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就算俞大纲先生在这个时代，他也会是很安静的。其实俞老师的时代，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忧伤的时代了，可是，他是在一个非常优雅的文人家庭长大，他的哥哥俞大维、俞大绂，妹妹俞大，也都是一等一的院士。俞大维虽然是世界有名的弹道学专家，可是你听他谈起古学，也是非常­精­彩。这种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为家教严，国学基础好，又学习到非常好的西学，而能成就他们的风范。

俞大纲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

欧洲的­精­英分子不少也是这样出来的。法国当代作家尤瑟娜尔（Marguerite Yourcenar），她是贵族出身，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但是她在一个很人文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父亲就带她看书、鼓励她写作。当然，现代家庭恐怕很难不把孩子送进学校在家教育。可是重要的是，教育不能够只求量，不求质，学校不是制造商，让学生一批一批得到文凭毕业就好了，还是要关心人的问题。即便是在这么一个物化的体制中，学校老师受限于许多的政策，至少要抱持着一种想法：能够关心几个就几个，尽到自己的最大能耐。

倾听孩子的心事

教育不是在教书，事实上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

当我让孩子画了自画像，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而痛哭流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内心里会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么的严重，因为他们讲出来了，因为他们哭了，他不会走错路。

有的孩子告诉我，只要能不回家，他一定不要回家。这句话如果让他的父母听见了，一定会吓一跳。

事实上，这群孩子的父母正好是在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一代，当他们在努力创造经济奇迹时，对于孩子却疏忽了关怀。所以这些孩子不是为反叛而反叛，他们是在反叛某一种程度的冷漠与疏离。

很多父母与教师真的忽略了一件事，他们所教育的对象不是一个物品，是一个人。你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对孩子的一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你的一点点关心，也会改变孩子的一生。就像那次自画像的活动结束后，学生们抱头痛哭，我走过去揉揉他们的肩膀，我相信他们会感受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忙成这样子，没有时间停下来倾听孩子的心事，没有时间揉揉孩子的肩膀。

最让我惊讶的一次是我在大学担任系主任的时候，一个女学生不见了，一个星期都没有来上课，我打电话给她妈妈，她说：“我生意好忙耶，我把小孩交到你们学校，就是你们要负责，你们还要问我？”

我听了真的吓一大跳。

我的父母不是这样的父母，他们是不必等学校老师通知，就常常跟学校保持联络的。所以我不懂现在的父母，为什么七天不见孩子，还能忙着做生意？

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长期以来不被注意、被忽略的课题，这个“果”已经显现在报纸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事件中了。我们冲得太快，没有办法一下子煞车，但可以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去做，让物质的东西少一点，让心灵的空间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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