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玄领北府­精­兵在彭城、下邳连败秦军，将东线秦军攻势击溃，随即回师向西，直逼洛涧(今安徽寿阳东)。晋军粮尽，统帅谢石想回撤，谢琰力阻。十月底，位于项城(今河南项城)的符坚得知晋军粮尽的消息后，领­精­兵八千增援符融，又派朱序作说客，诱降谢石。朱序曾是东晋襄阳守将，襄阳失陷后不得已降敌，朱序打心眼里不想为秦军卖命，到了谢石大营后，把秦军的实力全部透露给了谢石，又劝谢石趁秦军主力未至，迅速击败其前锋，秦国必然如溃堤之水，无法收拾。谢石听说符坚就在对面，有所畏惧，不愿主动发起攻击，谢琰、谢玄支持朱序的意见，谢石才定下决心主动向秦军发起攻击。十一月初，谢玄调猛将刘牢之强渡洛涧，将秦军前部将领梁成击杀，秦军主力前锋一万五千余人阵亡。东晋主力全数开到淝水，驻屯八公山，与秦军隔水而峙。符坚与符融夜登寿阳城观望晋军阵势，见整个八公山灯火通明，晋军营阵规整，号角严明，八公山的草木，符坚也认为是晋军，心中顿生寒意，说：“此亦劲敌，何谓弱也！”谢石又写信给符融，要符融让出一箭之地，让晋军渡河后决战，符融想趁晋军半渡而击之，令秦军后撤。秦军的阵势扯动，朱序与属下忠于晋朝廷的许多士兵纷纷呼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本无斗志，听到这样的呼喊，无不后退逃命，符融想阻止后逃的秦兵，反而死在乱刀之下。东晋军队趁势发起猛攻，秦军还未见过这样的攻势，溃退之下，一败千里。符坚逃跑途中下马暂歇，听见风声鹤唳，以为晋军追来了，又上马狂奔。

晋军主力出征后，谢安仍然每天与同僚、门客下棋饮酒，一派悠游自在的样子。当急喘喘的卫士把前方大胜的奏报送给谢安，谢安只看了一眼，又若无其事地将奏报扔到一边，继续与客人下棋。门客们问前方战事如何，谢安轻松地回答：“小儿辈遂已破贼!”下完棋，谢安起身进内室，过门槛时，压不住心中狂喜，脚上穿的木屐竟然把半尺厚的门槛拦腰踢断。淝水大捷，谢安因功进封太保。

淝水之战后，桓冲在荆州病逝，谢玄在抗击前秦攻击中屡建奇功，朝臣要求将谢玄封到荆州的呼声很高。谢安认为谢氏一门将相兼有，已经达到了名声的高端，没有必要跟桓氏争领地。桓氏子弟在抗击前秦中也有多人立功，改封桓冲的侄儿桓石民镇荆州，桓冲的弟弟桓伊镇武昌，桓石虔镇豫州，桓氏和其他大族的人才各得其用，东晋政权也就稳如磐石。先前对谢安很敬重的丞相司马道子对谢氏家族的震世功勋暗怀畏惧，害怕谢安夺权，进言谢安有异志，让孝武帝多加提防。此时，孝武帝已年长亲政，听从司马道子的意见后故意疏远谢安。谢安对司马道子的图谋洞若观火，不想与司马道子在建康闹朝政纷争，自请都督江北诸军，为收复中原作准备。东晋太元十年（公元384年）四月，谢安至步丘（今江苏扬州），筑新城以自居，同时作大船，准备平定北方后返回老家东山，弃政归隐。七月，谢安病重，上书要求回建康养病，八月下旬，谢安病逝于钟山，终年六十六岁。孝武帝亲临灵堂三天，为谢安守灵，又赠谢安太傅。

与王导所在的王氏家族相比，谢氏的家学更加流远。青年时谢安亦醉心于玄学清谈，名士王濛是著名清谈家，谢安上门拜访王濛，与他清谈很久，大受赞赏，谢安的清谈之能亦为天下称颂。后来谢安出任尚书令，成为国家柱臣，与王羲之同游钟山，见云蒸雾蔚，跟王羲之说自己想学张良，有成道出世之志。王羲之认为清谈虚无会误国误民，说：“古人兴业勤王，都是历尽艰辛。现在国家多乱，外寇相逼，再搞这些浮文虚谈，非国家之福。”谢安不同意，说：“秦王朝法制­精­密，不搞清谈，秦始皇理政自清晨至深夜不得安息，结果秦二世没有坐热位子就亡了国。怎么能说清谈一定会亡国呢？”谢安的话让王羲之无言可驳。对音乐、绘画、书法乃至数学计算，谢安都有极高修养。对待孩子的教育，谢安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妻子刘氏问怎么不见谢安当面教育孩子，谢安说：“我在用自己的言行教导他们怎么做。”谢玄小时候追求公子哥式的生活，身上常常挂着香囊招摇过市，谢安觉得谢玄的行为不当，又不愿当面指责伤谢玄的心，就故意跟谢玄赌香囊，谢安大胜，将赢得的香囊扔进火炉里，谢玄这才明白谢安的教戒之意。由于谢安的“身教”影响，谢氏子弟大都成为当时杰才，谢玄、谢琰是东晋名将，谢韶、谢朗、谢渊是文坛彦秀，直至南朝还有著名诗人谢眺、谢灵运。

谈及魏晋政治，后来的历史学家大多愤懑不已。有人对西晋时期的宗王分封制提出了极大异议，认为它是在拉历史的倒车，它不但完全没有周王朝邦国分封制那样的长期稳定效果，反而把完整的中国社会分割成了一段段小碎片，致使“五胡乱华”，中原丧乱达几百年。有人对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制度，选官用官上的“九品中正制”进行了强烈抨击，认为这种取人才以血统的落后观念不利于选贤任能，不能让真正的人才进入权力机构，致使魏晋政权长期被大宗强族把持，中央政权受到威胁而处于不断的变乱之中。还有人指出，两晋玄学大盛，直接继承了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这是东晋及南朝长期偏安一隅，不思振作与进取，最终败亡于北国的主要原因。这些批评都基于历史发展的事实，当然无可挑剔。但如果以兴亡继绝的宏大心态来审视人类文明世界的历史发展，又可以看出魏晋时期贵族相对独立于君主，以“士权”遏制“君权”的治政实践，无疑开出了中华民族政治理­性­思维的新天地。欧洲罗马帝国分裂后，由各大宗族发展出诸多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也实行君主统治，但他们没有实行绝对的君主制，而是把君权用法律的形势限定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为后来民权的兴起，现代法制与*国家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根基。处于中间阶层的欧洲世袭贵族把居于统治顶端的君主与处于下层的民众以一种更亲密、更有人­性­味道的方式联系了起来，这是欧洲历史比中国历史更稳定，*的间隔、规模相对低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魏晋时期的“士族制”，极相似于欧洲近代史上的“贵族立宪制”。当然，中国魏晋“士族制”比欧洲“贵族立宪制”无论思想、形制还是内部架构都要浅显得多。魏晋贵族消亡后，中国历史发展到隋唐特别是宋代以后，实行普遍的“科举流官制”，而流官制“捞一把就走”的恶疾极大地败坏了朝廷在基层民众中的声誉，这样就断绝了处于最高位置的皇帝与处于基层的民众相互沟通的稳定管道，更大规模治乱相循的历史怪圈也就成为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沉重枷锁，历尽千年而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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