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南才华出众、闻名湘乡，但科场窘迫。他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比曾国藩大三岁。他锲而不舍参加科举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只好做教书匠混饭吃。但此公确有学问，后来云贵总督贺长龄聘请他做家庭教师，将儿子交给他教育培养。他的学问、名声因此更令人敬仰，被誉为“湘乡第一教书先生”。罗泽南一生连秀才都没考中，后来投到曾国藩军中成为一员战将，在武昌城下与太平军激战时重伤毙命，时年五十岁。他一生大半时间从事读书教书，在科场上始终没有获得他所渴望的功名，倒是统兵打仗使他功成名就，成为湘军著名将领。曾国藩从翰林院从七品芝麻官，飞快晋升为正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七年零二个月时间连升六品十一级，主要是用笔头子考出来的。“曾国藩在翰林七年……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超擢”。当然，曾国藩升官如此之快，除了他不懈钻研学问外，还与他工于心计、善走上层路线有关。他到京师后，东跑西颠扯了不少关系，尽管他在日记中屡骂自己不安心做学问，但这些关系对他日后升官发迹颇起作用。尤其是穆彰阿、唐鉴、倭仁三人，对他官场隆升起了重要作用。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曾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担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其中十四年为领班军机大臣，是晚年道光帝的心腹宠臣。曾国藩寒士出身，与位列宰辅的穆彰阿素不相识，但因他考中进士的戊戌科，穆彰阿为钦命正总裁，拉扯起来，穆彰阿便是他的座师，他就成了穆相的门生。曾国藩很重视这层关系，从其日记可以看出，两人交往较频。穆彰阿位高权重，曾国藩有心攀他做靠山；曾国藩有才有识，穆相乐于提携、引为私党，两人互为欣赏又各有所图。但从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未受牵连的情况看，曾国藩与穆彰阿保持着一定距离。曾国藩不是光靠依附某个人升官发迹的，也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他拉关系但不唯关系，工学问不唯学问，是一个典型的“官场学者”。曾国藩做官还有好几套本事：履行职责很投入，离家十年不省亲；做得一手桐城派好文章，大字小楷都写得有模有样。他思想的形成与学问上的造诣，受唐鉴、倭仁两人影响最大。唐鉴是湖南老乡，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当过翰院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太常寺卿，成为清廷管理祭祀事务机关的长官，官正三品，由于历史原因，这个职位权虚而位隆。曾国藩被他吸引，不是因为他的地位，而是因为此公是晚清大名鼎鼎的理学家。曾国藩师从于他，刻苦研读程朱理学，得以叩开学问殿堂之门。唐鉴告诉曾国藩，通向学问的路有三条：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之中最紧要的首推义理。唐鉴还点拨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矣！”听他这席话，曾国藩觉得自己从前读书确实不得要领，这一下豁然开朗，突然间找到了学问门径。他抑制不住激动，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另一位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倭仁，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升任詹事府詹事，官正三品，后来此公步步高升，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倭仁笃奉程朱理学，认为义理功夫最切要之处，是将自己每天思想行为中不合理义的全部记录下来，以期自省纠正。倭仁日记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祼­载自己修养心得，对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士林都有很大影响。倭仁以身说法，亲教曾国藩写日课，毫不客气地要求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对他敬畏有加，读了他的批语浑身出汗，将它奉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唐鉴与倭仁，当是他心目中的好师、好友、好榜样。受唐鉴和倭仁影响，曾国藩发誓“新换为人，毋为禽兽”。为此，立下读书做学问自律规矩——“课程十二条”：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叶（页）为率。五、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叶（页），间断不孝。六、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八、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九、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洵人。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十一、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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