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政权建立的基础十分脆弱，不但在上层政权中有皇室与王氏家族、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各地军阀与朝廷军队之间的尖锐矛盾，下层也有南方民众与北方侨民、普通民众与官僚豪绅之间的激烈冲突。治政者如果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就很难处理这些异常尖锐的矛盾与冲突。鉴于中原晋室内乱导致北部中国极度破碎的现实教训，面对这些矛盾，王导认为不能让皇帝的权力过度膨胀，让皇位成为天下人均想垂涎的“鹿­肉­”，而应适当削弱君权、扩张士权，使权力的分割上下平衡，这样才更有利于抑制类似洛阳晋政权出现的“八王之乱”。王导制定政策的基点是极力平衡各方各派各族的利益，保持力量均势，既不能让士族的势力过大，导致皇权分割，太阿倒持，也不能让皇权泛滥，危及各大士族的利益，特别是要遏制皇权肆意虐杀大臣，引起新的争权大屠杀。王导认为治理江东政权的法则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假如反其道而行之，动用其中的任何一种力量去消灭所有处于火山口上的矛盾与冲突，绝对办不到，闹不好让火山喷发，会把新生的江东政权毁灭掉。王导的治政思想与近代世界史上的“宪政”思想有极其相仿之处，只可惜他没有制定出类似于十三世纪初英国兰顿勋爵的《自由大宪章》，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来明确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权利分割，以达到近代法制意义上的权利均势。

晋元帝司马睿想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王氏家族的权势，但自己手中并没有过硬的力量，只得依靠其他士族豪强来分夺王氏权力，借此把王氏挤下政坛。晋元帝将相对低微的北方士族刘隗、刁协，南方士族戴渊提拔到中枢，大小事情不再征询王导、王敦的意见。王氏家族由热变冷，王导始终对此镇定安然，反而更受南北士族的敬重。东晋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底，司马睿以整殇吏治为名，杀了王敦的亲信桂阳太守程甫，使王敦的脊梁骨上常常冒冷气。为此，王敦不得不暗自准备，防止司马睿翻脸不认人后对自己进行打击。江东政权的军事力量主要掌握在北伐中原的祖逖、位居长江中上游荆襄重镇的王敦和镇守华南重镇广州的陶侃手里。司马睿冷落王导之后，封王导为只有虚位没有实权的司空；派遣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力图遏制王敦从长江中上流以顺取之势进逼建康。戴渊为扩充实力，侵夺祖逖的兵权，祖逖激愤之下病死。王敦认为，江东最有军事才华的将军是祖逖，祖逖一死，自己就可以横跃江东，无所顾忌。

东晋大兴四年(公元321年)，王敦以朝廷委屈了王导为由，要求改弦更张，授予王导实权。王导得知消息，将王敦的奏章扣住。王敦不满，又上奏章指责司马睿为政乖张，让大臣寒心。司马睿看了大怒，下令戴渊、刘隗向建康靠拢，以备不测。得知司马睿调北军回防的消息后，王敦以“清君侧”的名义，于次年春节期间突然发兵沿江而下，赴向建康。消息传到建康，王导惊慌失措，每天领着王氏宗族二十多人在朝门外候罪。周顗跟王导的关系一向不错，看见周顗上朝，王导低声下气地向周顗求情：“伯仁，以百口累卿!”周顗没有理睬王导，但到了司马睿面前，也说朝廷对王导有亏欠，劝司马睿与王导重修旧好，不要治王氏族人的罪。司马睿觉得周顗的话有道理，准备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负责*王敦。周顗出朝，王导又凑上前问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周顗不答，扬长而去，为此王导对周顗怀恨不已。防卫建康的军队还没有部署好，王敦的大军已进入石头城，将刘隗、刁协等人赶出了建康。王敦又想废除司马睿的皇帝之位，王导坚决不同意，表示“宁可为忠臣而死，不可为无赖而生。”见王导这样固执，王敦想废除司马睿的想法不得不压了下来。戴渊、周顗两人的名声大，又是司马睿打击王氏家族的帮凶，王敦问王导怎么办，王导一言不发。王敦知道王导也不想留两人活命，将两人处死。周顗被杀时高呼：“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臣。神祇有灵，当速杀之！”后来王导搜检宫内文书，发现了周顗营救自己的奏章和司马睿的批示，痛哭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下，何以见故友。”书包 网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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