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建华是《财道》中最传奇的人物。如果按图索骥,无论崔钧毅、武琼斯、邢小丽还是周重天,在现实中都隐约可觅,惟独范建华,他在闹市中卖盒饭,在崔钧毅接管黄浦证券后出山,看到崔钧毅辉煌背后的隐患时,毅然激流勇退,这种对财富超脱于物外的态度,颇有老庄之风,也是直面财富时唯一的清醒者。这种清醒,是对人性深处的巨大欲望保持警惕。正如他对崔钧毅说的,“我是认命和躲命,你是不认命,挑战命运的啊!”我相信,作者精心描述一个的并不存在的范建华,其实代表着世人面对财富时的不知所措。
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幼稚的,突如其来的金钱,并没给生活带来幸福,而是多舛的命运。在金钱面前,人性已经被剥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尊严已荡然无存。在财富面前保持人性的尊严,是《财道》留下的巨大悬念,也是掩卷沉思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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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钱,我要富贵
周晓暄
有社会责任感和问题意识的作家让人敬佩,但有这样的胸襟和抱负的作家越来越少了。葛红兵的新作《财道--富人向天堂》的面世给人带来许多的欣慰。我们在惊诧于作为学者的葛红兵精力充沛的同时,又被他敏锐的神经和独到的视角所折服。“如果说葛红兵在《沙床》中讨论的是爱与欲的问题,那么,在《财道》中,讨论的就是富与贵的问题”。的确,正是一个“富与贵”一下子紧紧抓住了当今社会所有问题的关键。
我们面对的社会前景模糊不清,但当下的任务却很明确。从执政党到各级地方政府再到每一个公民都有明确的目标—经济建设。财富的最大化和对利益的明确追求是各个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强大动力,也是社会再生产和分配的根本原则。
“苟富贵,勿相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对富贵有清晰的认识和追求,只是后来的文人越发的扭捏作态,心里想钱想得发疯,口中却把仁义道德、革命理想挂在嘴上,念念不忘。
葛红兵想来是参透了人的自私的本性,看穿了人虚伪的外衣。在《财道》篇首,即借崔钧毅之口道出“我要钱,我要过得富贵”,那个差点成为他岳父的老人给了他一耳光。想必这一耳光非常响亮,把人们从各式的发财梦中惊醒,原来还可以这样直白地表达理想啊?
1990年代初期,王朔在北京说“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是金钱关系,最干净的也是金钱关系”,当即遭到了痛骂,遭骂的原因不是他说的不对,而是说的时间不对。十多年过去了,葛红兵在上海说“我要钱,我要过得富贵”,赢得了一片掌声,“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葛红兵就是那个识时务的人,毕竟这十多年来中国的变化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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