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时装展结束后，当地一本权威的时装杂志总编辑歌迪亚建议我在巴黎开店。

“我可以吗？”我受宠若惊。

“已经有几位日本设计师在巴黎开店，你的设计不比他们逊­色­。当然，如果真的打算在巴黎发展，就要花多些时间在这里。”

“我考虑一下。”

“香港的事业放不下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别忘了这里是欧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开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业，是人。”我说。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们放下尊严、放下个­性­、放下固执，都只因为放不下一个人。”

“有一个人放不下，活着才有意思。”我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却没有把握能够再和文治一起。

从巴黎回来，踏出机场，我看到他羞涩地站在一角等我。我冲上去，紧紧地抱着他。

“对不起。”他在我耳边说。

“我以为你以后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过去好吗？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终于点头。

搬到新屋以后，良湄就住在我们楼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偶尔才在良湄家里过夜。良湄也不是时常在家里的，她有时候在傅传孝家里过夜。傅传孝是广告公司的创作总监，我见过他几次，良湄好象真的爱上了他。傅传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无法理解这种男女关系，既然大家相爱，那何不回去了结原本那段情？为什么偏偏要带着罪疚去欺骗和背叛那个爱你的人？

“因为我爱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说过，每个女人生命里，都应该有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吗？”良湄说。

“但我不会同时爱着他们。”

“没有一种爱不是带着罪疚的。罪疚愈大，爱得愈深。徐文治对你的爱，难道不是带着罪疚吗？”

“有罪疚不一定有爱，许多男人都是带着罪疚离开女人的。”我说。

“那是因为他对另一个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为什么要对我觉得罪疚？”

“他觉得他累你在外面飘泊了好几年，如果他能够勇敢一点，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不会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去纽约，这是他跟哥哥说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厨弄了一客意大利柠檬饭给文治，这个饭是我在意大利学到的。

“好吃吗？”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为什么突然下厨，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吗？”

“因为我想谢谢你——”

“为什么要谢谢我？”

“谢谢你爱我——“我从后面抱着他，“如果没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么过。”

“也许过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这个时候，传真机传来一封信。

“会不会是给我的？”他问。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亚从巴黎传真来的，她问我到巴黎开店的事考虑过没有？她说，想替我作一个专访。

“是谁的？”文治问。

“没用的。”我随手把信搁在饭桌上，“我去厨房看看柠檬派焗好了没有？”

“你要到巴黎开店吗？”他拿着那张传真问我。

“我不打算去。”我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没时间——“我把柠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为没时间吗？”

“我不想离开你，这个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脸。

“你不要再为我牺牲。”

“我没有牺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吗？”

“我已经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边开店，也不一定会成名，在香港不是已经很好吗？”

他显得很不开心。

“我并没有牺牲些什么，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我抱着他，幸福地把脸贴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说过不想做一只蓑衣虫，一辈子离不开一件蓑衣的吗？”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只蓑衣虫。”

他轻抚我的头发说：“我不想你有一天后悔为了我，而没做一些事。”

“我不会。”我说。

九六年十二月里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良湄来按门铃。

“你还没睡吗？”她问我。

“没这么早。”

“我和傅传孝的事让熊弼知道了。”

“是谁告诉他的？”

“有人碰见我们两个。”

“那你怎么说？”

“当然是否认。”她理直气壮地说。

“他相信吗？”

“他好象是相信的。他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他不会相信一些令自己伤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传孝到底怎样？”

“大家对大家都没要求、没承诺，也没妒忌，这样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爱得像柠檬。”

“什么像柠檬？”我一头雾水。

“一颗柠檬有百分之五的柠檬酸、百分之零点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爱情吗？我和傅传孝是榴槤，喜欢吃的人，说它是极品，不喜欢的说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种水果？”我笑着问她。

“是橙。虽然没个­性­，却有安全感。”

“你改行卖水果吗？”

“你说对了一半，我这阵子正忙着处理一宗葡萄诉讼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个。”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说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来时，我问他：

“如果爱情有十分，有几多分是酸，几多分是甜？良湄说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吗？”

“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都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来我家里一起布置圣诞树。文治从电视台打电话回来。

“良湄在吗？”他很凝重的问我。

“她正巧在这里，有什么事？”

“熊弼出了事。”

“什么事？”良湄问我。

熊弼在大学实验室里做实验，隔壁实验室有学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气体，熊弼跑去叫学生们走避，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结果吸入大量有毒气体。他自行登上救护车时，还在微笑，送到医院之后，不再醒来。医生发现他肺部充满了酸­性­气体，无法救活。

良湄在医院守候了三天三夜，熊弼没机会睁开眼睛跟她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我最后一次见熊弼，是在方维志公司乔迁的酒会上，他落落寡欢地站在一角。他幽幽地跟我说：“长大是很痛苦的。”现在他应该觉得快乐，他从此不再长大了。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再见。他像小孩子那样，轻轻地跟我挥手。

别离，成了诀别。他永远不知道，他爱的女人，一直背叛他。背叛，是多么残忍的事。

丧礼结束之后，我在良湄家里一直陪伴着她。傅传孝打过几次电话来，她不肯接。她老是在客厅和厨房里打转。

“那个葡萄商送了几盒温室葡萄给我，你要不要试试？”她问我。

我摇头。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要不要吃点什么的？我想看着你吃东西。”

我勉强在她面前吃了几颗葡萄。

又过了一会儿，她老是走到厨房里，不停地洗手。

“良湄，你别再这样。”我制止她。

“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还向他撒谎。”她哀伤地说。

“你并不知道他会发生意外。”我安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