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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是啥军?十四军我都撵过!”葡萄说。
看热闹的成年人见红卫兵们不明白，告诉他们十四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红卫兵们一听，是打过国民党的女英雄呢!也不把她当敌人了，只是围着朴同志喊口号。
葡萄把扁担一横，往红卫兵们腿上扫，红卫兵们双腿蹦着躲。她变成带他们玩了。葡萄撵不走红卫兵们，扔了扁担，回到灶台前剁菜，剁得是“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的高桡鼓点子。她对朴同志使个偷乐的眼风，叫他扯风箱。
红卫兵们把灶台围成了个小炮楼，密不透风，一上来口号喊得嘹亮整齐，慢慢不齐了，有人只是抬抬手张张嘴地瞎混。葡萄该干什么干什磨，添水，加柴，煮菜。红卫兵们变着词儿地喊口号，喊朴同志“臭文人”、“黑笔杆”、“反党大流氓”，“地主干儿子”。开始他们喊一句，他就在板凳上矮一点，后来见葡萄抬头看天，他跟着抬头，见一个人字形雁阵从北边飞过来。葡萄眼睛看雁也专心地发直，嘴唇半开，完全忘了正给锁在一个人体筑的小炮楼子里。他慢慢也把几层人脸人头拳头胳膊给忘了，一下一下地扯着风箱。火烧得好着呢，他眼前脑子里只剩下稳稳烧着的金黄的火。过一会，他一张嘴，一个哈欠出来了。他抬起头，见一个喊口号的红卫兵们也跟着打了个哈欠。又是一会，好几个红卫兵都打起哈欠来，只不过打得很贼，把鼻孔撑大，叫哈欠出来，不耽误嘴里喊口号。
朴同志在七十二岁时回想那一天，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当然，他不知道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滑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人要把他一生糟受的羞辱都记住的话，是活不长的。就好比朴同志，假如不具备人共有的那种不记仇的本事，朴同志回忆起来的场面，就不会象个闹剧戏台。人这个不记仇的本事其实是为自己好，对自己有利，不记得自己怎样地惨过，丢过丑，所以他才有脸见自己。有没有脸见人不重要，顶重要的是有没有脸面见自己。所以给害得最惨、受最多侮辱的人，最不记仇。朴同志给人叫了八年“反党老朴”，叫得他忘了自己真名，他也不记仇。到七十二岁想想，一切都很好玩。把痛苦、羞辱记成了好玩，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场面当然是给他的记忆编排过的，编排得很写意、很漫画式，一层层的年轻红卫兵都没有眉目，只有大喊大叫的一张张大嘴。拳头比实际上多得多；红卫兵们全是千手佛，一人伸出几十个拳头，竖在他和葡萄四周。他记得那天下午，他在就在拳头中间把自己扯得象风箱一样又深又长，那个沉重的大风箱成了他的丹田。他扯得经络通畅，性情平和。红卫兵们最后怎么离开了猪场，七十二岁的朴同志已一点也不记得了。
朴同志记得的是葡萄的手。她的手Сhā在他腋窝，把他向上一提，说：“都走啦，起来去洗把脸。”他一看，一个红卫兵也没了，灰下来的天下着箩面雨。她在猪场清理了一间装饲料的窑洞给他做屋。洞顶上吊满半寸长的面虫，等于一个肉顶棚，火光一照，一个顶棚都在拱动。她点上火把去烧虫们，他也跟着她举了个火把，窑洞马上兹兹啦啦地响，烤猪油渣的气味漫开了。两人都戴了破草帽，只听虫子砸在帽子上，下雨一样。她在晃动的火光里笑得象个陌生人。象个野人。
他们两人都笑得止不住，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虫!顶棚干净了，地上又满了。他们忙到深夜才把床支好。窑洞已经是一股红薯面的甜香，葡萄用红薯面打了浆子把撕下的大标语糊了墙和顶棚。大标语的字给拆开，又重拼，拼成了天书。她说过两天去公社革委会偷点白纸再糊上，就漂亮了。她走时在窑洞门口站下了，看看他的这个新屋，愁愁地笑着说：“哎呀，这敢住人不敢?”
他明白她是不能把他带回家的。因为她知道朴同志不想给扯到她那个可怕的秘密中去。他和她处下来，说话行事全绕开那个大秘密。他们多亲近她也不能让他成个同谋。他和葡萄的亲近是早就开始的，谁也不碰谁就亲近得很了。老了的朴同志想，可能是他头一次住进葡萄的院子，她说起她的儿子，他就和她亲近起来了。可能还更早，从她斗争会在台下流泪，让他看见，他心里出现个不干不净的快乐念想——从那时就开始了。他们的亲近发展得比种一棵樱桃还慢。突然樱桃满树是花了，他才明白两人谁也没闲着，都在偷偷上肥浇水。花季是给天天来斗争他的人催来的。他们不是拖着他上街去游着斗，就是拖他到中学的戏台上去站着、跪着斗。每次学生们穿军装的绿影子遮天瞥日地一来，葡萄就对他说：“歇歇也好，不用你打草去了。”见红卫兵们拖他，她说：“他腿好使，你们用拖他吗?”有几次斗争会她陪了他去，站在台下呼啦呼啦地纳鞋底。一个红卫兵干部上去讲家史，掉了泪，指着朴同志说：“这个反党作家，就是要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葡萄在台下看着看着，对红卫兵干部说：“等等，你那牙上又是红辣椒又是绿韭菜，不剔干净就上这儿来发言。”
下面看大戏的人哄笑起来。葡萄瞪眼看着笑的人们，又说：“笑啥?这叫不爱国。”
红卫兵干部气愤了，问她说谁不爱国。
“还能说谁?你呗——爱国卫生，都不懂?”葡萄把麻线在手上绕了几圈，用力一紧针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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