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爱国文课的人，几乎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我的国文表现在班上都是数一数二；我的数学不好，国文带给我很大的成就感。然而，在最近几年有机会跟高中国文老师接触时，我吓了一跳，我们的国文教材从我读书时到现在，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现在的孩子还是在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或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这一类我一直希望在我这一代就结束的文章。而庄子的蝴蝶梦则还是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

庄子的蝴蝶梦是一个伟大的潜意识，在主客位的转换跟交错里，可以不断开发出新的文学经验，之后很多文学作品都和这个典故有关，教科书怎么可以没有这一篇呢？那么当孩子读到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时怎么办？

在某一个时代为了要训练一个人有绝对儒家的忠君思想，必须要有《正气歌》或《左忠毅公逸事》这一类的教材，但是这些东西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会让人痛苦的。我要很诚实地说，我在初中、高中时活得很不快乐，常常觉得自己如果不死，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人，因为所有伟大的文章，都是在教我“死”这件事，而且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死。我承认这些人很伟大，也很美、很感动我，但是后来让我更感动的，却是一个学生读完后问他的老师：“我可不可以不死？”老师回答他：“你当然可以不死。”这个学生又问了另一句话，他说：“那官要做到多大才应该死？”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国文教学继承了一个大传统，这个大传统在今日社会急速转换的过程中，当然会受到挑战，但大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立刻被质疑。当我们在读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时，那真的是一个悲壮的美感教育，是忠君爱国理想的极致，这是一个大传统，可是，是今日社会需要的吗？为什么美感都要走向悲壮的刑场？有没有可能让美感走向花朵？走向一片茂盛的森林？

生是为了完成悲壮的死？

一个好的文化范本，一定要有正面跟反面的思考，才是启蒙。就像那位学生问的：“可不可以不死？”当“可以死”、“可以不死”是成立的时候，思考才会有平衡。在司马迁的时代，还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是为什么到了宋元以后，死就变成义无反顾的，好像唯有死能成为戏剧的终结，生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悲壮的死。

美感教育会随着不同的环境改变，在一个受欺凌、受压迫的环境中，反弹出这样一个东西是情有可原的，可是这个欺凌和压迫应该是不正常的，如果假设下一代不再有这样一个压迫的时候，是不是要持续这种教学？会不会造成孩子很大的困惑？我相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一个政治比较*，相对开放、相对自由的社会里，他读到这篇文章，是应该要问：我可不可以不要死？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考试要出的题目。

死亡毕竟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虽然“孔曰成仁，孟云取义”，仁跟义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条件设定，可是这个条件设定，也可能被统治者拿来作为愚弄知识分子的一个手段，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不是何其荒谬的结局吗？

为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孔曰成仁，孟云取义”的时候，仁和义都还有思考­性­，在生命的崇高的行为选择当中，思考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譬如后来编入国文课外教材的《与妻诀别书》，作者林觉民说，要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他愿意去死，死变成他生命中一个崇高的情­操­跟浪漫。可是如果没有经过思维­性­的死亡，当“悲壮­性­”变成一种假设时，就会产生荒谬。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