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主要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官方禁令并不真实。第一，正如上文述及，朝贡体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体系。第二，中国很多私商通过各种方法避开官方禁令进行贸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中心论把葡萄牙的特许状制度描述成欧洲占据优势的标志，这忽略了一点，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持有特许状意味着他们能够扮作葡萄牙人，从而避开明王朝的禁令。此外，很多华人贸易都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实际上是中国人的海盗行为），并且非常兴旺。但最常见的绕开政府禁令的方法，是广东的贸易行为。菲利普·柯廷这样解释道：

所有超过官方贡品的货物靠岸后，被贴上“贡品船压舱物”的标签，直到允许从北京销售……外国船只离开时，它必须带上压舱物以保证航行安全，因此就在返航中用中国商品作为压舱物。用这种方式，带有“压舱物”（即贸易商品）的船在往返时都捎带货物，这要比朝贡本身重要得多。

岛国琉球的统治者非常有创意，鼓励福建的中国私商前往定居，以便能够同中国进行获利丰厚的贸易。作为回报，他所做的就是偶尔派遣恭顺的朝贡使团到中国。这是中国私商喜欢采用的更普遍的策略的一部分，他们迁居异乡，再把商品出口回中国。在16世纪上半叶，中国商人遍布具有商业战略地位的南中国海各个地区；从印度*、马来西亚、暹罗以及从苏门答腊、帝汶岛到菲律宾的整个弧形岛屿圈。直到19世纪，他们都主导着这一贸易网络。而且，他们还向西和向东扩展贸易，并与中国福建联系起来。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猖獗的走私贸易。由于政府官员常常与走私者勾结在一起，政府的禁令显然无法切实执行。事实上，16世纪60年代时走私贸易如此猖獗，以至于明朝政府最终做出让步，使走私的主要港口（月港）合法化。

朝廷禁令并不真实的第三个理由是，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私人贸易都被禁止。在三个主要港口——澳门、福建漳州以及苏州，大部分私人贸易都得到官方的认可。后来，在清朝时期是通过厦门、宁波和上海进行。唐纳德·拉奇（Donald Lach）和埃德温·范·克雷（Edwin Van Kley）[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与他人合著多卷本著作《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译者]指出：

早期西方的观察家，如门多萨留下的印象是，福建商人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从事着非法的对外贸易。（但）17世纪的学者——马特利夫（Matlief）首先认识到来自漳州的商人从事帝国境外的贸易，是得到官方许可的。

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与东南亚贸易联系的重要­性­。特别是马尼拉，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因为中国从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白银（通过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事实上，仅在1570年至1642年间，平均每年有25艘中国船只到了马尼拉。这种联系不仅在官方禁令颁布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非常重要，而且在18世纪末还得到了加强。但关键在于，世界上大部分白银都被中国吸收，从而证明中国经济不仅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而且活力十足，产生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因此，对此值得做进一步的简要分析。

世界上的白银被吸引到中国有四个主要原因。第一，到15世纪中叶时,贸易结算以白银为通货。第二，中国的经济实力导致了内部对白银的强大需求。第三，中国的出口大大超过进口。第四，中国白银的价格相对于黄金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金/银比率是1:6，而欧洲是1:14）。亚当·斯密也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富裕得多，贵金属的价格也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高得多”。中国经济如此重要，它形成了一个吸引世界白银流入的无底洞。令人吃惊的是，到17世纪40年代，中国国库每年收入的白银约达750,000千克。中国的富裕程度可以通过事实来估计，“即使上海一个‘穷’布匹商也拥有约5吨白银资本，而最富裕的家庭则有几百吨白银资本”。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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