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杂志183 页上，以“山口百惠在摄影室的角落……”为题，作者说在摄影室的角落里看见男女人影，姿势很是奇怪，女的好象卷曲着，男的弯着腰。他一走近，两个人猛地分开了。男的不是森进一、女的不是山口百惠吗？当时，森的裤子拉锁是开着的。
这是山口百惠“口淫”的论证，但两人都予以否认。披露的“事实”说，问哪个有关的人都会说山口百惠不是Chu女，她的对象是三浦友和、相崎进也、森进—……，两人对此也都予以否认，并说直到看了这个杂志之前，两人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寻问这一稀奇说法的真伪。被告人认为，如果写上两个人否认的话，写什么事实都不能说是损害名誉，被告人平野也辩解说，因为登过反面的说明，所以不是损害名誉。
继那之后，说是小坂坡胜给山口百惠家打过电话，此事实据山口百惠母亲说，小坂胜一次电话也没有打来过。
（中略）
昭和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述起诉人的十名代理人
律师竹内三郎
进呈东京地方检察厅
从那天起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三年，仍然不见解决，为了传唤证人要求包括我在内的八人出庭，其中已有三人出过庭。
这些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会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可是所有报道都不怀好意，写的无非是艺人身处不习惯的场所，如何惊慌狼狈啦，这样写似乎就是告诉人们，艺人的见识是何等贫乏。冷静地想想，即便不是艺人，突然置身于法庭这一特殊环境而不惊慌，那才是怪事。
我一面想着“我的事也会写在明天的报纸上吧”，一面离开了家。
外面有几分春天的寒意，当我全身接触到外面的空气时，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要顶住啊。”
“没关系，一结束我就打电话来。”
母亲看我和平时一样，好象放心了。
汽车穿过日比谷区，驶近东京地方法院。来来往往的车里，没有人知道眼下我的心境。好几辆汽车有秩序地起了过去。人们拼命地为了自己生存。即使一部分人吵吵嚷嚷闹腾的很凶，其他许多人也既不关心也无关系。这么一想，心里轻松了一些。汽车在前进。晦暗的天幕阴沉沉地低垂着。没有泥土气息的好象冻住了似的城市的柏油路向后退去，仿佛无情时光的流逝，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一会儿，便看到了与天空一样颜色的高楼。高楼周围象镶了一道边似的，围着人群。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将用怎样的语言谈论我呢？以怎样的表情看我呢？我内心这样踌躇着，外表却象与此毫无瓜葛的人似地坐在车里，向事务所的人发出笑声。我一边冷静地听着自己的干笑声，一边厌恶自己在这种时候还笑。这次斗争一定要胜利，不能踌躇，不能犹豫。为了母亲和妹妹，并且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淡泊、冷静、沉着，稳重得与年龄不符……”，这些都是人们谈论“艺人山口百惠”的模式化了的形容词。平素，每每被人这样说，我心里并不觉得舒服，可是唯独今天，我决定充分利用这个给人们已造成定评的印象。大概被告方面的辩护团里的五位也对我持有同样的成见吧。倘若如此，他们内心里也该会打鼓的。这里，重要的是，要和对方站在同一条线上，站在同一条线上了，精神就会大大轻松起来，交锋是下一步的事情。我决定今天一天要好好扮演一下人们印象中的“艺人山口百惠”。
在简直要塞住耳朵的相机快门声中和要求我发表看法的声音中，汽车停住了。虽然身在灯光和声音的洪流中，我的心仍然是平静的。我小跑着穿过声浪。从墙壁一直向上没有分界线就连接起来的天花板上，回荡着“咯吱”、“咯吱”有规律的脚走声。我看着右侧关闭着的沉重的房门，象被男人们的脚步声追逐着，以很镇静的步伐走了进去。
“大概用一个半小时，最多用两个小时就能完哪，没关系吧？”
不知谁朝我这样说了一句，话里并没含什么恶意，我只应了一句“嗯”，反过来正视着那人的眼睛，淡然一笑，然后看了看窗下广阔的城市。天空和刚才一样阴沉沉的，外面还有点冷吧。
“挺沉着的呀！”
“嗯，挺沉着”
因为我回答的声调一点没变，周围的人显得有点惊慌失措。
一想到我居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不露声色，就不能不对自己感到莫名其妙。
沉默在继续。
只有步调纷乱的脚步声在通响。我觉得走廊很长。但是实际上，那条走廊一眨眼工夫就走完了。
开始，我被引到一个小房间，说是间休息室，连窗户也没有。房间里没有摆设一朵花，显得很粗俗。我坐在冰凉的椅子上，先看了看挂在房间中间墙壁上的表。时针指着下午一点十五分。
“请过目一下宣誓书。然后在这儿签名按手印。”
干我这样的工作，不管在吃饭时或者正在谈正经事，也不管正在疲倦得打着吃，经常被要求“请您签名”，我总是尽量地予以满足。但是个人私下去什么地方时，也常常说声“非常抱歉”加以拒绝。
不记得什么时候听比我资格老的一位演员讲过这样一回事。有一次他和朋友去喝酒，喝了不少以后兴致勃勃地走出来，正要走下台阶时，身后传来这样的声音。
“对不起，请签名……”
“真烦人！我除了工作时间外是不签名的嘛！”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想请您在发票上签名……”
说什么补救一下好呢？他和身边的朋友一时都感到非常尴尬。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突然说出“很抱歉，除了工作时间以外的签名……”之类的话，在场的人会作何表情呢？
我边想着这些，边用平时不怎么常写的楷书给他们签了自己的姓名。
又看了一次表。
时间依旧在流逝着。房间里的人们在说着话，那单调的声音不断重复地包围着我。
之后，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差不多该去了吧。”
不知谁说了一句，打破了静谧。
响起了“嘎喀嘎咯”的声音，人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在门口等待着传唤人。
有几个人走在前面，鸦雀无声。我明显地觉出全身皮肤的感觉，似乎都能感觉出它薄了，只有体内是热的。稍稍有些冷。是感冒了……哪能呢。雨……大概要下呀。静静的。啊！
“百惠，站起来呀。”
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对了，我现在也许是在梦中。是个不祥之梦。我得醒过来。前面的人站住了，做了个“请这边”的动作，向我示意一座门。这是普普通通、没有任何出奇之处的门。外地的市民会馆里后台的门，学生时代教员室的门，这个法庭的门，这些门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推开了那扇门。
“另一个世界”，这句话的确挺恰当。旁听席上那些呆滞的目光区分不出是期待、是好奇、还是同情。我穿过这些视线，坐在中间的征人席上，右手拿着白色的手帕，背挺得直直的，以表示出对那种无形压力的一点点抵抗。
穿着发黑的素淡颜色西服的男人们，和深驼色的墙壁，组成一个深暗色调的世界，只有我的粉红色的连衣裙显得分外鲜艳。
“请证人举行宣誓。”
我读了在休息室看过的宣誓书。在结尾的地方我一笔一画写下的拘谨的签名得到了承认。
——越发象母亲的字体了。
和这个场面毫不沾边的念头又掠过脑海。
对证人提问开始了。五人辩护团中最左边的一个稍胖的男人首先发问。他低沉而响亮的声音和我回答问题的声音运响在盒子一般的法庭中。我捕捉他的声音时，耳底微微感到疼痛。那余音缠绕在脑子里，耳病变成了头痛。提问从读到那篇报道是在何时、何地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我回答完一个问题后，深深喘了口气，又转入下一个问题。那个男人象一句一个停顿似的清清楚楚地反复提问，我也意识到得让大家听得清清楚楚选词择句地回答，我觉得两个人的问答就象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似的。并且，我同时也从那个男人的眼睛里感到他把我看作对手，扮演某个角色时的愉悦。
坐在座位已经过了多久呢？说是三十分钟或两个小时，我觉得都未尝不可。
表……没有。
时而听到旁听席上传过来的咳嗽声。这声音很耳熟。即使如此，在这个“盒子”中，我却连时间也不能知道。要想知道时间，就非得问别人吗？五位辩护人接连发问，每次回答我都是冷静的。事态仿佛随着我的步调发展着。
“你懂得‘起诉’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呢？”
“因为以前，母亲对某杂志社采用过‘起诉’的形式，所以那时……”
“是哪位起诉的呢？”
“母亲。”
“你母亲起诉，你怎么就懂得了‘起诉’的意思呢？”
“因为是亲属，当然懂得。”
多么无聊的提问呀！碰上这些不合情理的问题可真叫人作难。提问的内容，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便提出的问题逻辑不通，他们也会以可怕的速度和激烈的口吻去抓别人小辫子。这种时候，处在证人这一特殊地位上，越是拼命想使自己的回答合乎逻辑，也就越容易说“那个、大概”呀、“如果的话”一类暧昧的活。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我怎么会愚蠢得上这种圈套呢？我确实感到斗争中自己的坚强。我连一次也没有看辩护人的脸。他们提问时，我也不对着提问人回答，而是正视着庭长回答。辩护人对我这个态度显然感到焦躁，这从他们的声音和语调上，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算什么正直的人——现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呢？我有一个思想开小差的坏毛病，和什么人谈话时，无论他是否认真，我就想：“这个人的本意是什么……”，“也许他心里想的全然不同”等等。
在这一刹那间，这个怪癖还要露头。尽管如此，我把刚才的提问冷静分析一下，倒觉得似乎我成了被告、我受到指责似的。在我之前站在这里的三个伙伴大概也类似这种状况吧。决不能输掉！在这里败下阵来一生就会被屈辱感所折磨。这不仅是艺人对宣传机构的斗争，也是与自己本身的斗争。也许战胜自己才是最需要惊人的勇气的。
“谢谢，对证人提问完了。”
庭长响亮的声音在迥荡。旁听席上的人们象是放心了似的松了一口气，浓重的沉默变成了嘈杂。我走出“盒子”。从走廊的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比刚才亮些了。在刺眼的白光下，我赶紧眯起眼睛。一次斗争结束了，不，说告一段落也许更恰当。
审判——我以为那才是个不同的世界。大千世界中，人很少处在法庭这个小小的空间如此异常的状态吧！我从未想到持续的紧张感是这般痛苦。
没有什么能够依靠，往往连自己都无法相信。说因为是个女人，或者说只有二十岁，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实际经受一下以后，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人与体制的斗争，还不如说是与时间的斗争更合适。在这里，我就是哭也好叫也好，时间的流逝还是一成不变，残忍但准确地一秒一秒地走下去。
为了追上时间的流逝，必须度过各种各样时间所涉及的事件。而且为了以好的结果度过去，必须努力再努力。
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体验呢？对于远非事实荒唐无稽地编造出来的谎话，为什么还必须辩解呢？
我与报道中传闻的人物连话都不大说。除了认为他是同行中的前辈以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关系。恐怕感性的趋向也不相同，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也不会有共同的语言。有趣的是，有关我恋爱的流言蜚语，大都是跟他有关的。进人演艺界后最早的闲话便是这个。在周刊杂志的一角，有两三行写着我同这个人之间关系奇怪的那个时候，我才十四岁，一点儿也没在意。但是，那个人却常常在公开场合说起我的名字。在歌曲节目的录音室里，别人问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呀”，他说出我的名字，就是在录音室里如此大肆张扬，我也可以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十五岁生日时。不晓得他从哪里怎么直到的，寄到我家来一个女用手提包。我和事务所的人商量是收下好还是不收好。他们说不必为此大惊小怪，收下也就是了，我听从这个意见收了下来，母亲给他妹妹买了礼物作为答谢，了结了这桩事。这样，作为个人接触至此告终。两人之间发生的能成为“事件”的事件仅此而已。此后，即使是同行，连象样的话都没有交谈过。
的确，从一般社会来看，演艺界里有很多难以理解的部分。甚至有只能在演艺界才可通用的用语。不论早晨或夜半，在工作地点最初的问候是“早晨好”，告别问候是“辛苦了”。我想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只要是充满诚意，我个人也并不认为这些话特别讨厌。再者，一发生了什么事件，肯定会被大事报道，这也是演艺界的一大特征。我十三岁准备跳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对这些东西也有过恐惧，怕“万—……”如何如何，其实周围大人们提心吊胆的样子才非同小可。通过宣传机构传进耳朵里的演艺界的污秽，简直怵目惊心。有人让演员初登银幕，从而骗她一大笔钱，或者是设法让她出名而要求她献出身体……这类传闻四处蔓延。刺激性的传闻才称叫传闻，使人们感到整个演艺界都是这样。
我们在刚刚选择了歌手这个职业时，社会上就用这种偏见对待我们。这种偏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对今天成为问题的报道，人们不是用“难道会这样？……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态度处理消息，而是用“说不定……恐怕也可能”的方式来对待。歌手之间在工作场所相遇时也时常海阔天空地谈论。实际上，这个成问题的报道出来后，很快就和报道中涉及的人们见面。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谈话中提过要起诉。不仅如此，对与那报道有关的一切事情碰都不想碰一下。事情的真伪，当事的人们是最清楚的，因此满可以和平常一样，但大家还是过分介意。如果出于同行人的关照采取措施，也不是办不到的，结果是离事情的核心越远，就越容易成为招致误解的原因。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了。一切都要自己下决心，除此别无他法。倘若谁只问上一句：“哎，看了那个报道啦？”我一定会当即回答一句：“嗯，真糟糕。”心情不象答一句话那么轻松，但必须要突出来就是一种痛苦了。那个时期谁也没有触及那事，对我来说也许还是幸运的。
一个歌手，从各个角度里沐浴着五颜六色的光，这些光映出来的影子的颜色又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些影子的总根还是那个人。很多人以为它是华丽的，憧憬它，认为它是光，说不定仅仅是这影子的一部分而已。就算是这样吧，然而影子也会笑，也会哭，也会憎恨人，最后也会发疯的。我希望不要忘记从实体扩散而生的影子也是有意志的。
和宣传机构发生纠纷时，毫无例外，一定要为艺人的私生活问题而争论。我认为，本来就不应当过问私生活问题的有无。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私生活，是人们以自己的意志划出的一个范围之内的东西。因此，这些事对有些人尽管可以过问，但同样的事情对某些人就不允许过问。
——我强压着无处排遣的愤怒，在通向休息室的走廊里走着。感到些放心的同时，一种难言的空虚勒住了我的喉咙。
一瞬间，走廊弄湿了。
泪水。现在，决不愿意在这种地方哭。我幸亏抑制住想放声大哭的冲动。
后来，我借用日本电视台的会议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离开了地方法院的我已经恢复了平素的沉着。
“怎么样呀？”
“哎，想不到你讲起来挺沉着。”
“想说的全都说了吗？”
“我觉得今天的证词全是明白无误的。至于我自己的心情，在此以前接到调查报告书时都已经讲清楚了。”
在这些人面前，我不能吐露真言。要是痛快地说一句“紧张坏了”，心情该多舒坦呀。但是，现在在我面前的人是宣传机构阵营的，是所谓近于交战的敌方。在这个场合也不能输掉。
我在对某个问题的答话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要是真实的话就没办法了，可是……”有人抓住了这个话柄，又用激烈的口气问我：“是不是说真实的话，写了也无妨呢？”对这穷追不舍的盘问，我略显畏缩，但立刻口答：“对。”表面上不露声色，然而对这句话却掂量出了非常重大的责任。正确地说，不是写了也无妨，而是写了也无奈。在这些人当中有谁写报道的时候，每次都来问过我“这是真实的吗”？预告说“我要写这个”，这样的记者我一个也没有拜见过。假定写成后发表了的东西是事实，就是“无奈”也想得通，但是如果根本不是事实，谁向我承担那报道失实的责任呢？这不是只凭道歉书就可以了结的问题。这些人考虑问题也未免过于简单了。手里有一支笔就能杀人，他们本应当更加慎重地使用这种使人生畏的报刊文字。
暴风雨似的一天过后想想，觉得似乎是实在没意思透了。不会马上判决，一年还是半年结案，我一无所知。如果让我再上法庭，应当斗争的时候一定斗争到底。但坦率地说，我可不想再去一次。
——那天夜里，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雨。我觉得静静的夜雨离我很近。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没有兴致听音乐，茫然无绪地坐着。今天一天，我扮演了大多数人对我原有的心目中的形象。我想那大概是近于完美的。但是，因此而产生的也许可以称之为自我嫌弃和疲劳感的悲哀，几近把我摧毁。
“没关系，我很沉着呀！”
我一边笑着一边反复讲着这句话，对经理，对新闻界，对崇拜我的观众，对给我打来电话的朋友，就是在母亲和妹妹面前，我也要完全伪装自己。
就这样吧，我对自己这样说。累了。叩窗的雨声使人心碎。那雨是冰冷的吧。想睡一会儿，意识模糊了。
“叮铃——”，电话。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耳边传来他的声音。
“喂，怎么样啊？”
“嗯，真怕人……非常……”
“嗯，是吗？”
这时，我才第一次讲了心里话。当紧紧关闭着的心扉打开的时候，靠听筒传来了对方的温暖，我第一次哭了。
（一九七九·四·十二）
补记：一九八O 年七月七日下午一时半，在东京地方法院503 号法庭作出了如下判决：“主文判处原《问题小说》编辑菅原善雄劳役六个月，缓期执行两年，《女性自身》代理编辑森元顺司罚款十五万元。”
我完全胜诉了。尽管被告方面的辩护团摆出要上诉的架势，但是我对这个判决反正是满意的。
结婚
听着雨点时时敲窗的声音，我突然忆起我们宣布订婚的日子。那天，天与愿违，大雨从早就下个不停。
三月七日。
那天的雨，好象在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今后的人生决非坦途。过度的紧张中，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他微微笑着的高大形象又一次刻在我的心上。
三浦捻，二十八岁。
和他相遇在六年前。
那时我才十五岁，脸上还带着几分胖乎乎的稚气。虽说是五月的晴空，但东京的天空却绝非碧蓝，显得混地而迷蒙。
那天，我因为拍广告片来到砧电影制片厂的绿地公园。与摄制组约好的时间还不到，身穿学生服的我不愿意呆在车里，便走下车来。空气并不特别令人心旷神恰，我却尽量享受着从闷罐子里解放出来的自由。
这时，一辆白色的汽车进入我的眼帘，一个青年人在离我们那辆车不远的地方下了车。一瞬间，我和他目光相遇了。但我们彼此并没有打招呼。他穿一身蓝色运动服，让人一眼就会看出他很健康。当时我以为，他是一位来绿地公园练习的运动员。
过了一会儿，经过摄制组的介绍，我们才互相打了个招呼。他说了句“请多关照”，连个笑脸也没有就走开了。
摄影开始以后，我们也几乎没说什么话。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了一个迄今为止绝对没有遇到过的世界。他从不发出轻浮的笑声，以一种稳重的语调跟人说话，那种讷讷而言的语感，使人感到新鲜。到目前为止，只要一介绍说“这位是山口百惠”，几乎所有的人都马上对我报以微笑。且不说自己内心的踌躇，但总得笑脸相陪。
恋爱始于意外的发现———一我听谁讲过这句话。我也属于这种情况。在我眼中，他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初次见面时他那种生硬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丝毫不快。
他毫不掩饰自己地生活。相反，也许我已经无意中沾染了演员的习性，在很多事情上不得不虚伪。
为了拍《潮声》这部影片的外景，我们到过一个名叫神岛的小岛。抵达的第二天，举行了影片开拍的记者招待会。有个记者问我们：“与神岛的居民接触以后，作何感想呢？”
以往的工作把我已经训练得能够圆满地应付这些了。我说：“哎，他们特别热情，非常好啊！”
接着，他也回答了。
“啊，我……，才来一两天，还不知道。”
我觉得心里隐隐作痛，对自己不知不觉逢场作戏、不露真言的行为感到羞耻。
拍摄这部影片之前，我们已经共同主演了《伊豆的歌女》这部影片。我一直没能和他亲密地交谈过。因为七岁的年龄之差，就象一堵厚厚的墙壁，隔开了我。他是个对我的世界没有丝毫兴趣的大人了。何况，主要是当时我也实在太忙了。一天时间被切割成几段，完全由时间表支配我的行动，而不取决于我的意志。那时连睡觉都由不得自己，我就在下一步行动的车里补充睡眠，常常到了工作现场还醒不过来。
我听到他的声音。
“还睡着哪？真够可怜的，累坏了吧！”
车窗外的脚步声远去了，朦胧之中，只有这句话留在我的心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眼睛就开始留意他了。我留意他与一般年纪相仿的共演者们说话时的音容笑貌和话语，留意着他的一切，同时又为自己不能天真无邪地与他融洽相处而惋惜不已。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几次问自己，却越想越觉得失望。
不久，随着我们共事次数的增多，渐渐地可以交谈些了，偶尔，还能开个小小的玩笑。但是对于我这个本来就拙于言词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好容易开了口，却不知往下该说什么。回头寻思一下自己说过的话，觉得都乏味得很。这样，两个人的对话总是三言两语就中止了。这也是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他是一个异性，而我又没有一个女性的自信。
从第一天工作起，我就叫他“三浦君”，语气轻松得象是在叫学校里的同学。有一段时间，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叫的，象是无意的、理所当然的。有一天，我对于称他为“三浦君”这个称呼突然有些犹豫起来。
比他小七岁的我，是不能叫他“君”的。我确实产生了这种想法。尤其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不管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什么称呼，一提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感到些微的犹豫了。
我们就这样一起拍了广告片、《伊豆的歌女人》、《潮声》、《绝唱》、电视剧……，不知不觉我们被称作“黄金的搭档”。每天的时间我们几乎都是在一起度过的，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于见母亲和妹妹的时间。我并不喜欢说“感情变化”这句话，但是在我们共有的许多时间里，我都感到了开始那种“象哥哥似的”感情，已稍稍改变了方向。
一次，在晴海码头拍外景时，有一个我把头埋在他怀抱里的镜头。透过他厚厚的毛衣，我听到响在我耳边的他的心跳声，我想：“假如我成了以特别的感觉能够倾听这跳动的女性……”
这是千真万确的恋爱的体验。
——我对异性怀有幼稚的爱慕之心，是作为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时候。
“喂，山口。这不是你妹妹的吗？”
说着，那个男孩子递给我一个白色布袋。这是上小学一年级的妹妹在双肩书包旁挂着的饮食袋。里面有杯子和画着漫画的尼龙桌布，角上还写着“山口淑惠”的名字。大概是妹妹走读路过他家附近，和小朋友玩闹时丢下的吧。
我说声“谢谢”接了过来。同这个人我从未特别亲热地交谈过，一点小事成了机缘。说是恋爱，恐怕过于幼稚，然而我却对他有好感了。话虽如此，我也并没有给他写信，也没有表明心迹。只有一次，作为圣诞节礼物，送过他一副手织的手套。
他是个活跃在羽毛球部的运动员，成绩也就是中上。他长得并不很高，也看不出什么个性，但他富于幽默感的谈吐和时常表现出来的毫不做作的优雅劲儿是很有魅力的。或许是由于我拙于言词，才对他的这一点羡慕起来。自那时起，我觉得要是交男朋友，就要同一个善于谈吐的人交往，这个心情成了我对将来的恋人的一个理想。
“象哥哥似的人”——每次被问到理想的恋人，我就要重复这句话。我是个长女，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希冀着有个能在他跟前“撒娇”的“哥哥”。
我想对他撒娇，想天真地对他讲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我意识到了对他的爱慕，但却不能表达出来。我们相差七岁。他当时二十三岁，已经是个堂堂男子汉了。就是有个确定了的对象，也是很自然的。还是沉默下去吧！我忍受不了一旦说出口就破坏了和睦相处的那种关系。不是恋人也无所谓，就只算是工作的同伴而忍耐下去吧！我只害怕由于我前进一步而使双方困窘不堪。
从那时起，我开始希望成为电影演员。演艺界仿佛有一条不成文法：女演员比歌手有见识，好象歌手就注定进不了戏剧、电影也就是演员的圈子，歌手充其量只有歌手的风情，不可能有什么高深的演技等等。
有一次，我参加朋友的聚会，有位性格派女演员说：“我不象百惠，不是‘歌手’，所以唱不好啊。”这段开场白之后唱了一支歌。对她这句话，我可没有随和一笑的兴致。我觉得象受了嘲笑，还觉得自己当歌手好象是犯了罪一样。
的确，歌手是简单劳动，无非是每天翻来覆去地唱一支歌。是一项时间匆忙紧张的工作。 与几乎以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女演员” 相比，歌手是为维护自己这尊“偶像”而完全听命于演出事务所的工作。人们只是从外表上看到歌手没有个人的意志和感情，说“真可怜呀”这句话里，暗含着嘲讽。
有一次参加演剧。当时我的日程紧张得要命，从一个录音室到另一个摄象室，从学校到工作场所，每天忙得团团转。在演剧摄象室里，比我资格老得多的演员们穿好服装等着我，我跑来只拍我出演的场面，马上又得匆匆离去。这必然打乱了演出的进度。那时候，一位老资格的女演员提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我因为没有听过本人直接跟我说，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我感到她对于按照我的日程表行动是有抵触的。我觉得很对不住她，但另一方面我也想到这是毫无办法的。我还不至于不谦逊到这种地步：自己是主角所以周围都得随和我。然而，只要在演艺界的体制之下，我认为有些事就非得服从它不可。而且这个体制又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自己没有为此而赔礼道歉的机会，也没有这个权利。不过，以这件事为转机，我不得不越发承认歌手是不足道的了。
他是演员，我是歌手！
一次，他夹杂着玩笑，指出我至今获得了各种名目的奖，可从来没有流过眼泪。即使是玩笑话，让他说出这种话来，我不能不讨厌自己的职业。我觉得我的自卑感直接受到打击，脸色也变了。我不能把它当成玩笑听之任之。违背心意、不经思忖的话就从我嘴里蹦出来了。
“有什么不好吗？我就是干这行的嘛。”
尔后的一刹那间，他仿佛生气了似的硬顶了我一句：“就是干这行，也是人嘛。”
对他这激烈的口吻，我无言以对。
说了多么愚蠢的话呀！他一定认为我是个不招人喜爱的女子了。在不舒畅的气氛中，我感到自己仿佛正掉到地底下去。我深信自己比谁都让他讨厌了。
由于自己说出那样的话，把事态推向了自己最不希望的方向，而产生的一种自我嫌弃感，在此后一段时间支配了我的心绪。我对他的目光敬而远之，故意躲他老远。因此，当他第一次向我表明心迹时，我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
那是第几次的夏威夷之行呢？
影片拍摄的间隙，我们陪他的朋友去游玩。因为不单是两个人，我放心了，轻松地上了车。路上，他那朋友下车去买冰激凌。就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吐露了对我的感情。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以致忘记了那时他的话是怎么说的。
说前面那些事情也罢，说七岁之差也罢，我不能相信他会亲口对我说，他喜欢我。
我不会柔情细语，又很倔强，不能做到天真无邪，总之，作为一个女人，我缺乏被人爱恋的自信。
这件事，我只告诉了难得一起同来的母亲。不知为什么，我不想瞒着母亲。母亲只是默然无语地微笑了。
惊奇变为欢喜之前。经过了很长时间。
他交给我的电话号码，好久也没有起作用。我不敢打电话，往往拨号盘才拨了一半，就又放下了听筒。
那天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是个梦呢？即便不是梦，也许只是自己被嘲弄了。如果打电话，人家会不会只回一句：“怎么了？”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我独自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再对这种恋爱期待什么。
打开心扉之后，我们还是日复一日地在工作场上见面。他表白了爱情以后，就不会不留意他的存在。我的目光无意地集中在他的身上，他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每一个轻微的举动，其中隐含着的不就是那次吐露爱情的继续吗？
然而，我想避免自己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里。我不想又去寻找他的目光，又去思忖他的话语的含义。我决定为了尽量不受此拘束地用心行事。
从听了他的心意到与他私下里谈话，又经过一个半月时间。
一天，摄影结束后，我们两人正要上各自的汽车，他突然说：“哎，告诉她一声，让她给我打电话。”
话说得很突然，象是一直忘记而刚刚想起了的很自然的口气。
霎时间我怔住了，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是谁呢？电话，是怎么回事呢？
等弄明白了那指的就是我，是想让我打给他电话，已经是回到家里，一个人呆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了。
这么说可以打电话了。真的可以打个电话啦——那天晚上，我看着他在夏威夷给我的电话号码，给他的房间挂了电话。
开始用电话通话后，我也只是回答他的问话，还谈不到所谓的交谈，大多只是随声附和一句就没话了。我即便讲些什么，也一定只会使他觉得无聊吧。他的话一停，我的话自然而然也停了，于是一片沉默。又看不到他的脸，更增添了我的焦虑，想继续谈下去却没有话说；想挂断又断不了。只是让时间这样缓缓地过去了。
开始电话交往以后，过了大约八个月时间，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
我并不觉得因此自己发生了特别的变化，只不过“恋人”这个词听起来又增加了几分真切的回声。我觉得由于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对结婚、对将来就抱有期待是不行的。
当然，他是个漂亮男子，既然承认是恋人，也有时想追求他吧。但是，我的自由时间太少了。他追求我时，我不能满足他，这种被动意外地使我怯懦下来。我不断对自己说，我是相信他的，但就是出现其他女性的影子，那也毫无办法。
每当这个时候，我更加为他和我之间的七岁之差而遗憾。我抱怨他还在与我不相识的时候，就一个人单独地成长为青年了，七年之间，他都和什么样的人有了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的思想飞向他的遥远的过去，而每次都遭到了挫折。
但是，虽说互相之间明确了爱情，但对于他的人生和时间，也并非可以任我随意地拖住和支配。我们是除了电话、除了工作以外两人就不在一起的一对恋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就吹了也毫无办法。我也没有把他的人生牢固地掌握住的才干。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心不后悔我们的结合。
迄今为止，我不了解除了他以外的异性。即使有一个不是作为异性而是作为只是对他有好感的人，我也总是不知不觉把那人的某一个细小的动作，待人接物的细微的地方，与他相比。心想，如果是他准不是那种样子，换了他一定会这样说吧。和那些人发展到恋和爱之前，他们就在我心里轻易地成为过去了。
或许人们认为我性格直爽，对我在异性方面的各种传闻很多。说什么我十九岁时，一年之间竟有十三个男人，杂志上搞得好不热闹。母亲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气愤了，她腻味地笑着说：“一个星期换一个恋人，不错嘛！”也是由于演唱路线给我造成的形象帮了忙，关于我同异性的交际，公司倒没有对我说什么闲话。
我对谁都开诚相见，有时也出去饮茶、就餐，还有几次应邀交际的事情。但是感到可爱使我动心的人一个也没有。有人认真逼问我为什么不跟他交往，我便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虽然是单相思，可我心里一直老想着他。尽管很难抓住他的心，但在我心里，他的存在占据了很大位置。正由于我开始懂得了爱情不能如愿以偿的痛苦，我才不想随便敷衍那些正正经经要求和我交往的人。
他毫不造作地教给我很多东西。他并不是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地强加于我，而是言传身教做给我看。这就是朋友的重要。这就是信任的宝贵和难得。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健康身心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和善和深深的信赖。
“要象爱我一样，对自己周围的人都应当尊重……”这样说的，也是他。
我的心如果能象空气无所不在似地把无可取代的他包得严严实实的……
他和我作为从事同样工作的同伴，在杂志来采访等等时候，都不能据实以告我们之间是恋人的关系，这一点是都感到痛苦的。
然而，我们两个人之间只要有能够自然地谈话的机会，我们总是讲真话的。
不过，我不愿意用铅字片面地加以转达。正因为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才不愿引起一点点的误解。我希望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不单是出自想把两人的恋爱早日公诸于众的目的，更由于不愿意对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说谎，我们决定公开发表：“恋人宣言”
（这个名称，是不久以后宣传机构给我们起的。）差不多所有的宣传机构都报道说，这个宣言的起因是因两个人走路的情形被人拍下了照片，才慌慌忙忙作出了决定。但是，这并不是直接的原因。
被人拍照的前一天，关东地方遭到同季节大相径庭的台风袭击。那天是我许久才有的一个休息日，他发烧卧床，我在他家顺便照看他。
风暴过后，暮色苍茫时分，他大见好转，于是我陪着他上街买东西。
当时，不知为什么我不想走我们常常走过的通向停车场的那条道，而想走新发现的垃圾场旁边的小马路。我象发现了秘密地点的小孩子似的，怀着多半是冒险的心理，说走这一边嘛，他不假思索地同意了我的建议。
“行呵，老是走一条道也……”
两个人快要到停车场时，前面问起了亮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在突然挡住眼睛的亮光的刺激下慌了神，一害怕险些跌倒。
他扶住了我，我拉住了他。就在这一刹那间，闪光灯再次袭来。我们没有逃，用与刚才走来时同样的步伐走到大路上。后面的人瞠目结舌，一声没吭目送着我们。
找到出租车，把身子靠在座位上以后，我还在颤抖。不是因为被人看见受到了刺激，要是怕让人看见，我们何必肩并肩地从他房间出来呢。
假如真的觉得被拍了照不好，也许早就采取强硬态度把对方的胶卷没收了。
他在我面前提出“结婚”二字，我觉得实在出于一个偶然机会。第一次向我表明心迹也是在朋友偶然离开座位的兜风途中，真正开始交往的发端，还是摄影结束准备上车的一个偶然机会。对于我们两人来说，关键的几个场面总是被偶然所支配，一点也没有动人的戏剧性。
初春的一个晚上，我们和摄制组的人一起在六本木的餐馆用餐。一共有七、八个人，在热闹的餐桌上，大家谈得兴致勃勃。我和他都没有顾虑周围的情况，已经完全沉浸在那样一种气氛之中。饭吃得差不多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和他的周围的人们都不见了。“他们呢？”我歪着头问。他瞧着我的眼睛立刻说：“我正在想我们该结婚了，你有个思想准备吧。”
我即刻说：“嗯。”
这样回答了一声。
还没等我估量一下事情的重大，离开座位的人们已经回来了。
在回家去的汽车里，我重新意识到事情的重大，慌乱起来。这不是告诉我了不得的事情了吗？——回到家又给他打了电话，总算才仔细品味到真切的要“结婚”的实际感受。
妈妈回想起当时他向妈妈正式表示要和我结婚的意愿时的情况，噗呼一声笑了。
“怎么了？”
“大概是紧张吧。他对我说，‘把百惠给我吧，您不给，我也和百惠结婚！’听他冷不丁这么一宣布，我被那种气势压得不能拒绝呀……”
在六本木的餐馆里，他只得到我‘嗯“的一声未免过于简单的回答，好象半信半疑，怕我不是认真的回答吧，所以很快来到了我家。
一据妈妈说，他用“我和百惠结婚。”这个打破老一套的求婚方式表明心愿之后，笑容满面的母亲改用平时稳重的表情注视着他的眼睛，明确地说：“这是你完全了解了我们家的情况才说出来的话吗？”
后来他告诉我说，当时他从母亲坚毅的神情中，看到了母亲生活路程的坚苦和漫长，深为感动。
告诉了父母以后，我们的婚约时代开始了。但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多得成山。我们公开宣布订婚，是从那天开始又过了一年之后的事情。
时光流水般顺畅地度过去了。我对自己竟然判断不出这时光到底是长是短而感到有些气恼，同时，我现在已经很自然地注视着站在我身边的他了。并且感受着人世间的缘分是这样不可思议的美好。
我觉得，所谓缘分，除了命运以外不可能是别的了。出生于不同的土地和不同的年代，况且性别也不同，这样一对以往的生活和语言都完全不同的男女，由于一个什么机会而邂逅和交谈，并且越过一切的差异，决心共走一条道路。男女的缘分甚至有连命运都可能改变的强悍力量。
有人在这个世界中得到生命，却不曾遇到可心的人就结束了一生。满员的电车里尽管比邻而坐，却不交一言而各奔前程，而且有人甚至都不知道彼此还活在人世，在各种各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中，男女相逢、交谈，愿意理解对方，象受自己一样地爱对方。有了这种爱情，愿意为对方而活着，因被对方所爱而懂得了为自己而活着的意义。
当然，人生，必定有别离。但是不论是怎样的别离，那个人继续会生活在记忆之中。
有信任，有怀疑……，正是因为爱，所以才既有信任也想怀疑，人心是喜欢恶作剧的。
据说女人因为有男人而懂得了女人，男人因为有了女人而懂得男人。我也因为有他这个男人而懂得了自己是怎样一个女人。他以他的身心使我懂得了我是一个该悲哀时悲哀，该欢乐时欢乐的理所当然的女人。
我现在要深深感谢他的存在。现在我能够珍重地看待几年以前还为之哀怨过的我们之间的七岁之差。使我和他这样一个好人邂逅相逢的，我不知道是神灵还是时间，可是我愿由衷地感谢他。我想尽心地珍重为我生下他这样一个好人的他的双亲。
我们决定结婚了，宣布订婚后不久，我见到了他的父母。母亲慈祥地告诉我他小时候的事情，父亲以温和的目光注视着我，他姐姐对我说“随随便便的嘛，不要太客气呀！”我的母亲还是与过去一样。
他和我。被众人温暖地照料着，现在即将开始自己的人生了。当然，既然结了婚，一定要白头偕老。
就象是什么时候在欧洲的风景中看到的一对沉静的老夫妇那样，我们也要成为超越时间和置身事外的微笑着的两个人。
引退
一天夜晚，躺在床上入睡前的一刹那，我望着虚空凝思冥想。那晚与平时相比。我的精神并不特别地波动。我茫无头绪地想到：“结了婚就辞掉工作吧。”
那时候，我俩之间还没有正式说过“结婚”，只是隐隐预感到这样下去多半会和他结婚的。
还是辞掉工作吧。——这是某日突然浮现在我心头的结论。
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直觉。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当初只是影影绰绰的那个结论，就在两个人中间具体化了。
我们俩告诉了各自的家长。
我们俩又通知了各自所属单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们。
然后宣布订婚。与此同时，我宣布退出演艺界。
这一宣布在未曾预料到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谁都想探明作出这个过于突然的结论的理由。
这样，就需要我自己来分析一下这个突然将答案置于心头的直觉，并且找出这个直觉的道理。
每逢我自问自答时，得到的回答都是那样理所当然。
我想为了他！
我想对着出门的丈夫说：“您走啦！”回来时说声“您回来啦！”
我想使我这里成为我所爱的人感到最为舒适的归宿。
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有好几次他患感冒躺倒在床上。夜晚，每回从电话里知道他生病，我就想到：“虽然即便我在他跟前，他的病也不会好，但是他就不必在病中还要自己干这干那了。”这么想着时，我就为自己还不能这样做而感到焦躁。
这是否也是成为那种直觉的要素了呢？
他过着独居生活，一天工作结束后，还得用自己的手打开昏暗房间的电灯，毕竟是寂寞的吧。
这也许是一个没有过过独居生活的女人，不知确否如此凭空自以为是的设想吧。
就算是自以为是，我也的确想在家等着他。我想起了他姐姐不知是什么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我想做一个向男人满不在乎地示弱的女人。”
有怨言也罢，发牢骚也罢，我希望他也以我需要他时那种同样的心情需要我。
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希望一定在他身边，让他沉浸在甜美的爱情之中。
然而，要这样做的话，从目前我活动范围里的工作来，看，不免过于勉强了。有时间上的问题，还有出外工作的问题。尤其因为是女人，很多时候是不能拒绝同行们的应酬的。如果是这样，自然不能照顾好家庭。那么，结婚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不愿意做一个徒有其名的妻子。
是因为我无能吧。
深知自己性格的我，首先预想到：结婚以后还继续工作，恐怕工作和家庭哪一方面都会受影响，这将非常对不住那些支持我的人，也非常对不起他。
在我的周围，也有一边工作一边作为妻子操持着家务的妇女。
阿木耀子就是一位。
她从事歌词创作，并且组织了美满的家庭。
她写妇女活生生的世界，自己也生气勃勃简直就象是天真无邪的童女一般，同时间赛跑。有时。可以看到她在需要当机立断时的那种斩钉截铁的目光。
那时，我也曾肤浅而武断地认为，“象阿木这样的人，一个人也能坚强地生活下去吧！而且，她自己也确实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吧！”但是，阿木本人却对一起工作的一个同事小声嘟嚷说：“我没有修史，可活不下去哟！”听她这么一说，我感到意外，同时也感到“毕竟还是不行啊”。
我想像不出这话出自她这个人称“才女”、做事果断的人之口，但是我觉得懂得并且牢记自己所珍视的东西的阿木太了不起了。
宇崎龙童、阿木耀子——是一对模范夫妻。可是我还是想做一个完全与舞台隔绝的妻子。
他正式提出结婚后，在谈到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办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结论告诉了他。我听从了自己的直觉，没有为一直相信的直觉而惶恐不安。
时常说到第六感觉，在我来说，那往往能击中现实。记得还是住在横须贺的时候，有一次照母亲吩咐去办事，回来的路上无意之中走到了脏水沟边。右脚的凉鞋并没有被东西挂住，却不巧掉到了沟里。从那里路过的一个中年男子看到我快哭出来了，便下到沟里帮我把凉鞋拣了回来。就在几分钟以前，我脑子里闪过有人来帮助我的情景。
梦想成为现实的例子也不少。我想得出来第一次来到的城市、街道会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第几个门是个什么店……。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在我的脑子里先制作出脚本，然后按照脚本，对脚本中有的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说话。不知为什么，得到的回答竟同脚本一模一样。我不止一次交错地体味了愉快的和略微不快的情绪。
渐渐地，那小小的预知的能力几乎对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在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时，也相信这种直觉。人与人之间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对我这个无根无据、模模糊糊的结论，周围的反应是形形色色的。
母亲——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她的时候，她对着我的眼睛凝视片刻，是因为了解女儿一旦决定就不会改变的倔强的性格呢，还是出于对于女儿的信赖呢，总之她没有反对。老实说，我本想母亲说不定会反对的。当然母亲对我的工作是从不干预的。她总是站在远远的地方注视着我的举措。但是我觉得母亲还是对我这个终归刚刚二十岁，今后精神上也许还会最爱变化的女儿，就这样在人生中完成第一个转折而忧心忡忡吧！
母亲虽然未加可否，到底还是简单地说了声：“再好好考虑考虑吧！”这句话似乎意味着：“后悔药可吃不得的哟！”
“只是妹妹淑惠的事情，你要能好好地……”
母亲叮嘱说。
对我来说，妹妹和母亲一样，都是我无可取代的亲人。她还完全是一张白纸，将来不知道她找工作上大学还是出嫁，直到她可以自立为止，我一定在各个方面提供援助。与其说援助，不如说我希望她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抚育她成|人是姐姐对妹妹所能给予的最大的爱情了。正因为我们很少象姐妹一样谈话，光是看着她成长，可悲的是，我真正理解她的部分还很少，但这个问题用不着让母亲操心，我这个姐姐今后会照看好她的。
同事们的反应也是各种各样的。年龄相仿的歌手们有的说：“真有勇气啊！”“真羡慕你呀！”也有人眼含泪水凝望着我说：“多寂寞啊！”要说我自己没有寂寥的感觉，那是假话。就象从多年相处、已经熟稔了的同学当中，孤零零地转学到遥远城镇去的心情一样，我确实感到了孤寂。然而，我在经历过几次转学之后体会到：孤零零地到别的城市去的孩子，还可以结交新的朋友，得到新的环境的熏陶而适应它。即便天各一方，但我们共同的友情和昔日一起度过的时光却象一根无形的线，不是那么容易中断的。虽是我退出舞台，离开了演艺界，我依旧想和朋友友好下去。
平常在工作中没什么接触的一个当年的男歌星，有一次在大坂的录音室里看到定了婚的我，马上走过来，半象发火似地说。“你不能退出舞台！还是有可能性嘛。我决不答应你引退！”我不由地苦笑了。对这个只有几面之缘的人以这么强硬的语气甩给我的话，简直没有我回答的余地。
一直和我一起到各地演出的同伴们都象是自己的事情那样为我高兴。当我在大坂的舞台上宣布“引退宣言”的时候，跟随我的乐队队员们马上理解了我的意思，非常适时地给我奏起了下一支曲子的前奏。当我兴奋地走下舞台时，他们爽朗地对我喊着：“好啊！太动人啦！”
“今天怎么这么迷人啊！”
当中也有人令人莫名其妙地大声叫嚷着：“该死！”
和我一起活动的担任合唱的三位女性，年纪比我大得多，当时都感动得哭了。最近，在我演出结束以后，她们常常对我说。“真的不干了么？多寂寞呀！”“就剩三个月了……”，“百惠要是引退，我也不干了！”在我这个班子里，有几个和我要好的人准备在我引退的同时也脱离现在的单位，由于我的引退，他们也想使自己的演艺生活告一段落。我在决心引退以前曾反复考虑过，我的引退会给我所在的单位和这里的人们带来什么影响。这样说或许是过于自负，我的引退说不定会左右他们的生活。当我看到这个现实时，很为之苦恼。我一向本着“即使别人有负于我，我也不能有负于人”的信条的生活史里，我第一次感到这句话难于出口了。
继续坚持自己要走的道路，也许就无情地辜负了崇拜我的观众和演出班子。为了不辜负他们就要失去我所爱恋的人，这也是不合情理的。我为人们所爱，为很多人所注目。即便知道被人们所爱，那种爱也只能是“可能性”的，比较疏远的。一个为众人所梦想、所爱慕、所注目的女人，倾心爱恋她的只有一个男人。我是否背弃了倾注于我的极大的爱情呢？
听到“引退”二字，我想最吃惊的也许是那个人吧。
这个人就是堀威夫先生，我所在单位的经理。
我和他因为意见不同，对工作的看法不同，曾经多次发生过正面冲突。我曾想到从堀制片社独立出来。几年前，宣传机构报道过这件事情，在问到我的意见时，我也没有否认。
我回答说：“还在继续商洽的阶段。但是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是假话。”
那些报道说是因为经济问题和对堀先生不满是我要独立出去的原因。其实，我不过是想要求一个自由自在的班子而已。当时关于这件事议论纷纷，但我对堀先生的偏见并没能丢掉。
为了亲口告诉他我引退的主意。我见了一次堀先生。最大的阻力，我想就是在他那里了。我左思右想，不知该怎样解释才能让他理解自己的心情。去见堀先生的前一天，我和三浦商量这件事。他说：“不要抱成见，无论如何要坦诚而冷静地讲出自己的心愿。这样，他也会冷静地倾听你的意见。”
出人意料的是，堀先生的第一句话使是：“我完全明白。”这使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也觉得结婚以后呆在家里是件好事情。我曾经想到，百惠说不定会这样提出来的。首先，这是百惠的意愿，我就应该接受。大概有什么缘分吧，说起来，我们是在一个锅里吃饭奋斗过来的，光凭这一点就值得珍惜。在结束最后的工作以前，希望我们互相勉励。希望务必用我们共同的努力完美地结束工作。而且，就是呆在家里以后，凡有可能，我们也要帮助。希望你不客气找我谈。”
说到最后，他还加了一句：“恭喜你啊！”这些话使我很羞愧，很受震动，心头掀起阵阵波澜。结论是，能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实在不错。我万万没想到他竟能这样的理解我。
我的崇拜者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的。
“我们衷心盼望你们两人结婚。但是引退是另一回事，那样也太过甚了。我们不能同意。”
宣布引退那阵子的来信差不多都是这些内容。随着引退日期的临近，来信的内容变了。
“引退对我们是个打击，不过百惠有百惠自己的人生。祝你幸福。这是我们唯一的心愿。”
一个人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因此我要坚持毫不怨悔的生活方式。虽然是这样想的，但歌迷、影迷们的话还是刺痛了我的心。
有人询问我是否担心家庭经济问题。我一向有那么多的收入，突然呆在家里，靠一个男人的收入能够满足么？的确，就我的年纪说来，这点收人不算多。然而，我以前的收入也过多了，对那些大笔收入我茫然不知所措，并且从未心境泰然。总之，我怕自己习惯于那种金钱观念。我至少一向不为金钱担心，为什么呢……也许因为我是学着母亲生活过来的，我必得象母亲那样过困窘而清苦日子的时候也许会到来，起码这种思想准备我心里早已经有了。
在周围的人们中，最为“引退”二宇震惊的，莫过于我未来的丈夫了。
“我觉得你具有做女演员的了不起的天赋，所以希望你继续工作下去。”
他把自己的意见说完以后，问我准备怎么办。
“我……可能的话，我还是想辞去工作。”
“不必匆忙决定。我们都再充分地考虑一下吧。”
几天以后，他说他撤回自己的意见。
他说：“接受一个女人考虑如此周到的意见，这才是男子汉。”他又补充道，暂且就按辞去工作的方案办，如果中途改变了主意，希望随时告诉他。
他也询问了我作出引退结论的理由。我告诉他促使我引退的直觉以及对直觉的解释。我毫无隐瞒地对他讲了我以为成为理由的理由。
“你不是一直很喜欢干着你的工作吗？况且，你要辞去的是一直干到今天的工作，只是那些理由么？”
我们商量了很长时间。我感谢他对我的工作问题没有提任何要求，最后他让我自己作出决定。当然，我也感到他恰如其分的责任。
在无法倒退的人生中，无论对他或者对我，这恐怕都是一个赌注吧。不用说，有关各自的家长、兄弟姐妹的事情也都商量过，他—一认真考虑，也必定征求我的意见。从一对恋人的甜言蜜语发展到夫妇之间面对现实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已经充分了解他了。
商量来商量去，一年时间过去了。
那年新年，我们在夏威夷。他突然悄声说道：“要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咱们真的结了婚，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我感到这几句话具有无法形容的重量。没有比那时候更感到“命运”二字的重量了。他完全接受了我任性的生活方式。我要不惜努力以不辜负他的这种爱情而生活下去。他以“一生”为长度考虑着一切，我作为他的妻子，想真心诚意地关注着高大的他。
社会上把我称作“飞翔的妇女——自立的妇女”。因此，当我宣布退出舞台时，人们就认定这是一个女人走下坡路。有个妇女杂志向以“职业妇女”为自负的人们征集对“山口百惠引退”的评论，并且出版了特辑。
其中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的看法。“都是因为你，妇女地位又倒退到十年前了。”
“真可惜。”
“难以相信。”
“那是幸福啊，作为一个女人……”
特辑发行以后不几天，我接到了一封信。似乎是一位妇女写来的，信上没有具名。信的细节已经记不住了，不过，信中讲到。
“我可能过于相信你了。平时在电视屏幕和杂志上看到你，觉得你是一位杰出的完全可以自立的妇女。却不曾想到你只是为了男人就要断送自己。我瞎了眼了。你归根结底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而已。”
一种无法排遣的悲凉涌上心头。女人存在的最大意义既然不过是为了男人，那么，女人不过只是个存在而已。就算是说话没有顾虑吧，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也未免太叫人伤心了。
“自立” 这个词开始被滥用以来， 到底经过多少时日啊！“自立的女人”、“独身的职业妇女”，我一听到这些就发抖。在我来说，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机会，或是由于演唱的歌曲的内容，或是在“演艺界交欢图审判”时决不示弱的作证等等，使很多人把我也说成是“自立妇女”的代表。
的确，目前各行各业妇女的处境和地位正在逐步提高，报纸、杂志上有关杰出的妇女的报道，我当然也读过。但是，我认为这些妇女并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成名的，而是老老实实地在各种条件下奋斗到今，其结果合乎潮流罢了。说什么是“妇女的时代”，于是因此就真的认为“男人不算什么”，或者是只追求妇女形式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自立，我对这些主张，是很怀疑的。
无非是应和高调、赶赶时髦的人太多了。我认为妇女的“自立”是：她活在世上能够深深懂得什么最宝贵，它可以是工作，可以是家庭，也可以是情侣。这也可以称之为“精神上的自立”吧！没有比挂着“我是自立的女人”这块招牌的女人，更让人觉得浅薄的了。我决不以为非得到社会上活动，才能算是“自立”。
与共在男性社会中一味地呼吁改善女性的处境，还不如走更适当的自立的道路。很多妇女认为，妇女在家庭里多半是走了下坡路，或者说这是逃进家庭，实际上在家庭当中，不是也有自立之路么？家庭，难道不是妇女能够自由自在地并且明确地建立自己世界的唯一场所吗？在桌子上装点出春天便是春天的样子，夏天便是夏天的样子，每一旬不同，四季当令，持家有方的妇女，永远会创造出使全家人感到舒适的场所。
现在，人们常用“专业主妇”一词来称呼家庭主妇，虽然叫法并不那么好听，我却觉得不能小看这个词。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对妇女来说，恐怕不会有比家庭主妇更难的工作了。生活是夫妇一体的共同作业，而巩固家庭的根基还要靠女人。她迟早要有孩子，必须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女人地操持下去。一个家庭是和睦愉快还是阴郁暗淡，难道不都取决于这个家庭的主妇么！
婚前，一个人被人怎样议论也没多大关系，一旦成为家庭主妇，人家改称她XX先生的太太，这的确非同小可，同时不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吗？我从不认为持家是呆板乏味的活计。我甚至为三浦先生的太太这个称谓感到荣耀。
有时候我生活在一个看不见自己的世界中。目迷五光十色，耳听甜言蜜语，在几乎对自己无法正确估价的现实中，对于各种事物的价值观念自然也会改变。周围的人为我做些什么都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说，这是你的崇拜者支持你嘛——人们这样说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虽然在心里发过誓，自己绝对不要这么看问题，但还是难免朝这边滑下去，因而对于如此这般的自己感到可怕。况且，我是女人，把身边的一切事情都拜托别人，自己落个轻闲自在，在这种情况之下，于是就不知不觉地诞生了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另一个自己。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向别人要求个什么事情，因为这也是对方的工作，别人也不好表示反感。然而，如果过干习惯这样，变得懒得感谢人家，还是不应该的。
似乎有人非常忌讳“象样”二字，我却认为这个词很好。干什么事就应该象干什么事的样子。从我十四岁时开始工作以后的八年时间里，大概没有人象我那样从来没有被人说成象样子的吧：“哪象十四岁的样儿呀！”
“看不出才十七岁嘛……”
“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风流……”
我并非因为人们这样说，就不格外憧憬“象样”二字，不过从那时起就对说我“不象样”感到抵触。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这样说我，也讨厌被人家这样说。那些大人们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说我不象样儿呢？就是因为我不符合人们头脑中存在的这个年龄就必须是这个样子的框框，然而我不合乎这个框框，我希望再不要只因为这个理由而吵吵嚷嚷了。我难道不是不得已的吗？我这样做既不勉强也不逞能。谁都不理解我，却说什么……
现在想来是多么不开化的思想方法呵！要是在今天。我会笑出来的。但在当时，即使是开玩笑，我一听到这种说法就生气。
母亲和妹妹不久也会相信外面传的那些武断之词吧？叫我这作女儿的和作姐姐的在亲人面前该怎样才好呢？
在宣布订婚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大着胆子使用了“妻子”这个词。这是我有意这样说的。我认为这个语感符合我今后的生活道路。从今以后我就是要作一个妻子。我要理直气壮地珍惜从妻子这个称谓中所领会到的美好含义。我觉得那才最象如今二十一岁的我。我一直被人说成与自己的年龄不符，如今要作妻子，度妻子的时光。只要在他的身边，从今以后的我就会成为最象百惠样子的百惠了。
歌星诞生
人们谈起歌手山口百惠的诞生时，几乎全都举出一个理由。大概是为了从经济困境中摆脱出来吧。
我憧憬歌手这个职业，大约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说是憧憬，也并非因为渴望金钱，不过是一个少女想实现当个童话世界的女主人公的梦想，仅此而已。
我喜欢唱歌，听到周围的人们说我“歌唱得好啊”，就认定自己能当上歌手，就是这么个单纯的想法。先说这一条，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是不会想到能在经济上给家里作帮手等等的。
进入中学那会儿，电视台新设立了一个叫做“歌星诞生”即所谓选拔人材的节目。这节目不是过去演的那种严肃呆板的节目，演出时相当轻松随便。
我迷上了这个节目，一到星期天就收看这个频道的节目。有一天，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出场表演。这是演播这个节目以来过去从未出现过的年纪最小的表演者。
和我同岁！
想到这儿，我心里就开始萌动说不定我也能行的念头。初中二年级暑假期间，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寄出了报考的明信片。当时的心情，是明明知道会落选的。
预选通知很快来了。 本来大家约好一定一起去， 可到了当天朋友们却突然说“不能去了”。我无奈只得一个人去预选会场，那是在有乐町一家外表看来粗陋的百货公司的八楼上。我的预选通知上的号码是101 号，我唱了一支名叫《旋转木马》的歌。
情况比我自己预想得要顺利得多，第一次考试、第二次考试都及格了，并且决定让我参加电视演出的预选。我的穿着挺随便，一条牛仔裤，上身是一件两用衫，当时的导演称呼我“小小子”。
大约过了一个月，通知我要进行电视录像，让我到后乐园娱乐厅去。
“哎，别老想着能不能录取，好好加劲呀！”
我告别了笑着送我出门的母亲，一个人去了后乐园娱乐厅。
到达时还不到上午十点钟。人们正在摆设演出节目用的设备，类似出演的人和负责试听的人还都没有来。我一个人坐在观众席上，听敲敲打打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
过了一会儿，人都到齐了。排练一番之后就正式演出了。我抑制着砰砰直跳的心唱了一支歌。一位评审员评论说：“你呀，扮演个年轻明星的妹妹的角色，倒还可以，但是唱歌呀……恐怕放弃这个打算也许更合适。”
仅有的一点点自信，忽的一下全被冲垮了。即便如此，我得到的分数还是超过了录取的分数，取得了参加决赛大会的资格。
决赛的那一天，节目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开始。我站在以往在电视中看到过多次的场景中，却没有觉出这些会向全国播放的实感。
我唱了和上次同样的歌。唱完马上宣布成绩。我站在一个小小的圆台上，对着扩音器报出自己的姓名，然后向评选员说声“请多关照”，这时打算录用的公司的来人便举起写着本公司名称的牌子。
我并没有什么信心，可是又自信会被录用。
果如所料，十几家公司的牌子静静地举了起来。过去在电视中看到的这种场面，几乎所有中选的人都会在这一瞬间双手掩面而泣，我也多半期待着自己兴许是这样。但是事出意外，我一滴眼泪也没掉。
时至今日，我仍难以自解，为什么那时就想到会被录取呢？是无形的上苍的启迪，还是单纯的自我暗示？总之，在听到宣布结果以前，我就确信自己一定会当上歌手了。
但是，那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少女的天真梦想的实现，仅仅是各种各样人生戏剧的序幕。
自卑感
我曾经是一个抑郁的孩子。谁送给我一些什么礼物，我脸上也表现不出多大的欢喜；带我去个什么地方，我也显不出多大的愉快。
小时候，周围的大人们这样说过我。
“败兴的孩子。”
又不是长得象丑小鸭的孩子，每逢被人这么说，我心里就很痛苦。不知不觉地，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卑感。然而，我又不具备那种被人一说就可以自己改变面目的本事。
人们还常说我是个“嘴笨的孩子”等等。向人转告什么事情时，不是有时把重要部分漏掉，再不然就是找不到转达的机会，这时候，我总是被人这么说。
这还是那种强烈的自卑感造成的。每当这个时候，我一点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是好。就象要求作一个成熟老练的孩子似的。
那些在我幼小时的记忆中仍然保留着声音的对我的议论，至今还时时想起来。现在，我依然和过去一样，谁给我什么，还表现不出多少欢喜，于是我又庸人自扰地深思起来：恐怕人家心情不快吧？
这样一想，觉得自己实在讨厌。说是要体谅别人心情，听起来好听，但不管怎样，都是在伪装着自己。尽管我知道每个人肯定都有点自卑感，但它还是使我深为苦恼的根源。
开始于这一行以来，我得过各式各样的奖，而在授奖仪式上从不流泪。人们仅仅拿这一点和其他女歌手比较，就说我有胆量啦，目中无人啦等等。
这也刺激了我的自卑感。
为什么不流泪呢？高兴的心情并没有同别人两样，不过我的喜悦没有外露。
是我不坦率吗？
缺少人应有的温情吗？
是因为我是一个骄傲的女人吗？
所有这些思绪，都和幼年时的自卑感联系起来。
我自己是从心所欲坦然行事的。但在别人眼里，肯定要被扣上个什么原因。
一次，有人问过我：“百惠，你哭了吗？”我真想回答说“我也是人啊”，可欲言又止。不知怎的，完全失去了回答的兴致。我搞不清楚那人是不是真的认为；只要是个人当然就做的事情，可是因为是我就不那样做了呢？我感到了儿时同样有过的那种无处排遣的悲哀。
每当一次次地被人这样说，我就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辩解，也是无济干事的。想到这里也就干脆不去解释了。对周围评论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我不认为靠我一个人说些什么便可以争得过的。
想来，每个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各有不同，认为获奖者理当哭泣和抽噎，他们就是想用这样的社会标准衡量一切。
每当接近那个季节，我便顾虑重重，恐怕又会因为哭还是没哭而被人说三道四。心想，要是那样，我可打心眼儿里希望什么奖也不得，给别人鼓掌不也挺快活嘛。对我来说，那个季节总是唤起“叫人败兴的孩子”这种自卑感的季节。
工作上当然不用说了，就是与朋友和三浦的交往之中，这种自卑感也是常常最使我担心的一件大事。它总是隐藏在心底的角落里，成为思想上的包袱，把出席应当高兴的场合也当成负担。
随着时光流逝，今天我终于能够冷静地进行思考了。就是说要把心里的反响如实地表现出来便可以了，不必在意当场流没流眼泪。所谓照顾对方的情绪，就是要真正地表现自己由衷的欢喜。
获奖了却哭不出来，也许是因为奖的本身有什么地方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在欢喜之中也有感到惶惑的地方。
至于今后，我想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判断一切、感受一切也就行了，不必介意周围的议论和评价。
听其自然，随心所欲。
珍视自己。
珍视自己的感性。
哭也好，笑也好，生气也好，悲伤也好，这一切都是感性的差异。今天，我从幼年的自卑感中稍许解放了一点，能够正视自己的喜怒哀乐，也能够想得开了，这就是我自己的表现方法。
但是，我还是想把一直被人议论的那些话记在心里。因为那也是我的一部分没有改变的东西。
数字
每个人都会受什么拘泥，所谓吉利数字也是一种拘泥吧？
我从小学生时代起就和“十七”有缘。上了六年小学，我的学生证号几乎都是十七。如果牵强附会的话，这数字适用的地方很多，我的出生日也是十七日。
从小时候起，我就决定把“十七”作为我的吉利数字。虽然说这样决定了，可在以往发生的事情中，从不对数字寄托希望，不过只要学生证号是十七，我就莫名其妙地放心了。
记不得哪一次，只那一次，我的学生证号成了十八，就为这个，我心烦意乱，毫无根据地断定自己这一年也许会碰到什么倒霉事。
奇数和偶数相比，我喜欢奇数。
从前，在杂志来采访我时，我这样回答过。记者问“理由呢”，我说：“说不出道理，但总觉得是奇数就好。”现在想来，我的回答牵强、不明不白的。既然受某一事物拘泥，自然没有能够说得清楚的理由了。尽管如此，那位记者现出奇怪的感动之至的神情，说了声“嗯，说不出道理的感觉吗……嗯”，独自洋洋得意回去了，他能理解这些吗？
年龄也拘泥于十九岁。它比其他任何年龄都使人感到神秘和娇艳。过了二十岁就是大人，不足十八岁还不算成年人，不知什么原因，我对其间承上启下的十九岁这个年龄很感兴趣。
十九岁时恐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想法一直占据着我的脑海。每逢问到我憧憬向往的年龄，我总要回答十九岁。到了这个年龄就停住，不要进入二十岁该多好——我希望。
十九岁！
不出所料，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了，也可以说成是精神上的分水岭吧。总之，这是我身边都被染上从未有过的颜色的一年。
在“歌星诞生”这个节目中，也是奇数和我相伴而行。预选号是101 号，电视预选是3 号，决胜大会是11号。我记得，预选时看到号码是奇数，就想到“是奇数，我没关系了”。
真是不可思议，是奇数就有信心。要是在那里拿到偶数号，也许当场就会丧失信心回家去了。我曾想过，仅仅是这么一点小事，它就可能使我的生活和现在截然不同。
初次登台的日子是五月二十一日。引退日虽在十月，日子却是十五日。而举行婚礼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九日。如果说两个数字中有一个概率的话，那么，这说明还是和奇数有缘。
我现在的年龄是二十一岁。兴许过于拘泥了吧？不不，我今后还要拘泥下去。我自己私下里悄悄地拘泥于此，有时也是很愉快的。
少女
大概是几年前啦。
连季节都没有记清楚。
是在广岛的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的那夭，和往常一样，帷幕拉开，一切正常进行。节目演过一半以后的时候，我开始谈起母亲。舞台暗转，聚光灯笔直地投射在我身上。我一个人讷讷地说了五分钟左右。
“将来，到了我穿上新娘礼服的时候，我要对母亲说‘谢谢’……”
我确实记得是用这话结束的。
钢琴轻轻弹出《波斯菊》这支曲子的前奏，这时，有位少女离开观众席，朝舞台跑了过来。
她那白色的连衣裙在昏暗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象是要来献花的，还没跑到舞台，就被工作人员挡住了。即便从高高的舞台上，我也能看到这个情景，我感到工作人员有些粗鲁。我一边唱歌，注意力却总向着那边。我看见那位少女把脸伏在旁边座席上一位妇女的肩上。
“她正在哭吧？”
我无法置若罔闻地继续演出。我希望，这场演出对那位少女来说理所当然地以一个美好的印象结束。
我很担心那位少女的好意被他人挫伤。哀怜的是，象她穿着的连衣裙一样雪白雪白的心灵沾上了泪痕。我觉得可能会丧失掉少女和我之间非常宝贵的东西。
唱完《波斯菊》，又该我讲话了。我用眼睛追逐着少女的身影，说：“工作人员不过是尽力做了自己的工作。对不起。如果可以的话，能把你拿着的花给我吗？”
少女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她也许会拒绝的，也许不肯原谅我——。紧接着的一刹那，她轻轻点了点头。
少女一步一步向我走来，来到和她身材那么高的舞台前，把花束送给了我。
我很高兴。至少这一瞬间，我越过了歌手和观众之间的藩篱，和这个少女的生活有了直接的联系。而且，她和我的心灵有了很大的联系。
“谢谢，”这是我由衷的话。我把目光转向接过来的花束，那正是一束淡雅的波斯菊。
歌
出国归来时，必须在海关申报单上填写在旅行地所买的东西，还得填上乘坐哪次班机抵达、本人住址、姓名、年龄、职业等等。职业这一栏上说，申报人要尽可能详细填写。每当我面对这张表，便要斟酌如何填写才好。
是填歌手、女演员，还是电影演员呢？从歌手、电影演员这几个词里得到的感觉，也就是所谓语感，是轻浮的，我都不那么喜欢，但我对女演员的名称也有抵触。犹豫再三，有时我甚至还填写过自由职业。我不知道演艺界的工作究竟属于自由职业还是服务行业，但是不管算哪一行，的确都是说起来难以解释的工作。
直到不久以前，我终于开始毫不踌躇地填写“歌手”二字了。我觉得自己大概是真正地喜欢了这个工作，胜过了担心语感中的轻浮。
一、我选择歌手，而不是演员，也不是电影演员，其中并没有什么深意。把歌唱作为职业以来度过了八年时间，并不是我最初就喜欢这种工作。当然，我喜欢唱歌，是自己投入这个自己向往的世界中去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把唱歌职业化，却与自己的志向无关。同一支曲子一天不知得唱多少遍，一唱就是两三个月。随着这种情况的增多，我开始讨厌唱歌了。
不知不觉我赞成了周围的人们把歌手说成玩偶的比拟，我不喜欢自己是那个样子。不知是谁说过，戏剧是集体的演出，唱歌是个人的表演。这话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厌烦唱歌。
因此，心神恍惚中常常唱错了歌词，导演也提醒过我，可还是不起作用。
我也厌烦到各地去公演。
不论到哪里演出我都是这样：除了车站、剧场、住宿的饭店外，不想上街，也没兴致品尝地方风味。
站在舞台上，照节目单上的曲目演唱，照台词说话，又照着乐谱发音，唱完了事。
当时人们说我是个人的表演，我也无可奈何，心中有一股无法摆脱的凄凉。
我便自然而然地想谋求自己的班子，我想演唱不再是个人表演的歌子。组成一个班子要有很多人：灯光、音响、舞台监督、乐队，还有歌手。这些人当中只要缺少一个，我的舞台就不能问世。
我希望有一个不必我操心，大家就能为组织一场演出而进行讨论的演出班子。
为了建立这个班子，我花费了意想不到的那么长的时间。因为我所在的公司碰巧没有安排演员个人计划的机构，所以首先要开始让他们接受这一破例的申请。以后的进展就比较顺利，我与那些理解我的心情，申请参加的人定出了“山口百惠计划”。
多么高兴啊！
“以后，我们要制定出一个能让观众们感受到我们这个集体影响的计划。”
大家也拧成了一股劲。
我和大家一起站在舞台上，边喝边想：照射我的聚光灯毫无疑义是温暖的。随着不同的曲子变换各种音调的平衡，以烘托歌曲效果的音响，也是温暖的。边听自己的歌唱、自己的声音，边从伴奏得密切和谐的每一件乐器声中，也感到了温暖。
“唱歌是个人的表演”，说这话的人我不认识，所以说这话的心绪因缘自然也不清楚。但我引以为自负的是，至少我的歌唱、我的舞台，并非是个人的表演，它是一股和谐的暖流。
我喜欢温暖的音色。
今天，我认为自己所以对自己的歌唱抱有自信，就是得益于在演出计划中与这些人的幸会。也许世上任何人都肯定会有他自己独有的为之自信的东西，在我来说，首先是嗓音，其次是唱法。我的嗓音绝非甜美清润，而是低沉粗旷的，与我平时说话的声音相比，我对歌唱的声音更有信心。说到唱歌的监力时，我知道自己有发挥自己身体某一部分能够表现出某种特长的动人之处。
其次是我的唱法。
在初次登台以前，我只有一个八度音域，七年半后的今天，用真声可唱出两个八度，算上假声便扩展到三个八度。同自己的音域变得开阔起来相比，我更高兴的是能够用自己的嗓音把任何人的歌变成自己的歌。
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歌，不论谁都难以模仿。单模仿形式和表面，那算不了模仿者自己的长处。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自己的嗓音和唱法抱有很大的自信吗？因为有了自己的声音，我才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想这一点绝没有言过其实。而且，同我班子中的人们相遇以后，我在一段时期那么讨厌唱歌的状况也彻底改变了。
人们日复一日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着，那些细微的变化情况，通过音乐旋律和歌词表现出来。我发现即使是歌词和旋律不变，随着歌唱者年复一年的演唱，歌子本身也会有变化。
也许迟了。发现这一点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但是我觉得单是能够发现这一点就是幸福。现在，同一支歌子一天不论唱多少遍，即使唱上一年，我每次也都会以令人惊异的新鲜感来演唱。
因为是歌手也许就以为当然如此了，当一名歌手居然能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回顾当初，是难以置信的。然而，当我观察自己的变化过程时，我不能不感到人的心灵在感知和探索之中，就象循环不已的季节那样变化着。
面临引退，我思索着和自己相关的歌唱。现在，我深刻而亲切地感觉到，爱上歌唱是多么美好。使我大为庆幸的是，我不是在未同大家幸会并且对职业性歌手感到厌倦时辞去工作的。
假使我始终象当初那样，说不定现在连哼过的摇篮曲也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在可以断言我已经真正爱上了歌唱的今天，在我已经达到歌唱顶峰的今天，辞去歌手的职业，我并不恋恋不舍。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当歌手这一希望的呢？我想说是从很小时候，但是我也觉得好象是进入演艺界之前的四、五年开始的。然而，我的记忆中却保留着这么一件事情。
那时妹妹还小，我们到姨母家去玩。记得是在大家一起看电视的时候。
“歌手呀，可真够呛、这工作可是不好干哟！”
姨母的话使我吃了一惊，我望着她的面孔。她脸上表现出要我搭话表示赞成的神情，我不知道怎么口答才好。因为我什么也不懂，那时，不负责任地说声“是啊”也行，但我什么也没说，也没能够笑出来。
也许那时，我就在无意中已经预感到了自己今后的道路。
送报
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临到快放暑假的某日，一位邻居家的阿姨对我说：“今年夏天，我想回乡下看看，不如百惠的朋友中有没有人愿意干点零活，替我投送四十天报纸。只送早报就可以了。”
听完，我想了一下，从这个地区看，朋友中没有能做这项工作的人。
“行啦，阿姨，我来干吧。反正暑假里我也没有别的计划，没有关系。”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母亲也没有特别表示反对。
我当时读书的学校，规定禁止学生在暑假里千零活。虽然我决定去干，却不知道学校会不会同意。
母亲先同我的班主任谈了此事。
有一天老师叫我放学后先别走，留在教室里。老师爽快地对我说。
“干得了吗？要是中途打退堂鼓，还不如开始就别干。啊！”
“没关系。”
听我这样回答，老师又以温和的目光打量着我说：“好吧，那就干干看吧。”
什么问题也没有，老师就批准了。这件事后来不知怎的竟被说成是我“为了帮助家里的生计”，是性情好的美谈故事，我只能对此目瞪口呆。
放暑假的前两天，为了记住将去送报的人家，我就跟着那位长辈跑开了。她先交给我一本清清楚楚的登记着哪一家订什么报纸的笔记本，我就是按照本上记的把这些记住。除了这个笔记本以外，她还交给我一块挎在肩上的厚厚的布带和一副粗白线手套，这都是投递报纸时必需的工具。
要去送报的这条街上住着百十来户人家，另有五幢公寓楼，大约也有百十来家。每天从清晨四时开始，直到六时过后，才能送完分为两个区域的报纸。投送的报纸有《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报知新闻》，星期日加上一份《儿童新闻》，共就这五种。第一次把报纸挎在肩头所感受到的重量，至今我仍然不能忘却。又不能骑自行车，只能凭两条腿。从第三天开始，就由我一个人一边对着笔记本，一边投送。一定得快点把订户们记下来……一边看笔记一边送，步调自然就慢了。
独自送报大约过了三天，大部分订户已经记下来了，可是时间仍然缩短不了。然而，这么早就起床却使我很愉快。我一边呼吸着渗透胸襟的清凉空气，一边小跑着去送报。每天走的是同一条路线，看起来却不觉得相同。公寓楼梯上的蜘蛛网，挂着朝露在闪闪发光。
忽远忽近地传来送奶人工作时奶瓶“咋啦”、“咋啦”的碰撞声。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没有车辆，只有黄|色的信号灯乍明乍暗、亮亮闪闪。野狗打了个大哈欠又睡着了。鹤丘的环行公共汽车还没有一个乘客。我毫不躲避公寓楼顶上流下来的大片的积水，穿着运动鞋就跑过去了。
后来——我受到了叱责。
那是送报路线上最后的一家，那位太太站在门前正等着我。
“这样可不行呀，这一阵子报来得晚啦！我家先生坐六时十分的公共汽车出去，不在这之前送来可不行！”
从换我送报以后，她家的确比过去送得晚了。第二天我开始给第二区域送报时，就先给那家送去。我沿着公寓楼的楼梯，一层一层送，先把报纸塞进右边一家的门里，然后送左边的一家。这时，身后的门打开了。
“昨天也送来啦，可我们家根本没订你的报呀！多送来可受不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有的人家常常让我把报纸夹在门上就行了。但是下雨天放到什么地方，我却忘记问了。又不好打开门送到房间门口，只得象平时一样夹在门上。
“下雨天送到房间门口不好吗？真是死心眼儿。”
有些人家的狗叫得讨厌，我害怕不敢近前把报纸塞进报箱，就冲着门口扔了过去，“啪”的一声报纸掉到近处的水洼里，挨人家的训，我也没话可答。
在那四十天里，我受够了这样的叱责，对此例似乎已经习惯了。
预见
相隔很久以后，我又访问了冈山。
那是为了在那里举行演唱会。那天，天气有点阴郁，从早晨就细雨绵绵。
刚一走进演唱会剧场，我突然想到了一位男子。
和泉先生——熊本人，一位灵感师。
我是通过我们的班子和他相识的，不知为什么，这个时候无缘无故地想起了他。
啊，和泉先生还健康吧！
“说不定他会来的，”这个念头问过我的脑海，但即刻又被我否定了——熊本的人怎么会到冈山来呢？
排练结束以后，为准备正式演出又回到后台，这时我简直要怀疑自己的眼睛。
在走廊的对面，和泉先生正在和我们班子里的一个人说话。我一问，他说是为了商量我的结婚礼物专程来的。
如此说来，那么，刚刚一刻我所感到的是什么呢？
是和泉先生的灵感对我什么地方发生某种作用了呢？还是我的预知能力起作用的呢？
本来，我就是喜欢空想的。
听说整个人类中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宇宙人，我便认定自己兴许就是三人之中的那个宇宙人。要不怎么会有时我的直觉得到证实，有时又感到带预见性的东西呢？
果真如此，恐怕早晚宇宙船会从遥远天空的彼岸来迎接我吧！
遗憾的是，至今我从未见过什么东西能清楚地确定是宇宙船、不过，我相信它的存在。
那是什么时候啊，我看到达羽田机场上空浮现着不动的光。
浮在夜空中的光，并不是机场以外远处的灯。那是闪烁着极其明亮的光，上下左右都不晃动的物体，从那以后，我曾多次望过那个地方的上空，却再也没有看到过。
几年前，我在千叶的九十九里滨拍电影时，突然有一个银色的圆盘状的东西，闪烁着横穿过远处的山脊，消失掉了。
不能确认的飞行物体——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是“UFO ”，但我相信是“UFO”。真是不可思议的景象。
有过这么一件事情。
一天夜里，我准备睡觉了，窗边突然有个什么东西闪闪地发亮。
那是很强烈的光。在我家周围是狭窄的路。有车从路上过时，都可以听到声响，然而那时候却听不见声音。我的房间又在二楼，车子通过时，前灯不可能照到我房间的窗户。
或许是谁想拍摄我家的外景照片，在用闪光灯吧？
“开什么玩笑！”
我想教训干这种事的人而打开窗户。但外面寂然无声，连一点人的动静也没有。
是自己神志恍惚吗——我关上窗户躺下，准备闭眼睡觉。
一瞬间，外面又亮起了白光。
“又是它，”我把窗户全打开，巡视着四周。
还是什么都没有。我困惑不解，又关上窗户上床。
蓦地，我看了一眼刚刚关上的窗户，只见白光正飞速地逼近窗户。那种耀眼的程度以及飞临的速度，一切一切都简直难以置信。
真可怕！我紧紧闭上眼睛，连头也用被单蒙上。直到现在，我还深信不疑那时的闪光和“UFO ”是有关连的。
CBS 索尼公司的酒井董事常对我说：“你可非同一般呀！宇宙来的大船不久会来接你的哟。”
他不是半开玩笑说的，而是挺认真地说的。我听了就觉得也许真会那样。
倘若那样，我就成了现代的赫夜公主了。这虽然使人感到富于浪漫色彩，但是我觉得还是作一个地球人，和很多人们往来的生活倒是更惬意。
化妆
正式演出前四十分钟。
我终于面对着镜子。
为了登台而化妆。
紫色的睑黛、淡粉的口红、描眉笔、睫毛油……镜子中的我渐渐变了模样。我知道自己明显地变了。但是，这一刹那间是我最不喜欢的。我非常厌恶化妆。
由于工作关系，我不能全部拒绝化妆。为了遮掩不好的脸色，为了作出与歌中形象相符的表情，化妆是不可免的。
六岁时，我第一次抹了口红。我到一个小朋友家，对着她母亲的梳妆台，两个人都抹上了浓浓的口红。我们把房门锁上，虽是大白天，还拉上了窗帘。
“要是被发现了准要挨骂的，”两个人心里担惊受怕的。却都无法战胜化妆这个诱惑。
镜子里照出来的两个人的脸挺滑稽的。在小小的五官当中，只有小嘴唇红得特别显眼。然而，两颗幼小的心灵可激动啦。从初次化妆过的自己的脸上，我们仔细享受着当了“大人”的欢欣。
小时候，逢到七五三和夏祭日，在鼻子上只擦一道白香粉，就感到某种新鲜的刺激。
在谈论喜欢不喜欢化妆的年纪到来以前，大概在脸上涂点颜色就很有刺激性了吧，甚至还有些扬扬得意哩。——只是一化妆，我就感到并且也相信自己成了大人。当我刚刚开始由于职业需要必须化妆的时候，我觉得仍然保留一点点那种心情。
十四岁时，为了拍摄自己的演员照，我被带到浅草的一家摄影室。先照了几张快速照片。
“眉梢会叫灯光给抵消的，再加重一点吧。”
我接过递过来的化妆用描眉笔，坐在镜子前，开始往自己的眉毛上描黑。我这个从未化过妆的人，怎么可能措好眉呢？描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倒变成“黑眉妖怪”了。描了擦，擦了描，最后还是导演看不过眼，说“让我好好教给你化妆吧”，决定让我再次重描。
那么一来，类似我小时候感到的那种冲动，已经无踪无影了。自己偷偷地涂口红的爱美心和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的愉快，已荡然无存。当作一项工作，半是义务的化妆，一点意思也没有。
不过，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为掩盖脸色不好，只用油质底膏和唇膏就足够了。我对于这种程度的化妆还不抵制。
当时，我和一个年龄相仿的歌手定了一个关于化妆的小小的协议：“就是成了大人，我们也绝对不要贴假睫毛啊！”
我们深信贴假睫毛是古怪之极的。她和我一直都没有打破这个协议。
虽然如此，我仍然记不起来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起化妆来的。
记得第一次去关岛，我有些逞能似地往自己晒得油黑的眼皮上擦了脸黛，这时有人漫不经心地对我说：“这个样子，还不如不抹呢！”我讨厌化妆是从那时开始的吗？
男人们开玩笑时说，某某女人如果不化妆，简直就认不出她是谁，两张面孔截然不同。听到这话，我想自己将来可不愿意让人家这样说。我讨厌化妆是从那时开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