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消费成了共同价值观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距今约两百年，而制衡的力量也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一方面科技发展得很快，资本主义兴起，人们开始从农村往城市聚集，就在一座巨大的城市中，商品消费的观念形成。

因为把大量的工人找来，就要付出大量的薪水，所以需要大量的生产。生产之后，当然就要有大量的消费，如果没有消费，货卖不出去，就赚不到钱，养不起这么多的工人，工厂就会倒闭。基本上，消费生产是一个连锁的机制，一开始不见得不好，生产、消费，刺激更多的生产，就有更多的消费。

从一年生产出五百辆车子，到一年生产出五千辆车子，然后是五万、五十万，一直到一年生产五百万车子的时候，怎么办？只好靠广告竞争，刺激原本不需要购买的消费者购买。

于是消费和生产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人也常常在不自觉中消费。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为什么要买这块面包？为什么要买这部车子？是需要，或是因为物质消费已经变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譬如在前面提到的新闻个案中，那位大学生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只手机呢？以前我们说，实在饿得没有饭吃了，只好去抢钱，这还值得同情，因为那是最低层次的选择。可是今天很多的抢劫事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连犯罪这件事情都被物化，堕入消费循环中。

知识分子的风范

其实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有一种叫做“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现在讲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宝遗事，这些老先生很多都过世了。他们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一个大变迁时代，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风范”。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基本上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知识上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十九世纪时一些人文主义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譬如说五四运动，或者后来更晚一点的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所以当他们到台湾尘埃落定时，我想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是后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

战后稳定下来了，他们把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几乎是当成宗教一样的投入。我一九七六年从巴黎回来时，认识了俞大纲老师，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读李商隐、读李贺。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来创办汉声杂志社的吴美云、黄永松，还有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吴素君、郑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庄、我、奚淞。我们这一批人在那边上课，也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去见俞老师觉得很快乐。

在那边，我常常会提出跟俞老师不一样的想法，别的人会觉得很不礼貌，可是俞老师跟我很好，我会觉得，其实他就是对人文的相信。所以在俞老师过世的葬礼上，我们这一批人特别会觉得身上有一种负担，我们要继承俞老师所构成的东西，就是文化，并且把它传承下去。书包 网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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