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后，周王对周围属国的权威衰落，诸侯变成了相互征战的国家：西方的秦，北方的晋，东北方今北京周围的燕，东方山东地区的齐和南方长江中游的楚，另外还有一些小国如四川的蜀和山东的鲁。鲁就是孔子诞生和担任过顾问的地方。现在把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或甚至把周王朝称为“中国”都为时过早；每个国家在文化、语言和政治上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可能还有人种上的差别。我们知道，中国是在公元前3世纪秦统治下才形成的。秦帝国把自己强大的印记烙在了其后2000年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式治国方略及社会组织之上。可以相当准确地说，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是从中华帝国身份的创造者秦王朝开始使用的。直到这时，在众多不同民族、文化和国家中，还没有一支占优势的力量拥有今日中国的领土。这些势力相互不断攻伐，抵御文明地区边界周围更加异己的民族，而当时的边界仍远远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但民族与民族之间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可能相对容易和快捷，到周代中期，大多数民族看来已经多多少少分享了冶金、农耕和灌溉及其他技艺的共同成果，但它们在口语和书面语以及文化其他许多方面和政治制度上，仍存在如同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形成中的国家那样的差别。楚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跨越长江流域中段两岸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各竞争国家中生产力最高、占地面积最广；它的农业得益于较充沛较可靠的降雨、华中地区较长的生长期和远为方便的灌溉。但它有自己独特之处，特别是商人群体的规模和他们的重要地位，以及依靠水运的贸易和城市在其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楚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过去商代的模式，因为商的权力由世袭地主贵族把持，商建立在奴隶或农奴劳动基础上的农业实际上是惟一的财富来源。与华北诸国不同的是，楚还是一个海军大国，它在长江及其支流和湖泊上都有舰队，甚至拥有数量更多的平底帆船（内河船）。然而，楚国终于还是在公元前632年和前301年两次被北方国家的联盟打败；虽然它继续存在，但国力和后来的发展势头大大减弱，其他国家却强大起来。这也许是那些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竞争之一，它把未来交给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独裁主义帝国，而不是贸易和商人占优势的国家。一个按照楚国模式发展的国家势必与秦的最后胜利所建立的国家大不相同。关于秦王朝的情况将在本章后面部分更详细介绍。随着农业单产和总产量的提高，已经有可能把大量军队投入战场，因为至少在一年的某些月份可以把人力从农业生产中抽调出来并给他们提供剩余农产品。战争规模扩大了，也更残酷了，战争性质也从过去贵族之间为荣誉的英雄骑士式竞争，变成了规模更大的为生存的征讨和战斗。这时期发明的装有触发机构的石弓极大地增加了杀伤力、射程和准确性，而到公元前4世纪时，步兵更得到了骑兵的支持。这一系列新进展，共同削弱了世袭贵族、他们的战车和他们的扈从们早先拥有的优势。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像约一个世纪前印度的情形。第4章曾指出，印度的英雄骑士时代让位于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及由此建立了孔雀帝国，其基础则是铁器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改进和人口的剧增。同印度一样，中国这一时期铸造青铜和紫铜钱币的国家多起来了，贸易和城市迅速成长，修筑了道路，常备军剧增，国家官僚机器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为有才干的平民提供了各种机会。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值得欢迎的变化，但对另一些人，旧秩序的消逝及战争带来的分裂和痛苦只能意味着混乱和道德迷茫。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明确指出，他的处方就是要按照过去某个“黄金时代”的价值观，重建秩序和他所称的“和谐”。
圣人孔子
孔子约公元前551年出生在周王朝势力范围内山东的一个较小国家，卒于约公元前479年，因而他大致与佛陀同时代，在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诞生前几年去世。他的家姓孔，中国人称他孔夫子（“孔老先生”），现代欧洲人用拉丁字母拼写成Confucius。孔家看来是相当低级的贵族，家道已衰，但尚能让儿子受教育。那时离科举考试的实行还有很多年，孔子以教学为生，不时给一些封建领主当顾问或参事。他不仅教给学生们读写文化知识和古典名著，而且讲授他自己的为人之道和治国哲学。他的一些学生在国家行政机构谋得高级职务，但孔子本人在这一方面却始终不太成功；他在晚年显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实际上，从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2500多年来追随其观点以及今天仍受其深刻影响的人数来看，孔子堪称人类历史上也许最成功的哲学、道德和伦理体系的创始人。我们没有见到过孔子亲自撰写的著作，有关他本人或他的学说的资料也不多。我们确实知道的，全部来源于叫做《论语》的谈话或格言集，是他死后由他的信徒们收集并不太系统地整理而成，因而可能不完全准确。后世的注释详细说明了他的教导的意义和运用。孟子论德政孔子的第一位主要继承人孟子生活在约公元前372年至约前289年，他写下了他自己的道德教导和轶事。关于仁德的政府，他给战国时代的一位君主进言如下忠告。狗和猪吃掉了老百姓的粮食而不想办法制止；看见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救济饥民；老百姓死了就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年成不好造成的”。这与用刀把别人刺死却争辩说“这不是我杀的，是刀杀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只要大王不老是归咎年成不好，那么普天之下的人民都会归顺您了。（原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出处：原文见《孟子》，梁惠王（上）篇第3章。根据《论语》，我们了解到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即使不太完整，但也相当鲜明地表明，他是一位思想丰富、通情达理的人。他抱怨他一直未能找到他向往的那类好学生或他向往那类职务，他在谈到他成功乏术时相当坦率：“我不在意没有职位，只担心没有任职的本领。我不担心无人认可我，只求做到值得人们认可。”（原文：“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原文见《论语》，里仁篇第14章。然而他抱怨他受到的对待说：“我难道是个无用的苦葫芦，只能挂起来而不能吃？”（原文：“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原文见《论语》，阳货篇第7章。看来他异常迫切想获得作为顾问的职位，以至考虑过为反叛集团工作，因为他相信，不管得到什么样的机会，他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哲学改造人和国家——这也是100年后柏拉图的同一态度。不过孔子也相当幽默，甚至喜欢拿自己开玩笑。孔子学说的基本要旨是，人的品格可以通过教育或通过长辈的道德榜样来陶冶和提高，这样塑造出来的“有教养的”人将向往做合乎道德的事，而不是把这当作权宜之计，因此也将维护社会的“和谐”。这正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用暴力和威胁进行统治是无效的；只有将社会准则内在化的价值观才能导致正确的行为。行为也应该以从家庭长辈直到最高统治者这些不同等级的上等地位的人的行为做榜样，上位者因而必须使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和公正相一致。处理人与人的一切相互关系时，则应该“自己不喜欢的事，决不要强加给别人”。（原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文见《论语》，卫灵公篇第24章。儒教是在人际关系和政治管理中实行仁爱的处方，但它本质上是保守的，它强调的是秩序。然而，突出仁爱意味着坏的政府理当予以抵制，即使因此可能危及秩序也在所不惜，这是《论语》中好几处一再提到的观点。儒教心目中的模范是不顾任何后果，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坚定不移遵循正确道德规范的正人君子。孔夫子的一生看来符合他所宣扬的教导。也许他确曾像苏格拉底那样过分坦率地希图赢得他那个时代权势人物的恩惠，但他的教导和他的榜样，远远超越了当时他生活其中的渺小政治，而一直流传至今。
秦的征讨
秦本来是周王朝属国中最穷、最小也最边远者之一，似乎很容易被其他对手超过。然而它的历代能干的统治者把相对贫困、农民基础和边远地域等劣势变成了自己的长处。他们强调勤劳、俭朴和纪律的重要性，重视农业和农民士兵，排斥商贾或知识分子，把这些社会成分转变成军事力量。秦的强悍军队在一连串战役中击败了竞争的敌国，而这些战役都远离秦国在渭河流域山峦环抱的老根据地，却给依靠商业的敌国较脆弱的经济往往造成严重破坏。秦的对手们看出日渐强大的秦的威胁并打算联合抗秦时已经太晚，终于被秦逐一灭亡。秦的将军和政治家是战略战术大师，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外交、宣传、叛逆、谍报和各种形式的心理战术。关于改革的意见孔子死后不久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墨子较少因循守旧而更热衷于社会改革。圣贤的责任在于管理天下；因而他应该知道为何产生祸害，才能够加以控制。……那么祸害何以产生呢？产生于缺少博爱。……世上一切祸害都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只能是这一原因。……如果世间处处博爱占上风，就不会有一个国家攻打另一个国家、一个家族扰乱另一个家族的事情发生；窃贼和盗匪将不复存在，君与臣、父与子都会忠孝善良。做到这一点，天下就应该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天下有哪些祸害呢？国家与国家相互攻打，家族与家族相互扰乱，人与人相互仇视和侵害，……这些祸害何以产生呢？产生于不讲博爱。……这种博大普遍的爱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且实行起来比你想像的要容易得多。如果不实行它，那一定是统治者不喜欢它。如果统治者以实行它为乐，人民就会争相仿效。……因此，实行博爱，实乃圣贤君主的大道理，它能使王公大臣安其位，能保证普天下百姓丰衣足食。（原文：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天下之害何也？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上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杀死一个人是一件违法行为，是要判死刑的罪恶。照此推论，杀死十个人是十倍的违法行为，必须判十倍的死刑；杀死一百个人是一百倍的违法行为，必须判一百倍的死刑。当今天下所有君主都知道应该给予惩罚，并谴责那是违法行为。然而最大的违法行为，即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他们却不给予惩罚，反而颂扬它并宣称那是合法的！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多么不公正。（原文：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出处：原文见《墨子》，兼爱（上）、（中）、（下）篇；非攻（上）篇公元前230和公元前220年代一系列胜利的战役，以公元前221年最终击败所有对手而告终。华北和长江流域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秦统治者将称号改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帝，并把构建了秦国权力的制度运用于整个新帝国。公元前221年后的进一步征讨，启动了中国吞并南方诸国的漫长过程。首先是打通从长江南下的路线，拿下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今越南北部领土在内的越王国。在整个帝国版图内，像前秦国那样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即长子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和地位的制度）和除小家庭内部仆人外的奴隶制。过去的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一并废除，土地成为私有，可以自由买卖。国家以抽取一定份额收成的形式从所有土地征税。制定了适用于一切臣民的无歧视性的统一新法律，结束了沿袭数百年的贵族特权，这一改革显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过去各独立国家和文化中差异颇大的货币、度量衡和书写字型，也根据皇帝命令统一采用秦制，这些改革对帝国极为重要。一个全国范围道路及运河系统也开始修建，渭河流域今西安附近建起了新的华丽都城咸阳。甚至规定了统一的车轮距，使所有车辆适应统一车辙。长城也许是秦始皇最著名（也许是臭名）的工程。图中所示乃北京以西沿中国东北和蒙古之间山脊的一段蜿蜒的长城。城墙宽度足容两辆战车并行。现存各段长城均系明王朝于公元15世纪大规模重修时所建。（Danielle Hayes/Bruce Coleman Inc保新政权的工程中最宏伟最著名的大概是长城。这是秦始皇下令将很久以前好几个国家沿北部干草原边界修建的一系列城墙连接而成的整体壁垒，每隔一定距离设置瞭望塔。这一工程及以后的重建（现存长城是公元15世纪明代所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单体工程。长城可能是依靠农闲季节从农民中抽调的劳动力建成的，据说有100万人在修建过程中死去，应征者的劳动充当徭役（即用劳动作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与服兵役相当）。讽刺的是，长城从未如预期的那样有效抵挡游牧民族的侵犯；绕过两端的迂回进攻和内外勾结打开城门的诡计，常能轻易突破壁垒。敌人与朋友，无害的商贾或旅行者与捣乱者、入侵者或潜在的入侵者，往往难以区分。但长城总归是帝国权威的象征性肯定和领土主权的象征性声明。中国人可能说过罗伯特·弗罗斯特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国诗人。——译者作品中的话：“有好围墙就会有好邻居。”但蒙古人及其祖先也可能用过同样是罗伯特·弗罗斯特作品中的话作为回敬：“世上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围墙。”新兴强大国家对群众劳动力的掌握，刺激了好大喜功的皇帝提出越来越多的巨大工程计划，其中包括修建全国道路网、开挖新运河（可用于运送军队和给养及灌溉）；除新的军事征讨外，皇帝还为自己修建了宏伟的皇宫和陵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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