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父亲曾经在地里­干­活时，每每坐下休息，都要给我讲一些我那个年纪根本听不懂的人生哲理，其中一句是：“其实人有时候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当你必须面对你不想面对的事情的时候也并非就是坏事。” 他说这话时我在不屑的挖着地瓜，那时侯我17岁，很能吃，但身子单薄，如同两片薄煎饼夹的油条，但如果当时有那东西我可能也不致如此了。但凡挖到一块地瓜，不分多说的就吃掉，甚至加杂着泥土，每一口牙碜的咀嚼都会满足我的口舌之欲。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再也在自家的田里找不到那美味了，才从村委会的喇叭知道了早就应该知道的新闻——今年北方大旱。

隐约的记得，我很的小时侯眼睛中没有出现过农田或者村社，以及一条条泥汤混杂的小河，有的都是一些长的看不到尽头的胡同，每一条胡同的门口都有一块半个砖头大小的标牌，标牌是蓝­色­的，上面有白­色­的方块字，什么字我已经不记得了。还依稀想起的就是时常站在胡同口挑着一个货架的吹糖人的老者，老者灰白头发，从货架的锅里用小木­棒­挑出一块糖稀，用大拇指挝出一个小眼然后放在嘴前，两腮一鼓再用手上下左右的捏几下就可以吹出各种造型，一般好象不是一只老鼠就是一个葫芦，最后在糖皮上点上蓝­色­或者红­色­的颜料，再吹一口气颜­色­就扩散开去成了朵花，这样的一毛钱一个。

不过这些仅存的记忆实在少的可怜，再勉强想起的就已经和那些无关了，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的家从里弄的青砖平房变成了草顶的土坯房，好象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但它却实实在在发生了，如同一早起来就发现窗外的胡同小路变成一片麦地。由于年纪小，所以可能不太注意身边的变化，大人到哪里，我跟着去就好了。

但渐渐长大后，总想问些什么，于是就会有一丝的苦恼。

终于有一天我决定和父亲探讨一下，于是就把我始终困惑的事情全盘脱出，比如为什么我总觉得和这里的孩子有些不一样。

这个疑问其实一直都有，只不过直到村长家的刘老三把我压在身下骂我小反动派时，我才意识到我并不是“他们”那边的人，当时我9岁。刘老三包括那一帮子孩子也仅仅十几岁，但表现出来的团结却有些超越他们的年纪，而且绝对的孤立我，原因除了刚才对我的称呼还有这些人里只有我穿鞋的事。

所以，儿时我和父亲探讨我们和他们的为何产生的区别也就是停留在为什么他们不穿鞋而我穿鞋的水平上。

父亲把烟斗反过来敲着鞋底，把眼镜摘下不停的用那块抹布擦拭，我可以看到他下地回来在脖子上沉积的一缕缕泥痕，好象黑­色­的项圈套在上面。他只说了一句话，那句话使我第一次知道了除了这个土地贫瘠得几乎没有收成，而头上始终有烈日袭扰的地方以外还有的一个对我来说陌生而却最应该熟悉的地方。

他那句话是：“你是城里的孩子，你不属于这。”

原来吹糖人的老者是存在的，胡同的门牌上也应该有那个胡同的名字，那不是我胡乱想出来的。

那个地方在哪他却不再说了。他走过正在愣神的我，拿起做好的纸钱给我死去的母亲去上坟了。

但从那之后，我心中燃起了一团莫名的火焰，我对自己说一定要亲自看看他说的地方，这个信念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无论在何种困难扑向我的时候都没有消退对它的憧憬，即便被那些牵着狼狗的孩子追打以及我最喜欢的小儿书被他们夺走或者骂我是小黑五类，臭小九等连骂者都不明白的称号的时候也没放弃。

不过，这都是因为年纪太小而理解不了，再大一些我就基本确定自己的身份了——一个因为出身不好而下乡改造的老师带来的儿子。这话是一个穿兰­色­制服骑着一辆飞鸽自行车的邮递员告诉我的，他当时给我的父亲送来了一封信。

那天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我这个整日沉默的父亲脸上挂出笑容，还平生第一次吃到猪头­肉­。我们两个拌着烛光共同度过那个开斋的夜晚，我用菜刀把大块­肉­切成丁，一粒一粒送到嘴里，细细品味，生怕一口气连盘子都吞下去。而那时侯看着我吃的父亲，自己倒了一杯酒送到我母亲的照片前，低声的说了很多话，由于他背对我而且声音极低，我一概不清楚，只看到他浑身颤抖……

父亲的政治冤案终于*了，作为最后一批遗留问题耽误了很多年，时间刻在了1986年的年历上，年历上是穿泳衣的浓装艳抹大美人，这年我已经17岁了。

“你打算上大学吗？”他突然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