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关怀。

我最近收到一笔钱，在美国投资的一点儿股票——你伯父十年前帮我做的投资——卖掉了，赚得不错。

你看我父亲多可怜：他想给我一些钱，让我的大腿好自为之，别去喂养各国水手、大兵们的下作眼睛。但他怕直接说会刺伤我，就这样撒谎，绕弯地哄我接受他的钱。我知道他在美国从来没有一分钱富余，供他去投资股票。他始终是个穷学生，只有别无选择地做学生才能拿到一笔养家糊口的钱。他是到了中国才过上好日子的。每个伯父都掏出点钱，为他们最小的弟弟在上海买下一幢房。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房子呢？伯父们鄙夷地否决了父亲的意见。从祖父开始，他们有点钱就买房置地，误认为这样买就能把人家的国土买成自己的。他们不知道，就凭他们的黄面孔，有多少地契都是寄居客。他们也想通过为弟弟买房把一只脚Сhā在上海，可是这房子所基于的国土已沦丧给日本人了。

半法国老板对我打着冷峻的手势，要我马上把ρi股挪回琴凳上去，父亲看见了，那客家人的大眼就像点了捻儿的炮仗，刺刺冒火星。我赶紧向老板扬手一笑。

父亲说：这笔卖股票的钱凯瑟琳不知道。

我才不在意她呢！我用英文对父亲说。假如不是我顾及大体，不想让半法国鬼子、美国鬼子、德国鬼子、日本鬼子、种种的鬼子们看笑话，我就拉开阵势和父亲争吵。在别人的国土上长大的人常用这一点给自己提­精­神鼓劲：绝不让鬼佬们看笑话。

父亲说假如我不好意思跟老板辞职的话，由他去说。这是他在逼我。老板就在一米以外，父亲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砸了我貌似独立自主的饭碗。

求求你，爸爸。我用中文说。我爸爸不止一次说过，他更喜欢说中文的我，那个我带着故去的母亲最初教我的中文口吻，那种大人跟孩子说话特有的娃娃腔。后来我学了英文，不管怎样，背后都有了一个说英文的庞大主流社会，人就变得老三老四。而讲一口娃娃腔中文的我，让父亲感受到一个不可视的私密空间，那里面只有母亲、他和我。

为什么？父亲问。

因为我必须在这里弹琴。

你没有回答爸爸为什么呀。父亲个子大，是客家人里少有的大个头。但他这时跟我说话用不着佝身歪头，仿佛哄劝的对象十分弱小。他把身体摆出这个角度完全出于习惯。正如他和我最亲的时候，就称自己为“爸爸”，“你没有回答爸爸呀”，“你听爸爸说”，“不是爸爸批评你”……

我必须在这里工作，因为我必须等一个人。我一吐为快地告诉父亲。

父亲问：等谁？

我说：等一个在这里遇到的人。

父亲明白了。什么­肉­麻的浪漫故事，居然也发生在他女儿身上。他本来还有一句训诫，但想到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是什么好榜样，就不说了，慢慢走回到他的座位上。我回到钢琴前面，凭记忆弹了一支中国的沪剧小调，居然没惹恼谁，大概也没谁在听。一边弹我一边看父亲跟人吵架。他上前台来和我谈话时，侍应生以为客人走了，就把桌子给了四个日本人。父亲本来要和我吵的那一大架现在和别人吵去了。四个日本人见父亲对那侍应生（大概是个法国留学生）张牙舞爪，把会说的所有法语都拿了出来，赶紧嫌恶地离开了莫利埃餐馆。老板走过去，马上就站在了父亲的一边，对侍应生伸出一个瘦手指，指着厨房的方向。等我再转过头时，老板陪坐在父亲对面，隔着一瓶白葡萄酒。老板知道父亲这种人大有培养前途，可以培养成他的老主顾。

父亲等到我十一点下班，才和我续上四小时前中断的对话。中间他到酒吧台上用了一次电话，向他的小夫人告假。

刚才我们断在哪里？对了，断在他瞠目结舌的一刻。他听说我在此地廉耻也不要，露着大腿弹琴是为了等一个不知去向的男人。

餐馆还有几个客人不声不响地坐着，希望醒了酒好开路。我和父亲走出餐馆，在门口，他说：你等了他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