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是生活态度
因为父母早年决定各奔东西,我是跟祖父母一起长大的。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已经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回忆不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生活态度。因为两岸相隔,他们的成长环境被剥除了,他们见不到亲人、见不到家乡,除了记忆,他们还能怎么对抗这种隔离呢?
想法是感人的,但当我脑子再度浮出举抗议布条的画面,心肠就变硬了。我决定不用问她了。原则一,我心里想着,凡是以后还买得到的,就丢。原则二,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也丢。我打电话给收二手书的茉莉书房,说我有些老书要捐给他们。回答是如果要他们来收,需要超过一百本。我说,应该有三千本以上。他们来人看了一眼,结果是动用了八个工人,搬了两卡车。
除了书,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具。那些家具都是我在拍二三十年代背景的戏里才会看到的。我打电话给一个做戏用道具的朋友,请他来收。他两手空空来了,进来看了不到五分钟,说要回去开卡车。我不知道他一共搬了几车走,我在忙着丢别的东西,但耳里倒是一直听到他的话外音,“天啊!还有啊!”
家电在我们家出现算是晚的。小学时,我曾羡慕同学家有洗衣机,回来问婆婆,为何我们家没有?她的回答是,因为我们家有人洗衣服,而且衣服用机器洗容易坏。从小家里也没有看电视的习惯,公公的理论是“客人来家里是交流,不是来看电视的”。因为这样,家里晚上是无声的,婆婆画画,公公看书、写毛笔字,而我,我忘了我在干嘛,应该在发呆吧。但是曾几何时,我家成了有四台电视、四台录影机、三台DVD、两个微波炉、三台冰箱、两个洗碗机。这就是时代的洪流吗?还是因为我进了演艺圈?
忘记的一扇门
人家要是问你,你家里东西有多少,你能怎么回答?你的计量单位应该是什么?从某个角度说,每一个人家里的东西都很多,那是生活长年的累积。但有些东西是可以计量的,譬如说,我问你,你家的酒有多少?
让我打开我家的酒窖瞧瞧。所谓“酒窖”,其实是公公房间里的一个小储藏室。我从来没有看过里面是什么,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门口就堵着一个挂大衣的架子,意思是那里面没有什么,就算有什么,也跟我们的生活无关。要不是搬家,所有人都根本忘记那边有一个门。终于打开后,灰尘扑面而出,门后是满满一柜子的酒,每个瓶子上都覆盖着一层尘封的土。我随手拿下一瓶瞧着,空的,全空的,但瓶口的包装原封未动。这瓶酒没有开过,只是,蒸发掉了。我一瓶一瓶的取出来,大致算了一下,两百多瓶。
长年在家里帮忙张罗的张叔悄悄来到我身后,“另一个储藏室里还有。”
“我床头柜子里也有,统统可以当你的嫁妆。”婆婆凑过来说。这话听起来窝心,每个家庭不是都有传家宝吗?但陪嫁几百瓶酒,这是传达了什么讯息呢?悲喜剧成了闹剧了。公公是不喝酒的,但他觉得别人送酒是心意,不应该转送,更不应该转卖,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就这么攒了四百三十瓶酒。多吗?酒之外,类似的礼品类还有茶叶六百多罐、人参两百多盒……
就这么日复一日的战斗,书要丢、家具家电要丢、衣服要丢、剪报要丢——公公四十多年的剪报,及家中老小帮我从娱乐版搜集来的剪报。我的中小学作业、知名不知名的情书,也在以身作则、大义灭亲的心情下,一并收进垃圾袋。
就这么不断地与往事干杯,有天爸爸说话了,“你简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我听了脸上是笑的,心里是酸的。也眼看着已经丢掉的东西,有人晚上拿着手电筒到垃圾堆又偷偷捡回来。就这样谍对谍来回数日,爸爸终于又站在院子里指着我,“红卫兵抄家也不过如此!”
好笑吗?其实惨绝人寰。婆婆声音颤抖地问我说:“我的红木柜你为何不帮我搬到新家?”我跟她说,我量过了,新家的电梯太小,进不去,就算走楼梯搬进了新家,也放不下。然后我就见她独自坐在餐厅看着红木柜哭,她说这次真的不想活了,连这个红木柜她都带不走。我站在那里,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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