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的，伊朗也是第三世界，却在这几年用激烈的力量去对抗第一世界。我们在台湾报导*教国家的信息，常常是翻译自美国新闻，对于*教国家的印象，就是*、野蛮、恐怖分子很多，我们并不知道像伊朗这样的*教国家有什么样的文化，在近百年来受到什么样的屈辱，只知道在*教文化中，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我们透过美国人的转述，觉得这个文化很落后，就是屈辱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族群生态。我们从来没有好好认真思考，伊朗之所以为伊朗的原因。

伊朗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 1940—?）的电影，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尤其在台湾这么快速、这么讲求物质的社会里，实在更应该安静地去看看阿巴斯的电影，像《樱桃的滋味》（A Taste of Cherry）。阿巴斯是留过学的，他也有受到第一世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他的电影里有一幕是导演要一个女孩说“我爱你”，这个女孩是临时演员，前面台词都没有问题，每到那一句“我爱你”时，她就讲不出来。导演说，你怎么搞的，你现在应该讲这句话。女孩说好，可是开麦拉后，镜头对着她，她还是讲不出来，就这样重复了二十几次。那部电影很奇怪，我想没有耐心的观众大概看不下去，我第一次看也觉得莫名其妙，这个导演怎么会一直重复，那个女孩也一直重复，为什么这么一句简单的台词，她都说不出来？让导演简直是气死了。

最后有人把导演叫到旁边说，这里的女孩子不可以跟男人讲这句话，因为她还没结婚。虽然导演认为他是在拍电影，它并不是现实人生，可是对一个*教信仰的女孩来说，她就是说不出口。

阿巴斯要说的是一种信仰，不是因为拍电影，就什么都可以放弃，要*服就*服，要船沉之前拉美丽的小提琴曲就得拉，那是意识形态的包装。在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惨剧发生时，有人拉着小提琴吗？会感伤、浪漫到这样的程度吗？

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却以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台湾也有一些自觉的人，在电影界里像是侯孝贤、蔡明亮，都是我很尊敬的，他们努力地让台湾有自己的身份，让全世界知道原来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地方，有两千多万人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活着，一点都不虚假。

生命中幸福的开始

我自己曾坐在佛罗伦萨的亚诺河畔，思考着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写下了《叫做亚诺的河流》（收录于《写给Ly's M》，一九九九年联合文学出版），我思考着这座城市很多的前因后果，这里的人经过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承受宗教对于人的压力，一种禁欲、对欲望的不可讨论，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宗教的禁忌中挣脱，去确立人的意义，开始画人。在前一千年中是不可以画人的，因为人没有被描绘的价值，但从那个时期开始，他们开始面对身边的人、开始去描绘，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蒙娜丽莎坐在那边微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肖像画而已，它标志着一个人可以被当成|人看待的意义与价值。

我坐在那条河边想，在我们的文化里，人一直是面目模糊的，也很少去思考人的意义与价值。我们似乎很少有一幅能让你记住的肖像。当然，我们会在某些地方看到少数几个肖像立在那里；或者打开报纸、打开电视，看到许许多多的肖像，一个凶杀案里就有两个肖像，一个杀人的、一个被杀的。肖像似乎无所不在，却好像没有一个可以被记忆、被欣赏，或者被仰望、被思念的，它能够稳定地存在着，而不被时代冲毁。我想这是为什么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期会让人怀念，因为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在那样的一个思索过程中，留下来的肖像是足以作为榜样，引领每一个人去努力的。我们的社会好像少了这一个部分，是消失了或者是被冲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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