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 美国著名史学家（1934—1984），善治中亚史、蒙古史和满清史。——译者]恰当地描述了这种构建合法­性­和贸易欺骗的帝国游戏，这里详细引用了他的话：

中国当权者乐于被蒙骗。如果大臣揭穿了那些“藩属”的本质，皇帝的威望（即合法­性­）将会受挫；而且一旦商人……将商品带到了都城，朝廷无疑会去挑选。结果，带着伪造国书的假冒使节们有规律地往返于中国朝廷。商人和大臣们串通一气，已是公开的秘密……按照（同时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话来说，“中国人自己（他们决非对欺骗一无所知）欺骗了他们的皇帝，曲意奉承，似乎真的全世界都在向天朝纳贡，然而相反，事实上是中国在向那些藩属奉献贡赋”。如果说里奇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他认为皇帝自己没有参与到游戏之中。

的确，这是一个所谓的藩属非常乐于参与的欺骗游戏，王国斌的话颇有道理：“这些外国政府通常也允许中国人这么说（中国的至高无上），而他们自己未必接受这一看法”。因为显然他们是为了贸易利益而参与这一游戏。

因此，很明显，并非经济的衰退，而是维持合法­性­的需要——与中国身份有关的——促使统治者自称禁令生效了。然而，有悖常论的是，中国的退出还有一种意义，因为他们不是从全球经济中退出，而是不愿参加不久将控制伊比利亚诸邦的帝国权力政治游戏。李露晔（Louise Levathes）[ 当代美国女作家，著有郑和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译者]指出：

在（15世纪早期）……中国的势力范围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半个世界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因为拥有这样一支强大的海军，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另一半也很容易成为囊中之物。在欧洲大探险和大扩张时代之前的一百年，中国可以成为最大的殖民国家，但中国没有这么做。

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倡导一种囊括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帝国使命。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现在很明显，这不是实力不足的因素。这是因为他们选择放弃帝国主义，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独特的身份。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同样指出：

中国的“天定命运”从没有发生，它放弃了一度似乎由其掌控的世界优势……中国的宽容仍是世界历史上集体缄默的最不寻常的事例。

总之，这种不切实的禁令唯一的问题是，欧洲中心论者太容易被误导，认为它是有效的，同时误解了它的社会功能。反过来，这种误解就产生了欧洲中心的世界史上最大的错误推断：中国人从全球经济的退出，造成了1500年后优越的欧洲人涌入填补的真空。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真空（见第7章）。

中国经济衰退的神话：卓越杰出的中国，公元1100—1800/1840年

1100年后中国集约型经济力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怎么看待欧洲中心论否认宋朝的工业革命，认为它是一场“夭折的革命”呢？对于欧洲中心论者来说，宋朝以后中国经济的枯竭，主要是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统治的重新加强，经济的脆弱和产量的下降迫使中国开始禁止贸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观点常常受到罗伯特·哈特韦尔所统计的铁与钢的数据的影响，这些数据表明，在1279年后中国的产量急剧萎缩了。布罗代尔颇有代表­性­地阐述了这种标准的欧洲中心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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