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看了我的邻居们,还有我的小学初恋情人,在小学生的眼光里一个人的容貌并不是他们所取舍的尺度,所以我很荣幸的得到了我所认为的初恋情人,因为自此以后我很少有机会把某个女孩或者某个女人定义为初恋情人了,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可我乐意那样说。她见了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当然我是以我的尺度和立场来猜测的,她已经是一个两岁小女孩的妈妈了。王阿姨说我瘦了,黑了,只是没说我更丑了,李阿姨也那样说,还有很多人那样说,他们的眼神告诉我说,小鱼这孩子还是脱不了农村人的根子,土,比我们还土。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在讥讽我,是,也是善良的讥讽,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生气。
很多人都盖了大房子,而我们家的房子还是那样小,甚至在雨天到处漏水;很多人都骑上了摩托车,而老爸还是骑着那张八二年的老自行车;很多人都富了,而我们家还是很穷。我想现在这一切应该由我来承担了,我必须负起这个家庭振兴的责任来,因为这样的结果大部分是因我上学引起的。
我对爸爸说:“以后把家庭的责任交给我吧!”
爸爸很信任我只说了一个字:“行。”他很欣慰。
妈说:“给我娶一房媳妇,就算你尽到责任了。”
我说:“没问题,追我的人排成排。”
爸和妈都乐了,我也乐了。我知道他们乐的什么,我也知道我乐的什么。
离别,相聚,再离别,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得不按照这样的逻辑去生活,除非你是铁人,既不需要吃饭也不需要穿衣。我不是铁人,所以我必须离开,再期待着下一次的相聚。
我走了,想留下更多的话语来安慰他们,可是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就默默的走了。
我想他们肯定望着我的瘦小的身影哭了,我也想哭。
一次堕落,一次内心深处的忏悔,我想我该长大了,也许就是因为长大了,所以才选择了一次堕落,因为我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是的,我该长大了,所以我要忏悔,因为有我深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在怀着希望等待着我呢。
回到云南除了工作,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在去为了空虚而去奢华;不再为了刺激而去赌博;不再为了缺少女人而去嫖妓。我是一个身负着责任的人,一个要去报答很多我应该要去报答人的人。如果依然愿意成为堕落的人,那么你就不应该把自己当做人,我还想做人,而且做好人,所以我不在去堕落了。
用半年的时间我还了骆飞的一万块钱,而且多付了他一千元,虽然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但是那样做,我会觉得快乐些,所以我那样做了。骆飞又骂了我,说我不拿他当朋友,我说我们是死友,死了都不忘的朋友。又过了一年,我当上了副主任,也积攒了一些钱,大概有两万多块,便迫不及待的汇给了家里,说到春节一定要把房子盖起来,我就不回去了,让他们多操劳一些。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充实了很多,因为有了目标,不在是为了自己的抑郁而去拼命的抑郁了。还钱和盖房子,我几乎都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一下子心情好了很多,也轻松了很多。这年我已经二十八岁,一个还没有真正品尝过爱情滋味的老男人。爱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遥远和不可及的事情,有时我觉得爱情并非是可亲的蜜糖,而是荒唐的魔鬼。人说一个没有品尝过爱情滋味而又是老男人的人,他的心境肯定是处于病态的,甚至变态。我讨厌变态这个词,因为它好象带着很浓郁的贬义色彩。我是不是处于病态,或者说是变态,我不知道,但是我却是符合那些标准的。缺乏爱情的我又一次想起了莫玲,那个我几乎愿意忘记而不能忘记的名字,她还好吗?我们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不联系了。我快要忘记她了,而她肯定已经将我忘记的干干净净了,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我找不到遗憾的理由,那些应该成为理由的理由是很悲哀的,既然是悲哀的理由,我又何必去提及呢?我曾经试着问自己幸福吗?可是我真的不愿意清清白白的回答出来,有很多人也这样问过自己,他们也都没有清清白白的回答上来,我又何必去做那样的自以为是的圣人呢?快乐是给予的还是争取的,我不知道,可我知道悲哀是自寻的。所以我尽量去谅解自己,去宽容和鼓励自己。
在云南我又待了两年,依然是单身,依然未曾品尝过爱情的滋味,从定义上的老男人一下子变成了老光棍。我问我自己是不是很逊?我又没有回答自己,也许是我对女人失去兴趣了,一个经常没有女人光顾的男人,有时就是会忘记那些女人的,所以我发现自己真的或者是有病了。可我并不觉得害怕。班上的同学,十有###的结了婚和嫁了人,屈指算来,我许是那最后一个。可我并不觉得害怕。老爸老妈也曾经催我赶紧准备结婚,不要挑三拣四,他们是想要孙子了。可我并不害怕。
是的,我并不害怕。然而我是真的不害怕吗?我又问了自己,可我仍然没有回答。三十岁,三十岁我要娶一个什么样的老婆呢?二十九的女人?二十九的女人的孩子都快做媳妇了;二十五的女人?愁嫁却又挑剔的女人;二十岁的女人?会拿考古的眼神盯着我看。算来算去,好象自己真的要打光棍似的,我竟真的有点害怕了。
我开始想,我是不是真的这么逊?应该是吧!武大郎能够娶上潘金莲,那也是经济实力所制,没脸蛋,没身材,没钱财,鬼才愿意嫁给你。是啊!结婚可不是可以荒唐的事情,那关乎一生的幸福。所以女人们的势力眼,不是市侩,而是市场所逼。
2003年底,我决定离开云南,到城市里看看,看看城市里的霓虹灯和城市里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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