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部分地学习苏俄，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民主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尽管在下降线行进，但作为外表的民主制度，依然起作用。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尽管骂得很不堪，当政者也只好忍着。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闻检查时，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报纸、抓人入狱。ww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了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高等教育有长足的进步，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于当政者对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能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三、话语吊诡

进入现代以后，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源于中国的**运动。中国的**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他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响。阶级话语必须有所变通。中国的阶级话语，以**的论说最为典型，他1926年在国民革命期间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文，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式的阶级话语的特­色­，其­精­神一直贯彻中国革命始终。1（其中《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后来被收入《毛选》，做了伤筋动骨的重大修改，在此用的是当时的原文。）

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几乎所有的阶级划分，都是以占有的资产来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他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三，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充了，不仅有区区200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300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2000万）。不仅如此，**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1（半益农，是**的提法，指那些自己具有农具和耕牛的佃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强大，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差不多一半。显然，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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