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出现以黄河流域华北平原考古发掘提供的佐证最为翔实。但是，由于东南亚的农业和青铜技术的起源可能更早，而东南亚与中国南部早在中华帝国兴起之前就在人种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联系，因而中国中南部的发展看来也极可能比中国北部来得早。水稻、猪、鸡、水牛以及青铜器，应该已经从东南亚起源地，首先循着发源于广州地区北缘几条向北流的长江支流，顺利完成了向北方的早期传播。广州地区在文化上曾经与今越南北部的古南越（越语为越南）王国关系密切，而从约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起，在政治上更是它的一部分，南越王国有两个都城——河内和广州，两地有共同的语言、人种特征和生活方式。青铜时代：青铜武士塑像，属于约公元前400年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Giraudon/Art Resource, NY）华南的考古证据远不如华北的丰富，其原因与东南亚缺乏考古证物相同：高湿度、高雨量和高温度迅速分解了有机遗存物。南方的考古研究确实比北方少，未来的发掘有可能改变目前认识。1949年以来发掘的几处遗址，已经揭示华南和华中好些地方有过先进农业、青铜器制造和城市建筑的证迹；这些遗址远达长江流域北缘，与华北发现的文化特质相异的遗址几乎同样古老。年代确定相当困难，最古老遗址的估计年代范围是公元前5500年到前4500年。遗址主人种植经过培育的水稻，饲养猪和水牛。华南发掘的遗址太少，即使确有证据，也不足以说明以培植块根作物为主的更早期发展究竟如何。四川盆地以北和长江下游流域以北，基本上是黄河及其支流的洪泛区；相对而言，这是一个雨量有限而不定、冬季长而寒冷的半干旱地区。在这些方面，它与最早将野生小麦和大麦人工培植成功的西南亚古农业摇篮无大差别。华北农业的一大优势一直是它那半干旱地区常见的极肥沃的土壤，即风吹来的厚厚的尘埃沉积层，叫做黄土，其中相当部分被河流卷起并重新沉积。只要有足够水，耕种是容易的，而且土地肥力几乎用之不竭。基本无树的平原易于开发成农田和运输剩余农产品或其他货物，具有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印度河流域同样的优势，尽管淤积严重的黄河不太利于航运。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生产的陶器可能与东南亚同样或甚至更加古老。日本出土的碎陶片年代为公元前8000年左右，它不太可能比大陆的更早。制造陶器表明有储存剩余农产品的需要，因而至少说明农业已经起步，但与其他地方一样，华北农业的出现无疑也是从更早的野外采集和狩猎经长期缓慢演变而来。华北古代主导的或者也许是惟一的农作物是小米，它同小麦一样是一种耐旱的干草原禾草，可能原产华北，并最迟在公元前4500年或早至公元前5000年在那里培育出两个变种。对小米的依赖说明华北的农业是独立发展的，并非从华南或东南亚引进。一个重要的华北古代遗址已在今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发掘出来，这是最晚为公元前4000年的一个规划完好的小村落。它的居民种小米，养绵羊、山羊和猪，补充以淡水鱼和野味。水稻和水牛要到约公元前1500年，当它们的基本用途在南方得到证明后，才大量传到北方。水稻引入北方迟缓，主要原因是它对水的要求苛刻，而并非北方寒冷的冬季和较短的生长期。最早从野生原种培育出的水稻品种适于温暖气候，随着种植区向北延拓，选出了一些适合较低温度和较短生长期的品种，也就是后来传到朝鲜，尔后又从朝鲜传到日本的品种。半坡遗址和多数其他古代北方遗址都在离黄河洪泛区主体相当远的黄土高原。同其他地方一样，必须能有效控制水，主要农业区才能转移到河谷和三角洲。在华北，这一转移可能开始于大约公元前2000年之前，但在随后的1000年里却似乎未能达到应有的势头。到这时，即公元前1000年前后，小麦开始夺取小米在北方原有的优势地位，并以水稻和大麦作为补充。现在，水稻灌溉已经可用河水、汛期雨水和浅井水。小麦和大麦并非东亚原产，因而必定是在公元前 4000年到前1000年间某个时候从西南亚传入，成为已经独立发展起来的农业体系的一部分。半坡人属于所谓彩陶文化又称仰韶文化的早期，名称“仰韶”源自该文化主要发现地河南省的仰韶村。仰韶文化持续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然后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他文化融合，形成第一个有文字、城市和金属工具的文化，即商王朝的文化。彩陶表面覆以精致几何图案，色红或黑；器物大小形状相差很大，在窑中烧制，但制作时未用陶轮。彩陶文化原始地域从西北的甘肃向东进入河南，即与另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黑陶文化在地域上重叠。黑陶文化又称龙山文化，名称“龙山”源自该文化主要遗址所在地山东省龙山镇。黑陶文化地域东抵海滨。在此时期，华中和华南由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占据，已如前述，它们都生产了独特的彼此相异的各类陶罐。黑陶制品的质地精细、造型优美、用陶轮加工且在窑中烧至温度超过摄氏1000度。不论黑陶还是彩陶器物，都未显示出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河文明的陶器有任何关系。这两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华文化仍使用石制工具，包括精细加工并抛光的箭头和一些更小的骨质工具如针、鱼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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