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京相比，台湾是更边陲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要思考什么是该选入教材的“经典”时，选择就不会只是现在认知的汉语经典，汉语应该也要包括河洛话、客家话吧？原住民的作品是不是经典？台湾割让日本期间，如赖和、杨逵这些作家，用日语创作的作品是不是经典？在那个时代，他们接受了一个语言，这个语言就是他们的官学，他们讲日本话，又用日本话写了像《送报夫》这种抗议政权压迫的文章出来，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中文阅读吗？

这些问题是一连串的问号。这些问号代表的是挑战，其实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要不断接受挑战，不接受挑战，就不配叫经典。很多人不敢批判经典，我却认为，经典文学本来就不是拿出来做神像供奉，是要“千锤百炼”的。像《诗经》、《楚辞》这样的经典，也是经过一再的挑战，譬如说蒙古人入主中原时，蒙古人为什么要读《诗经》？里面描述的内容又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但是《诗经》还是被传承下来了，它通过挑战了。

我觉得台湾尤其适合去挑战经典。我举美术史为例，当我们说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经典时，没有人会怀疑，可是如果我问日本殖民时代的画家陈澄波是不是经典？这就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日本殖民时代这样一个画家，他对台湾的经典­性­简直跟范宽在北宋建立的经典­性­是相等的。当我们在台湾，可以去讨论两者的并存­性­，可是如果是在广东、在南京，就没有机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在台湾你会为他争辩，在大陆没有人会为他争辩的，这是创作者对一个地方的特殊­性­，也是我们要特别珍惜的部分。

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官学不是不好，不好的是*的、压迫­性­的官学，牢固到让个体根本不敢承认他本来就存在的个­性­，譬如夫妻伦理是一种官学，如果我们只承认这一个系统，而排斥同居、同­性­相恋，就是一种压迫；如果为了维护这个伦理，夫妻之间互相装针孔摄影机以监控对方，这就是一种*，而这种官学真的已经不必要了。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美丽少年》（由独立记录片工作者陈俊志所拍摄）这部电影时，很不习惯，我觉得这些孩子怎么这么……无聊？抽烟、染发、变装，一点都不美。然后我发现，这就是我的“官学”，我要一个美的东西，我可以接受同­性­恋，但是是像邱妙津（《蒙马特遗书》作者）那样的书写，当我看《美丽少年》时，我便觉得要谈同­性­恋应该要谈得美一点呀，怎么这么不美？

事实上这就是我的官学了，我已经受到限制，而且还很强烈。当我觉察到这一点时，我开始很高兴有年轻一代拍出这样的电影，他们已经跳出同­性­恋要悲壮牺牲的框框，他们很开心，他们不要再哭哭啼啼，主角很快就在学校里跟大家讲自己的身份，甚至片中的那个父亲，还可以每天开着货车去接他那个扮演反串秀的儿子回家，我觉得这个爸爸的官学比我少好多。

我们都是已经很能够反省自己，很能够调整自己的人，可是在官学系统中，还是不免有一些­阴­影。譬如我们会觉得生活在边缘的人应该是受苦煎熬的，当我们忽然发现这些人既不受苦也不煎熬时，正好就是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官学不对了，要再调整了。

对我而言，《美丽少年》是一个新的神话，在我的年代不能想象这些孩子能这样活着，然后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当我把电影看完后，发现生命里多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很感谢这些东西，他在帮助我成长，像我这样一个很容易变保守跟僵化的年龄，还可以有机会继续成长，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我也在电影里看到了古老的神话，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神被处罚，每一次*完就会变一次­性­别，所以在卢浮宫里，我们就会看到有具备男­性­生植器和女­性­生植器的神，因为他被惩罚了。在《美丽少年》中，也用了这个潜意识，谈到了­性­别跨越的问题。

柏拉图也谈过，人被分开来后去寻找自己另外一个有缺陷的部分，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性­是一种分泌，在某一个季节分泌出特定的物质，才有­性­的部分，而人的分泌与动物不同，可能是念一首诗，可能是演奏音乐，所以是超越­性­别的。柏拉图把*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殖的*，一种是­精­神的*，动物的*才是需要分别雌雄，而­精­神­性­的*只需要一个­精­神上依恋的对象，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

台湾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可以在这个层次上讨论，我想，如果能跟他们坐下来谈一谈，他们会告诉你很多这种事。只要不用我们的官学思想去压迫，他们一定会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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