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过，虽然不断地有“勇敢分子”掺和进来，但是革命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梁山好汉们的“替天行道”，进了革命队伍的游民，无论如何都要收敛自己的积习，除非你战功赫赫，升到了某种特别高的位置上。ww在革命大家庭里，不仅**道德要讲，而且讲得颇有清教徒的味道，从某种程度上讲，“勇敢分子”也是被利用的角­色­，一旦革命的气氛已成，农民都跟进了，如果老三老四还是恶习不改，有损党的形象，那么他们也是会被抛弃的，只是抛弃他们的时候手法比对阶级敌人要温柔多了。我小时候曾经见过一个已经失势的土改积极分子，老农民党员，天天挎着个脏兮兮的几乎看不清颜­色­的书包到处走，周围几个村庄，只要谁家请客，准有他在座，号称是“请客不请我，这事犯啰嗦，多我一双筷，我能吃多少”。真要是不请他，他还真的就给你捣乱，重则找借口反映你的“况”，轻则上门撒泼耍赖。如此坚持继续革命十几年，虽然已经失势多年，却从没有人把他怎么样过。

好在农民虽然缺乏革命­性­，但并不缺少革命的跟进­性­，尤其当一个新世界被昭示给他们的时候，许多的承诺自然会带来许多的希冀，特别是革命的清教­色­彩，在革命的凯歌行进时期，毕竟还在弥漫，至少在中下层的­干­部中间还被视为美德，被革命请出山的“勇敢分子”如果不收敛自己的行为，换一副面孔混迹革命，那么在革命已经动起来以后，往往会被淘汰，被比较­干­净的年轻人取代，革命的纯洁因而得以保持；关键是解放以来，运动往往伴随着革命的狂欢，至少对年轻人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所以，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不乏疑惑甚至不满，农民还是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中跟进，以热和积极换取那据说在不远的未来就能实现的承诺。

虽然在大跃进到来的时候，美好的承诺变成了连年的饥饿，从此，农民对粮食的渴望使得革命的跟进­性­懈怠了许多，但是，只要革命在继续，运动在继续，大家也还是跟着，虽然热已经大不如前了。再加上多年对农村准军事化的改造，老的游民锐气已消，新的游民又无从产生，结果是在农村，革命自大跃进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降路线。

大饥馑刚刚过去就动的“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专门针对农村和农民，甚至像给过去的失败找替罪羊，给农民一个说法的一场“革命”。领导“四清”运动的国家主席，就像当年领导解放区土改一样，抛开原有农村基层组织，派工作队进入农村直接访贫问苦动群众，一时间，解放以来**一手扶植起来的乡村­精­英几乎全部成了斗争对象。斗垮了­干­部，然后再重新划地主，将“漏网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实现农民的二次解放。但是农民对这二次解放，其热比之第一次解放可谓天壤之别，连“勇敢分子”比之从前也有猫虎之别，我们前面提到的林村的那位背信弃义的林山，虽然无耻的程度不减当年，但冲劲与狠劲比吴家兄弟可差远了。接下来，国家主席和他热的夫人现他们原来错会了意，运动其实就是要革他们的命，找替罪羊的话，也要找个个大的。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革”，乡下和城里感觉大不一样，城里锣鼓喧天的时候，乡下很可能­鸡­犬不惊，连农村的红卫兵都嫌乡下闹得不起劲，纷纷进城去做革命的马后卒。这回革命先锋轮到了学生，而学生再狠也狠不过当年做过流氓的前辈，后来经前辈的点拨，也狠了起来，但那是在城里。当然，某些偏僻山区也生过将出身不好的人全杀掉的惨剧，但毕竟是零星的个案，就整体而，“文革”中大的波澜都生在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农村里不是没有“阶级斗争”，只是任谁家里都没了油水，一次次斗那些死老虎，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精­神，没有土地不说，连浮财也没有半分。任凭上面怎么号召，斗人和被斗的农民似乎已经被整疲了，反正怎么革命，怎么跟革命，只要不跳出龙门，都混不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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