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扭转局面，重新恢复自上而下力量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开市场：放松管制、取消商品价格双轨制，由市场进行定价。这一大胆决定并非完全来自于上层，政府是在进行过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支持这一决策并且愿意牺牲自己当前的利益之后才下定决心的。这一行动也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的支持。弗里德曼在访问中国期间曾竭力主张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

1988年3月，价格体系放开。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商品价格上涨了95%，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由于恐慌，人们开始大量购买、囤积商品，从而导致耐用品和生活消费品的相继短缺，进一步加剧了恐慌。1988年5月，新华社极力安抚越来越愤怒的群众："中国的价格改革需要胆量。我们必须承担一些风险，但是党中央坚信价格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

但是到了1988年8月，商品供应继续恶化，上海市政府甚至不得不开始定额供应食品和燃料。很快，商品短缺情况进一步加剧，甚至在购买饭锅这种普通商品的时候都需要以旧换新才行。城市中的建设也陷入停顿，大量建筑工人失业。回到家乡之后他们发现情况更加糟糕，于是迫于生计他们重新回到城市。大城市中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份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中一些人不得不搞起了副业。我们不难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容易对国家和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

1988年10月，政府取消价格控制的政策失败。但是，承认错误也没能挽回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中国人对改革已经失去信心，政府也失去了改革试验成功的关键：人们对于最终成功的信心。10年改革成果岌岌可危。

198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了自1978年来的新低。资金枯竭、消费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上升、资金流通几近停滞，这些都成为导致人们不满和抗议的关键因素。到1989年下半年，个体户的数量减少了300万家。大型私营企业的数量也从200,000减少到了90,600。

绝望的情绪席卷了全国，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反对情绪日益高涨，一触即发。不久，因为容忍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在一年前被迫辞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天安门事件。

参加示威的学生和工人最多的时候几乎有100多万。有些人还用中英文打出了"你好，德先生"的标语，让中国共产党倍感尴尬，因为目睹这一场面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通过国际媒体观望的全世界。

但是，这种西方国家所大力支持的对民主的呼唤并不是来源于对自由选举的政治渴望，而是出于对中国经济状况，特别是对腐败的失望和不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失去了平衡。在任何时候，对于政府以及执政党的抗议都可能会导致改革的停止，甚至内战。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当我们回顾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应该感到惊讶的并不是当时发生了的事情，而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中国没有爆发内战，没有停止经济改革，没有再次闭关锁国。不知是经过­精­心思考还是凭借直觉，邓小平决定力保经济改革继续前进。在1990年的新年社论中，《人民日报》写道："我们必须保持稳定。即使我们不得不在未来10年中维持这种低增长，中国最终也会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领导人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谨慎进行进一步经济改革上面。这一平衡最终得以实现，中国的经济从过热转为稳定发展。改革再次成为持续发展的焦点。

1990年的亚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也是一系列改革的开始。在亚运会期间，邓小平宣布开发浦东--上海黄浦江东岸的落后地区。同年，上海股票交易所开市。负责鸣锣的人甚至激动得晕倒在地。

虽然一方面人们对于稳定局势的信心开始提升，但是另外一方面关于改革方向的讨论再次出现，最终的问题落在了改革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上。这一次出面­干­预的还是已经宣布退休了的邓小平。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透露了邓小平的观点：中国应该坚持思想解放，应该承担一定风险、继续改革，不要受到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争论的束缚。

但是，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著名南巡和一些继续改革的指导方针出台之后，人们的争论才逐渐平复："经济发展是硬道理。"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举行的时候，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和南巡讲话已经使得党内观点达成一致。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逐渐淡去，一个新的概念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将来某个时候，中国需要再次回顾这段历史，西方国家也需要不再以1989年作为否定中国今天成就的理由。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治状况误解太深，而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解释也太少，以致让西方以为中国人民渴望西方民主。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指责在几十年前刚刚开始走向自由和文明社会的中国，而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要知道，从约翰?德?维特（Johan de Wit）领导自由贸易开始，欧洲花了3个世纪才建立了民主的市场体系。美国几乎花了200年的历史才消灭了奴隶制与种族隔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到了

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的过去耿耿于怀，似乎并不怎么想重新审视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中国不断指出西方民主推选的政治家们在当选后多次食言，他们该如何回答呢？如果中国质疑西欧一些联合执政的政党之间的诚信，它们又该如何应答呢？要知道，它们在一个星期之前还在指责彼此的无能和判断失误呢。如果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并不是人类治理的"历史之终结"那该如何是好呢？

中国政府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再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提到的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各方面的自由度都将继续提高，自下而上的参与也将继续加强。纵向民主虽然有一定的框架，但是它的优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会因政治党派之间的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而且符合中国人对于和谐稳定的追求。纵向民主模式不是急功近利的，不需要向特殊利益集团低头，也不需要担心选票、游说与幕后­操­作。只要存在任何可能会影响国家长期利益的因素，中国政府都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西方民主并非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国家发展最成功的模式。现在中国的纵向民主虽然并不完美，而且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正在逐步发展为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模式。有一个城市已经证明，西方和中国模式共存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那就是香港。十几年前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许多人对于"一国两制"仍然心存疑虑，他们担心香港会变得越来越像大陆。但事实正好相反，大陆正变得越来越像香港。

香港被称为世界上经济制度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它所拥有的也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一直有机会在香港建立民主体系，但是它从未打算给与香港人民真正的西方民主。甚至最后一届港督都不是香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彭定康（Chris Patten）爵士由英国女王任命。而且，英国众议院中从来就没有过香港代表，甚至在1980年英国与中国谈判归还香港的时候都没有。

但是，香港也从未出现过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民主运动。香港人民从未感觉有必要建立独立的民主体系。他们想要的是良好的基础设施、赚钱与消费的自由。他们发现，没有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经济繁荣也很不错。资本主义和一党制体系似乎也能很好地共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西方民主并不能保证经济繁荣，比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就能证明这一点，印度也是如此。

一步步迈向民主

胡主席在中共十七大的开幕式上所做的报告再次显示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他还重复了2006年在耶鲁大学演讲时的部分内容，称中国不会采纳西方民主，但是欢迎任何经过实践检验的民主形式。"相比较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中写道。该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主办的《学习时报》上。

事实上，试验已经开始。四川和湖北的200多个乡镇正在进行党委书记选举试点。龙兴镇党委书记陈国华就是重庆市第一位直选党委书记，他承诺在3年内使当地GDP翻两番，从而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但是，现在他必须接受每年一次的政绩评估。如果遭到三分之一以上人民的质疑，他就会被解职。政治家们可以自上而下设立实现目标的框架，但是判断权在人民手中。

在中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纵向民主体系中，行使领导权的并不是个人，而是领导集体，所以在中国难有像罗斯福、布什或者奥巴马之类的人物。恰恰相反，大家提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只是江泽民或者胡锦涛。在中国，人们所特别看重的领导者素质并非个人智慧与魅力，而是能够为大家营造通向成功的大环境的能力。

《危机时代的领导》（Leading in Times of Crisis）以及其他许多管理与领导书籍的作者斯蒂芬?莱因史密斯（Stephen Rhinesmith）是我们的好朋友。在与他交谈的时候，我们曾多次探讨过中国的纵向民主模式与企业领导艺术的相似点。事实上，斯蒂芬提出的宏观引导式领导与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评论说："宏观引导式的CEO更关注决策的大环境，而不是自己提出解决方案。他们为企业营造价值观、提出总体目标、建立高效的领导队伍；他们重视员工，为员工的参与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文化；他们坚信恰当的程序会产生最佳决策，而且一旦做出决策就会坚决执行。"

任何一个CEO如果能使企业发生像中国这种成功而且彻底的转变都会得到众多赞誉。但是在政治领域就不一样了。2009年1月12日的《时代》周刊中一篇关于民主的封面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大标题："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实行选举制，但是真正的民主仍然遥不可及。"现在西方国家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利来评判世界任何国家的"真正民主"。

但是对于以政绩来考量纵向民主的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很有可能会成为它们摆脱贫穷落后、从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良方。

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的。西方人理解中国民主的困难就在于他们从来不会注意到自下而上力量的存在。但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偏远的村庄中的18位农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农业政策--从集体农场到个体耕种--的故事。

从农业迈出第一步起，中国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在持续壮大，而且还将继续壮大。这样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相互作用的体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体系：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也信任政府。这一模式适合中国历史、中国人的思维以及对于和谐稳定社会的追求。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开放，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代人建设完成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才逐渐成熟的。中国仅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还将继续前进，不断增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平衡。

我们相信，如果西方国家认同中国逐渐演变的纵向民主和经济发展，而不总是着眼于中国改革成熟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那么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民，都将大大受益。

支柱之三：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

在中国当今的纵向民主体系中，国家的长远目标是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的。政府制定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

30年前，中国就像是一片大森林，所有的树木都必须是一样的，不允许标新立异。但是事实证明，这种高度一致的森林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邓小平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允许多样化的存在，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最好的办法就是逐步重新造林，看看哪些树木能够存活，哪些不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让森林里的树木自由生长。

想把寒带针叶林改造为热带雨林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西方国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中国的。它们也想改造中国这片森林。

"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从来就没有倾向过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瑞士比较法研究所（Swiss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Law）的中国法专家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教授在《战略》（Supraplaning）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指出，中国21世纪的政治体系仍然在遵循传统的金字塔模式。

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并不是要三天两头把森林中的树木连根拔起，或者改变森林的生长地。他也没有想要改变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等级关系。

规则的舒适­性­

历史上适用于中国社会的东西现在仍然适用。在一定规则内行事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都是遵循一定规则的，包括一些我们自己所制定的规则。但是，一个纵向民主体制的规则是不同的，它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而且要努力维持它们之间的均势。

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开始体验自由，但是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责任。规划森林，使人们可以栽种新树苗、进行新试验，固然很重要，与此同时，邓小平坚持了大的政治框架--社会主义，在这一大的政治框架内制定新的经济框架。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有些矛盾，但是以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来看这再正常不过了。

重塑价值观与文化

中国的总体经济目标是在2010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政府并没有就具体步骤给出详细说明。越来越自由的经济环境使人们可以参与其中并且从中受益，而且使人们保持了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动力与热情。

邓小平重申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大巨变，毕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可能还回响在许多人的耳边。

1976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企业都由国家管理。人们理解他们自己只是国家这个大项目中的一部分，互相之间没有阶级与身份之分。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公社，人们都习惯于执行命令。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就是解放思想。只有人们学会独立思考之后才会有个人目标，才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些个人目标都必须以一个大目标为前提："消除贫穷落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为中国人民设立了一个大的框架，人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发挥。改革的最重要关注点就是发展经济。

这与苏联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没有营造一个良好大环境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雄心从经济扩展到文化、农业、教育、社会福利和政治领域。他没有通过设立适当框架引导人民，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没有听取自下而上的建议，因此改革失败、苏联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邓小平对于改革的看法就务实多了。他是循序渐进、依靠集体力量来实现的。在全国­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邓小平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共同建设现代化。摒弃盲目的教条主义，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局面令人非常担忧。不管是森林还是树木的状况都不怎么好：营养不良、士气低下，解放思想的号召给了人们"出水才看两腿泥"的活力。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很贫困，工作效率非常低。就像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那样，集体农业的状况尤为糟糕，国企濒临破产，私有企业根本不存在，科学技术也落后世界好几十年。难怪在1978年3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邓小平大声疾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由于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框架以及他对教育和商业的态度，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数量激增。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啊，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们唯一能追求的目标就是融入工人阶级。

邓小平提倡市场经济的想法并非不受质疑。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称他为"走资派。"但是，资本主义并非中国从西方借鉴的第一项事物，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于西方。也许邓小平对于西方的包容心态与他在法国留学的经历有关，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的务实心态可能更重要，正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借鉴资本主义中的积极因素。"走资派"这顶帽子实在有点委屈他了，他也不会沿着西方足迹走。他只是借鉴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现代化。他逐渐意识到，中央集权只会妨碍改革。

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前进

在决定目标和策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中国现代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新的主要矛盾息息相关。在这种大背景下，为引领中国进行历史上最大的转变，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一个新的主要矛盾：

"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成为新的政治纲领的这个主要矛盾在邓小平执政初期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它平衡了社会主义原则与现代化的物质需求。邓小平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解放生产力"，实行市场经济。其结果就是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还有随之而来的放权。中央政府放松了控制，人人都可以得利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了一个共同目标之下。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矛盾是对于当前现实中急需关注问题的客观描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不断解放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消除贫穷与落后的目标写入了1978年宪法。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大体分"三步走"：

1980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

2000年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横向民主体系中，任何超过任期的目标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竞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许下诺言，然后因为时间限制而无需负责。关于2020年或者2050年的环保目标承诺尤其如此。第二，非常有意义的承诺可能因为其他政党的当选而被废弃。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则保证了它会坚持自己的承诺。

在兑现承诺方面，中国做得很不错，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是超额实现。中国的GDP从1980年的2514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7956亿美元，2000年更是达到23718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1980年的251.4美元提高到2000年的 2371.8美元。（以上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仍将坚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目标。

胡主席曾多次说过："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样看来，深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关心人民生活正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的原因。

上下互动，实现目标

如果一位CEO拥有一支高效管理团队，而且业绩突出，那么人们是不会把他赶下台的。想要使管理层与员工共同积极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之中就必须把责任分解给各个层次。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上就强调了以下几点：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政治体制改革……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中国共产党2002年和2007年的党章都提到，"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如果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第三大经济实体宣布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最好能够明白中国人对它的感受，而不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猜测中国的政治。

在中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一总体目标从未改变，但是在这一大框架下中国发生了巨变。

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凝聚了自己的天才思维、政治直觉和战略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的伟大­精­神。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家可以看到八大支柱如何浮出水面，当然中国人对它们的命名未必与我们一样。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上一章所描述的支柱之二都尤为重要：保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

竞选承诺与战略目标

在西方的横向民主体制中，每次竞选的时候政治家们都会竞相抛出最诱人的施政目标，美国如此，欧盟也是如此。2000年，欧盟就曾宣誓要使自己"在2010年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

比较一下这一从未实现的宣言与自从邓小平1979年宣布中国要在2000年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吧。邓小平知道经济发展是解决贫穷落后的唯一途径。与之对比，欧盟不仅没有倾听人民的心声，也没有为企业家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那么政治家提出的宏伟目标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在中国的纵向民主体系中，提出的目标并非竞选承诺，而是可以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作实现的切实可行的目标。

在中国的纵向民主体系中，目标是由上层领导制订的，但是源于基层的心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经过试点之后再实施的。中国的目标都是以创建和谐社会为大前提。未来几十年中国需要什么？中国需要如何适应外界影响？中国如何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在这一大前提下进行，而且正因为这一大前提，人们不会感觉受到了限制，而是得到了引导。

在这些总体目标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在"保持群体一致­性­"的同时设立、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全身心投入到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小康生活的过程之中。这样看来，中国最初的新制度是自下而上由一个偏远村庄的18位农民来推动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们决定放弃集体耕种，把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农业新制度。他们的故事详见本书第二章。

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这些农民自下而上的成功试点迅速推广到了全国。1982年，中国修正了宪法，把这一重大农业政策改革写了进去。农民看到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果然，在很短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就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动力与竞争是最大推动力。

改革的再深入

尽管在改革初期农业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有些停滞。在与农民、基层官员交谈后我们发现，制约农业加快发展和提高机械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每户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有限，而且不能随意合并。2008年秋天，农业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出租权。在此之前，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因此不能转让土地使用权。但是，根据新的政策，农民可以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进行转包、出租或者交换。

其实，土地转让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已经存在了，这也是政府采纳自下而上经验的又一例子。这一新框架对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非常有创意。中国有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就是来自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的一次大决战。它从多方面刻画了中国人的战略与­精­妙的战术，以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的聪明才智。

草船借箭

南方的孙权与刘备联军决定在赤壁与长江对岸的曹­操­决一死战。借助大雾的掩护，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命令士兵把20艘装满稻草人的小船驶向对岸。以为受到攻击的曹军朝着这些小船一阵乱­射­。然后，满载10余万枝箭的小船回到了孙刘大营。诸葛亮用这一妙计从敌人手里获取了大量兵器，这个成语也被沿用至今。

借"西方之箭"

充分的自由是设立目标的前提，"借箭"就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巧妙开始。早在1978年8月，掌管中国汽车业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就已邀请通用、福特、丰田、尼桑、雷诺、雪铁龙、梅塞德斯-奔驰、大众和其他一些汽车厂家前来中国。这次的新框架就是合资企业。中国人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共担风险。"

大众是首批进入中国的国际汽车制造商之一，与中国大陆首次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在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政府计划利用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草船已经就位，箭也从四面八方­射­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人慢慢把箭从合资企业这艘船上拔了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似乎是一个可以使百花齐放的时代，但事实上只有具有非凡企业家­精­神的人抓住了这一机遇。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国企的工人，而当时的国企外表看起来就像红杉林一样高大，只不过内里却很虚弱。这些人的心态还远远没有跟上形势。

早期能够进入国企采访的西方记者都发现了那里的问题：硬件落后、管理松散。1979年参观重庆一家钢铁厂时，一位日本记者惊讶地发现那里竟然还有一台140年前英国生产的蒸汽压路机。而来自《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在参观完桂林一家国有丝绸厂后报道说："和中国的大部分工厂一样，桂林丝绸厂的工人工作并不努力。这种懒散的工作态度将会成为这个人口大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为森林施肥

改造一家传统企业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而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毛泽东执政期间是不欢迎外资的。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谨慎与智慧。为了避免万一引进外资失败而引起太多的麻烦，他设立了一些试验区来检验它的效果。

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指定了4个经济特区，允许它们进口外国产品和技术，也允许从这里出口中国产品。这一新政策为中国所急需的外国资本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利用外资主要通过以下3个途径：

1）海外贷款、出口信贷、海外债券的发行。

2）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

3）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加工与装配、海外股票的发行。

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8827亿美元，其中包括6919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中国利用外资的势头仍然强劲，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783亿美元，其中748亿美元为外国直接投资。

推广试点成果

从1980年开始，中国首先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和海南省。后来，中国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在一些大中城市设立了15个保税区、54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高新科技园区。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在这些特区、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中享受到了高度的自由与支持。

开放的沿海城市中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在中国的家：天津。它是中国4个直辖市之一，直接归中央政府领导。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就设在这里。2006年访问天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戴相龙市长的热烈欢迎。戴市长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在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他是带着一个使命前去天津任职的。他的目标就是把天津发展成为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中心和国际重要港口。天津还被规划为继深圳和上海浦东之后的第三大经济试点区。

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三大经济区之一。在过去20年中，上海和香港一直独占鳌头，但是现在外资似乎开始向天津和滨海开发区倾斜。胡主席在2007年也曾说过："天津滨海新区将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戴相龙市长的任命对于吸引外资和天津的金融中心建设都是一个利好消息，比如说，空客A320的第一家总装工厂就选择在了天津。渤海银行也是10年来获批的第一家国有银行。天津还计划设立中国第三个股票交易市场。而且，活跃的金融领域必将刺激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非常看好天津。2006年，我们受到了戴相龙市长的热情欢迎，还参观了滨海新区。我们的所见所闻坚定我们在天津落户的信心。而且，戴市长、崔副市长以及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在创办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时候都给予了我们莫大支持。陈宗胜博士是学者从政的杰出代表。从政之前，陈博士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学者，出版过20多本经济学著作，还提出了衡量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模式。早在2000年，陈博士就通过计算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市场化已经达到65%，这一结果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他告诉我们，自己之所以从政是因为想要迎接新挑战、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并且从更广阔的天地中学习。

崔副市长还和企业家王巍以及亚洲商学院（Asian Business School）一起参照纽约的美国金融博物馆和伦敦的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的模式建造了中国金融博物馆。该博物馆展示了货币从贝壳到金币再到早期纸币的演变，介绍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20个重大事件，还建立了名人堂来介绍在这一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20位功臣。博物馆位于天津市区一家雄伟的新建大厦中，于2009年夏天正式对公众开放。北京和上海也将建立分馆。该项目的主办方称："有必要更新人们的金融知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金融创新、支持和谐发展。"

旧貌与新颜

我们经常与朋友张海花谈论天津的变化，她本身就是天津人。当我们问在她小时候天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她说当时的天津只是一个人口只有800万的小城市，以重工业为主，但在50公里以外有着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

在毛泽东时期，张海花的父亲是红星国有收音机厂的领导。在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之后不久，她的母亲被任命为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成员。在此之前，她的母亲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了25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块钱。"我还记得母亲在开发区动工之前带我去参观时的景象。那里除了荒地什么都没有，"张海花回忆说，"但是母亲转身对我说：'总有一天这里将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地标之一。'"

张海花母亲的预言已经实现。天津经济开发区的GDP在几年前就已经超过了全天津市区。现在耗资数十亿的填海工程仍在进行中。

25年前，邓小平就是站在这块盐碱地上宣布，"开发区蕴藏着无限希望。"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崛起与深圳和广东的其他城市都不同，它在发展的初期就强调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策略。天津这个北方大港严重缺水而且水质发咸，这对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工业发展是个严重威胁。而现在，3个污水处理厂每年可提供1亿2000多万吨的净水。

天津还正在与国家海洋局合作建造海水淡化设施。完工之后，它每天将提供10万吨的淡水，其中的80%可以供周围居民使用。天津经济开发区还有一套关于可持续能源的完整"生态工业"计划。在生产的每个环节，从原材料到工业成品，都控制了排放，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这也是3R运动的一部分：Reduce（减少）、Reuse（重复使用）与Recycle（再循环）。

过去20年中，天津经济开发区吸引了许多国际知名公司在这里投资建设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其中包括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日本的丰田汽车和韩国的三星电子。

新的"金饭碗"所提供的薪水不菲，天津也给人"守着金矿"的感觉，这与天津曾经非常纯粹的无产阶级氛围已经大相径庭。但所有这些在海花的母亲看来还远远不够。"你下海了吗？"人们经常这样问自己的熟人。张海花的母亲下海了，而且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入。但是，尽管在这个更加自由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发生了这一切，尽管政府鼓励人们建立自己的小企业，人们骨子里仍然残留着过去的意识形态。

张海花还记得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母亲坚持开车送她进校园，当时她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其他人都是骑自行车的。她的母亲似乎也对赚钱有种负疚感，为此她甚至为司机们购买公寓、提供额外奖金。

框框太紧的困局

"大树不应参天，"当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太多钱的时候奥地利人总会这样说。在中国，大树所触碰的不是一般的天空，而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天空。邓小平曾宣布新的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体系都适用的优化产品分配、提高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这一手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怎么办？在改革初期，一个叫做"傻子"的人就制造了令人头疼的麻烦。吴晓波在《中国巨变》（Emerging China）中讲述了这个"傻子"的故事。

1979年，"傻子"靠炒瓜子为生。他的瓜子非常美味，"傻子瓜子"的名声也非常响。后来，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他雇了12名员工，这使他一下子从个体经营者变成了一个可憎的剥削者。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说过："雇佣8名员工以上的人就已经不是小业主，而是剥削大众的资本家。""傻子"可不管这些。到1982年的时候，傻子每天卖出的瓜子有9000公斤，剥削着105名工人。真是傻的可以！

有哪个林务官会砍掉生长茂盛的树呢？邓小平用一句话平息了批评的声音："放两年再看"，并且鼓励私营企业继续发展。截至1985年，大约有1200万私营企业注册，其中的许多企业所雇佣的员工大大超过了8个。中国农民从来就不缺乏智慧，哪怕是在自己的才能被意识形态的框框束缚了30年之后。

从废铁到上市公司

在《中国巨变》一书中，哈佛大学前访问学者吴晓波还讲述了杭州市萧山区一位农民的故事。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好多年，没有人注意到他在搜集废铁。1978年秋天，鲁冠球一定是想到了利用这些旧材料的好方法。考虑到当时汽车的数量还不多，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他开始利用这么多年所搜集的废铁制造易磨损的汽车备件。为了寻找客户，他在交易市场的外面设了一个小摊子，因为当时只有国营企业才能进入市场销售。他的产品定价比市场内低20%。1993年，这家小公司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乡镇企业。

在一些地方，官员们还采取了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这其实也是政府有利于小商小贩发展的商业政策。小贩们乘坐渔船从特区带来布、电子产品和五金商品等。小型市场很快繁荣起来，还有一些二道贩子把这些商品卖到乡下。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秘密建立了一个生产五金件的小作坊。当有官员来检查的时候，他和其他农民就装作在田间劳动。等检查的人一转身，他们就回到作坊继续生产五金件。

接下来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如果是在德国或者肯塔基州，那么也许会被誉为创业的典范与新型社会经济模式。吴仁宝一步步把这个设在地头的秘密五金件作坊发展成为一家生产化肥喷洒剂的工厂，还利用工厂的盈利建造了一个贸易园。2005年，他的企业发展成利润高达26亿欧元的股份制公司。

他还让所有村民都成为了企业的股东，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住房、福利和其他奖励。现在在华西村打工的外来人员有数千名，他们在这里的收入比在家种地要高好几倍。2006年，德国《明星》（Stern）杂志刊发了一篇关于华西村经济崛起的报道，题目就是《华西村的好人》。

朱镕基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那么朱镕基就是具体执行者。1991年，在邓小平的推荐下他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一职，主要负责经济。当时，经济已经开始腾飞，但是供需关系仍然不平衡，金融体系混乱，国企的改革也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提高市场的自由度。

朱镕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统一的税收改革，盘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他还再接再厉进行了汇率改革，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中国对外资也更具吸引力。接着，他还有选择地逐步对部分国企实行了私有化改造。

山东省一个县级市在国企改革方面迈出了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步子，这个市成功的秘诀只有一个字：卖。党中央的指示中说："一些小型国企可以租赁或者卖给集体或个人来管理。"根据这个指示，该市市长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两家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结果就是，这个市通过不同方式把272家国企和集体企业卖给了个人。

1997年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国企面临的是不改革就会举步维艰的局面。其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产权不清晰，政府与国企之间的界限不分明，资产的所有权不明确。1997年6月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许多亚洲国家陷入破产的边缘。在4个月之内，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几乎贬值50%。韩国的货币在两个月之内贬值了50%。尽管中国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大跌，民众的消费意愿也受到很大影响。民营企业形势岌岌可危。但是最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居然大大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

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这是解放思想的第三个伟大历史进程的开始。"抓大放小"的方针成为修剪中国"红杉林"的新政策。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个过程中也充斥着放权与收权、试验与失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曾被批判的私有经济发展到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一度不景气的国企重新焕发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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