烩——翻起来的泥土味、烂铁管味、阴沟气味，以及意大利劳工靠在翻起的土堆上吃的洋葱三明治的味道。当然，也还有其他味道，只不过不太明显；例如，西尔弗斯坦裁缝铺的味道，那里总有大量熨烫工作在进行。这是一种热烘烘的恶臭，你要理解这种味道，最好想像一下，西尔弗斯坦，他本人就是臭烘烘的干巴犹太人，正在把他的顾客们留在裤子里的臭屁抖落出去。隔壁是两个信教的笨蛋老Chu女开的糖果与文具店；那里有太妃糖、西班牙花生、枣味胶糖、“甜烟丝”香烟等等几乎令人作呕的甜味。文具店就像一个美丽的洞|茓，总是冷冷的，总是摆满各种有趣的物品；冷饮柜就在那里，它发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味道。一块厚实的大理石板横放着，在夏季时节，石板变得酸溜溜的，而它又令人愉快地把酸味同碳酸水嘶嘶地倒进冰淇淋杯里时发出的那种叫人心里痒痒的、干巴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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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章（1）
长大以后，各方面都有了精细的改进，原来那些味道没有了，只是有另一种显然难忘的、显然令人愉快的味道——窟窿眼儿的味道——取代了它们。尤其是同女人玩过之后留在手指上的那种味道，因为也许以前没有注意到，可这种味道甚至比窟窿眼儿本身的味道更可爱，因为它带着已成为过去时的香水味，但是，这种表明你已长大的味道，同童年时代的那些味道相比，只是一种微弱的味道。这种味道在你大脑的想像中几乎同在现实中消失得一样快。对于所爱过的女人，人们会记得她们的许多事情，但是却很难记得她们那眼儿的味道——全然不会。另一方面，湿头发的味道，一个女人的湿头发味道，却更加强烈持久得多——为什么呢？我不知道。甚至现在，在差不多四十年之后，我还能记得我蒂丽姑妈洗头以后的头发味道。她总是在热得要命的厨房里洗头。通常是在星期六傍晚前，为参加舞会做准备，而舞会又意味着另一件怪事——会出现一个佩带十分漂亮的黄|色条纹装饰的骑兵中士，一个非常英俊的中士，甚至在我眼里，也是太彬彬有礼，太有男子气概，太聪明伶俐了，像我蒂丽姑妈这样的低能儿根本配不上他。但不管怎么说，她坐在厨房餐桌旁的小凳上用一条毛巾擦干头发。她旁边放着一盏罩着熏黑的玻璃罩的油灯，灯旁边是两把烫发钳。我一看到这些就充满莫名其妙的厌恶。她总是使用一面支在桌上的小镜子；我现在可以看到她一边挤鼻子上的黑头粉刺，一边对自己做怪脸。她是一个难看的女人，没什么本事，粘粘乎乎，呲着两颗大獠牙，只要她一笑，嘴唇往后一掀，就露出一副马脸。她就是洗完澡以后，也散发着一股汗味，但是她头发的味道——那种味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不知怎么的，这味道同我对她的恨和轻蔑联系在一起。这种味道，在头发干起来的时候，就像从沼泽地底下发出来的味道一样。有两种味道——一种是湿头发的味道，另一种是她扔到炉子里，燃烧成火焰的同一种头发的味道。她总是梳下来一些打了结的头发卷，它们还带着她油腻肮脏的头皮上的汗与头皮屑。我常站在旁边看她，很想知道舞会会是什么样子，很想知道她在舞会上做些什么。在她全部打扮完毕的时候，她会问我她看上去是否漂亮，我是否爱她，当然，我会告诉她：是的。但是然后在厕所里，它在厨房旁边的门厅里，我会坐在窗台上燃烧的蜡烛发出的摇曳烛光中，对自己说，她看上去疯了。在她走了以后，我会拿起烫发钳，闻它们的味道，把它们捏紧。它们令人讨厌而又使人着迷——像蜘蛛。这厨房里的一切都使我着迷。我虽然对它很熟，但我从来没有征服它。它既如此公开，又如此秘密。我在这里洗澡，在大铁皮盆里，在星期六。在这里，三姐妹洗澡并打扮自己。在这里，我祖父站在水斗边洗上半身，然后把他的鞋递给我，让我把它们擦亮。在这里，我冬天里站在窗前，注视着窗外纷飞的大雪，我阴郁地、茫然地注视着，就好像我在子宮里一般，听着水的奔流，而我母亲则坐在马桶上。秘密的谈话都在厨房里进行，他们从这里吓人的、令人憎恶的集会出来，总是脸拉得长长的，一副庄严的面孔，要不就是眼睛哭得红红的。他们为什么跑到厨房去，我不知道，但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正当他们站着开秘密会议，为一个遗嘱争吵不休，或决定如何打发某个穷亲戚的时候，门突然被打开，来了一个客人，于是气氛立即就改变了。我的意思是说，极大地改变了，就好像他们如释重负，因为在某种外力的干预下，他们不用再继续一个没完没了的秘密会议，免去了这种令人讨厌的事情。我现在记得，看到门打开，一个不速之客的脸探进来，我的心会高兴得蹦起来。马上会有人给我一只玻璃大罐，让我到街角的酒馆去打酒。我跑到那里，在通往住家的入口旁有一个小窗子，我从小窗子把玻璃罐递进去，然后等着，直到装满冒泡啤酒的玻璃罐递回到我手中。像这样跑到街角去打一罐啤酒，是一场绝对大规模的远征。首先是就在我们楼底下的理发店，斯坦利的父亲在那里开业。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正当我冲出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会看到斯坦利的父亲正用磨剃头刀的皮带啪啪地抽他。一看到这情况，我就热血沸腾。斯坦利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他父亲不过是一个波兰酒鬼。然而，有一天傍晚，正当我拿着玻璃罐冲出去的时候，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另一个波兰人用一把剃刀攻击斯坦利的老爹。我看到他老爹脖子上淌着血，脸色煞白，正倒退着往门边来。他倒在店铺门前的人行道上，一边挣扎，一边呻吟。我记得我看了他一两分钟，对此感到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走开了。斯坦利在父亲打架时溜出来，陪我走到酒馆门口。他也很高兴，尽管他有点儿害怕。我们回来时，救护车已经停在门前，他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他，他的脸和脖子上盖着一块床单。有时候，碰巧卡洛尔神父最得意的唱诗班男童在我一个人舞拳弄脚的时候从家门前走过，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这男孩比我们任何一个都大。他是一个同性恋，一个酝酿中的同性恋者。就是他从我们面前走过，也常常把我们惹火。他刚一被玷污，消息就从四面八方传开，在他到达拐角以前，就被一帮男孩围了起来，这些男孩都比他小得多，他们嘲笑他，模仿他，一直把他弄得哭了起来。然后我们会像一群狼一样扑到他身上，把他拽倒在地，把衣服从他背上扯掉。这是不光彩的行为，但是它使我们感觉良好。还没有人知道同性恋者是什么玩意儿，但是不管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反对它。我们以同样方法反对中国佬。有一个中国佬经常从街那头的洗衣店经过这里，他也像卡洛尔神父教堂里的那个同性恋一样，不得不受到围攻。他的模样跟教科书上看到的苦力图片十分相像。他穿着一件黑色羊驼毛盘扣上衣，一双没有后跟的拖鞋，留着一根长辫子。通常他都是手Сhā在袖筒里走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走路的样子，一种偷偷摸摸、装腔作势、女里女气的走路样子，我们感到十分陌生，而且感受到威胁。我们怕他怕得要命，我们也恨他，因为他对我们的嘲弄完全无动于衷。我们认为他太无知了，不可能注意到我们的侮辱。然后有一天，我们去洗衣店，他让我们吃了一惊。开始他递给我们那包洗好的衣服，然后他伸手到柜台底下，从大袋子里抓出一把荔枝。他笑着从柜台后面出来开门。他还是笑着抓住阿尔菲·贝查，扯他的耳朵；他依次抓住我们每一个人，扯我们的耳朵，仍然笑着，然后他做了一个恶狠狠的鬼脸，像猫一样飞快地跑到柜台后面，操起一把长长的、样子难看的刀子，冲我们挥舞。我们拼命逃离这个地方。当我们到达街角回头看时，我们见他手里拿着一把熨斗站在门口，样子十分镇静，十分心平气和。这次事情之后，再没有任何人愿到洗衣店去了；我们不得不每星期给小路易斯·庇罗沙一个硬币，让他为我们取洗好的衣服。路易斯的父亲在街角有一个水果摊。他常常递给我们一些烂香蕉，作为他喜欢我们的标志。斯坦利尤其喜欢烂香蕉，因为他姑妈常做油炸香蕉给他吃。炸香蕉在斯坦利家被看做精美食品。有一次斯坦利过生日，家人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所有邻居都受到邀请。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后来端来了一盘炸香蕉。不知怎的，没有人要碰那香蕉，因为这是只有斯坦利父母那样的波兰人才知道的菜。人们讨厌吃炸香蕉。在窘困之中，某个最小的聪明小孩建议把炸香蕉给疯维利·曼。维利比我们谁都年龄大，但不能说话。他只会说“别要！别要！”他对什么都说“别要！别要！”所以给他香蕉的时候，他也说“别要！”他伸出双手去取香蕉，但是他的弟弟乔治在场，他们拿烂香蕉来骗他的疯哥哥，使他感到受了侮辱。于是乔治跟人打了起来，而维利看到弟弟遭到攻击，也尖叫着“别要！别要！”打了起来。他不仅打其他男孩，也打女孩，搞成了一场大混战。最后，斯坦利的老爷子听到吵闹声，手里拿着一根磨刀皮带，从理发店上楼来。他抓住维利·曼的颈背，开始抽打他。这当口，他弟弟乔治溜出去叫曼老先生。这曼老先生也是个酒鬼，穿着衬衣就来了，看到可怜的维利挨醉鬼剃头师傅的打，就用一副老拳去揍他，揍得很凶。维利这时候被放开，在地上爬来爬去，吞吃着掉在地上的炸香蕉。他一看到香蕉，就像一只雌山羊一样迅速把它们吃掉。老先生看到他趴在地上像山羊一般嚼香蕉，怒不可遏，就拾起皮带，拼命去追维利。现在维利开始嚎叫——别要！别要！——突然，每个人都笑了起来。这使曼先生消了气，变得温和起来了。最后他坐下来，斯坦利的姑妈给他拿来一杯葡萄酒。听到吵闹声，其他一些邻居也来了，于是拿来了更多的葡萄酒，然后是啤酒，然后是烧酒，大家很快就高高兴兴，又是喝又是吹口哨，甚至小孩们都喝醉了，然后疯维利也喝醉了，他又像雌山羊一样趴在地上，大叫：“别要！别要！”阿尔菲·贝查虽然只有八岁，却喝得烂醉如泥，他咬了维利的ρi股，维利也咬他，然后我们大家都互相咬起来，父母们站在一边快活地又笑又叫，大家非常非常高兴，于是拿来了更多的炸香蕉，这一次每个人都吃起来，然后大家谈天说地，喝干了一杯又一杯。疯维利·曼想要为我们唱歌，但是他只能唱“别要！别要”！生日聚会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有一星期多的时间，大家不谈别的，只谈这次聚会，谈斯坦利的家人是多么好的波兰人。炸香蕉也是一大成功，有一段时间，很难再从路易斯·庇罗沙的父亲那里得到任何烂香蕉，因为香蕉供不应求。然后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它在整个近邻地区投下了阴影——乔·盖哈特败于乔依·西尔弗斯坦之手。乔依·西尔弗斯坦是裁缝的儿子；他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样子很文静，很勤奋，其他大小孩都避着他，因为他是犹太人。有一天他去菲尔莫尔街送一条裤子，同样年纪的乔·盖哈特朝他打招呼。乔·盖哈特自以为了不起。他们说了几句话以后，乔·盖哈特就把裤子从小西尔弗斯坦手里抢走，扔在水沟里。没有人想到小西尔弗斯坦会用拳头来回答这样一个侮辱，所以当他打乔·盖哈特，并且在他下巴上打个正着的时候，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乔·盖哈特本人。打架打了大约二十分钟，最后乔·盖哈特躺在人行道上爬不起来了。于是，小西尔弗斯坦捡起那条裤子，平静而自豪地走回到他父亲的铺子去。谁也没同他说一句话。这件事被视为一场灾祸。有谁听说过犹太人打非犹太人的？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然而它却发生了，而且当着每一个人的眼睛。我们一夜又一夜地坐在人行道边上，从每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件事，但是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直到……直到乔·盖哈特的弟弟乔尼被激怒起来，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乔尼虽然比他哥哥年纪小，个子也小，但他像一只小美洲狮一般健壮，一般不可战胜。他是住在周围棚屋里的爱尔兰人典型。他找小西尔弗斯坦算账的办法是在有一天晚上等他从铺子里出来，把他绊倒。到了那天晚上他绊倒他的时候，他手里藏着两块事先准备好的大石块，可怜的西尔弗斯坦跌倒在地，他就扑到他身上，用两块大石块砸西尔弗斯坦的太阳|茓。他吃惊地发现，西尔弗斯坦没有反抗；甚至当他爬起来，给西尔弗斯坦机会站起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动弹。这时乔尼吓坏了，逃之夭夭。他一定是被彻底吓坏了，因为他再也没有回来过；惟一有关他的消息便是他在西部的某个地方被人找到，送到少年犯教养所去了。他母亲是个邋遢而快乐的爱尔兰表子，她说他罪有应得，希望上帝不要再让她看到他。小西尔弗斯坦恢复过来以后，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人们说他的大脑被打出了毛病，他傻了，而乔·盖哈特却出了名。好像是他去看望了躺在床上的小西尔弗斯坦，对他深表歉意。这又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这是如此奇怪，如此非同寻常的事情，以致乔·盖哈特被视为一个游侠骑士。没有人赞成乔尼的行为方式，然而也没有人会想到去向小西尔弗斯坦道歉。这是这样一种高贵典雅的行为，以致乔·盖哈特被看做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左邻右舍中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绅士。这一个我们中间从来未被使用过的词，现在挂在每个人的嘴上，当一个绅士被视为一种荣誉。我记得，这个被打败的乔·盖哈特像这样突然变成了绅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年以后，当我搬到另一个地段居住，遇到了法国小孩克罗德·德·洛兰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理解并接受“一个绅士”。这个克罗德，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这样的男孩。在以前那个地段，他没准儿会被看做一个软蛋；因为首先他说话太好听，太正确，太有礼貌了，其次他太体贴人，太文雅，太殷勤。然后，在同他一块儿玩的时候，他母亲或父亲走过，他会突然说起法语来，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听到过德语，让德语侵入到我们当中还马马虎虎，但是法语！嘿！说法语，甚至就是听懂法语，都是彻底老外，彻底贵族化，彻底腐朽，彻底高不可攀，而克罗德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哪方面都像我们一样好，甚至还更好一点，我们不得不私下承认，但是有一个污点——他的法语！它使我们反感。他没有权利住在我们的地段，没有权利像他现在这样有本事，有男子风度。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他母亲把他叫回家，我们同他说了再见，这时候我们就聚集在一块儿，来来回回地讨论洛兰一家。我们很想知道，例如，他们吃什么，因为他们是法国人，他们一定和我们的习惯不一样。还从来没有人踏进过克罗德·德·洛兰的家门——这是另一件可疑的、令人反感的事实。为什么？他们在隐藏什么？然而，当他们在街上从我们身边经过时，他们又总是十分真诚，总是微笑，总是说英语，而且是最棒的英语。他们往往使我们感到十分自我羞愧——他们更优越，那是实际情况，而且还有另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别的男孩都是你直截了当地问他什么，他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什么，而克罗德·德·洛兰却从来不是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他在回答前总是十分迷人地笑笑，十分沉着镇静，使用我们望尘莫及的讽刺和嘲笑。他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个克罗德·德·洛兰，当他终于从这个地段搬走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至于我自己，也许过了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我才考虑这个男孩和他古怪的典雅举止。到那时候，我才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突然有一天，我想起来，克罗德·德·洛兰曾在某一场合来到我跟前，显然是要赢得我的友谊，而我却对他很傲慢。在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克罗德·德·洛兰一定在我身上看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向我伸出友谊之手是看得起我。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有那样一种行为准则，就是要合群。如果我成为克罗德·德·洛兰的知心朋友，我就是背叛了其他男孩。随这样一种友谊而来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好处，都同我无缘；我是大伙儿中的一员，疏远克罗德·德·洛兰这样的人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说，在隔了更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我在法国呆了几个月之后，我又一次想起了这件事。法语中“raisonnable（懂道理的）”一词，对我来说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有一天，我偶然听到这个词，我就想起克罗德·德·洛兰在他家门前街上的主动表示。我清晰记得他用了“reasonable（英语中与raisonnable相应的词）”一词。他也许是要求我“懂道理”，当时这个词从来没有从我口中吐出来过，因为我的词汇中不需要它。这个词像“绅士”一样，很少有人说，即使说也都十分谨慎小心。这是一个会使别人嘲笑你的词。有许多那样的词——例如，“really（真的）”。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使用过“really”这个词——直到来了杰克·劳森。他使用这个词是因为他父母是英国人，虽然我们拿他开玩笑，但我们原谅他说这个词。“Really”这个词使我立即想起住在原来那个地段的小卡尔·拉格纳。卡尔·拉格纳是一个政治家的独生子，他们住在相当豪华的菲尔莫尔小街上。他们住的一幢红砖小楼靠近那条街的末端，总是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我记得这幢房子是因为我上学路上经过它的时候，常常注意到门上的铜把手擦得有多漂亮。事实上，别人家没有门上有铜把手的。总之，小卡尔·拉格纳是家长不许他们同其他小孩交往的那些孩子之一。事实上，他很少露面。我们看到他同他父亲走在一起，通常是在星期天。如果他父亲不是周围地区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卡尔会被人用石头砸死。他的星期日装束真叫人受不了。他不仅穿长裤和漆皮鞋，而且炫耀着一顶圆顶礼帽和一根手杖。一个男孩在六岁的年纪会让人这样来打扮他，一定是个笨蛋——那是一致的看法。有人说他有病，好像那是他穿古怪服装的理由。奇怪的是，我一次也没听到他说话。他如此高雅，如此讲究，以至于他也许想像，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话是欠缺风度的。无论如何，我常在星期天上午等着他，就为了看他同他父亲一起经过。我注视他时带着那样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就跟我注视消防队员清洗消防站里的消防车时一样。有时候，在回家路上他会拿着一小盒冰淇淋，是最小的那种包装，也许刚够他吃，作为饭后甜食。“饭后甜食”是又一个我们莫名其妙地熟悉起来的词，我们贬义地使用它来谈论小卡尔·拉格纳及其家人之流。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来琢磨这些人吃的“dessert（饭后甜食）”究竟是什么玩意儿，我们的乐趣主要在于来回摆弄这个新发现的词“dessert”。这个词也许是从拉格纳家私运出来的。一定也是在这个时候，桑托斯·杜蒙特桑托斯·杜蒙特（1873—1932）：巴西航空发展的先驱者，最初的飞行器的发明者与飞行家。——译者名声大振。在我们听起来，桑托斯·杜蒙特那时候听起来，有点儿令人愉快的外国味儿，与通常的外国人或外国东西，如中国洗衣店、克罗德·德·洛兰高傲的法国家庭等，截然不同。桑托斯·杜蒙特是一个魔术般的词，暗示着两撇线条平滑的漂亮的小胡子，一顶墨西哥阔边帽，踢马刺，某种快活、精美、幽默的东西，充满着狂热的幻想。有时候它带来咖啡豆和草帽的香味，或者，因为它这样带有完全的异国情调，这样充满幻想，就会扯得很远，竟关心起霍屯督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年纪大的孩子正在开始读书，他们会按钟点给我们讲幻想故事，这是他们从《阿以莎》《阿以莎》：英国作家亨利·瑞德·哈格德爵士（1856—1925）1950年发表的一部传奇小说。——译者、韦达的韦达（1839—1908）：英国女小说家，以写传奇小说闻名。——译者《在两面旗帜下》之类的书中捡来的一些材料。真正的知识趣味，在我心中十分明确地同我十岁左右搬去的那个新地段拐角处的空地相联系。在这里，当秋天来临时，我们站在烤着土豆片和我们带来的几小罐生土豆的篝火前面，随后就有一种新型的讨论，不同于我以前所知道的总是来自书本的讨论。有人刚读了一本冒险书，或者一本科学书，马上整条街就因为引入了一个至今无人知晓的主题而活跃起来。也许是这些孩子之一刚发现有日本潮流这样的事情，他就会设法向我们解释日本潮流是怎样产生的，它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学习事物的惟一方法——好像是靠着栅栏，一边烤着土豆片和生土豆。这些知识沉积得很深——事实上如此之深，以致后来同一种更精确的知识冲突时，很难把较早的知识排除出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有一天一个较大的男孩向我们解释说，埃及人知道血液循环，于是我们就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以致后来很难一下子接受关于英国人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的故事。现在我也并不感到奇怪，当时我们的谈话大多是关于遥远的地方，例如中国、秘鲁、埃及、非洲、冰岛、格陵兰。我们谈论鬼，谈论上帝，谈论灵魂的轮回，谈论地狱，谈论天文学，谈论不熟悉的鸟和鱼，谈论宝石的形成，谈论橡胶园，谈论拷问方法，谈论阿兹台克人和印加人，谈论海上生活，谈论火山和地震，谈论全球各地的葬礼和婚礼，谈论语言，谈论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谈论正在绝种的野牛，谈论怪病，谈论吃人肉，谈论巫术，谈论月球旅行以及月球上是什么样子，谈论杀人凶手和拦路强盗，谈论圣经里的奇迹，谈论陶器的制造，谈论各种各样家里和学校里从未提起过的话题，这些话题对我们极端重要，因为我们渴望得到这些知识。世界充满着奇迹与神秘，只有当我们颤抖着站在那块空地里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严肃地谈论，并感到需要进行既愉快又吓人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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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章（2）
生活的奇迹与神秘——这在我们成为负责任的社会成员时被扼杀了！直到我们被推出去工作以前，世界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小的，我们生活在它的边缘上，好像是在未知世界的边界上。一个小小的希腊世界就深刻到足够提供一切变异、一切冒险、一切思考。它也不是那么十分小，因为它保留着最无限的潜力。我扩大我的世界，却一无所获；相反，我失去了许多。我想要变得越来越孩子气，向相反的方向超越童年。我要同正常的发展路线完全背道而驰，进入一个超婴儿的存在王国，一个绝对疯狂混乱的王国，但却不同于周围的这个世界那种疯狂混乱。我是一个成年人，一个父亲，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成员。我挣我每天的面包。我使自己适应了一个从来不属于我的世界。我要冲破这个扩大的世界，重新站到一个未知世界的边界上。这个未知世界将使这个苍白、片面的世界黯然失色。我要超越父亲的责任，而走向无政府主义者的不负责任，这种人不可能被强迫，被哄骗，被收买，被背叛。我要让蒙面夜骑奥伯龙奥伯龙：中世纪欧洲民间传说中的仙王。——译者当我的向导，他张开他的黑翅膀，同时消灭了过去的美与恐怖，我要迅速而坚韧不拔地逃向永久的黎明，不给后悔、遗憾、悔改留下余地。我要胜过有害于世界的创造发明者，为的是要重新站在一个无法通过的深渊面前，即使最强有力的翅膀也无法使我飞越这个深渊。甚至我必须变成一个只居住着痴心妄想者的野生自然公园，我也绝不停下来，呆在这负责任的成年生活的有条不紊的昏庸之中。我必须这样做，来纪念与上帝赐给我的那种生活完全无法比拟的另一种生活，纪念一个被屈服者的相互同意所扼杀和窒息了的小孩子的生活。父母亲创造的一切我都不认为是我自己的。我要回到一个比古希腊更小的世界，回到一个我伸手总能触摸到的世界，我时时刻刻所知道、所看见、所认识的世界。对我来说，任何其他世界都是无意义的、陌生的、敌对的。在重新越过我小时候认识的第一个光明世界时，我希望不要呆在那里，而要使劲回到一个更光明的世界，我一定是从那里逃出来的。这个世界什么样，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我会找到它，然而这是我的世界，别的东西没有一样引起我的兴趣。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光明的新世界，对它的最初理解，是由于碰见了罗依·汉密尔顿。当时我二十一岁，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我十分绝望，因而决定离家谋生。我想的是加利福尼亚，说的是加利福尼亚，我计划去那里开始一种新生活。我如此强烈地梦想着这个新的希望之乡，以至于后来，当我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时候，我几乎不记得我见到的加利福尼亚，我想起的、谈起的，只有我在梦中认识的那个加利福尼亚。就在告别前，我遇到了汉密尔顿。他是我老朋友麦克格利高尔的说不清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只是在最近才互相认识，因为罗依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他的印象一直是，他的真正父亲是汉密尔顿先生，而不是麦克格利高尔先生。事实上，正是为了搞清楚他的父亲身分之谜，他才到东海岸来的。同麦克格利高尔住在一起，显然并没有使他更接近于谜的解开。在认识了他曾断定为他的生父的那个人之后，他似乎比以往更加为难了。他后来向我承认，他为难是因为在两个人身 上都跟他自己的想像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也许正是这个决定应该把谁看做父亲的恼人问题促进了他自己性格的发展。我这样说，是因为刚一被介绍认识他，我就立刻感到，我在一个从来不了解的那类人面前。由于麦克格利高尔对他的描述，我已经准备好去见一个相当“古怪的”人，“古怪的”在麦克格利高尔嘴里，意思是有点儿疯癫。他确实古怪，但是十分清醒，立即就使我感到很兴奋。我第一次同一个来到词义背后、抓住事物本质的人谈话。我感到我在同一个哲学家谈话，不是一个我在书本上遇到的那类哲学家，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哲理探讨的人——而且是体验了他解释的这种哲理的人。那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理论，除非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并且，按照每一个新的启示，来如此这般地过他的生活，以便在揭示给他的真理和这些真理在实践中的例证之间，只有最小限度的不一致。当然，他的言行在他周围那些人眼里是古怪的，然而，他的言行在西海岸那些了解他的人眼里并不古怪，在那里，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如鱼得水。他在那里显然被视为上等人，人们毕恭毕敬，甚至带着畏惧聆听他的说话。
我发现他处于一场斗争之中，我只是在多年以后才懂得这种斗争。那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重视找到他真正的父亲；事实上，我还常常以此来开玩笑，因为在我看来，有没有父亲是无所谓的，母亲也是一样。在罗依·汉密尔顿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斗争，他已经解放了自己，却还在寻求确立一种可靠的身世关系。这种关系是他绝对不需要的。关于真假父亲的这种冲突，悖论式地使他成为一个超父亲。他是一个教师，为人师表；他只要一张开嘴，我就明白我在倾听一种学问，它截然不同于我至今同这个词相联系的任何东西。把他看成一个神秘主义者而不予理睬，这是很容易的，他无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他是我碰到的第一个也知道如何脚踏实地的神秘主义者。他是一个知道如何发明实用物品的神秘主义者，在这些实用物品中有石油工业极其需要的钻机，他后来还为此发了大财，但是，由于他那古怪的形而上学谈话，当时没有人十分注意到他非常实用的发明。这被看做他的又一个疯狂想法。
他不断谈论他自己，谈论他同周围世界的关系，他的这种品质给人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他只是一个自吹自擂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甚至有人说，似乎他更关心的是麦克格利高尔先生作为父亲的真实身分，而不是父亲麦克格利高尔先生。这话就其涉及的范围而言，是够真实的。它的意思是说，他对他新发现的父亲没有真正的爱，只是从他发现的真情实况中得到一种强烈的个人满足；他是在以他通常的自我夸张方式利用这种发现。当然，这是非常真实的，因为麦克格利高尔先生本人无限小于作为失散父亲象征的麦克格利高尔先生，但是麦克格利高尔们对象征一无所知，就是对他们解释，他们也绝不会理解的。他们正在作出一种矛盾的努力，既要拥抱长期失散的儿子，同时又把他降到一个可以理解的水平上，他们在这个水平上要以不是把他理解为“长期失散的”，而是仅仅理解为儿子；而稍有一点点理智的人都明白，他的儿子根本就不是儿子，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父亲，类似于基督，我可以说，他正在最英勇地努力把他已经十分明确摆脱的东西作为有血有肉的东西来接受。
因此，这个我最热烈崇拜的怪人会选择我作为他的知己，使我感到吃惊和荣幸。对比之下，我的方式就不对头了：书卷气、知识分子气、世俗气，但是我几乎立即就抛弃了我性格的这一方面，让自己沐浴在温暖、直接的灵光中，这灵光是深刻的，是创造物的天然直觉。来到他的面前，给我一种脱去衣服，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剥去皮的感觉，因为他所要求于谈话对方的远远不止是单纯的赤祼。在同我谈话的时候，他是在向一个我只是模模糊糊怀疑其存在的我说话，这个我，例如，在我正读着一本书，突然明白我一直在做梦时，就会冒出来。很少的书有这种能力，能使我陷入神思恍惚中，在这种完全神智清醒的神思恍惚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做出了最深刻的决定。罗依·汉密尔顿的谈话就带有这种性质。它使我空前警觉，超自然地警觉，同时又不破坏梦的结构。换句话说，他是在诉诸自我的萌芽，诉诸最终会发展的超过赤祼祼个性的那种存在，这存在会超过综合的个性，让我真正成为孤身一人，为的是设计出我自己特有的命运。
我们的谈话就像一种秘密的语言，在谈话当中，别人都睡着了，或者像鬼魂一样消失了。对我的朋友麦克格利高尔来说，这种谈话莫名其妙，令人生气；他比任何其他人都了解我，但是他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现任何同我现在呈现给他的性格相一致的东西。他把罗依·汉密尔顿说成一种坏影响，这又说得十分正确，因为我同他同父异母兄弟的这次意外相遇，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造成了我们的疏远。汉密尔顿打开了我的视野，给了我新的价值观，虽然我后来将失去他传给我的视觉，但是我绝不会再像他到来以前那样来看世界，看我的朋友。汉密尔顿深刻地改变了我，只有一本稀有的书，一种稀有的个性，一种稀有的经验，才能这样来改变一个人。我一生中第一次懂得了经历一种必不可少的友谊是怎么回事，却又不会因为这种经历而感到被奴役或者有依附感。在我们分手之后，我从来没有感到需要他实际上在我跟前；他完全献出自己，我拥有他而不被他拥有。这是第一次对友谊的纯洁完美体验，从来未被任何其他朋友重复过。汉密尔顿是友谊本身，而不是一个朋友。他是人格化的象征，因而也是十分令人满意且今后对我来说却不再必要的象征。他本人彻底了解这一点。也许，正是没有父亲这一事实，推动他沿着自我发现的道路前进，这是投身到世界当中去的最后过程，因而也就实现了纽带的无用性。当然，他当时处于完全的自我实现当中，不需要任何人，尤其是他在麦克格利高尔先生身上徒然寻找的肉体父亲。他到东部来，找出他真正的父亲，这一定有点儿对他进行最后考验的性质，因为当他说再见，当他拒绝承认麦克格利高尔，也拒绝承认汉密尔顿先生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清除了一切杂质的人。我从未看见过一个人像罗依·汉密尔顿说再见时那样，看上去如此孤单，如此完全孑然一身，如此生气勃勃，如此相信未来。我也从未看见过他给麦克格利高尔家留下的那种混乱与误解。就好像他在他们当中死去，复活，正在作为一个全新的、不认识的人向他们告别。我现在可以看见他们站在通道上，两手空空，有点儿愚蠢、无助的样子，他们哭着，但不知道为何而哭，除非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他们从未拥有的东西。我就喜欢像这样想起这件事。他们都不知所措，若有所失，模糊地、十分模糊地意识到，一次了不起的机会莫名其妙地提供给他们，而他们却没有力量或想像力来抓住它。这就是那愚蠢、空洞的手的颤抖暗示给我的东西；这是一种目睹着比我可以想像的任何东西都更痛苦的姿态。它给我一种感觉，感到在面对真理的时候，这个世界有着可怕的不足。它使我感到血缘关系的愚蠢，感到非精神的爱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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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一章（1）
我迅速地回顾，看见自己又在加利福尼亚。我孤身一人，像楚拉·维斯塔橙子林中的奴隶一样工作。我得到自己名分应得的东西了吗？我想没有。我是一个非常可怜、非常孤独、非常不幸的人。我似乎丧失了一切。事实上，我几乎不是一个人——我更接近于一只动物。我整天就站在或走在拴在我的雪橇上的两匹公驴后面。我没有思想，没有梦想，没有欲望。我彻底健康，彻底空虚。我是一种非实体。我是如此彻底生气勃勃，彻底健康，以至于我就像挂在加利福尼亚树上甘美而又带欺骗性的水果。再多一线阳光，我就会腐烂。“Pourri āvant d'etre muri（法文：成熟以前就已腐烂）！”
正在这明亮的加利福尼亚阳光中腐烂的真是我吗？我的一切，我至今所是的一切都没留下吗？让我想一下……有亚利桑那。我现在记得，当我踏上亚利桑那的土地时，已经是夜里了。只有足够的光线来看最后一眼正消失的方山。我走过一个小镇的主要街道，这个镇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我在这个镇上，在这条街上干什么？嘿，我爱上了亚利桑那，我徒然用两只肉眼寻找的一个心灵中的亚利桑那。在火车上，仍然是我从纽约带来的亚利桑那同我在一起——甚至在我们越过了州界以后。不是有一座横跨峡谷的桥把我从沉思冥想中惊醒过来吗？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一座桥，一座几千年前由地壳激变时的岩浆喷发天然形成的桥。我看见有一个人从桥上走过，一个样子像印第安人的人，他正骑着一匹马，有一只长长的鞍囊悬挂在马镫子旁边。一座天然的千年之桥，在落日时的清澈大气中，看上去就像可以想像的年份最少崭新的桥。在那座如此结实、如此耐久的桥上，天哪，只有一人一马经过，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亚利桑那，亚利桑那不是一种想像的虚构，而是乔装打扮成一人骑马的想像本身。这甚至超过了想像本身，因为没有一点点模棱两可的味道，只有生与死将物自体隔离开，这物自体就是梦和骑在马背上的梦者本人。当火车停下时，我放下脚，我的脚在梦中踩了一个窟窿；我到了时间表上有名字的那个亚利桑那小镇，它只是任何有钱人都可以访问的地理上的亚利桑那。我提着旅行袋沿主要街道行走，我看到汉堡包和不动产办公室。我感到受了可怕的欺骗，竟哭了起来。现在天黑了，我站在一条街的尽头，那里是沙漠开始的地方，我像傻瓜一样哭泣。这个哭着的是哪一个我？为什么这是那个新的我，那个在布鲁克林开始萌芽，现在在无垠的沙漠中注定要死的我呢？喂，罗依·汉密尔顿，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一会儿工夫，只是一小片刻，在我崩溃的时候，我需要你，因为我不十分乐意做我现在已做了的事情。我记得，你不是告诉我不必作这次旅行，但如果我必须去，那就去的吗？为什么你没有说服我不去呢？啊，说服从来不是他的方法，而请求忠告从来不是我的方法。所以我到了这里，垮在沙漠里，那座现实的桥在我身后，不现实的东西在我面前，只有基督知道我如此为难，如此不知所措，以致如果我可以遁入大地消失的话，我就会这样做的。
我迅速地回顾，看到另一个同家人生活一起、平静地等死的人——我的父亲。如果我追溯到很远很远，想起莫杰、康塞尔依、洪堡……等街道，尤其是洪堡街，我就会更好地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这些街所在的地段离我们居住的地段不远，但是它不一样，它更富有魅力，更神秘。我小时候只去过一次洪堡街，我已不记得那次去的理由，除非是去看望卧病在一所德国医院里的某个亲戚。但是这条街本身给我留下了一个最持久的印象，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在我记忆中仍然是我看见过的最神秘、最有希望的街。也许我们准备要去的时候，我母亲像往常一样，许诺给我一件很了不起的东西，作为对我陪她去的报答。我总是被许诺一些东西，但从来没有实现过。也许那时候，当我到达洪堡街、惊奇地看着这个新世界时，我完全忘记了许诺给我的东西，这条街本身成了给我的报答。我记得它很宽，在街的两边，有高高的门前台阶，那样的台阶我以前从未见过。我还记得，这些怪房子当中有一幢一层楼，是一个裁缝铺，窗户里有一个半身像，脖子上挂着一根皮尺，我知道，我在这景象面前 大受感动。地上有雪，但是阳光很好，我清晰地记得，被冻成冰的垃圾桶底部如何有一小滩融雪留下的水。整条街似乎都在明媚的冬天阳光下融化。高高台阶的栏杆扶手上，积雪形成了如此漂亮的白色软垫，现在开始下滑、溶解，露出当时很时兴的褐色砂石，像打了一块块黑色的补丁。牙医和内科医生的玻璃小招牌藏在窗户的角角上，在中午的阳光里闪闪发亮，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些诊室也许不像我知道的那样，是折磨人的拷问室。我以小孩子的方式想像，在这个地段，尤其在这条街上，人们更友好，更豪爽，当然也极其有钱。我自己一定也大大舒展了一番，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一条似乎没有恐怖的街道。这是这样一条街：宽敞，豪华，光明，柔和，后来当我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我就同圣彼得堡的融雪联系在一起。甚至这里的教堂也有着不同的建筑风格；它们有着半东方的色彩，既壮观又温暖，这使我既惊恐又着迷。在这条宽敞的街道上，我看到房子都盖在人行道上很靠后的地方，宁静而高贵，没有夹杂商店、工厂、兽医的马厩等来破坏气氛。我看到一条只有住宅的街道，我充满畏惧和赞美。我记得这一切，无疑我大受其影响，但这一切中没有一样足以说明，只要一提起洪堡街，就会在我心中唤起那种奇怪的力量和吸引力。几年以后，我又在夜间回去看这条街，我甚至比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更加激动。这条街的外观当然变了，但这是夜间，夜间总是比白天较少残酷。我再次体验到那种宽敞感、那种豪华感所带来的奇妙愉悦，那条街上的豪华感现在有点儿消退了，但仍然给人以回味，仍然以隐隐约约的方式显示出来，就像那次褐色砂石栏杆从融雪中显示出来一样；然而，最与众不同的，是那种正要有所发现的近乎激起情ｙu的感觉。我再次强烈意识到我母亲的存在，意识到她的皮大衣的鼓鼓囊囊的大袖子，想到她多年前如何残酷地拽着我飞快地走过那条街，想到我如何固执地要看那一切陌生的新事物，以饱眼福。在第二次去那条街的时候，我似乎朦朦胧胧地想起我童年时代的另一个人物，那个老管家，他们管她叫一个外国名字：基金太太。我记不起她得了什么病，但我似乎确实记得我们到医院去看她，她在那里奄奄一息，这个医院一定是在洪堡街附近，这条不是奄奄一息，而是在冬天中午的融雪中容光焕发的街。那么我母亲许诺给我，而我后来再也没能回想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像她那样能许诺任何东西，也许那天，在一阵心不在焉当中，她许诺了十分荒谬的东西，尽管我是一个小孩子，十分容易轻信别人，但我也不会完全轻信她的这种许诺；然而，如果她许诺给我月亮，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会拼命给予她的许诺一点点信任。我拼命需要许诺给我一切，如果在反思之后我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那我还是要以我自己的方式，设法摸索一种使这些许诺可以实现的方法。人们没有一点点兑现许诺的意图，竟然就做出许诺，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甚至在我十分残酷地受了欺骗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我认为许诺之所以没有兑现是因为非同寻常的、完全超出了另一个人的能力的事情参与进来，才把许诺化为乌有。
这个信念问题，这种从来未被兑现的许诺，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在最需要帮助时遭到抛弃。到他生病的时候为止，我的父母亲都没有表示出任何宗教倾向。虽然总是向别人提倡教会，但他们自己却在结婚以后从来没有踏入过教堂。那些过于严格地定期上教堂的人，在他们眼里似乎有点儿傻。他们说“如此这般地笃信宗教”，那种样子足以流露出他们对这样的人所感到的嘲笑、轻蔑，甚至怜悯。如果有时候，因为我们孩子们，教区牧师意外地到家里来，他们对他就像对一个出于礼貌不得不尊重，然而却没有一点儿共同之处的人那样，事实上，他们有点儿怀疑他是介于傻瓜和江湖郎中之间的那类人的代表。例如，对我们，他们会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是他们的老朋友来了，一聊就不着边际起来，这时候，人们会听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评语，通常还伴随着一阵阵响亮的嘲笑声和捣蛋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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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一章（2）
我父亲由于过于突然戒酒而病得很厉害。整个一生，他都是一个快活的老好人：他的肚皮不大不小，他的脸颊圆润，像胡萝卜一样红彤彤的，他的举止从容不迫，懒懒散散，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健健康康地活到高龄，但是在这种平稳、快活的外表之下，事情十分不妙。他的情况很糟糕，债台高筑，他的一些老朋友们已经开始在抛弃他了。我母亲的态度最使他担忧。她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而且一点儿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她时常歇斯底里大发作，扑到他身上又打又掐，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他，砸碎盘子，威胁要永远离家出走。结果，他有一天早晨爬起来，决心绝不再沾一滴酒。没有人相信他是当真的；家里其他人也发誓戒过酒，他们管戒酒叫上水车，但他们很快就从水车上下来了。家里人在各种时候都试过，但没有一个成功地彻底戒了酒的，而我父亲则不然。他从哪里，又是如何获得力量来坚持他的决定，只有上帝知道。我似乎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自己也会喝死的。可是，老人却没有。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对任何事情显示出决心。我的母亲感到十分吃惊，她就是这么一个白痴，竟然拿他开玩笑，讥讽他至今一直如此薄弱的意志力。他仍坚持不懈。他的酒肉朋友很快就不见踪影了。总之，他不久就发现自己几乎完全孤立了。这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没过几个星期，他就病得死去活来，于是举行了一次会诊。他恢复了一点儿，足以起床，来回走走，但仍然是个重病号。他被猜想患了胃溃疡，虽然没有人十分有把握他到底哪里不舒服，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这样突然发誓戒酒，是犯了一个错误。要回到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中去，无论如何已为时太晚。他的胃如此之弱，竟连一盘汤也盛不下。几个月后，他就剩下了一把骨头，而且十分苍老。他看上去就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拉撒路拉撒路：《圣经》中提到的乞丐。——译者。
有一天，母亲把我拉到一边，眼泪汪汪地求我到家庭医生那里去，了解我父亲的真实病情。劳施大夫多年 来一直是家庭内科医生。他是一个典型的老派“德国佬”，在多年开业以后已相当疲惫，有许多怪癖，然而还是不能完全忍痛舍去他的病人。以他愚蠢的条顿方式，他试图吓退不太严重的病人，好像要证明他们是健康的。当你走进他诊室的时候，他甚至不费神看你一眼，不断地写，或者不断地做他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同时敷衍了事地以侮辱人的方式，向你开火似的提出任意的问题。他的行为如此无礼，如此挑剔，以至于尽管听起来可笑，却好像他期待他的病人不仅随身带来他们患的病，也带来他们患病的证据。他使人感到自己不仅肉体上有毛病，而且精神上也有毛病。“你就想像一下吧！”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他说这话时斜眼看人，带着恶狠狠的嘲弄。我很了解他，也打心底里讨厌他，于是我有备而来，也就是说，准备好了我父亲的实验室大便分析。如果大夫要求进一步的证据，我在大衣口袋里还有父亲的小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