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这是一个外省青年在上海的故事，其实我最近也很关心一些写外省人，游离在上海边缘的人，对上海的认识的小说，在这个层面上，你的创作非常有意思，它是上海的，但又是游离的，我看到你里面写了乌鲁木齐路，写了很多上海的景象和风物，是否，这会构成一种对上海本土写作的冲击或者回应？有人认为你的创作已经构成了上海最有特­色­的文化景观，构成了某种新的海派风格。

葛红兵：海派写作经历了从施蛰存等的新感觉派写作、茅盾社会分析派写作到张爱玲的世情派写作，再到后来的宝贝小资写作等，随着城市文化的内涵的扩大，新海派小说也在面临转机，怎么转，向哪个方向转，从纵向来分析,海派写作茅盾是高峰，不可否认，他的成就最大，为什么？用他自己的世界观、宏观地历史地看待上海，对它的特­性­进行定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做得比茅盾更好。横向上看，上海的宝贝小资写作，则为书写都市生活的细节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书写个人生活提供了一些参照。我是来自北方，迁居上海的，我希望我能既站在上海的心脏，又能脱离上海的躯体，看上海，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我自己飞在上海的上空，可以俯瞰整个上海，看到上海的每个街头巷尾，那里发生的故事。醒来，我立即把这个梦记录下来，竟然写了8千字，我渴望更为宏观地看待上海，把它放在10年甚至20年的背景中。是否构成了某种新海派风格，我没有这种打算，但是，我想，我现在没有明确地要在技术上建立这种风格的打算，我会为上海拍一张尽可能真实的照片，并且尽可能让它写实。我觉得我更多的力量来把握它：从空间上说，从酒吧到股市，是个转变；从方式上说，从以前的独白型，到现在的交流型、对话型的写作，这些都是转变，这些转变要靠你的思考和观察，靠你的世界观。

编者：但是，你的写作，可能在客观上更容易满足一些外省青年对上海的想象！

葛红兵：小人物，但是雄心勃勃，这是我酷爱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没有大智大慧，没有大勇气和大道德，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让小人物有雄心，崔钧毅说我要钱，我要富贵，这个社会给他的是什么呢？是两个耳光，是放逐，他有这个欲望，就被看成是狼，就要被驱逐。上海呢？比北方好，它会接纳这样一个北方青年，尽管这里在某种方面可能更为残酷。你说得对，《财道·富人向天堂》无论是对上海城市的描述，还是对上海人的描述，都是一个外省青年对繁华上海的指认，视角上是非上海­性­的，这种写作方式和当年的茅盾有相似­性­，我希望我能找到茅盾的那种感觉，某种感觉上的对上海的总体指认，我想上海的有些东西，只有用非上海的眼光才能看到，它是藏着的，在上海视角之外。但是，它不是想象­性­的书写，我对所谓的想象已经厌倦，我要真实，要案例，要现实主义，要紧紧地抓住那些真实的残片，把它们缝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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