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６月《鲁迅风》杂志有一个简单的报道：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四个等级。现按照这样的划分描述如下。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1)
四类作家的收入标准（１）著名的头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以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400圆（合今人民币12000元），甚至更多。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里弄（如大陆新村），房租每月至少６０圆甚至上百圆；饮食丰盛，经常请客聚餐或家宴；每周都可娱乐观剧等；出门乘坐出租汽车，如鲁迅（除稿酬外，１９２７年末—１９３１年还由蔡元培举荐兼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加300圆）、郁达夫、田汉、巴金（除稿酬外还加文学丛书编辑费每月200圆）、茅盾等。（２）二等作家已经成名，稿酬为千字３—５圆左右，可住三间房，每月房租２０多圆，生活费至少１６０圆左右；月收入必须200圆（合今人民币6000元）左右，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风。是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３）三等作家小有名气，稿酬为千字２—３圆；若参加杂志社可有编辑费；若已开始独立出书，可有版税收入。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１５圆左右，若住两间房则月租金２０圆以上，生活费１２０圆（合今人民币3600元）左右。如丁玲、胡也频、萧红、萧军的收入，从四等升为三等；夏衍、胡风（作品主要是译述稿）、阳翰笙、周扬等一开始也是千字２圆，后来才升为３圆。这表明他们开始进入中层社会，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４）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１—２圆，开始总是过着独身生活，或者将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单枪匹马在上海滩头闯江湖，每月个人生活费以及书刊费约２０—３０圆。一旦结婚成家，如何维持家庭生活的呢？住亭子间房费１０圆，大米、小菜、油盐煤球等每月伙食费４０圆，加上衣服、乘车、应酬（请客吃饭等），每月生活费需要60圆（合今人民币1800元）左右。仍属于普通贫民，如叶紫、柔石、沙汀、艾芜等。作为参照，30年代上海市的中学教师月薪50—140圆，小学教师30—90圆。报社月薪一般为：主笔200—400圆，编辑40—100圆。旧式商店的店员月薪10—30圆，新式商店普通职员月薪20—40圆（１圆合今人民币30元左右）。３０年代的上海作为世界金融经济中心之一，号称东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于纽约、伦敦之后），生活费用不仅比北京高，也比日本东京高。当时上海一个标准家庭（四五口人）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如何？鲁迅1935年文章里说过：在上海租界找一处带院子的住宅（二三层小洋楼），租金每月100两（银子）；巡捕捐按房租的百分之十四，共计114两。每两作１圆４角算，大约等于160银圆。上海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每月约400银圆以上，中等生活的费用每月约100银圆，基本生活费每月约66银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长期的经济危机，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繁荣的机会，沿海城镇的市场有所进步，中国银圆坚挺，在国际上的汇率升值。例如，1930年１月，中国１银圆可以兑换日本74日圆，1931年初100银圆＝４６日圆，1932年初100银圆＝６９日圆，1933年初100银圆＝98日圆，1934年初100银圆＝115日圆，1935年初100银圆＝125日圆……中国推行法币以后，大致上100元法币可以兑换１０５日圆。总的说来，在上海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在东京可以过两个月。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生活水准，一般收入要比北平低，而支出要比北平高（只有少数大学者、大作家的收入可以跟北平相比）。那么为什么在上海的文化人反而要比在北平的多，而且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源源不断地涌往上海呢？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田汉、巴金这样的文坛巨子；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区，可以避免国民党的专制镇压（国民党政府不能进租界搜查和逮捕人），相对来说还有些言论、出版自由。另一方面，1927年4月以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1928年北京不复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文化人纷纷南下。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于1930年３月２日成立，会员约５０人，1936年初自动解散。据胡风回忆，鲁迅每月捐助左联２０圆。1933年８月以后，胡风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每个月定期到“公啡”咖啡店见到鲁迅，这２０圆就由胡风经手。1934年春胡风辞职，左联党的领导一度与鲁迅失去联系。1934年深秋（１０月下旬或１１月初）阳翰笙、周起应（周扬）、沈端先、田汉在内山书店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圆的支票，交给周扬。”（据夏衍《懒寻旧梦录》）这就是鲁迅为左联支付５个月的赞助费。有时，鲁迅还给予左联额外的资助，例如为援救艾芜出狱捐款５０圆，向特科党员吴奚如支援３０圆，等等。除鲁迅定期捐助２０圆以外，茅盾每月捐助给左联１５圆。据《胡风回忆录》所载，这每月３５圆（折合现在1000多元）主要用作左联内部通讯的印刷费。那么，一般左联作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呢？据关露回忆：她在１９３２年春天加入左联，记得第一次开小组会的时候，党团书记丁玲同志出席。当时左联同志都很年轻，除开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穆木天比较年长一些而外，大都只有２０岁左右到２６、２７岁。因此，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1圆钱６张的饭票（一顿客饭２角钱，买1圆钱可以优惠），或者吃１２个铜元（相当４分钱）一碗的阳春面（1分钱＝３个铜元）。经常由于交不出房租被房东驱逐，吃饭是简单便宜的伙食，有时还饿一顿饱一顿的。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2)
当时一斤鸡蛋价值２角钱，也就是说２—３分钱就可以买一个鸡蛋。这样便宜的鸡蛋，左翼文学青年有时也吃不起。１９３４年间，关露曾在上海欧亚航空公司当一个小职员。后来知道特务发现她是左联成员，要抓她，关露只好把这个月薪７５圆的职位辞了。叶紫加入左联时，周扬派关露找他谈话。叶紫房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关露见他用铺板当桌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写东西。他已结婚。当时正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但叶紫的孩子在吃菜瓜（菜瓜比西瓜便宜）。１９３５年，聂绀弩主编的《动向》期刊在文艺界打响，不仅自己有了固定的收入，还将叶紫拉到报馆当助手。叶紫得到月薪６０圆，从原来住的灶披间搬了出来，安心生活。（据梅志《胡风传》）戴平万住在法大马路他的一个同乡开的纸店后楼。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他就坐在床上写字。晴天的时候，他上街也穿套鞋，因为他没钱买皮鞋。周扬有一阵住在北四川路，他经常到法租界来跑一趟；谈完工作以后，要坐车回家，就找关露借几毛钱做车钱。（据关露《我想起了左联》）周扬还经常找胡风借钱，有时动用鲁迅提供给左联的资助。据艾芜回忆：１９３１年他乘坐轮船从厦门到了上海，“任何地方都有找不着职业的苦难，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厦门时曾写过一篇散文《香港之夜晚》，投到上海光华书局出的《读书月刊》，试一试拍下上海文艺界的门，看看能否容纳我这个曾在海外流浪归来的游子。到了上海……看到文章登出来了。可是，我写信（到光华书局）去要稿费，却得不到回音。我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住宿费和伙食，一个月九圆钱。”艾芜用了从缅甸华侨那里得来的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不久通过熟人在江湾劳动大学附近的农民家里租了一间屋子，还带一间灶房，每月租金仅一圆。自己做饭吃，每月５—６圆就够了。这样很省钱。每天他到劳动大学农学院阅览室看报纸，然后坐下来写文章投稿，但经常拿不到稿费。１９３２年春，艾芜由沙汀介绍参加左联。他就是这样开始了文学生涯。（引自《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据齐速回忆：１９３３年，他只有１９岁。当时在虹口区唐山路一个弄堂小学教书，薪金非常低，每月仅有１０圆。另外靠三哥、四哥给些钱，住在亭子间。一日三餐是这样的：早饭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白糖），每人几个铜元（合３分钱）；中午在小饭馆内，米饭、黄豆豆腐、猪肝菠菜汤约２２枚铜元（合７分钱）；晚饭喝粥加碟小菜约十来个铜元（合四五分钱）。总之每人每天不到２角钱，一个月伙食费５—６圆就够了。据吴奚如回忆：１９３５年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琴妹”在织袜厂当女工，每月工资２０圆；小学教师和小职员、店员每月工资大约４０—８０圆。左联和“社联”一般青年成员属于这样的城市贫民，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刘芝明、陈克寒等同志，以及后来党的理论权威胡乔木、艾思奇等。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二1.胡也频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关于他的生平，有不同说法。他原名胡崇轩，幼名胡培基。１９０３年５月４日生于福州市城边街。７岁时，祖父送他到私塾读书；祖父在戏班唱戏，次年就去世了。父亲在戏院里打杂（一说当经理）。后来，胡也频到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念书，１４岁转入福州乌山师范学校。１９２０年他离开福州去天津大沽海军学校。据胡也频的侄儿胡少璋说：“１９１８年，也频被送到一家祥慎金铺里当学徒。金铺的掌柜是他的舅父，但两家关系很坏。１９２０年春，也频拿了铺子里的一副二两多重的金镯到上海去。”（陈注：黄金1两可换100多银圆。）但是据胡也频的朋友马宁说：“我对这件事有另一种看法。谁都知道，做学徒一般都是三年才出师，而且一般是没有工资的。也频的父亲廷玉先生说过：祖父死后，他（指胡廷玉）经营了一家戏院，以包戏为生，生活还过得去。假如送也频去做学徒，为人打水送茶、倒夜壶等事，不是生活迫不得已，一般人家的子弟是不肯去干的。况且也频那时已经十五岁，肚子里也已有些墨水，怎么不在父亲经营的戏院里当个差使呢？……假如也频真去当学徒，最多也只是极短的时间。”胡少璋说：“１９２８年底，也频回到福州与父亲商量，卖了祖父留下来的最后一座房子，得款一千块银圆（又说是一千二百圆），留下二百块作搬家等费用。回到上海后，于１９２９年１月筹办红黑出版社。”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马宁分析：“少璋是１９２８年以后出生，这胡也频回家卖去祖宅的事怕是以讹传讹。要是也频有一千圆来创办红黑出版社，不至于几个月以后他就被迫去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的吧？《红黑》月刊是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出版了第７期以后停刊的，胡也频当是秋季离开上海的……”2.冯毅之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3)
冯毅之１９０８年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今属青州市）山区农村。１３岁入青州高等小学，２０岁在第十中学（初中部）毕业，考入济南市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爱好文艺、写作。在老师胡也频、楚图南影响下，鼓动###宣传革命，被通缉。１９３０年夏天（陈注：据丁玲回忆是５月）随同胡也频丁玲夫妇经青岛乘船逃亡上海，参加左联。在法租界进入左联举办的“暑期补习学校”两个月；１０月份加入中共。［陈注：据冯雪峰回忆，“１９３０年７月和８月，左联和社联在文委领导下共同办了暑期补习班；王学文代表社联、我代表左联，学员主要是从杭州、济南及其他城市动员来的左倾学生，共有六十人左右，地址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从学员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团员。９月间，现代学艺讲习所由社联和左联合办，由洪深出面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注册，只两个月即被查封了。地址是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今威海路）”。］查《鲁迅日记》载，１９３０年８月６日去“暑期讲习班”讲课一次；又９月１３日记载“借学校六十”，指借钱给现代学艺讲习所。２２岁的冯毅之在上海住了不到半年（一说四个月，恐不确），因为无从谋生，又独自乘日本轮船神灵丸号（四等舱）回到山东老家，写了《海上之行》投稿未见刊用。不久受聘为高小国文教师，但因宣传革命而被劝退，发给半个月工资（估计有十圆）。次日即往北平，立志做职业革命家，与潘训等筹办“左联北平分盟”，任三人领导小组的“组织委员”。他暂时寄居学生公寓，在各大学推行读书会，如北大的“曙光会”、师大的“今日会”等。冯毅之回忆说：“我参加革命后，感到最可怕的并不是被捕、坐牢、受刑，而是贫困没办法生活。因为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握政权，没财政收入，革命工作者不但没有工资，连最低生活费也没有，完全靠自己谋生。我在北平半年多，身上的钱化光了，不但没有亲朋好友可借，连能管饭的同志也找不到。（１９３１年夏天）我只好回到山东益都县我的家乡，正遇上我的好朋友刘某到益都县东关高等小学任校长。我去当了国文教员，月薪二十圆，高兴得不得了。”１９３２年益都暴动失败，为避难，秋天他又离家去北平。父亲向亲友借下20圆钱，除了路费，已所剩无几。他找到了党的组织关系。为解决生计，他租了个洋车（黄包车）做车夫。冯毅之后来回忆说：“拉车的生活使得我了解到，车夫的思想感情和爱好，不但与富有的资产阶级不同，与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不同。他们没有奢望、没有幻想、只求温饱。他们对于豪华的游乐场、影院戏院是不敢想的。喜爱的是有五花八门杂艺的天桥和街头巷尾的小饭摊。到天桥去化不了几个钱就可以看到云里飞的滑稽表演，大金牙的洋片和粗俗逗趣的相声，以及杂耍、武术、高跷等各种各样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的民间艺术节目。街头巷尾的饭摊价钱便宜，小米粥玉米窝窝十分香甜。有时买卖好，多挣了几个钱，买上二两酒、一毛钱的猪头肉，喝上两盅，再吃顿白面馒头，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我爱好文学，曾写了《洋车夫日记》，一直保存到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在战斗中全丢失了）。”（冯毅之现为山东省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１９９９年出版《风雨沧桑一百年》文集。）3.王尧山１９２６年，１６岁的王尧山（生于１９１０年７月１０日）从江苏省溧阳县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每月发１块银圆。后来，他在浦东电气公司谋得一份工作，每月收入20多圆。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一般青年成员大多是这样的城市贫民。王尧山在六十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入党后，大部分工资交了党费。”（《新民晚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第２３版）关于党费问题，值得研讨、考证。据老党员杨纤如同志说：“平常连缴党费都感到困难，象工人，每月缴三五个铜板，略表组织观点而已，再多就会影响吃饭。学生稍好一些，也不过每月缴一两只银角的党费。只有成名的左翼作家和有社会职业的同志，才能缴出为数较大的党费。有的作家往往把一篇文章的稿费全部拿出来缴党费，甚至有人把一本书的大部分稿费缴了党费。”（引自《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年第一期９０页）那时，王尧山公开的职业在浦东，而党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在浦西，据他说，他常常是在浦西干到很晚；由于这样来回很费时间，他就在浦西租了一间房。他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因为大部分钱要交党费，租房间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间和阁楼。也因为形势非常险恶，住的地方常常要换。只要联系的人中有一个被捕了，就必须马上换地方。”３０年代在上海市浦西租用亭子间房费大约10圆，每月个人生活费也需要10圆左右。王尧山２５岁左右曾经担任左联中###团成员、组织部长。［陈注：据冯雪峰回忆说，“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间，左联的人事变动，我完全不清楚。在我脑中留下的一点印象是：好象胡风在这两年中做过左联的宣传部长，路丁（王尧山）做过组织部长。］他的住址在今江宁路新闸路之间，一个大弄堂里的三层阁楼上。据他说：“１９３６年３月鲁迅就在这个小阁楼上与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会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此说待考。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4)
１９３６年４月下旬，冯雪峰由张闻天、周恩来派遣从延安秘密抵达上海，先会见了鲁迅，后与王尧山接上关系。这年１０月，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成立，主任潘汉年、副主任冯雪峰。１９３６年底，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命王尧山为书记，沙文汉和林枫为委员。（王尧山现为离休老干部，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田汉的经济生活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原名田寿昌，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花果园一个农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１９１２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免收学费；校长徐特立用自己的薪金替他买蚊帐，并且给他一个“购书折子”让他买书。１９１６年田汉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正好三舅父易梅园被任命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他带着田汉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留学生公费每月３６银圆，后来增加到４０多银圆。１９１９年暑假田汉回老家，携表妹易漱瑜同赴东京留学，一年后结婚。１９２０年１２月易梅园先生在长沙被军阀杀害，此后田汉夫妇断了外援，只能靠自己奋斗。１９２２年９月，田汉留学日本６年后，夫妇从日本回到上海。田汉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月薪１００银圆；同时给书局职员上日语课程，业余写作、翻译，每月收入大约２００多银圆。在哈同路（今铜仁路）民（慈）厚北里４０９号楼房安家，月租金约３０银圆。他从长沙把母亲、岳母、弟弟、小姨等接来同住。田汉的家还成为许多文学青年的茶室、饭铺、招待所，成为２０—３０年代艺术家的摇篮。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每月开支２００银圆以上，经常入不敷出，差额依靠田汉的稿费、版税补足。１９２４年初，田汉和易漱瑜自费创办《南国半月刊》，这是中国戏剧史上长达８年的“南国艺术运动”的开端。１９２５年又办《南国特刊》。１９２６年４月成立“南国电影剧社”，以不到３００银圆的资金，自编自导影片《到民间去》，终因经费不足而失败。１９２７年秋，田汉被聘为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戏剧科主任为欧阳予倩，美术科主任为徐悲鸿）。共招收学生４００多名，每人学费及伙食费20银圆，共得8000多银圆。原有负责人贪污公款被驱逐，学生们选举田汉为校长。学校房租等费用每月４００多银圆，拖欠了三个月。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田汉组织了“鱼龙会”，开创了“小剧场”运动。门票每张1银圆，总共收入１２５０银圆，维持了学校。接着，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基础上，田汉又自办“南国艺术学院”，组织５０名学生到杭州旅行公演５天，开拓了杭州的话剧运动，并补充了经费。１９２８年《中央日报》聘请田汉担任副刊《摩登》主编，每月编辑费300银圆，这成为南国艺术学院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后因《摩登》发表了揭露蒋介石宋美龄政治婚姻内幕的讽刺小说，田汉即被解职，南国艺术学院断了财源，被迫停办。接着两年内，田汉组织“南国社”先后几次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等地公演，推进了革命戏剧运动。公演的门票为6角—1银圆，经常爆满，以此收入作为南国社的经费。同时出版《南国月刊》。无论办刊物、办剧团、办学校，田汉都坚持了在野的民间性质：不依靠官（政府），也不依靠商（财阀），从而保持了独立精神。从１９３１年起，田汉以“陈瑜”为化名创作了《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等四部电影剧本；１９３３年７月田汉和阳翰笙担任艺华影业公司总顾问，月薪２００银圆左右；又拍摄了《民族生存》、《肉搏》、《烈焰》等三部影片，写作了几百首歌词，其中有许多成为著名的电影Сhā曲。１９３５年春田汉被捕入狱，夏天在南京由徐悲鸿、宗白华等保释出狱。此后一年多，田汉又在《新民报》发表剧本、评论、诗歌、散文４０万字，共得稿酬１２００银圆，以维持生活。他不甘寂寞，在阳翰笙等协助下，发起成立“中国舞台协会”，组织了几轮大规模公演。为筹集1000银圆演剧经费，田汉曾向徐悲鸿借款600银圆。前两轮公演亏本，国民党###表示愿意提供赞助，被田汉谢绝。他表示：“舞台上亏了本，自己从舞台上赚回来。”并将某官吏以个人名义赠送的300银圆全部送回。第三轮公演《复活》大受欢迎，连演１２场，场场客满，果然有了赢余。１９３６年田汉在南京主持话剧《复活》公演，当时报刊上介绍如下——售票的迅速与经济方面的收入，也是开记录的。《复活》第一次演三天，共十二场。大概一圆的对号票，在临时是不能买得的。六角和三角的门票，开幕前早经客满。许多人冒着雨来，又懊丧着回去。有些人还要求买票立看。前后十二场情形都相同。支出是四千一百圆，收入是五千八百圆，计得一千七百圆。虽说有这么多赢余，然而还是穷，穷得帐目到如今都不能结算。这就是说，当时话剧演出的门票，通常分为大洋1圆（合今人民币30元）、6角（合今人民币18元）、3角（合今人民币9元）三个档次。每场售票约500圆（合今人民币15000元），座位大约1000个。《复活》公演１２场，赢余大洋1700圆（合今人民币51000元）。［陈注：关于１９３６年《复活》在南京公演的盛况，有人写为“田汉在四十年代报刊上”（见李辉著《田汉——狂飙中落叶翻飞》第３页），这是错误的。４０年代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上百、上千倍。且４０年代抗战期间南京早已沦陷。］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5)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田汉和阳翰笙离开南京。1938年抗战政府的军委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戏剧处处长，月薪法币300元。田汉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自己从来不曾提起，也不屑计算。夏衍回忆说：“不管他写书、演戏、办杂志、搞剧团，甚至于请客吃饭，在他心目中从来不考虑到钱的问题。有了钱，比如一本书出版了，拿到一点版税，就大伙儿用；用完了，没钱了，就大家掏腰包，买大饼油条过日子。有人说他们是法国的波希米亚式的文化人，有人说他们是原始共产主义者。”（引自夏衍《悼念田汉同志》）阳翰笙回忆说：“田汉精通日文，每天只要花上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翻译，就可以从中华书局获得优厚的稿费，生活得好一些；可是宁愿身上一文不名，跟大家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进步戏剧运动。”（引自阳翰笙《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郑亦秋回忆说：“每天他都是东奔西跑，搞联络、组织演出、排戏、写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虽然那时他很有名气，写写文章就能得到许多稿酬，如果细心也可以积攒下不少钱来。可是，他天生的仗义疏财，口袋里经常是空空的。一旦他有了钱，不是倾囊帮助他人，就是交给演剧队充实大家的伙食。有时，为了给大家开伙食吃饭他甚至去典当。”（引自郑亦秋《我的良师益友》）夏衍的经济生活夏衍原名沈端先（端轩），1900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１９１４年他１４岁，到染坊店当学徒；期满以后，每个月可以有2银圆的工资。１９１６年他进了中学，伙食费、书籍费、学杂费一共不到5圆。不久转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５年制），１９２０年毕业，由学校保送到日本报考官费留学。先发预备费２００银圆（当时汇率中国1银圆＝１.２日圆），到日本的交通费轮船三等舱、火车三等座，一共只要几十圆。２０年代初，留日学生每月官费６０银圆，折合７５日圆左右。日本的生活费用，在东京的小饭馆里，一碗汤面５钱（合中国４分银圆），一份牛肉盖浇饭１０钱（合中国8分银圆），所以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比较宽余，每月除了衣食住行以外，还可以买些书籍、日用品等等。中国公派留日学生每三年发一次旅游费，大约８０—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０年前后，日本出版界“圆本”流行，这是一种文史哲丛书，每月出版一本，每本定价1日圆。当时沈端先每月节省1日圆订购了一整套世界戏剧名著。夏衍从东京学成归国后，１９２８—１９３４年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日文翻译者，主要依靠译书为生，译文稿费每千字２圆。他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坚持翻译2000字，每月译稿费１２０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４000元左右。这是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间上海艺术剧社创立，第一次募捐经费大约２００多圆，其中陶晶孙捐款４０圆；沈端先翻译了一部日本小说，由潘汉年经手去换了２０圆稿费；郑伯奇、潘汉年各自捐款２０—３０圆，其他人也捐献了一些。１９２９年冬，上海艺术剧社排完了戏，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的“白宫”小饭馆去吃饭，一客“两毛小洋”即“双毫”的银角子，仅合大洋1角7分。（陈注：6个“双毫”才合1银圆“大洋”。详见本书附录。）１９３２年淞沪战役结束之后，夏衍从唐山路搬家到法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弄堂房子二层楼一开间半，他回忆说：“顶费不算贵，二百五十圆”（全年租金，约合今人民币8000元）。１９３２年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由洪深介绍，聘请郑伯奇（化名席耐芳）、钱杏邨（化名张凤梧）、沈端先（笔名黄子布）担任编剧顾问，每月每人致车马费５０圆；不久，艺华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田汉、阳翰笙又聘请夏衍和周扬等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车马费30圆。加上每天译书的稿费，每年出书有上百圆法币的版税，编写电影剧本还另有酬劳，这样，夏衍每月至少收入２００圆，合今人民币７000元以上。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４日《救亡日报》发刊，由国共两党各出资5000圆作为开办经费。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夏衍结算了100多圆的版税。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偷走60圆（当时大米7圆一担160斤），这可不是小数。总之，夏衍自己认为他在左联作家里面算是比较宽裕的。阳翰笙的经济生活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７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月初八日）生于四川省高县。１９２８年做中共地下工作时化名为“华汉”，１９３３年开始用笔名阳翰笙。１９２３年春，２１岁的欧阳本义决定到北京上大学，得到父母的支持，卖掉家里积存５年的生丝（一年的可卖30圆大洋）和其他财物，又得到亲友的资助，凑足２５０圆作为川资和学费，９月抵达北京。１９２４年夏天到上海，Сhā班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名改为欧阳继修。后到广州黄埔军校，并投入北伐战争。１９２７年参加“八一”起义。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由郭沫若建议、周恩来批准参加创造社的地下党领导工作。以后陆续发表文论与小说，主要以稿酬为生。这一时期的稿费收入估计为每月１００—２００圆。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6)
１９２８年以华汉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４篇、中篇小说一篇、文章８篇；１９２９年发表小说６篇；１９３０年发表小说７篇；等等。１９３０年出版长篇小说《地泉》，１９３１年出版中篇小说《大学生日记》，１９３２年出版中篇小说《义勇军》，稿酬可观。１９３３年９月跟田汉一起加入艺华电影公司，主持编剧委员会。薪金待考。阳翰笙曾特约黄子布（夏衍）、周起应等人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各致车马费３０圆。所以，阳翰笙的月薪估计为１００—２００圆。他编写了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赛金花》、《生之哀歌》、《逃亡》等。这一时期收入颇丰，每月共约２００圆以上。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阳翰笙被捕，１０月由柳亚子、蔡元培等营救保释出狱。随即开始用笔名为南京的民营报纸《新民报》写杂文、剧评等。１２月１日受《新民报》约请协助该报副刊《新园地》的编审工作，每周去报社两次，酬金每月６０圆。此后一年多内，在《新园地》发表文稿一百多篇，以稿酬和编辑费（每月共１００—２００圆）作为生活来源。胡风的经济生活胡风原名张光莹（光人），１９０２年１１月生于湖北蕲春县。１９２７年张光人担任江西省党务学校编辑员，月薪６０圆。这是在他的工薪收入中，目前可以确切查证的第一个数据。１９３１年张光人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获得了半额公费（庚款补助金）每月４５日圆。１９３２年张光人回国后到上海，被选为左联的宣传部长。这时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了《时事类编》的日文翻译员，不用上班，薪金比全日工作者少一半，月薪１００圆。他住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一处西式公寓房，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书桌和一个五斗柜，房租每月20圆。早餐包给房主每月５圆，午餐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搭伙，每月10圆。为过冬做了一件深灰色毛哔叽的驼绒长袍，花了１０圆；这件长袍他穿了四年直到抗战爆发离开上海。１９３４年新年他与梅志同居，住进巨籁达路（今巨鹿路）采寿里，房租每月１３圆。布置新房花费了50圆。家具有一床、一方桌、四把圆凳、一个书架。张光人的新家也成了左联领导经常开会的地方。有一天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焦急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圆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经常来借钱，很少归还。夏天他们搬家到金神父路大兴坊，月租金１４圆。后来又迁居到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合大里二楼，前后两间，还有抽水马桶和电话，月租金只有13圆。当时胡风夫妇日常生活开支大约每月７０圆，其中在内山书店购书十几圆。胡风常抽烟，抽那种１角钱两包的普通烟。鲁迅叫胡风为英文刊物《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今日中国）写篇文章介绍中国左翼文化，给了胡风２０美金稿酬，合国币８０圆（当时兑换率1美金＝4圆国币）。不久胡风夫妇生了孩子，又雇佣一个娘姨。要居住舒适些，就在福煦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慈惠里找到一处大小两间厢房，有卫生间，上面还有小阁楼（供娘姨住）。为了付房租30圆，胡风每月要多写一万字（千字3圆）。实际上当时胡风每月稿酬１００—２００圆。居住条件比较好，曾请鲁迅全家来吃饭，也招待过其他作家朋友。由于经济压力比较大，胡风夫妇又换了房子。１９３５年底搬到威海卫路云兰坊一处二楼带亭子间的房子，月租２０圆。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孟德兰路（今江阴路）找到一处弄堂房子，有起居室、卧房，还有楼上亭子间，月租金２０多圆。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去世后），生活书店出版《工作与学习丛刊》，每期编辑费８０圆，稿酬千字3圆。１９３６年底，冯雪峰看出胡风的经济有困难，就提出要胡风全家搬到他租的房子去住。那是法租界辣斐德路颖村的一栋三层楼房。胡风一家住三楼，周建人一家住二楼，冯雪峰的妻子何爱玉带两个孩子住楼下。冯雪峰（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不要周建人和胡风付房租，这是胡风受到党的照顾。周扬的经济生活周扬（１９０７—１９８９），原名周起应，生于湖南省益阳县。１９２２年周起应在长沙念中学时，与同乡官宦人家之女吴氏结婚，当时两人都只有１５岁。岳母姓周，扬州人士，富有积蓄。从此直到１９３５年，岳母一直在经济上资助周起应夫妇的生活，每年赠与爱女吴氏许多银圆珠宝。１９２８年周起应到上海进入大夏大学。一年多期间，周起应和亲戚周立波、表弟刘宜生以及两个同乡同学等都住在上海，他们的生活费用全靠吴氏供给，都是她用金首饰换来的钱。后来周扬曾经多次跟他的儿子周迈说过：吴氏“善良、无私、很少有的单纯。”（引自《周迈谈周扬》）１９２９年周起应由吴家资助到日本留学，旅费大约１００圆。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是两层楼的留学生公寓。每月生活费至少５０圆。那时日本左翼运动蓬勃发展，普罗文学盛行。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反扑，镇压了左翼。周起应因参加左翼活动被捕，在小石川警察署被拘留一个月，交保释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7)
１９３０年他回国到上海，参加左翼话剧活动。他拜访了田汉，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左翼戏剧联盟（剧联），后来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１９３０年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每年周起应与吴氏都要回湖南省益阳县老家去探亲，同时由岳母交给吴氏一些银圆和珠宝，估计价值为１０００圆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费每月至少８０圆。据周起应与吴氏所生长子周艾若（生于１９２７年）回忆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引自《周艾若谈周扬》）据夏衍回忆说：“１９３０年他（指周扬）只有２２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店，看电影。……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据王作民回忆：１９３３—19３４年之间，周起应与左联宣传干事苏灵扬（杭州人，上海光华大学一年级学生）秘密同居，由此开始使用假名周子扬、周志扬、周扬。又据苏灵扬自述：“１９３４年秋我和周扬结婚后，为了保证他环境的安全，我的社会关系除王作民外一概断绝了，左联的活动再也没有独自出来参加过，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引自《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１９３５年吴氏又怀孕，周起应送她回湖南益阳县老家生育第三个儿子（周迈），然后单独又匆匆赶回上海。因为这时周起应与苏灵扬早已在上海秘密同居，苏氏且已怀孕。周起应不好意思再用吴家的钱财，因此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即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１９３６年元旦，苏灵扬临产，阵痛已经开始，但家里没有钱住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个下午，晚上７点多才回来，总算从郑振铎那里借到２０圆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曾赠与周扬５０圆。后来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了，得到大约８００圆稿酬，他们的经济生活才好转些了。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周扬携苏灵扬及一岁的女儿，跟同周立波、艾思奇一行１２人从上海奔赴延安。沈从文的经济生活沈从文原名沈岳焕，１９０２年１２月生于湖南省凤凰县。１９２０年前后沈从文一家移居芷江县。他的母亲卖掉故乡的老屋，换得将近１０００块银圆存入钱庄，交给沈从文经管。因经营不善，沈从文离开芷江前往常德县，住客栈每月花费１０圆（每天食宿费３角６分），由大舅每月寄２０圆接济。当时他曾往桃源县找湘西武装部队的贺龙，贺答应给他每月９圆的差遣费，但未果。不久沈从文在保靖地方部队当司书，衣食以外有月津贴６圆。１９２３年，他支取２７圆路费，途中又借到１０圆，乘坐火车来到北京，到了前门车站，身上仅剩７圆６角。因为一时找不到职业，付不起学费进大学，所以在湖南同乡照顾下暂住学生公寓，勉强维持工读生活。这几年是他前半辈子生活最困苦的一段时期（虽然性质不同，但在艰难程度上可与后半辈子的“文革”十年浩劫时期相比）。１９２４年１１月，沈从文给郁达夫写信请求援助。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亲临学生公寓，邀沈从文在饭馆进餐，餐费１圆７角，郁达夫拿出５圆结帐，找回的３圆３角全给了沈从文。此事令沈感激涕零。１９２５年５月，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担任办事员，月薪２０圆。这是他来北京两年半以后首次找到的职业。后来，他又担任《现代评论》的发行员。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间，沈从文的文章陆续发表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１９２６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刊载。３年内，他先后发表各类作品１７０篇。这一时期，沈从文认识了《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和他的女友丁玲。他们这些文学青年当时追求的初步目标是每月２０—３０圆的稿酬。１９２６年他的文集《鸭子》由北新书局出版；１９２７年他的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从此他以著文的稿费和版税谋生，成为职业作家。１９２８年他来到上海，同时将母亲和妹妹接来同住。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每月编辑费有２００圆，各分得７０圆左右，另外还有稿酬。三人共同租赁上海市萨坡赛路（今淡水路）２０４号楼房，胡、丁玲及其母住二楼，沈从文及其母、妹住三楼，月租金２０圆，水电费１０圆，加上伙食、衣物，每月开支１００圆左右。除了办刊物外，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１９２９年１月，《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出版发行，维持了两年，以亏本而告终。也在１９２９年，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请沈从文担任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讲师，月薪１００圆。他的学生张兆和后来成为他的夫人。从此以后，他的经济状况好转，每月有保证的收入共计达到２００圆以上。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8)
１９３１年秋，沈从文到山东大学任教，月薪１００圆。１９３２年夏，他又到北平，和朱自清等人随同杨振声教授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学生基本读物，月薪待考。１９３３年９月至１９３５年９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每周两期；１９３５年９月以后扩大为每周４期，由他与萧乾合编，每月编辑费１００圆。这些钱他多半用来接济文学青年。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夫妇和两个幼儿（一个不满３岁，一个不满3个月）分两路离开北平南下。李金发的经济生活李金发，原名淑良，１９００年生于广东省梅县。父亲曾在毛里求斯岛当华工，积攒了一些财产归国，家道小康。有２０多间房屋，每年春秋两季有３００—４００大洋收入，同时在外放债约有３０００多圆。李金发６岁在家乡读蒙馆，每年学费３—５圆。１９１７年到香港去学英文，从汕头到香港的船票３圆５角。在香港住在一个木板房的客栈里，４人一间，每月食宿费１０圆。１９１９年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３００圆置装费和旅费。乘坐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１００圆。到法国后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１００法郎（合１０块银圆或国币），同学有林风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的房子月租１５０法郎（合１０圆国币）；一顿比较好的中餐５法郎（合国币５角钱）。１９２０年开始写诗，将《微雨》、《食客与凶年》寄回国内，但没有稿酬。１９２５年６月回国。原由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聘请他担任雕刻讲师，月薪１００圆，但因招不到学生而作罢。孙科邀请李金发担任孙中山陵墓图案评判顾问，车马费１００圆；继而又设计孙中山胸像，月津贴２００圆。当时寄宿在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白俄家里，每月房租伙食费共７５圆。１９２７年曾在武昌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授，月薪２００圆；兼武昌美术学校雕刻指导，车马费５０圆。１９２８年在南京担任大学院蔡元培院长秘书，月薪２５０圆。不久便辞职，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开办雕刻公司，名叫“罗马工程处”，同时每周去杭州３天担任美专雕刻课程，月薪２００圆。他最大的收入还是制作铜像。为安徽军阀马某作铜像得２０００大洋，为上海名人李平书作铜像也收入２０００圆，又制作上海南京大戏院３５英尺浮雕，得数千圆。１９３２年到广州美术学校，月薪２００圆。制作武廷芳铜像得到定金两万圆，塑像完成后又得１００００圆。还制作了军阀邓铿铜像，得38000圆。李金发这时非常富有，迁居到广州东山区竹丝岗一座大公馆，月租金１２５圆。１９３４年全家到了南京，他担任孙中山铜像复选委员，月津贴７００圆。又制作了几个蒋介石铜像，共得1000多圆。此时收入不如在广州作雕刻收入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金发辗转经香港到达重庆，在外交部供职。此后脱离文化创作。周巍峙的经济生活周巍峙，原名###骥，江苏东台人，1916年生。两次入私塾，8岁转入小学。父亲在上海曾为印刷工人，后投北伐军任文书。###骥10岁（小学5年级）时随父母到上海，生活穷困而辍学。###骥的二舅、上海《时报》记者戈公振接济他们一家。戈公振让###骥练习钢笔字抄写，介绍他到上海申报馆图书资料参考部当练习生，月薪10银圆；工作是做剪报及整理图书，收集各界名人资料。业余为小报撰稿，稿酬千字5角。1932年在邹韬奋的《生活日报》社筹备处当文书，时年16岁，月薪15圆；后为李公朴当秘书。此外为《劳动季报》整理报刊资料，每月5圆；又为陶行知抄写稿件，每月也领取5圆。###骥20岁前后打工收入每月30圆左右，以维持基本生活。他还经常花1角钱买门票逛“大世界”，养成对于戏曲、音乐的爱好。1937年“八·一三”战事后，###骥随从李公朴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不久参加八路军。丰子恺出售漫画的“润例”1935年3月20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上，登有《子恺漫画润例》。全文抄录如下：子恺漫画润例人间多可惊可喜可哂可悲之相。见而有感，辄写留印象。但记感兴，固不拘笔法之中西，设色之繁简，题材之雅俗也。嗜痂者频来索画，或装裱而悬之室中，或缩印而载之卷头。受属既多，知闻渐广，时接来函，惠询润例。今暂定数则，以副雅望：立幅（高约二尺，阔约一尺）银六圆横幅（长约二尺，阔约一尺）银六圆册页（长阔各约一尺）银三圆扇面银三圆△复制者（如书报杂志Сhā画等）另议。△指定题材者另议。△属画除扇面外不须寄纸。但来函说明属者姓名与住址，画件格式与款识。并请先惠润资。△函洽者请用挂号信。收到信后一个月即将画件挂号寄奉。画洽者先给润资收据。一个月后凭收据向原接洽处领取画件。△函洽处：杭州宝极观巷皇亲巷六号丰梦忍先生。△面洽处：南京丹凤街一三四号陈子佛先生。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9)
上海梧州路开明书店华挺生先生。上海福州路开明书店陆仿游先生。上海河南路宁波路江南银行夏采文先生。杭州旧藩署树花中学郑棣先生。△本润例限用于民国二十四（1935年）年内。以后如续应则号订。二十三年（1934年）岁暮丰子恺谨订从这篇润例看来，当时已盛名于画坛的丰子恺，是很希望有人来购买他的画的；设了那么多“面洽处”和“函洽处”，固然是为了方便购买者，也是为了招徕生意。购画者，富于传统雅意者多购国画，具有现代气息者多购油画、水彩画，挂之于客厅，悬之于书房，是有一番情意。而丰子恺所售者是画“人间相”的漫画，依栏伫立的思女，临街叫卖的贩子，都可以入画，或裱之为轴，或装之于框，自别有一番滋味。从这份润例，我们还可以对照看看今昔酬金、物价的涨落，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润例中说的“银六圆”，当时就是大洋六块。那时也用纸币，纸币和银圆是可以通兑的。（引自《倪墨炎书话》，该文认为30年代的一块银圆约值今人民币70—80元。本书作者反复计算的结论是：标准银圆1圆＝今人民币30—35元。）１９３０·小知识者的生活我像海底捞针一样，在泛黄发脆的历史档案和旧报刊里面，探寻有关中国知识阶层经济状况的第一手史料。终于从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大公报》里面找到《一页家庭帐》，介绍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知识者的日常开支清单。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他的月薪５０圆（银洋或国币），相当于一个中小学教师，或者普通记者、报刊编辑的收入；年龄不超过３０岁。“与其说他吝啬，还不如说他俭朴。吝啬也罢，俭朴也罢，总之他不肯滥用一分钱。虽然，在生活程度这样高的上海，真是不得不如此呢。”去年新春他刚结婚，租用了新房，有了自己的小家。正月元旦，他备了一本新帐簿，并且立了一张每月开销预算表：房租１０圆（２０％）伙食费１１圆（２２％）其中：米面３圆（６％）菜金７圆（１４％）火油１圆（２％）衣服５圆（１０％）车费３圆（６％）杂项１０圆（２０％）其中：日用品４圆（８％）交际应酬５圆（１０％）娱乐１圆（２％）储蓄８圆（１６％）备用特别费３圆（６％）合计５０圆（１００％）他立好了这张预算表以后，自己看看，非常得意。他想每月至少储蓄８块钱，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开支，就可以有１１块钱积存起来；一年１３２块钱，放在银行里又可以生利。他觉得经济前途很光明。房租１０块钱，住了石库门楼房的一层，有电灯、自来水，这不算贵。若是在繁华地段的房租要高出一两倍呐。虽然离开上班的地方远，每月要花３块钱车费，平均每天１角，乘坐两次公共汽车或电车，还是划得来的。每月伙食费１１圆，合每人５圆５角。３块钱粮食，大米每斤６—７分钱，共计买４４—５０斤米，先生吃饭多些，夫人胃口小点儿。７块钱菜金，每天合２角３分，还不到７０个铜元（当时上海市场上银圆是主币，铜元是辅币；每块银圆兑换200—300个铜元）。当时一两个铜元可以换一只鸡蛋。荤菜：猪肉、牛肉或者鸡肉每斤大约２角多钱，豆油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９分钱，食盐每斤６分钱，青菜萝卜之类每斤２—３分钱，等等。燃料１块钱可以买１５斤火油（煤油），每斤７分钱；烧饭煮茶都用它，合每天消耗半斤。衣服每年６０圆是不能省的，鞋袜帽子都在内。夫妇每人总得置办两三套普通服装罢，每套１０圆以上，一双皮鞋至少也要５圆。杂费也是不能省的：肥皂每块５分钱；寄信邮资本市３分、外埠４分；理发每次２角；娱乐费每月至少要１圆，随便看一场电影（当时又叫影戏）每张入场券２角或３角，每个月两人总要看两场，否则人生太枯燥了。上海滩的交际应酬费最难以捉摸。参照：1933年上海工人生活状况到１９３３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略微有所提高，通常为１６.７圆到３３.３圆，一般约为２０圆。普通的工人家庭（双职工）年收入平均达到４００圆以上，比前几年有所增加。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十年内，大致上名义工资年增长率为３.１％，扣除物价上涨率２.２％，实际收入每年增加０.９％，市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种趋势到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时经济政策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大为下降）。至于专业熟练工（占工人总数的１５％左右）、邮电职工、印刷业技工、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年收入可达６００圆以上（月收入５０圆以上），达到小康水平。生活消费明显增加，相当部分用于子女的教育费、服装费、娱乐费，以及居住比较好一点的住房。中级职员和（大专毕业的）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专业作家、律师、一般演员等（通常称为自由职业者）家庭境况比较好些，四—五口之家月收入一二百圆以上者，可以住两三间房子，月租金２０—３０圆，伙食费４０—６０圆。常常雇佣一个女佣操持家务，女佣的开支除了供给一日三餐（约合６—８圆）、安排住宿以外，另给月工资４—５圆；每年需多花费１２０—１５０圆。这样的家庭逐步进入“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中坚。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10)
１９３０年上海市产业工人数为２６３000人。周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工人数：无锡市为７万人，苏州市为６万人，宜兴市为１２６000人，武进市（常州）为１６000人，南通市为１３000人，镇江市为９000人，南京市为１８000人，杭州市为１６000人，芜湖市为１５000人……，共计约６４万人。总之，３０年代以上海市为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现代工业区，为当时东方最大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一地区的现代中间阶层和产业工人的兴起，为当时新文化提供了革命动力和新鲜的血液。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上海市社会局对于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进行了持续５年的跟踪定点调查。考虑到区域、行业、年龄、人口、收入、消费、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项目，随机抽样３０５户工人家庭，共１４０１人，平均每户４.６２人，其中就业人口２.０６人；通常是一对３０岁左右的工人夫妻加上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平均“等成年人口”为３.３人。逐日将他们的生活费记账，坚持数年，加以整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３０５户工人的行业分布为：纺织业６０.３％，搬运业（以及行贩）１１.６％，机器及建筑业９.５％，饮食业７.８％，化学工业６.４％，其他水电业、印刷业４.４％，基本体现了上海各行业的比例。居住区域比例为：沪东２１％，沪西４２.３％，沪南１８％，沪北５.９％，浦东１２.８％，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根据１９３４年出版的《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辑）所列出的数据，可以看到１９３３年一个典型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不妨与上述１９２８年的统计资料作一比较）：1933年上海市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合３.３个等成年人）每年生活费４５４.３８圆，合每月３７.８７圆；也就是说，每个等成年人每月最低生活费为１１圆５角。基本生活费用分为五大类：日常食物５３.２％，房租８.３％，衣着７.５％，燃料６.４％，杂项２４.６％。这五大类，成为几十年来统计生活费用的基本项目。1.食物家庭伙食费用每户年均２４１.５４圆，占总支出的５３.２％，也即每个成年人每天最低食物费用为２角钱。其中主食为：大米和面粉１２９圆；早点（大饼、油条、糍饭糕、包子、馒头等）３１.４圆，每个成年人每天最低早餐费为３分钱。蔬菜、豆类４２.３圆。肉鱼禽蛋３９.９圆，其中鲜猪肉每户年均消费为４１斤，水产鱼类年均５５斤。调味品（油盐酱醋、白糖、料酒等）为２５.４圆。其他为５.３圆，例如水果、花生、瓜子、红枣、桂圆等。１９３３—19３４年间上海市零售物价为：一号籼米每斤４.８—５.６分，鲜猪肉每斤２角８分—３角１分，活鸡每斤３角２分—３角９分，鸡蛋每斤１角７分—２角，豆油每斤１角２分—１角７分，猪油每斤２角７分—３角，食盐每斤８分—１角，白糖每斤１角８分—２角１分，等等。一个馒头（２两）价一分钱，上海人爱吃的大饼油条也是一分钱。2.住房房租费用每户年均３７.８５圆，占总支出的８.３％。在这３０５户工人家庭中，住楼房者６０％，平房３４％，草棚６％；每户平均１.６５间，平均每间两个人（或一大一小）。也就是说，每个房间都有一两张床铺，够拥挤的。铺设木地板的占６２.３％，一般是在楼房上；而平房多无木地板，水泥地占１３.４％，砖土地占２４.３％。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家没有专用厨房（灶披间），而在过道甚至天井（露天）里烧煤球炉子做饭、烹调。3.穿着衣服鞋帽费用每户年均３４圆，占总支出的７.５％，这３４圆“仅仅够上层社会买一双高级牛皮鞋”。工人家庭多半是选购廉价的棉布，由主妇自己做衣服，或者买来衣料请普通的裁缝制作。中等身材的成年人做一套单衣服装（长上衣长裤子）加一双布鞋，共用布２丈左右；一件女衫５尺布，一件男上衣８尺布；因此购买布匹的费用将近２０圆。１９３３—19３４年上海市零售价格，细布每尺９分—１角钱，棉花每斤４角５分—５角钱，线呢绒每尺１角４分—１角６分钱。所以，做一件单衣只要１—２块钱，做一套服装大约５—６块钱就可以了。4.燃料燃料费用每户年均２９圆，占总支出的６.４％，主要用来烹饪和照明。烧煤炉的燃料以劈柴、煤球为主，烧煤油炉和点煤油灯则全用煤油。上海市零售价格煤油每斤１角1分，煤球粉每担（百斤）１角５分。只有九分之一的家庭有电灯。5.杂项其他嗜好、教育、文化费用每户年均１１２圆，占总支出的２４.６％，其中茶叶烟酒费用为２０圆。香烟（普通的金鼠牌）每盒５分钱，每条４角８分钱；普通茶叶每斤３角３分钱。教育程度：在３０５家的户主（平均年龄３４岁）里面，上过小学的有１００人，占３３％；受过初中教育的２０人，占７％，其他４０％的人所受教育不满一年。３０５户的工人子女中，仅有一个人是大学生，每年学费８０圆。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11)
订阅报纸的家庭仅有１６户，占５％；绝大多数家庭保持敬神祭祀的传统习惯，每年花费４圆（锡箔费每户２圆）。从农村带来的迷信、愚昧等陋习尚有相当大的市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1)
独立人格往往需要独立的经济关系为后盾，“四大自由”必须以社会经济选择的自由提供保障。“海阔凭鱼跃”和“笼中鸟有翅难展”都可作此解。虽则经济的富裕有时伴以精神的贫乏，然而思想自主权和表达权必须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支撑。早在１９２３年鲁迅就公然宣称：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或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鲁迅又指出：“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争取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北京第一版，１６１—１６４页。）鲁迅这段话已经说过了七十多年，鲁迅研究早已是首屈一指的显学和官学，然而，关于“鲁迅和要紧的钱”，关于鲁迅本人为经济权所作的“韧性的战斗”，关于鲁迅经济生活背景的考据和分析，长久以来却被专家们所忽略或回避。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一点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而非纯思辨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实真相，耻作无稽空谈。以简约、明确著称的《鲁迅日记》中，贯彻始终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经济权”明细账。鲁迅本人对于金钱的关心程度，远远大于几代鲁迅研究者。专家们经常引证《鲁迅日记》中交友、聚会、往来信函的记录，却很少注意他的金钱收支账目。本文试图从这些枯燥、琐碎、而又频繁出现的银钱数字中，从另一个新的角度解读鲁迅。我认为：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决不是完整的鲁迅。本文主要根据《鲁迅日记（１９１２—１９３６）》和新发现的《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即１９２３．８—１９２６．２）以及《鲁迅家用收支帐（１９２６．９—１９２７．１２）》，参照有关史料，如民国经济史、货币史、出版史、教育史、民俗史等，并对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知识阶层的生活环境（衣食住行、校园教室、书市报摊、茶室饭馆、娱乐场所的费用）加以考证和简要分析，试图说明“经济权”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以及鲁迅如何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傲然超越“权”和“钱”，从而保持了他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鲁迅的经济来源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生于浙江省绍兴。幼年时，家境从小康陷入困顿。1898年他17岁时，母亲变卖首饰筹集８块银圆的路费（当时1块银圆约相当于百年后70元人民币），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免学费、膳费，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实习期三个月内有津贴300文（相当于３角银洋，即今人民币３０元），以后逐渐增加，第一年有２两银子（当时１两＝一千文）。不久转入路矿学堂，1902年１月毕业。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从菲薄的津贴中用500文（５角钱）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天演论》。1902年４月赴日本留学。据鲁迅回忆：“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圆。”（引自《华盖集续编》）而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圆，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圆。”（引自《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一书）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２０岁时也到日本留学。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00多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合同上注明千字２圆。（据《周作人回忆录》第201页）同时他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集外集》等。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１０圆，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之绳》５角。购书占据生活开支的首要项目，并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这时周树人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准备从事新文###动，但却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后来鲁迅在《自传》中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在家乡做教员，月薪约3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500元）。辛亥革命后，1912年２月周树人到了南京，由挚友许寿裳推荐，应首任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之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部员；部里供应食宿，此外每月发给30块银洋津贴（按购买力估算，当时一块银洋＝今人民币50元）。由于政局变化，中华民国定都北京，4月底周树人北上，8月定职为###四等“荐任官”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陈注：林志浩《鲁迅传》误为“第二科科长”应更正，参看《鲁迅研究资料22》第34页），月薪200多圆，后来增加到300圆（按购买力估算，20年代国币１圆＝今人民币35—40元），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6年８月离开北京。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后，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成为中产阶层的自由职业者，以卖文为生，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度过了他富裕而又艰巨的后半生。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2)
鲁迅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1.公务员收入中华民国一成立，鲁迅就由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录用，在###担任公务员（1912—1926），时间长达１４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起初津贴费６０银圆，不久月薪定为200银圆，后来增加到300银圆。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增加军费、挪用公款而经常拖欠部员薪水和教育经费，1920年以后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发给本年3月份的薪水，1925年１月才发给前年７月份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后鲁迅离开北京时，北洋军阀政府还欠他两年半的薪水。鲁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2.教学收入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主要在###供职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学校、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兼课，时间长达六年（１９２０—１９２６）之久。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４00圆；１９２７年２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５00圆（发给半数银圆、半数兑换券即纸币），为时半年。后因意见不合离开广州，１９２７年９月底经香港赴上海。此后除了有时在院校讲演（如劳动大学）以外，未尝担任教职。在鲁迅一生中，只有１９２６年夏至１９２７年夏这整整一年（在厦门和广州各一个学期）间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专任大学教授之所得。3.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之收入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这四年又一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次年改为###、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大洋（１９２９年１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编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定期支付４９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折合黄金４９０两，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４万元，平均每年１１万元左右。这一笔固定收入，主要出于蔡元培先生（曾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２７年秋任大学院院长，是鲁迅的老上级、老朋友）对于鲁迅的关怀，为他初到上海时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条件。直到１９３２年初被国民政府以“绝无成绩”裁撤。4.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1907年曾有《人之历史》等论文在《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２圆。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是没有稿酬的。晚年在上海生活时期，除1927年底—1931年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圆固定收入以外，主要是“卖文为生”，也就是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为生，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１９３２年“###编辑费”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编辑费成为鲁迅惟一的经济来源。鲁迅后期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２万多元。作为自由职业者，这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北京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周树人于1912年５月初北上，到京后立即住进“山会邑馆”（当时改名为绍兴县馆）单身宿舍，于灯畔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记：“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约七时抵北京。”次日坐骡车赴民国政府###报到，在社会教育司任公务员，时年３１岁，正当“而立”之年。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整整14年的文墨生涯。《鲁迅日记》就由这时展开，２４年一贯（１９２２年的日记散失仅存片段抄件，其他２３年皆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１９５９年正式出版）。其中或因避难，或因重病而文字略有几天间断，但有始有终，内涵丰富，成为研究民国至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的宝贵史料。这是一个迄今尚待挖掘的宝库。我认为《鲁迅日记》中最可贵而无可替代之处，是亲笔精确地记载了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他每天的经济收入情况。直到目前，为解读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经济背景，鲁迅的个人账目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为研讨方便起见，我特将整部《鲁迅日记》中，逐日记载的烦琐数字加以统计、整理、归纳如下——１９１２年，５—１２月共收入１１００圆，皆为###薪俸。（初到北京未正式任命时暂领取月津贴６０圆；８月任命为社会教育司佥事以后，暂领取半俸１２５圆，到１０月定为月俸２２０圆。）八个月来平均每月收入１３７．５圆。１９１３年（其中６月１９日—８月７日请假回绍兴老家探亲）。本年共收入２５８６圆，为###薪俸。本年２月以后薪俸增为２４０圆，但到１２月仅发给九成即２１６圆。平均每月收入２１５．５圆。１９１４年共收入３１４６圆，皆###薪俸。１月—６月仍发给九成，７月恢复全薪２４０圆，８月以后月薪增加为２８０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２６２．１７圆。１９１５年共收入３２６３．１圆，为###薪俸及公债利息少许。其中，６月以后扣四年度公债，平均每月实际收入现洋２７１．９３圆。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3)
１９１６年共收入３２７６．４圆，为###薪俸，及少量公债利息。３月以后月薪增为３００圆。（１２月３日至下年１月７日为母亲６０寿辰回绍兴老家探亲。）１１月全以纸币发薪，不发银洋（鲁迅特意注明：中国银行兑换券三成、交通银行兑换券七成），本年###拖欠一个月的薪俸，而且纸币对银洋贬值，所以，虽然月薪名义上增加而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２７３．０３圆。（陈注：因反袁称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独立，纸币贬值，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券１００元＝银洋７５圆，甚至最低到６０圆。）１９１７年共收入３６５０圆（其中１１月发给银洋１５０圆，兑换券２００元，这说明当月兑换券贬值到１００元＝银洋７５圆）。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４．２圆。１９１８年共收入３６００圆，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０圆。皆为###薪俸，未拖欠。这一年日记收入情况有两点值得重视：（１）鲁迅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都没有稿费记录。据考证，当时《新青年》同人决定义务写作，不计报酬。（２）银洋与纸币的关系，《鲁迅日记》２月１日记：“收一月份奉泉三百，内银六十。”２６日“收本月奉泉三百”，２８日“托齐寿山换泉，共券六百得银三百五十四圆”。这表明当月中国银行纸币兑换券更加贬值，１００元兑换券＝银洋５９圆。此记载可供民国货币史研究者参考。１９１９年共收入３６００圆。月薪３００圆未拖欠。《鲁迅日记》载“二月十四日晚往德成（钱庄）以银三一二换日金券五百”，说明当时国际汇兑率１银洋＝１．６日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０圆。１９２０年共收入２６４０圆（因###拖欠三个多月的薪俸，收入显著减少，虽然名义月薪仍为３００圆，但实际上平均每月仅收入２２０圆）。这一年夏天鲁迅接受了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两校的聘书兼任讲师。因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一般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务不多，中午以后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两次分别到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各讲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课程。开始讲课时鲁迅是不计报酬的，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详见下文。１９２１年共收入２５７８圆（其中开始有讲课费８８圆，###薪俸２４９０圆。虽然有资料说鲁迅自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３６０圆，即平均月收入应增为３２０圆，但是###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实际收入更为减少），平均每月仅收入２１４．８３圆。１９２２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一月十四日收去年六月份奉泉七成二百一十。二十七日收去年七月份奉泉三百。……（中缺）十二月六日收七月份奉泉一百四十圆。……（陈注：由上下文估计１９２２年鲁迅应该收到###薪水数目为从１９２１年６月七成２１０圆到１９２２年９月上半月１５０圆，共计４５６０圆。但是###拖欠薪水的情况越来越厉害，除应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本年实际收入数已无法确知。）１９２３年共收入２３０４圆（其中稿酬６９圆占３％，讲课费１４１圆占６．１％；两者合计占９．１％，###薪俸２０９４圆，累积拖欠九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仅１９２圆。这一年鲁迅的讲学活动有所增加，不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两校讲师，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１９２４年（其间７月７日赴西安讲学，先收暑期学校薪水１００圆，８月３日收讲课费并川资２００圆。）本年共收入２６１１．７８圆，其中讲课费８２６．５圆占３２．５％，稿酬版税７０３．２８圆占２６．９％，###薪俸应得３６００圆，实得１０９５圆，因###累积拖欠一年又六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２１７．６５圆。１９２４年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有了一个转变，他的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薪俸）少于自由职业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共占５６％，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４４％，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收入上说来，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１９２５年共收入２８３２．５圆，其中###的薪俸１６５２圆，占５８％，讲课费７０５．５圆占２５％，稿酬４７５圆占１７％，平均每月收入２３６．０４圆。本年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从９月开始又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担任这些兼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１９２６年共收入４２５７．１２圆，其中，###薪俸５７８圆，占１３．６％，稿酬１１７７．３圆，占２７．７％，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讲课费４０１．８２圆，占９．４％，厦门大学预支的薪水和旅费２１００圆，占４９．３％，平均每月收入３５４．７６圆。通过好友林语堂介绍，１９２６年７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大提供的旅费１００圆和月薪４００圆后，于８月２６日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书包 网 想看书来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4)
作为这一转折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人权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其二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经济权而向###一再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诸于众。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决心离开北京南下，除了某些原因（如军阀统治的黑暗、婚姻与恋爱的矛盾）之外，还有经济生活上的郑重考虑。而且经济的因素很重要，这一点，只要细读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和《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以及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就可窥见端倪。鲁迅自认属于“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参看《二心集》序），实际上鲁迅的经济地位乃中间阶层（middle class，以前或译为“中产阶级”，窃以为不妥，容易令人望文生义，归入“反动资本家”之列；而“中间阶层”主要是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并非生产资料的独占者）。整个现代史表明，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人类进步的推动者，是新思想的开拓者，是现代文明的重心。“娜拉走后怎样？”鲁迅以自己的实践、以亲身体验回答了这个难题。如果没有一些文化机构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大学院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职业选择，如果没有一些出版机构如新青年社、晨报社、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言论发表，如果不是鲁迅自我奋斗努力保持了中间阶层的自主经济地位，那么，也许他早就被黑暗势力无情地扼杀、吞噬了，那就根本谈不上还会有什么鲁迅精神。物质上的宽余和精神上的自由，应该是互为表里的两面，缺一不可。鲁迅的魄力和魅力，就在于他毅然选择了“自由职业”这样冒着很大风险的经济地位，鲜明地显示他对“权和钱”威逼利诱的藐视，超脱于“官场”与“商场”、“帮忙”与“帮闲”之上，保持了他比生命更珍惜的独立人格。当然，同样具备中间阶层经济地位的人，也可能画地为牢、自弃于世，甚至被民众所不齿。因为自由固然不能由权和钱所买得，却可以因权和钱而出卖。例如他的“人才难得”的二弟周作人，以及文化专制下的某些写作班子、自鸣得意的大棒笔杆儿们。《鲁迅家用帐》和《书帐》的日常支出（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９２６年２月一斑）我们对于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收入全貌有了一个轮廓的了解，但是对于他的日常生活支出尚属未知。幸好，鲁迅博物馆于１９８９年秋发表了《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弥补了这个不足。该家用账本历时两年半，从癸亥年六月廿日（１９２３年８月２日）到乙丑年腊月廿九日（１９２６年２月１日）。鲁迅在账目的第一页写明：“民国十二年旧历六月廿日移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这是因为他与周作人夫妇在经济和家务问题上严重冲突，鲁迅偕发妻朱安女士被迫迁出八道湾旧居，自立门户。从此由鲁迅本人管家记账，一直到他１９２６年夏天离开北京南下。砖塔胡同６１号房租每月８圆，一开始雇佣一个女工（月工资２—３圆），三口人共同生活。１９２４年５月鲁迅以国币1000元购置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今鲁迅故居），接母亲搬来同住，那就是四口人。《家用帐》是以农历记日期的，这是为了符合家人的习惯，便于传统节日的安排。但每月的收支大致上可以跟用公历记日期的《鲁迅日记》相对应。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我把鲁迅的《书帐》也附列其中，这样可以见到鲁迅北京时期日常收支的一斑。兹整理如下：１９２３年家用平均每月39．43圆。书账平均每月12．43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51．86圆（本年鲁迅一家三口，母亲尚未跟他们同住）。１９２４年5月２５日迁入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其间鲁迅于7月7日离京赴西安讲学，8月11日返京。下半年鲁迅母亲搬来同住，人口增为四人，所以开支增大。家用平均每月48．06圆，书账平均每月8．286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５６．３４６圆。１９２５年家用平均每月６６．６４５圆，书账平均每月１３．２６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７９．９０５圆。１９２６年1月５１．９圆，2月（乙丑年岁末）１１０圆（一家四口，而且是春节时期，所以开支很大）。本年平均每月家用难以计算，书账平均每月３３．３６圆。以上，仅能窥见鲁迅日常支出的概貌。录此一斑，并非全豹，仅供进一步研究参考。鲁迅在北京的住房１９０９年，２８岁的周树人由日本留学回国。1912年5月随蔡总长来到北京###任职，住在宣武门外绍兴县馆，度过了整整八年“无日不处于忧患中”的孤独生活。他的经济负担非常沉重，不仅每月要向绍兴老家寄100圆给母亲和兄弟作为家用，还要向周作人ℚi子羽太信子的日本家中寄钱。也就是说，他要供养六七个人。１９１１年秋天周作人携日本妻子回国，他起初在绍兴中学教书，月薪５０银洋，陆续增加到６８银洋，但入不敷出。经鲁迅介绍周作人受聘在北京大学任职，１９１７年４月单身来到北大，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辑，月薪１２０银圆，后来任文科教授，月薪２４０银圆，还有兼职收入。这时鲁迅月收入300—400银圆。此外稿酬也很可观，例如：１９２１年周氏兄弟合作翻译了《日本现代小说集》和《现代小说译丛》，每册１０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稿酬千字５银圆，共得1000银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5)
１９１９年，鲁迅兄弟俩以省吃俭用储蓄的钱，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1000余银圆，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套大四合院，房价3500银圆，中介费１７３银圆，税款１８０银圆，自来水管费１１５银圆，为了这个新居花费4000银圆左右（折合今１６万元）。这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担任专职教授月薪２４０银圆，兄弟俩月收入共600多银圆（合今２５000元以上），房价相当于他们７个月的薪金总和。周树人从老家将母亲和妻子朱安女士、三弟周建人芳子夫妇一起接来，年底周作人和信子一家又从日本探亲归来，在新居会合。这总算圆了鲁迅的大家庭之梦，真是“兄弟怡怡”。２０年代开始，北洋政府财政困难，屡屡拖欠公职人员的薪金。###在１９２０年上半年拖欠了一个月的薪金，下半年则一拖几个月，直到年底才把９月份的薪金发全。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２２年情况更糟糕，仅能领取薪俸三分之二左右，鲁迅月薪应得300多银圆，实得200银圆左右。为支撑三代同堂大家族的浩繁开销，委曲求全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借债度日。周家三兄弟和母亲、眷属（周树人ℚi朱安、周作人ℚi羽太信子及儿女、周建人ℚi羽太芳子及儿女）加上几个佣人一共十几口，同住一个三进二十几间房屋的大四合院，应该说是比较富裕。然而由于羽太信子掌握日常费用，挥霍过度，每月生活费700多银圆（合今将近３万元）都不够开支，经常入不敷出。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谈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陈注：周作人ℚi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总有六百余银圆，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据鲁迅说，那时周作人他们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花光之后，就来诉说没有钱用了，这又得鲁迅去借债。”从《鲁迅日记》可见，1919年11月鲁迅借债500银圆为期３个月，利息１分３厘（共65银圆），补足购房款；1920年５月，鲁迅借债400余银圆；1921年３月周作人患病住院后到香山疗养，鲁迅又借债700余银圆。经常是还了老债，再借新债。因家务严重冲突，加上羽太信子有时发作神经病，谗言污蔑鲁迅，1923年７月19日，周作人向长兄鲁迅递送绝交信。鲁迅被迫搬出八道湾大宅，先在砖塔胡同61号赁屋暂住，三间正房月租金８银圆。1924年５月鲁迅买下了破旧的小四合院——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即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共花费1000银圆左右（约合今４万元）。至于房内的陈设，非常简朴，有９银圆买的铺板三床，和７银圆买的旧桌椅５件等。鲁迅向友人许寿裳、齐宗颐各借400银圆，所欠的债，一直到南下厦门大学以后才用他的讲课费还清。鲁迅在1923—1926年一家三口（他和母亲及发妻朱安）雇佣一个女工，有时加一个车夫，日用开支平均每月60—80银圆，其中购书10银圆左右（不包括鲁迅本人请客吃饭喝酒以及娱乐消遣的费用），日子比在八道湾时轻松些了，属于典型的中间阶层。1925年北洋政府的财政已陷入绝境，屡屡数月无拨款，政府再三拖欠薪金。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通缉进步分子，北京文化人纷纷南下。北大教授林语堂应家乡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之邀任文科主任，并致函聘请鲁迅为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比教授还高一级，月薪400银圆。一学期后，鲁迅又从厦门南下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月薪500银圆。上海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６）鲁迅1926年８月从北京南下厦门大学，本来计划是至少有两年好好进行教学研究，但不到半年即决定流动到广州中山大学；又不到半年，毅然放弃了丰厚的待遇（月薪500圆，等于今人民币１7500元），于1927年秋天离开广州经香港抵达上海。他敢于这样做，并不是“破釜沉舟”，而是得到两个主要的经济保障：（１）北新书局提供鲁迅著作的版税和《奔流》杂志的编辑费，每月可收入200圆以上；（２）通过老友许寿裳和老前辈蔡元培的支持，聘请鲁迅担任大学院特约撰稿员，月薪300圆。以上合计至少500圆，加上稿费等其他有把握的收入，预计生活水平不仅会高于北京任职公务员的时期（月收入200—300圆），而且高于在厦门（月薪400圆）和广州（月薪500圆）担任大学教授的时期。这就完全保证了他能在上海得到长久、牢靠的中间阶层经济地位。因此，鲁迅1927年10月到达上海时的心情，一方面是“感到渺茫”，另一方面带着开辟新生活的兴奋和喜庆。加上能够摆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枷锁而自由地跟爱人许广平女士实际结合，虽然没有履行离、结婚的法律手续，但是在开放的现代化的上海，社会舆论能够宽容鲁迅和许广平公开同居。这如果在北京的话，恐怕是不堪想象的。现将《鲁迅日记》中，鲁迅后半生的经济收入情况统计、整理、归纳如下：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6)
1927年１月鲁迅坚决辞去厦门大学的职务，２月接受广州中山大学聘书担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并与许广平会合定情（未公开关系）。一学期后又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９月２７日下午偕同许广平从广州出发，夜半抵香港，然后乘坐轮船于１０月３日午后抵达上海码头。此后定居上海，整整九年，直到５６岁病逝。1927年共收入３７７０圆，平均每月３１４．１７圆。这样的收入，相当于鲁迅在北京时期比较高的水平。其中，广州中山大学的５个月教授薪水共计2500圆，占６６．３％；北新书局李小峰等送来的版税和编辑费共计５７０圆，仅占１５．１％；又１２月份正式收到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签发的“特约撰稿员”聘书，开始领取月薪300圆（请注意这款项相当于鲁迅在###担任公务员的薪俸），从此定期获得该项固定收入一直到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９２８年共收入５９７１．５２圆，平均每月４９７．６３圆。其中主要的一笔是大学院提供的特约撰稿费或称###编译费月薪300圆，共占５５．３％，即一半多；其余不到一半是版税和稿酬。这时鲁迅开始察觉北新书局克扣他的版税，引起警惕。１９２９年共收入１５３８２．３３４圆（合今人民币５０万元），平均每月１２８１．８６圆（合今人民币４万多元）。这一年收入猛增，主要是因为鲁迅为捍卫自己的著作权而通过律师向北新书局提出交涉，由郁达夫、林语堂等友人出面调停，追回北新书局李小峰扣压和挪用的版税旧债（据郁达夫回忆总数约２万圆之巨，应分期偿还），本年９月至１２月，分四次偿还以前积欠的版税旧债“两个2200圆、两个１９２８圆４角１分７厘”，加上本年应得的新版税，共达１万多圆，占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本年内又收取###１４个月（跨年度）的编辑费共4200圆，占２７％，其他是鲁迅作品的稿酬等。１９３０年共收入１５１２８．８９５圆（合今人民币４９万元），平均每月１２６０．７４圆（合今人民币３８000元）。其中最大一笔收入仍是追回北新书局李小峰积欠的版税：２月2000圆、３月1000圆、４月1500圆、６月2600圆、９月1500圆、１０月1000圆、１２月500圆等，共达１万多圆，占收入的６７％；其次是支取###９个月的编辑费共2700圆，占１８％；此外是鲁迅的稿酬和编辑费等。１９３１年共收入８９０９．３０圆，平均每月７４２．４４圆。因为北新书店积欠的版税旧款已经在上两年还清，所以今年的著述收入只是当年的版税和稿酬、编辑费等，共占总收入几乎一半即４９．５％；此外一半是###支取的１５个月（跨年度）编译费4500圆，占总收入的５０．５％，每月收入仍合今人民币２万多元。１９３２年共收入４７８８．５圆，平均每月３９９．０４圆（合今人民币12000多元）。收入减少的原因是###编译费（月薪３百圆）完全撤除，仅有本年的著述版税和稿酬、编辑费。此外，收日本东京文求堂印《鲁迅小说选集》版税５０日圆。１９３３年共收入１０３００．９３圆（约合今人民币３２万元），平均每月８５８．４１圆（约合今２５000元）。收入明显回升的原因之一是《两地书》在图书市场很畅销，所得版税累积1000圆以上；原因之二是《申报·自由谈》的稿酬和《伪自由书》版税也很可观。１９３４年共收入５６７９．６２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３万多元），平均每月４７３．３０圆（合今人民币１４000多元）；此外有《现代中国》稿费20美元，１００日圆。１９３５年共收入５６７１．３７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７万元），平均每月４７２．６１圆（合今人民币１４000元）。此外有３５０日圆。１９３６年１—１０月（实际上因鲁迅病危，只能算８个月）共计收入２５７５．９４圆，平均每月３２１．９９圆（约合今人民币１万元）。１９３４—19３６年间鲁迅著述收入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政策达到Ｇao潮，实行图书报刊的审、查、封、禁，扼杀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１９３４年２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出密令，一举查禁１４９种图书，涉及２６家出版单位。命令一下，首先感到震惊并深受其害的，是书业界人士，特别是上海各出版部门。这么一禁，出版社和书店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打击，有的只好关门。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５日，上海一些书店联合呈文，要求当局“从轻处理”；这个呈文，当局置之不理。不得已，书业同人第二次呈文，经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转递后，中宣委决定对于１４９种“反动图书”分为五档，区别对待。紧接着，“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于１９３４年４月５日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６月１日国民党中宣委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鲁迅对于法西斯查禁图书杂志一事非常关注，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记录了该案的大致过程，并且根据《大美晚报》的披露，照录了所禁书目。总计，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九年间（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总收入为国币78000多圆，平均每月收入７２３．８７圆（约合今人民币２万多元），他一不靠“官”，二不服“商”，属于当时上海典型的自由职业文化人。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7)
我为什么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这些复杂烦琐的考证呢？主要目的是以２４年确切的统计数字证明：鲁迅属于五四至抗战前夕中国文化界中间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思想“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的同时，他的经济地位“从公务员走向自由职业者”。鲁迅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以他超越了“权”和“钱”的自由职业作为稳固的经济保障。因此我重申这一判断：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决不是完整的鲁迅。鲁迅为版税而奋斗鲁迅后期在上海的九年间，完全成了一个“爬格子”为生的自由撰稿人，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靠版税、稿酬、编辑费，占他生平总收入的半数以上。由先前的公职人员到自由职业者，在这过程中有个关键性的步骤，就是鲁迅以法律方式捍卫自己的著作权，向北新书局追索版税之争。但当时（1929年前后）鲁迅和书局出版商两方考虑到社会影响等各种因素，这场剧烈争端一直是“关起门来谈判”秘而不宣的。事后，鲁迅和有关人士都没有著文评述这场严重争端的来龙去脉和细节过程，只是偶尔透露过一鳞半爪，例如鲁迅在跟林语堂的“相得复疏离”关系中，只隐约提到几句罢了。鲁迅去世后，只有此事见证人之一郁达夫在1938年《回忆鲁迅》一文中作了几百字的简述，但语焉不详，知者甚少。这场爆发于1929年8月的鲁迅著作权争端，究竟牵涉到多少钱呢？根据我对于“鲁迅经济状况”的多年研究，从20—30年代鲁迅著述应得的版税、稿酬、编辑费核算，参照《鲁迅日记》中的账目统计，鲁迅在这场争端之后共得到国币２万多圆（合今７０万元）。这相当于鲁迅全部著述稿酬的４０％，或他一生总收入的将近五分之一。所以这场争端，对于鲁迅一生说来，具有非同小可的价值。回顾一下，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以后好几年里，投稿都是无私奉献的。前文说过，鲁迅担任###公务员已经有了丰厚收入，所以并未计较过稿酬。据我研究的结果，一直到1923年《鲁迅日记》才初次出现他领取版税和稿费的记载。1924年鲁迅生活中开始有一个大转变，这年他的经济来源中，第一回发生了公职收入（###公务员薪金）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他写作和兼课收入共占５９％，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４１％，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状况说来，鲁迅进入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当时鲁迅并没有把主要著作如《呐喊》、《中国小说史略》等交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一类大出版社去印行，而是委托给自己信任并扶植的北新书局。郁达夫回忆说：“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周作人）及林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李小峰一生的主要业绩，就是跟孙伏园一起经手办理鲁迅的《呐喊》、《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桃色的云》、《苦闷的象征》等著述译书的出版业务，此后在鲁迅等人支持帮助下，于1925年３月在北京市创办北新书店，出版《彷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并编印新文学书籍以及《语丝》、《奔流》等刊物。他是２０—３０年代我国著名的出版商之一。我查阅《鲁迅日记》，从１９２３年起鲁迅和李小峰见面、通信、联系，１４年间总共达到７０４次之多，平均每年５０次，也即大约每周就有一次。可见关系密切非同一般。这些联系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北新书局出书、编杂志的业务和经济问题。《鲁迅日记》中对于李小峰的典型文字记载是：某月某日小峰来交（或：得小峰信并）版税泉及编辑费若干圆。１９２６年鲁迅在北京时，北新书局送来的版税和编辑费还是９４０圆（合今人民币３３000元），１９２７年降低到４７０圆（合今１６000多元），据说因为汇款不便而拖欠。这两学期鲁迅南下，担任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月薪很高，所以并未介意。１９２８年鲁迅到上海后，没有继续任教，下决心以自由撰稿人的身分完全依靠“爬格子”谋生。他交给北新印行的著作已经增加到９部，销路也很好，还为北新书局编辑《语丝》和《奔流》杂志，并为《北新》半月刊译稿，所得报酬也应该大幅度提高。但他从北新书局得来的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比例仍不到全年的三分之一。这时他开始察觉北新书局的账目很不对头，开始一项一项算细账，并且约见知情者了解实际情况。他明白了：几年以来，北新书局确实克扣了他几部著作的大笔版税，数目高达2万多圆，而已经支付的只有几千圆。从１９２９年７月以后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他与文友们频繁商议的蛛丝马迹。８月１２日他写信宣布停止编辑《奔流》杂志，并且访问律师杨铿进行著作权法的咨询；次日“委以杨律师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仔细分析《鲁迅日记》的简略记载，与这一阶段亲友们的有关书信、回忆录相对照，可以看出：从８月１２日到２５日的两个星期里，鲁迅每天都为版税之事奔忙；律师杨铿依据政府刚颁布的《著作权施行细则》，建议庭外调解，鲁迅和北新书局双方都表示同意。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8)
北新书局承认确实拖欠了鲁迅应得的大笔款项。在律师参与之下，按原订合同２０％的版税率一笔一笔计算后，双方核实了数额明确无误。按照证人章川岛的说法，“共欠债两万”（见同年９月章致周作人信）；按照另一位证人郁达夫的回忆，“北新开给鲁迅的旧帐单等来计算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圆了”（引自郁达夫《回忆鲁迅》，1938年）。这就为争议的解决打下一个良好的共识基础。但李小峰方面解释了拖欠版税的缘由：北新书局在北京的总部被北洋军阀查封，不得不迁移上海，损失很大；暂时挪用了若干款项进行投资，保证追回；又因资金周转不畅，请予延缓期限，在一年内分批逐步偿还，等等，并再三表示道歉。有证人在场，经过律师依照《著作权施行细则》进行反复调解，双方达成这样的协议：（1）北新书局把图书的印刷纸版交回鲁迅（由郁达夫、章川岛作证）；（2）北新书局历年所欠鲁迅的版税分１１个月内结清（由杨律师经手）；（3）双方重新签订合同，依据《著作权实施细则》实行印书证制。协议第一项于８月２８日执行；协议第二项于此后分期执行，北新书局在本年剩下的四个月内将历年所欠的旧债务大约8300圆（合今２９万元）交还鲁迅；1930年鲁迅继续追回北新书局积欠的版税１万多圆（合今４０多万元），占这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根据《鲁迅日记》折算，鲁迅前后共支付给杨铿律师手续费5%，即大约4000圆。由于这件争端的顺利解决，鲁迅仍然对北新书局给予信任，继续把自己许多著作的出版发行委托给李小峰负责，例如《两地书》、《鲁迅杂感选集》、《三闲集》、《伪自由书》等。依据当时《著作权实施细则》的规定，北新书局和作者签署了协议，鲁迅著作从１９２９年９月起，必须贴上“印书证”，或者叫做“版税印花”。当时这种保护著作权的方式就是：鲁迅在收到书局的版税以后，按照实际印数将自己设计和专门印制的“鲁迅印书证”（印花）——通常是盖有鲁迅某一专用印鉴的方纸片——交给书局，贴在图书的版权页指定位置上，才能出售。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监督出版者实报印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杜绝盗版，不仅保护了作者的权益，而且也保护了书商的权益。中国２０—４０年代图书每次印数通常为一两千册，所以粘贴“版税印花”还比较方便。到５０年代以后图书每次印数大量增加，就显得很麻烦，必须改革了。这是后话。鲁迅和北新书局的版税之争，是２０年代末中国一场典型的著作权案例。我建议，以当事人和证人之闻名、以涉及金额之巨大、以调解方式之成功、以历史意义之深远，应该将此案例写入中国现代著作权史和大学政法专业教科书。我还是这样认为：离开了著作权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维护自己的著作权，为后代“爬格子”的同行们树立了一个范例。鲁迅在上海的住房１９２７年夏天鲁迅４７岁时，携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先住在北四川路###里２３号，后来与弟弟周建人一家住进###里１７、１８号，两楼两底。日常生活很简朴，“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引自许广平《###深处吾家》）。１９３０年５月，鲁迅又搬家到北四川路２０９３号拉摩斯公寓大楼内，“顶费五百”，即预付全年房租作为押金（合今１５000元），月租金４０银圆（今１２00元），同时买下原住的一家外国人的全部旧家具。１９３３年４月，鲁迅一家迁入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９号，是典型中间阶层的三层楼房。“付房钱四十五两”（参看《鲁迅日记》下册第８２５页。每两银子作１．４银圆计算，４５两银子折合６３银圆，即今人民币１９00元）。使用的仍然是原有的那套旧家具。当时底楼用玻璃屏门隔成两间，里间当作餐厅，外间是客厅，有一张瞿秋白离开上海时留下的旧写字台和几把椅子，鲁迅常在此接待来访者。二楼是卧室兼工作室，亭子间供女佣居住。三楼北间是客房，南间是儿子海婴的卧室。设备现代化，有上下水道和煤气等（陈注：《鲁迅日记》载：付煤气押金２０银圆，付水道押金４０银圆）。有两个女佣。这是鲁迅一生中最稳定、富裕的时期。然而已到日暮黄昏。在鲁迅５６岁的时候，也就是他临去世以前，他还想搬家到一处更好、更安静的房子去。这年１０月６日他在致曹白的信中说了搬家的条件：“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１１日《鲁迅日记》中记载：“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次日他在致宋琳的信中说：“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中写道：“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每月房租约合今４８00元）这说明鲁迅当时是反复考虑过搬家，更换一处条件优越的处所，好好养病、著文、会友。他以自己的脑力劳动所得，积蓄了足够的金钱，有了巩固的经济基础，以保障完成他久已酝酿的写作计划。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9)
但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许这美梦实现了。鲁迅在大陆新村９号一直居住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病逝。致命的昏和卖听夜雨，品苦茶，读周作人佳作《自己的园地》和《鲁迅的故家》。击节长叹，其痛何如！惟其赏彼独特一面，益发憎恶其人品之无耻无行。周氏兄弟，五四齐名；暗堕启明，辉耀长庚。友人常吁嗟曰：“假如知堂先生当时没有跟兄长鲁迅先生闹翻……”然而历史上是没有“假如”的！提出某一事件“假如不曾发生”这类问题，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史家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弄清楚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且对它出现的前因后果，做出符合实际的说明。”鲁迅说得明白：“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这真是不幸而言中了！周作人一度出卖其兄弟情义于家，二度出卖其人格节操于国；终于两度卖掉自由，沦落为双料的奴才。第一回在１９２３年，第二回在１９３８年。第一回已在前文《鲁迅在北京的住房》中简略提到，此处不妨再加以分析讨论。周氏兄弟失和，逼迫鲁迅及老母、发妻搬出北京八道湾四合院大宅，这段恩怨已积累了许多史料、许多论著。其根源，专家们有的归于行为误会，有的归于妇人谗言，有的归于个性差异……但我认为，寻根到底还是离不开一个“钱”字。周作人信子夫妇的经济生活要比长兄鲁迅豪华得多。据三弟周建人回忆：羽太信子“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招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曾经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后嫁给周建人又离婚——引者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鲁迅看不过去，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化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一类话。也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恶意。”当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已是资深教授，月薪２８０银圆，兼职２２０银圆，再加上稿酬、版税，月收入至少500银圆（合今２万多元）以上，比当时的鲁迅有钱得多，不像早先那样再需要长兄的扶持。一旦觉得从长兄身上难以再任意榨取，周作人终于翻脸了。他所要独吞的，是八道湾的大四合院，这才是真值钱的。难怪，鲁迅迁入西三条胡同新居后，于1924年６月11日“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时，遭到周作人及信子的辱骂和殴打。这“二弟”的真实目的还不是为了尽量霸占兄长的器具文物？一句话，都是为了钱。鲁迅曾对许广平分析说：“周作人的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周作人“考虑”的首先是豪华的“新生活”所必须的大量钱财，权其轻重则是“钱”的轻重。话说到这里，也就够了。第二回是日寇侵占北平以后，周作人附逆当了汉奸。他在《知堂回想录》等处一再为自己辩解。例如，战火初起时友人们劝他随众教授南下，他不肯走，说：“我因家庭关系，实在无法摆脱（有母亲、鲁迅的故妻另住别处，兄弟的故妻……及三个孩子均在京，我自己一家大小四人，我女儿和她的两个小孩，以上均住我处），我只能苦住下去。”既然表示要“苦住”，国难当头必须耐得住清贫，洁身自好，也不至于甘当汉奸卖国贼呀！知弟莫若兄。鲁迅生前对二弟的评价是一个字：“昏”。带着体温的一块钱我在中学时，从某本回忆录中读到鲁迅本人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他曾遇见热心读者买他著的书，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他的手里，那一块钱还是热乎乎的，带着青年人身上的体温。鲁迅受了极大的感动，经常扪心自问，生怕自己对不起这样的读者。这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我通读《鲁迅全集》时，看到《写在〈坟〉后面》是这样回忆的：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的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北京版，第２８４—２８５页。）鲁迅写这篇后记是在１９２６年１１月，那么“三四年前”倒推上去就是１９２３年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罢，学生来买的书很可能就是《呐喊》。这是他自费印刷的。我查阅《鲁迅日记》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０日星期日下午，“（孙）伏园来，……付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看来当时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是自己掏钱以200银圆印刷费“自费出版”的。又据史料查证，当时担任印行的是北大同人组织的文化团体“新潮社”，而孙伏园是这新潮社的编辑。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10)
《鲁迅日记》到１９２３年才开始有领取图书版税和文章稿费的正式记录，这一年他的著述收入仅仅１２３圆银洋；至于传世之作《呐喊》第一版的赢余２６０圆，是１９２４年１月８日才结清的。我还有个猜测，学生买鲁迅的书也可能是《中国小说史略》，理由如下：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鲁迅日记》载：“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这部著作也是在新潮社自费出版的。同年１２月１１日载：“孙伏园寄来《小说史略》印本二百册，即以四十五册寄女子师范校，托诗荃代付寄售处，又自持往世界语校百又五册。”交稿后两个月就印成了，可见当时出书效率之高。而鲁迅正在北京这两所学校国文系兼课讲授，那么《中国小说史略》作为讲义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就是说要由鲁迅自己销售２００册。鲁迅自印的讲义要收费，那么北京大学每学期要收１圆讲义费又有什么不对呢？１９２４年２月４日《鲁迅日记》载有：“夜世界语校送来《小说史》九十七本之值二十三圆二角八分（陈注：合每本２角４分）。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他对于“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那深沉的感慨，是否又发生在这除夕独守寂寞之夜呢？也说不定。还有一个“带着体温的一块钱”的故事，也跟鲁迅有关。但时间相差十几年。晚年鲁迅迁居上海以后，拥有更多的读者，特别在穷困的学生、市民、工人中间。鲁迅经常到离家不远的内山书店去办事、会友。一次他发现书架旁有位工友捧读《毁灭》等书爱不释手，但是几次掂量着口袋里的钱，显然是不够书价。鲁迅忍不住走上去问：“你要买这本书？”“是的。”鲁迅又从书架上取了另一本书递给他说：“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鲁迅看了看书后的定价，又问：“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有！”这位工友是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名叫阿累，他立即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他认出了卖书给他的是鲁迅，鼻子里突然一阵发酸。后来“当阿累受到深重压迫时，总是想到鲁迅，想到这件事”。这故事有很多人叙述过，情节有详有略，大同小异。总该不是杜撰或伪造的罢。使我怦然心惊的是“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１９２３年在北京某大学买书的学生，跟几年以后在上海内山书店买书的工友，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回事。但那一块钱“还带着体温”，却是共通的，因为世界上热心读者的心都是共通的。有些伟人蔑视钱甚至不愿意伸出手接触钱，咒骂：“钱很肮脏！”也许有些道理罢，世上很多不明不白的钱确实不干不净。但鲁迅的故事告诉我们，热心读者买书的钱是最干净的，因为那是劳动挣来的血汗钱。但愿这些“带着体温”的钱换来的书，也都是干干净净的。但愿所有写书的人都能像鲁迅那样扪心自问：一定要对得起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