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青石板的弄堂，我兴奋地揣摩着闻屿的话语，不知不觉地到了梅玲家。伞顶上滴滴答答的雨点声好像紧凑了些，幸福街在蒙蒙的雨景中也显得愈发凄清了，可我的心里却逐渐饱胀起一种难得的幸福感觉来。

梅玲家的门紧闭着，狭小的窗子里映出屋里的昏暗光线和一个正在自言自语的老­妇­人的背影，嘤嘤话语从破旧的窗口传出来。

“……您救救我曾孙儿，保佑他平平安安地回来，您一定要救救他……”

听起来该是小雨又出什么事情了？我本打算敲门，只是好奇这老人家虔诚的样子，不知道她到底在做什么，于是，想耐着­性­子再听一会儿，却只剩“阿门”两个字落进我耳朵里。我才记起梅玲说过，老­妇­人是信基督教的，那么，这该是在祷告了。

我敲了敲松软的木门，那扇门被街道上溅起的雨水和潮湿的空气浸透了，发出沉闷而笨拙的声响。

稍许，老人颤巍巍地打开门来，却是一脸的老泪纵横。

我惊讶地不知所措地望着她：“怎么啦，老人家？”

“我……我的小雨……”她的声音被哽咽的哭泣塞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急忙搀扶她进了幽暗的屋子坐下，问道：“小雨怎么了？您慢慢说。”

“他得了大病，刚才死过去了……”说了两句，又只是抽泣着，一个劲儿抹眼泪。

“梅玲送他去医院了？”

老­妇­人点点头，愧疚似的哭诉道：“我不敢去啊，我没用……”

“没关系，老婆婆，您在家安心待着，我这就去看看，不会有事的。”我焦急地说着，打起伞，走进雨里，那雨似乎又大了一些。

在医院重症病房门口的走廊里，我见到了孤零零坐在长椅上的梅玲，透过眼前的玻璃窗门，望得见稚­嫩­的小雨躺在一堆仪器间的白­色­病床上，戴着氧气罩，昏迷不醒，有医生和护士在一旁监测数据。

“孩子，怎么样了？”我悄悄走过去，在她身旁坐下。

“刚才窒息了，医生说还是那病，急­性­乙型脑膜炎。”梅玲的眼圈红肿着，声音倒还显得缓和而平稳。

我握了握她冰凉的手，“一定会没事的。”我坚定地说，似乎也是在安慰自己。

梅玲仿佛被伤心折磨得有些麻木了，出人意料地说：“我儿子大概闯不过这一关了。”顿了顿，继续道：“我还在月子里的时候，请算命先生给他算过命，说这孩子是‘石头上种花草’，那意思是养不活呀。我不敢相信，可紧接着就是满月头出血止不住，潘家伟带他去看了趟病，竟差点没摔死他，后来，又跟着我吃苦，去年，还掉进河里，幸亏好心的渔民给捞了上来，我现在是相信那算命瞎子的话了。”

她话语中平静的绝望不知不觉在死气沉沉的走廊上弥漫开来，我觉得有点冷，顺势搂住了梅玲的肩膀，劝慰道：“算命不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小雨这些难都闯过了，这次也不会有事的。”

“麦小姐，你心眼好，说话也好听，可我知道老天爷是要惩罚我。”梅玲抹了抹眼泪说，“我实在对不起孩子。”

“千万别这么想，你是个好人，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我本想宽慰她些，却不曾想到惹来她的一阵心酸，眼泪不住地落下来。“不是的，我对不起所有的亲人，我气死了我婆婆，我让我丈夫没脸见亲朋，我好好地活着，我母亲和弟弟却以为我死了，白白地悲痛，我也尽不了孝道，我还对不起我儿子，我的罪过竟让这么个小孩子来替我担待，我甚至对不起闻屿，要他为我浪费感情……”

听着她来自心底深处的自责，我的心也像是被锥子顶着，每一次跳动都能感受到坚硬的疼痛，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眼泪也开始湿润了眼眶。

“梅玲，和我说说你离开那个山村后的事情吧，闻屿以为你死了，能和我说说怎么回事吗？”沉默了良久，我终于提起了这个话题。

《红衣》第四章(6)

梅玲仰起脖子张望重症病房里岌岌可危的儿子和两个穿白大褂的身影，喃喃地自语道：“不知道怎么样了？为什么不让进入呢？”

“重症区需要绝对洁净的空气，这样会对小雨的病情有利。别担心，医生们会尽力的。”我也向里面望了望说。

梅玲沉默了片刻，伸得笔直的身子和脖子慢慢软下来，叹了口气，缓缓地接上了我刚才的问题，跟我聊起了背井离乡后的故事。

那一晚，梅玲拜祭了婆婆，抱着孩子乘着夜­色­离开了那个熟悉的山村，脚下的高低不平的颠簸山路她已经走了无数遍了，可此时此刻却显得模糊又陌生起来，她不知道这条路能带她到何方，也不知道她将如何处置余下的人生，她带着一抹凄楚的感慨和无限的茫然，坚定地向山外走去。

孩子伴着梅玲的脚步在她的背裹里发出舒适的轻鼾，却惹得梅玲眼中滋生出泪水来，这个温暖的小东西是她罪恶的源头，如今又成了她必须活下去的理由。但她隐隐作痛地明白，那个所谓的“家”是回不去了，那个对她充斥着嘲笑和鄙夷的家乡也是回不去了。

梅玲失魂落魄地胡思乱想着，一路加紧赶往二十多里外一个小县城汽车站，她不愿在山脚下的简易汽车站等车，免得撞见村里的熟人。

她一个人走在漫长的公路上，两边除了瘦弱的树木和一望无际的田野，连房屋和牲畜也难得望见，气氛孤寂得有些可怕，偶尔疾驶而过的车灯也会让这个孤身前行的女人陡然心惊，而她受伤的腿一路上也毫不留情地隐隐作痛。

天­色­露出潮红般的亮光时，梅玲终于一瘸一拐地踏进了两间老洋房改建的不正规的冷冷清清的车站。售票处亮着一盏老式的吊灯，却不见售票的人。梅玲在那个窗口焦急地等了很久，可售票的中年女人突然不知从何处冒出来，问她去哪里的时候，她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然而，梅玲就像她自己预料的那样，终究还是身不由己地坐上了开往闻屿家的车子。道路时而平整，时而颠簸不平，车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也沉默无语。梅玲时不时地回首望望身后的土地，沿途的一草一木，眼睛里含着模糊的泪水，她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家乡和亲人们正在离她远去……

公共汽车尘土弥漫地行驶了将近三个小时，终于气喘吁吁地接近城市了，可梅玲的心情反而愈加复杂和退缩了。婆婆的过世、自己的腿伤和一连串的悲恸已经消磨了她前一次去找闻屿时的冲动，对她来说，那儿就像一个不切实际的梦境，一个想踏进去而不敢踏进去的梦境。

车子在一个郊区的路边小站缓缓停靠，有个粗壮的汉子下车将行李箱中的几大麻袋货物扛下来。梅玲恍恍惚惚地坐着，清凉的微风从久久开着的车门里吹进来，膝盖上一直沉睡的儿子也打了个哈欠，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梅玲哄了哄孩子，抬起头的时候，看见依旧敞开的车门里亮闪闪的田野和成片的翠林，于是，她突然背上行李，抱起儿子，跨下了车，向郁郁葱葱的林间走去。

走出一段路，梅玲回过身，那辆汽车已经抛下她走远了。她深深地吸了口清爽的空气，有一丝淡淡的迷惘的庆幸浮上心间，尽管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贸然下车，她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但是，她觉得她成功“逃离”了。“逃离”什么，她说不清。

那是一段被高高的铁丝网和网里的树木隔出的幽深通道，正是初秋时节，那些绿得发黄的细长叶子间藏着一颗颗乒乓球大小的墨绿果子。梅玲认得这东西，她家的后山满是这种山核桃，那是野生的，个儿没这么大，但散发的香味是她熟悉的，连枝头鸟儿的叫声也和家乡后山的一样。梅玲沿着陌生而亲切的通道向前走，走着走着，她竟然不怎么担心眼下渺茫的前景了。

孩子开始在母亲的臂弯里挣扎哭闹起来，梅玲知道他是饿了，一路的跋涉和大半个早晨的颠簸，她自己也觉得饿了。相隔几十米的地方，有一间简陋的木棚子，旁边堆着一人多高的­干­柴，她便走了过去，靠着粗糙的柴堆内侧的隐蔽位子，给嗷嗷待哺的儿子喂­奶­。

一系列窸窣之声引来了屋里的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朴素，有着和梅玲几分相像的秀美脸庞和苗条身姿。她先是一脸警惕，看到眼前这对凄凉的呣子时，便面带善意地和梅玲搭讪。

梅玲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路过这儿，只待一会儿就走。”

“没关系，进屋坐坐吧。”那女人真切地邀请道。

梅玲无心“做客”，自己不光彩的处境也不想让更多人“分享”，她轻拍着怀里吮吸着­奶­头的儿子，客套地说：“不打扰你们了。”

那个女人轻松地笑了，咯咯的笑声像清风里的鸟鸣一样毫不做作。“哪来的‘你们’呀？我一个人住，这儿来的人又少，挺冷清的，还真盼着有人来串串门呢。”

“你……一个人？”梅玲小心地问，深怕触及什么不该打听的事情。

“对，我是来这儿工作的，管理核桃园。”她说话的时候轻快而响亮，与梅玲的羞涩温婉截然不同。

“工作？”这个词一下子钻入了梅玲的脑海里，“这里能找到工作？”

“你也是出来谋生的吧？”那人问道。

梅玲企盼地点了点头。

“你就在这儿留几天，这些核桃快熟了，园里该需要帮手了，我想老板会要你的。”她说着，友好地伸出手来，“进屋吧，太阳快晒到你孩子了，况且，看看你靠着的东西——电线杆子，危险得很，你不想让这里成为你的墓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