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连环画节上一眼看到了顾炳鑫先生，我脑海中瞬间浮现一个人物：捷尔任斯基。
那是他笔下众多人物中的一个，顾先生和捷尔任斯基如此相像，也是精瘦，也是干练，也是铁骨铮铮。动人的神韵透过他们的笔溶入了纸上那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形象里，使得你和他们初次相见就会觉得曾经相识。
顾先生握着笔，低头为热情的“连友”签名，冷静的神态让你察觉不出他走过多少平静的日子。
我和“连友”们一起暗自庆幸，老先生们重返画坛，又将迎来连环画复苏的第二个春天。
没有多久，从上海传来了顾先生病重的消息，我们还未从惊诧中缓过神来，又传来顾先生离去的噩耗……
连环画贵在连环，少了一位大师，我们的小人书世界如何连贯。
书痴（33）
有时候，你盯着小人书上的王侯相和风姿绰约的古代美女，不禁感叹画家们的想象力是如何了得。见到王弘力老先生，我径直提出这个问题。
王者笑了，他说，是有个仓库的。
1955年他在辽宁义县泰国寺前看见两个老者下棋，他悄悄回了下来，也就是说，两个形象入了库。不久，他在同—县城小饭铺中看到的一个小贩成了他笔下《十五贯》的尤葫芦。而《十五贯》中另一位人物况钟则是王老认识的一位学校老师，给长上了胡子。
现在，我已经进入他的“仓库”，前途未卜。
当然，成为大师，仅仅育个仓库还是不够的。还要有勤奋还要有刻苦，还要有忍辱负重，还要能宠辱不惊。这一切，王老全有。外语，老人家就会6门，全是自学的。
现在，你就是外行，也可以感受至小人书的厚重。
现在，你随我进入小人书世弄吧，咱们边走边说。
你可以收藏，也可以卖养藏，当然，你只想当贩子就另当别论。然后，你要结识—批“连友”，认识他们，你就会重新认识小人书，我来介绍几位吧。
张成德，公开身份是《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菩，实际上是小人书贩子的死敌。他爱小人书，恨有些人把小人书当赚钱手段，恨他们囤积居奇、哄抬书价。我和他逛过几个小人书市场，几个贩子见他牙恨咬得咯咯作响。
他正在于两件事，一是收集小人书画家们的国画作品，以此来证明，小人书画家都是大画家，都有真功夫。二是采访这些画家，写写他们传奇的经历，出一本书。这两件事占了他太多的时间，说出来你可能信，南采北去地采访画家，都是他自己掏钱。他已经采访了四十多名画家。
如果你刚入道。教你一个辨认的招数，说起小人书眉飞色舞的就是“连反”，说起小人书价钱眉飞色舞的就是贩子。
上海有个张奇明，经营房地产开发和小人书出版。张奇明也是从小就爱人书的，辛辛苦苦攒了几百册，家里着了一了把火，全烧光了。重新开始攒，又烧光了。“文革”时，他的母亲被打成反革命，张奇明身边的小伙伴一哄而散。受不得冷落的他发了毒誓，谁和他玩送谁一本小人书，哪里知道小人书可以冲破阶级的壁垒，居然有60个孩子愿意重新与他为伍。这下惨了，张奇明凑不齐那么多书，小朋友们又盯得紧，逼得他到天目山藏了两天。90年代，张奇明在深圳发了财，苦思冥想闲钱的去处，没说的，又攒起了小人书。
小人书不像佛像，买回家供着，没什么损耗。＿本小人书过上几个人的手，翻上几遍，就折过卷角得不成样子。所以，去找几十年前出版的小人书，大多都青春不在，面目可惜。有的印数少，还难寻踪迹。
张奇明成立了大可堂文化公司，专门和出版社联手再版小人书精品。据说，重新创作也列入了议事日程。
在上海，我一头扎进张奇明的书房，翻看他的小入书藏品。一日就翻到了后半夜，几个老爷们对视一笑，说，这不比打半宿麻将强。第二天见面没别的，还谈小人书。
为梦想惜时（34）
张奇明约来了归琪，也是上海小人书一族中的强人。
归琪有绝活，一眼可以发现一堆书里的精品，有时连书的主人都没发现。归琪挣钱不多，付钱时却很公道，好东西就出好价钱，这让他在“连友”中口碑甚佳。
晚上，归琪席地而睡，因为小人书睡在床上。我把这事讲给局外人听；听者头晃得像拨浪鼓：“唉，说起来都是些大人，怎么不着四六的。”
单说戴敦邦先生吧。“连友”们听说戴敦邦的大名，都会精神一振。虽说戴先生竭尽谦虚之能事，公开宣称自己无学历，自号民间艺人，可他画的《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等连环画，在“连友”们心中的位置至高无上。
他画的古人尤其好，身形中有股灵气这不是天分，是真功夫。这是多年临摹历代大师作品的结果。为了临摹，他钻泥洞、上吊架、爬栈道。他像一个“可爱的信徒”。你一定会喜欢戴先生的画，愿意称为他为大师，好，我来告诉你，他只在师范学校里上过两年的学生美术课。
我一次次端详自己书稿时，总觉得不够味，里面没有画儿。于是鼓足勇气，厚着脸皮向连环画大家们求画。戴先生居然给我画了两张。
后来，一位朋友到戴先生家拍摄，回家后告诉我，戴先生的书房里有座大钟，每小时报时一次，戴先生说，要提醒自己，年事已高，抓紧时间做事。他的书房中有块留言板，小磁铁压着一张张白纸条，提醒自己这周干什么。朋友眼尖，一眼看到一张白条上写着：给小崔画画，两张。这让我有说不出的惭愧。
朋友说，留言板上还有张红纸条。红纸条上写着：建好连环画博物馆。戴先生说，这是他十生的梦想，所以写在红纸上了。
我们，看小人书长大的一群人，是不是也该结自己写一些纸条，或许，我们也该给自己写一张红纸条。
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更别说什么懂全了。
——阿城《江湖》这次交流是在海边的—家电视台。近两年，经上级批准，我忙里偷闲去了3所大学和4家电视台，任务都是一个，和大家面对面交流。
这次出书，把它收起来，一是觉得即兴、口语。想到说到，也算是一种表述方式。二是为前边章节没有写到的拾遗缺。第三说出来不大好意思，即然是业务交流，这篇文章希望能算是我的业务论文，为今后的评职称添个砝码。
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海滨城市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我刚才走进这个会场的时候，看见后面贴着4个大字“学术交流”，我仔细看了看，好像不是一个长期的设置，是临时贴上去的。太隆重了，有点受宠若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到哪儿进行过学术交流，学术这个事很庄重。
按照我的习惯，先介绍一下我的履历。我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小报，叫《中国广播报》。我去的时候叫《广播之友》，当时发行星有25万，我在那儿干了一年，把这个报纸干得剩3万份了。离开报纸，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综合节目部，当时我们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栏目叫《午间半小时》。我自认为在那儿干得非常精彩，我觉得我在广播电台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吧。
人浮于事（35）
后来广播越来越衰落，我所在的这个单位也是人浮于事。比如，我们刚开始制作节目的是7个人；可以制作很优秀的节目。到后来有近20个人，节目的质量却在下降。这个时候开始出去干私活，一下子就干到中央电视台。
忽然说做主持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这已经是90年代初的事情了。到了1992年底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开始进行改革。改革之前的中央电视台让我感受非常深，因为那个地方人浮于事比电台还要厉害。我参加过很多剧组，剧组一建立，第一件事就是包宾馆，每人一个房间，然后吃饭，吃各种各样的饭。花钱如流水，也没有什么人心疼，也没有什么人在意。
1992年底我们开始筹办《东方时空》的时候，忽然经济开始紧张起来，大家出去采访都坐不起出租车，有的是骑自行车，有的是挤公共汽车。这个我觉得倒很像我做了十几年记者的感觉，所以对这个新节目比较钟情。当时新节目没有名字，《东方时空》是后来起的名字。当时叫《新太阳六十分》，每一个子栏目都在设想，比如《东方之子》当时叫《太阳之子》，我对这个题目非常赞赏，我说叫《太阳之子》好。如果要采访贪污犯，就叫《太阳黑于》。《生活空间》叫《太阳人家》，《时空报道》叫《太阳聚焦》。
现在《东方时空》这4个字，是当时的主任孙玉胜想出来的。这个主任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起名字，后来我们的节目《实话实说》，还有《焦点访谈》前面“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也是孙玉胜想起来的。他现在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的副总编了，专门给各栏目想名字。
栏目的名字有了，接着就是怎么做了。有一天我的同学时间来找我，时间是他的真名，不是艺名，他就叫时间，他们一家子都怪怪的，他叫时间，他的父亲叫时盘棋，你说怪不怪啊？当时咱们解放重庆的时候，他父亲是随解放军第一批冲进去的，后来大家看到的“渣滓洞”大屠杀以后的照片，包括杨虎城遗体的那些照片，都是他父亲拍摄的。
时间忽然来找我，他说你能不能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说什么节目，他说《东方之子》，都是采访中国很有名的人。然后我就很含糊，因为从1987年开始我做《午间半小时》，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都是在艰苦的基层跑。现在忽然说做一个主持人，我心里没什么准备。
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家知道除了有赵忠样老师、倪萍大姐，还有罗京、张宏民。那个时候他们的岁数还没有这么大，非常年轻，非常英俊。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形象。这就意味着我要和他们并肩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天回家以后，我就照镜子，因为一个人在镜子里的感觉和在电视屏幕里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越照越没信心。如果有一天电视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崔永元出来了，他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但是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我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我想了想怎么办呢？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招。我说可以找一个更难看的人，把他推出去。加果观众接受他，我就有希望了，我就把白岩松推荐过去了。
白岩松最大的特点是自信，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长得不好。在那个地方一炮走红，大家一定记得白岩松红得程度有多快，没有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红了。
即兴节目（36）
一个月以后再见日岩松，我想沾点光、我说白岩松，是我把你推荐进来的，你还记得吗？白岩松说金子总是会闪光的（笑），看着白岩松大红大紫，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伯乐，相中了这么一匹野马。有时候觉得看着这个小子的傲劲，当时还不如我自己去呢。但是这个栏目就一个主持人，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到1995年底，时间忽然灵机一动，又要办一个新节目，时间就给我打电话，你手里还有没有像白岩松这样的人？我说没有了，就剩下我了。当年我就去电视台报到，开始做节目，我说这次做什么？他说这次做的节目叫“脱口秀”，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找来了很多录像带让我看，看的是美国的“温芙瑞”脱口秀，还有台湾赵少康的脱口秀。“温芙瑞”看不懂，因为它是英语的，我学的是俄语。
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场很有意思，很热闹，每一句话都会有人在笑，现场的观众很放松，坐得姿势也是七扭八歪，这在我们中国电视上是看不到的。赵少霞更精彩，他有辩论的味道，他总是不阴不阳地开一些玩笑，看上去也是很新鲜。当时我们看的是《妙论大卖场》的《飙车一族》。在台湾一些孩子爱开摩托车，开得飞快，还把消声器弄掉，马达轰鸣地在街上乱闯。他们晚上还会到酒吧去喝酒，喝醉了酒摔酒瓶子，这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赵少康就把这些人请到演播室，和他们的家长、老师、同学一起聊天。
一个头发染得红红的孩子说，我看台湾“立法院”开会的时候，“立法委员”还仍鞋呢，还摔麦克风呢，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呢？赵少康说他们是“立法委员”，所以他们可以。你要是“立法委员”，摔酒瓶子，就没有人说你了，底下观众就笑、我觉得他的玩笑开得很有意思，一直开到最顶层，很精彩。最后，赵少康就说，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请到场的各位。每个人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
大家看早期的《实话实说》，每次节目结束都有一个用一句话总结内心的感受，就是从这儿照搬过来的。看完以后，我和时间探讨，我说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他们现场说的这些话，是彩排过的，还是有台本的，还是即兴的？他说他也不太清楚，然后我们就找人问，当时在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明白人。我们看了看上下文的联系，包括现场大家的反映，可以看出确实是一个即兴节目，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要作，个即兴的节目。
从一开始时间就说，我们就照着这个即兴的色彩来做吧，我说我要做什么准备，他说你不用做什么准备，你平时说得不错，你上去说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录样片，样片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后来这个节目播出了，录样片之前头一天晚上，我做了大量准备，摘抄了大概有20多张纸的名言警句，一直在背（笑）。
第二天准备开始了，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各个工程都就位了。那个时候我们导播就过来说，我就喜欢你这个状态，你这人一点也不紧张，然后我说你看我的睑不紧张，你再看看我的腿，一直在哆咳（笑）。我当时就想，我现在上去说一段，如果要是成，就接着说，如果不行，当时就回家，打包回家，再也不干这个。然后我就冲上去了，时间马上喊停。我说一句话没有说，就停。
地说这样上来不好，没气氛，你应该一上来就跟大家挥手，说大家好，然后全场观众鼓掌，谁离你近，你就跟谁握手。我说行，再来一遍。灯光大亮，我就跑了进来，说“你们好”，观众很给面子，都鼓掌，我就跟最近的握手，握完手往台上走，听身后有人说，这孙子是干什么的（大笑）。上去以后，很紧张，看着大家，结结巴巴就开始讲。
我说有一年美国大旱，有一个人家有很多孩子，没有吃的东西了，他的父亲笃信上帝，给上帝写了一封信。他说上帝啊，我们家没吃没喝，你能不能救助我一下，给我100美元。然后就把信寄出去了。在邮局公检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是给上帝的信，没有地方投啊，他们就拆开看了，大家互相传阅，被父亲的一片真诚感动。您看他这么信上帝，我们应该帮助他，大家就开始凑钱，凑了80多块钱，就这么多钱了，给他寄过去了。
过了一个礼拜，这个父亲又寄来一封信，他说上帝，你真是我的上帝，我一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你看我说需要钱，你就把钱给我寄来了。全是上帝，我提醒你一一下，以后你再寄钱的时候，千万别让邮局那帮孙子知道，他们扣了20美元（笑）。
关于幽默感（37）
讲完了以后，全场就笑了。这一笑我就觉得有信心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在中央台做过《曲苑杂坛》。
《曲苑杂坛》大家都知道，就是相声、杂技、人品，当时我们最头疼的时候就是没人笑。有一次我的印象特深，两位著名相声演员合说了一段新相声。我问，这段怎么样？他说一点问题没有，你就等好吧，观众非得乐晕过去。
然后两个人就上去了，一片掌声，从头说到尾，底下鸦雀无声。下来他们就说，这些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你们哪里找的观众。当时我负责找观众，这以后就有了一些经验，再找观众不能找大学生、高中生，反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就不能找，这些人没有什么幽默感。相声、小品，一场一场就这么录，录得我非常伤心。到底是中国人没有幽默感，还是我们这帮腕没有幽默感？为什么人家会不笑呢？所以那天讲完一个笑话，大家都笑了，我一下子就找到自信了。那天在现场还有一个演员叫牛振华，也会说相声，现在在演电影电视剧，他也笑得前仰后合，他的笑也给了我自信。
稀里糊涂一场下来，我问他们用多长时间，过去大概有20多分钟吧？他们说己经两个半小时了，我还行呀，但是有一条没有成功，就是准备的名言警句全都没有用上，部是说的大白话，家常话。然后我们就拿去给领导看，领导看的时候，从头到尾部没有笑，绷着。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还是台领导没有幽默感？大家都拿不准。但是台长留了一条生路，他说你们再做两期吧。做完以后，又要去给领导审，我就把《曲苑杂坛》的经验拿出来，我说咱们组谁最爱笑，他们说关秀玲最爱笑，关秀玲一个笑话都讲不了，因为每次抖包袱之前，她自己先笑。
我们决定让她坐在领导的左边。还有一个叫乔艳琳的跟关秀玲有一拼，看着谁都可笑，整天笑容满面。我们决定让乔艳琳坐在领导的右边。审片的时候果然是这么安排，因为她们都看过，每当要抖包袱的地方，我还没有张嘴，那两个就笑成一片。领导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说倒回来我再看一遍（笑）。
倒回来看一遍说，有这么可笑吗？但是那天领导确实笑了，笑了几次，后来他说再做两期吧。然后我们又做两期，这期做了《谁来保护消费言》，是下海打假的，还有《孩子与游戏》，这样一共做了5期节目。做《孩子与游戏》的时候，中心主任、部主任全都来了，都坐在楼上。
录完了以后，我看所有的同事都阴沉着脸。我还觉得今天我发挥得不错，为什么他们阴沉着脸呢？我说出什么事了，他们说领导们看了3分钟就全都走了，拂袖而去。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那肯定是不满意，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快就走了。我说你们就不能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他们看3分钟特别放心，这个节目做得这么好，不用我们盯着看吧。
然后就拿去找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孙玉胜决定放一集，听听观众的看法。第一集播出后，两种反应部很极端。这时刚好是1996年的3月16日，我们推出了第一集叫《谁来保护消费者》，就是王海打假这期。孙玉胜非常重视，在这个节目播出那天，他自己专门到热线电话前去接听电话，看着观众的反应怎么样。后来他把我叫过去，他说今天电话很多，有一部分是谈你的主持，他说反应分成两种，有一种是非常激动，拿起电话他们就哭，说中国电视有希望了，终于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主持人。
我说另一部分观众呢？他说另一部分观众也早拿起电话就哭（笑），他们说你们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咱中华就真没人了（笑）。孙玉胜说观众反应很极端，两种看法都很极端，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再录几期试试吧。这样节目一口气播出了10期，应该说反应还不错。
10期以后，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这个节目就停播了，停播了两个半月。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突然台里派人来找我，说，你赶紧回去，归队报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脱离电视台了，回去后，一直做到今天。我是《曲苑杂坛》出来的，我们编导更惨，显《综艺大观》出来的（笑），据说早年还干过春节晚会，所以脑子里有很多文艺节目的框框，当时他说出场我们应该出得千变万化，主持人出场有握着手出场的，还有藏在高台上，等到节目一开始，灯光一亮，从台阶上疯子似地跑下来（笑），这也是一种，还有坐在观众席里，大家也不知道是谁，节目一开始，你忽然从观众席站起来，你往台上去，大家就鼓掌。还有一种，你躲在景片后面，节目一开始，你从景片后面突然出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反正都不是正常人干的事（笑）。
有时候在开场之前，我还在想今天要谈什么，今天怎么谈，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所以等到灯一大亮；我就从高处跑下来，跑到观众面前鞠了躬，说各位好，就忘了今天要讨论什么了，然后重来。慢慢地我适应了，每次不管用哪种出场的方式，我都适应了。我发现新的问题来了，现场的观众非常紧张，嘉宾更紧张，一个个笑跟哭似的（大笑）。
放松情绪（38）
节目做到快半年的时候，有一次开会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做的节目不像真正的谈话，当时我看温芙瑞和赵少康的节目，所有的人非常自然，像日常的状态一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让观众揣着平常心，用日常的状态到电视台演播室来说话？
大家说这可能不容易，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电视节目，也没有这样的办法。我说，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观众的紧张感。我决定第一件事改变主持人的出场方式，我们不要从高处走出来，也不要从观众席里冒出来，也不要从景片后面突然闪出来。大家说那怎么出来？
我说一开始就在沙发上坐着等着，嘉宾当时也是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我说嘉宾也让他们坐在沙友上，而且最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让他们坐上去，这样慢慢就会熟悉场地。观众在现场也非常紧张，到电视台的演播室，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不敢动。我们怎么让他们放松呢？我就想起过去我们拍《曲苑杂坛》的时候，为了让观众支持，有一个人上来给大家鞠躬敬礼，说一些注意事项，讲一些笑话，这时候观众会放松。
我说像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借鉴，采用热场方式，试一试。后来我准备很多笑话到那里去讲。比如，我说，前一段我和我一个朋友，到野外宿营，半夜醒来的时候，朋友突然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感想？我说你看满天的繁星，宇宙是多么浩渺啊，而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渺小啊。我那位朋友不说话，我问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沉默一会儿说我们的帐篷好像被人偷走了。
讲完了观众也放松了，我们就决定开始录像。编导说，现在很好，切换导演在上面喊，准备，开始，“5、4、3、2、1”，奏乐，这的候我一看刚才还在笑的观众全都哆嗦起来了。录完下来，我说你看我费那么大的劲给大家讲笑话，好不容易情绪放松下来了，你—个5、4、3、2、1又回去了。他说那怎么办，我不喊，各工种也不知道开始了。我说各工种没那么傻，就不能用别的方式让他们开始。那用什么方式呢？后来我说这样咱们俩约定一个方式，在开始之前，我就冲你挤眼睛，反正你在监视器里也能看见我挤眼睛。开始之前我就挤眼睛，挤着挤着眼睛他就说，你都挤多长时间了，还不开始，我说今天眼睛不是特别舒服，所以一直在挤。我说我们多设立几种方式，比如我手扶着椅子，就证明要开始了，或者我挠挠头证明要开始了，慢慢我们就确定下来了。现在如果大家到《实话实说》现场，我相信即便你是内行，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十种方式，就是让拍摄顺利开始，在观众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
这个工作怎么做呢？就是用那种叫热场的方式，让观众放松，比如我先鞠躬，然后问大家为什么鞠得这么深，有人说真诚，我说，对，是真诚，但是真诚还不够，还有3条，你们接着猜。他们说你在日本留过学，我说你才在日本留过学，第二条不对。然后有一个愣头愣脑的举手，他说你可能是头重，我说你才头重。大家猜半天都猜不出来，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代表很多人到这里来给你鞠躬，所以才会鞠这么深。我现在让大家猜猜，我今天代表多少人给你们鞠躬，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为了《实话实说》这台录像，有多少人在忙着。然后他们开始猜，有的人说100，有的人说500，有的人说2000，有的人说12，有的人说34.然后我告诉大家，我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我代表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代表多少人，因为我们电视台的人数不好统计，你像一般干活各个岗位大概有25个人，但是吃盒饭的有140多个人，发奖金的时候有2200人，有一次台里说，有一个出国名额，谁想去，填一个表吧，填了1多张表，你说有多少人，别管有多少人，反正都欢迎各位到来，今天就鞠这么深的躬。
然后请大家关掉手机、BP机、股票机、电子宠物，凡是出声的都关掉，然后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实话实说》的现场是开放的，谁想发言的时候，就举手示意我，一举手我就会跑到你的身边为你举话筒，话筒我为你举着，大家不要抢，因为抢话筒拍出来不好看。
可是这样还不够，我还找一些不说话的，比如大家都笑，他没有笑。我就会走到他身边问他，为什么大家都笑，你不笑？他说我还有点紧张，你为什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到中央电视台来，我是从贵州来的，一边说一边哆嗦。我说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第一次去什么地方都会紧张，而且有这么多生人。然后我就开始给大家介绍，我把这些生人都介绍一遍，熟悉了就是你的朋友，这会儿你就不紧张了，挨个介绍我们的摄像，包括我们的摇臂。比如说拍摇臂的摄像，我会让他用机器给大家表演点头、鞠躬，还会移到观众的头顶，移准了砸下来，吓得观众到处跑。然后再介绍我们的乐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跟他们开玩笑，调节现场气氛。然后我问现在还有没有人紧张，他们说没有人紧张了，我说现在就我紧张了。
人文关怀（39）
你们都不紧张，我就紧张了，现在大家陪着我再放松一次，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就是听音乐，我只要一听音乐就可以放松。这时候我们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这时候我们现场所有摄像、灯光、录音，包括切换都知道节目开始了。节目录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场的观众根本察觉不了，包括嘉宾，他们也觉察不到节目是这个时候进行的。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我站在观众席前，觉得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个大娘，大娘指着表，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快点开始，我们呆会儿还要回去呢。我说好好好，我们抓紧，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都快录完了。观众在这种自然的状态里，所以表现出来就不一样。我今天说完，大家找机会再看一下《实话实说》，看一下现场的观众，还有嘉宾，他们的那种表现，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出来。当然也有特别紧张的人，你怎么调整他也不放松。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四川请来—对嘉宾，谈的是关于足球和家庭的话题。坐着飞机来。花了很多钱，来以后马上要开始录像了，突然妻子不行了，紧张得浑身发抖。我们看场地的大妈说，看这个嘉宾紧张了、她当机立断，拿两片安定给她吃了。原来这个女的是紧张，吃完药比较好，又紧张又困（笑）。当嘉宾肯定是不行了，当时她紧张得直掉眼泪，吃完药，头还难受，我说你不用这么难受，没什么了不起。
我说这样吧，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到天安门去玩，我们专门有一个人陪你、开着车，你去看天安门。去看纪念碑。缅怀一下先烈。第二个选择，你现在坐在观众席里，你来看我们怎么录节目。如果你觉得非常放松，你想说话，你就举手示意我，如果你不想说话，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今天晚上我不会叫你。我说你想一想，她说我不想了，我有点点困、我就坐在观众席里。我说行，你就坐在观众席里。
她的丈夫非常沮丧，他说真对不起你们，我们花了你们这么多钱，到这里还不能帮你们录节目，我说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事我们经常见到，然后我就说，现场观众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请举起手来。我说有没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这时候举手的人就少了，大概有十几个人。我说有没有因为这个事闹矛盾的，举得更少了，大概有三四对，于是选了一对出来坐到台上。节目开始录制。最后大家说，这二对挺精彩。
录完以后。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的妻子说。我觉得今天挺好、我说是不是很放松，她说是，我说以后你就不要这么紧张，也欢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丈夫就一直垂着脸，老跟妻子说，你等着，回家咱们再说。后来丈夫还跟我们制片说，这样吧，我们自己出一个人往返的机票，就算你们这次访了一个人。我说，你不用这么在意，没关系，就送他们走了。回去以后，据说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顿（大笑）。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在节目里体现人文关怀。
我每次说到这儿，都觉得我们做得确实挺好，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人文关怀。每次听到这儿，观众也会心存疑虑，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早年间电视台并不是这样，那时是毫无人情味。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助做一个晚会的策划，时间特别长，大概做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等到播出那天，我就很高兴，把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邻居全叫到电视前，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做的晚会。然后他们就看，看看说，这个晚会不错呀，怎么证明这是你做的呢，我说别着急，等最后出字幕，你就知道。字幕上写着策划“崔永元”。等节目到最后时我心里怦怦在跳，一看上面写着策划“佚名”（笑）。我就赶紧打电话，导演说，我们上字幕给上错了、我觉得电视台怎么会是这样，太伤人心。
第二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一说你来领一下稿费吧，我一想可能是这样，他们因为疏忽，连名字都没有打，可能在金钱上做补偿。我就背一个空书包去领稿费了（笑）。到那里以后、他们说，你干了4个月，扣完税一共是197块钱，你点点吧，点点别少了，我说不用点了，我走了。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我这还算好的。很多策划，包括北大的教授、社科院的学者、知名的作家，在他们给电视台做策划，或者出点子的时候，经常早晨9点钟来，说到11点半，主持会议的人就看看表说，“现在到中午，就不留大家了，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下次还支持我们工作”，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知道干电视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人文关怀的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
敞开心扉（40）
在1995军底、1996年初，开始筹备这个节目。我和时间几个人最早创办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一个理念，要在这个节目里实现真正的人文关怀，要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感到平等，我们要为电视台争回一点面子。
当时我们请了很多重量级的学者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策划，有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在文化界口碑都非常好，当时我们租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葫芦架，阳光透过葫芦架，照在每个人身上，暖洋洋的，非常舒服。然后我们会挨个问，你喜欢喝什么茶？
我们专门请来一个保姆，每次保姆都会拿来一张纸，一支笔，问每个学者，你今天想吃点什么，然后记下来，照这样去采购，去给他们做，先在生活上让他们满足了、安逸了。第一次付他们酬劳的时候，我们拿一个信封，里面装厚厚一沓钱，漫不经心地说，这是“第一笔”。这些文化人因为受到尊重。有了极高的热情，觉得我们这帮人可交。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跟我们敞开心扉谈起来。
我记得当时他们提了很多要求。郑也夫说，小崔我给你提一个要求，不要轻易接受采访，主持人不是明星，用不着包装，你就陆踏实实做你的节目，如果大家认可你，就是认可你的节目。而不是看你见报的频率有多高。
你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一定不要接受采访，我说肯定不接受，现在还没有人来采访我（笑）。因为那时候节目刚刚开始，后来做了大概两个月以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到这里敲我们的门，进来以后他就说，崔永元在吗？我说我就是。我星《人民日报》属下《大地》杂志的记者，我来采访你。我说不，你休想采访我。后来我看了看郑也夫没在，说咱们到旁边那个屋去谈吧（笑）。
都是凡人，普通人，一般的人好像很难抵御这个诱惑。但我觉得在电视白的主持人里，我是曝光率比较低的，见报比较少的，接受采访比较少的，参加活动比较少的。到现在为止，没商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有一些商业活动很挣钱，有一次有一个商场开业，希望我能够去主持剪彩仪式，8无钱，大概15分钟，我当时说，绝对不会去的。
我们有纪律再说我们主持人怎么能参加这种商业活动，还有，你们是给现款吗？（大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