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快的是求师。北大的学术之门向贫寒的知识青年开放。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更不会市侩也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盘查你的来历。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提出论文来请它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虚心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替你揄扬。这种学生是北大极欢迎的，虽然给了个不大好听的名称：“偷听生”。就这样，形成了“拉丁区”最可贵的“区风”——浓厚而不计功利的学术风气。20世纪30年代北平一般生活费用据民俗专家金受申先生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所写的《北京通》连载文章称：“牡丹每朵花价在十银圆上下，一盆三朵，便是寒家一月生活之费。”（引自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第１０页）可见，当时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３０银圆左右（合现在人民币1000元左右）。北平的知识阶层一般比较富裕，四五口之家每月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娱乐、应酬等）平均都在百银圆以上。全国各地到北平求学者，几年后得到一个大学毕业的资格，生活是不犯愁的。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在北平谋生有一定的困难，但往往能获得前辈学者教授的资助，因为他们富余的钱比较多，支援十来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杨沫回忆：１９３５年她２１岁时，和丈夫马健民住在北平一个小四合院里，一间东屋分成里外两部分。马健民在《世界日报》社当一名小职员——校对，月薪２０多银圆。每月房租６银圆，菜金８银圆左右，有时花１角钱买点儿猪­肉­（１银圆可买７—８斤五花­肉­）炒菜吃上两顿。她这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生孩子以后，没有工作，全靠马一人收入维持大小三口简朴的生活，手头比较紧。她有时写几篇文章换取稿费，但是发表的不多。20世纪30年代北平娱乐场所的票价３０年代北平最盛行的娱乐享受是“听戏”（欣赏京剧）。大致说来，名角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票价是每张１银圆左右，当时最红的武生杨小楼，票价１圆２角。北平戏园子和戏院的票价还分几个档次。文明茶园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路北，煤市街南口外。票价：戏场散座每人铜子儿１６枚（合４分钱，１分＝４枚铜子），茶水钱４枚（合１分钱）。池子内都是圆桌，每桌１银圆可坐６人，每人约１角６分钱；茶水和椅垫钱铜子２４枚（合６分），即每人４枚。以上说的是楼下男座。二楼座正楼、东西楼大包厢是头等，每间４银圆，茶水椅垫４０枚（合１角钱）。二等包厢（靠北边小包厢）每间３银圆，茶水椅垫４０枚。正楼包厢后是正桌，可坐６人，每人３０枚（合７分钱），茶水椅垫钱２４枚，每人６分钱；东西楼包厢后是散座，每人铜子儿３０枚，茶水椅垫钱４枚，合１分钱。也就是说：连戏票带茶钱，最便宜的楼下散座每人５分，正桌每人１角７分，楼上散座每人９分；比较贵的楼上包厢，每人６角到１圆左右。（当时国币１圆合今人民币３０元）天桥大棚北京前门大街南面就是天桥。清代以来，有许多贫苦艺人集中在此卖艺，五方杂处，戏园子、杂耍场、书茶馆、落子馆等约２００多处。这是社会底层的娱乐场所。３０年代天桥兴建的演艺场有天乐园、小桃园、万盛轩、丹桂茶园、小小戏院等。一般用方木搭架，篱笆抹灰为墙，顶上覆盖瓦棱铁或铅铁板，仍然是棚式结构。可容纳三五百人。棚内一端堆土成戏台，观众席设茶桌长凳，供应茶水、小食品、手巾把，与大戏园子类似。门口设五彩牌楼，进门收钱，开场时铜子６０枚（合１角５分），中轴减为４０枚（合１角），到大轴时只收２０枚（合５分）。设备简陋，收费低廉，演出辛苦。然而天桥娱乐场出了不少名角大腕、天才艺术家，如荀慧生（白牡丹）、新凤霞、侯宝林、雪艳琴、月明珠、李桂云等。哈尔飞大戏院位于北平西单刑部街的哈尔飞大戏院，于１９３０年９月开始营业。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２—２５日，黎锦晖率领上海市明月歌舞团来北平首演于哈尔飞大戏院。每场票价３角、４角５分、７角，包厢３银圆、４银圆（每人１银圆）。这是儿童歌舞剧目在北平舞台上首次展现。１９３８年１月６—２２日，哈尔飞大戏院举办１７天曲艺杂耍大会，票价１角５分、２角５分。由于上座率很高，２２日以后继续上演。３月又举办一台曲艺杂耍大会，票价１角５分。北平电影票价３０年代北平的著名电影院有开明、新明、真光等。开明（吉祥）电影院是一座大众化的电影剧场。从１９２１年２月初北京《晨报》登载的广告可见，东安市场开明电影院（即吉祥剧场，设在吉祥茶园内，白天演戏，每晚放映影片两场），第一场７—９点，第二场９点半—１１点半。票价：正面包厢七座４银圆，五座３银圆，两座１圆２角，合每位６角；侧面包厢每位５角，眷属同座；正厅座每位铜子６０枚（合２角），普通座每位铜子３０枚（合１角）。１９３１年《世界日报》刊登的“吉祥影戏院”广告，票价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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