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个学生终于回了宿舍。这个学生恰好有那位日本女同学的地址和电话。

他和彼得开车从外滩一口气冲到虹口。那时候的虹口，非常有意思，弄堂纵横，网络一般。我父亲就在网里开赛车。

后来彼得对我说：你父亲是爱你的，这一点你千万别怀疑。

那是我从拘留室出来后他对我说的。

所以你知道，我有那么多人为我失眠为我奔波，我吃了一些苦头还是获释了。

还得回去说我父亲和彼得。他们开车到了虹口，找到了那条里弄。过去上海典型的里弄房就是这样的：朝南的大房间带阳台，归主人住，楼层之间的屋子朝北，叫亭子间，会过日子的主人就把这样潮湿­阴­暗的亭子间租给房客。我住的亭子间也是这种主、客格局，但没有虹口这边典型。虹口杂居着各种族的侨民，属于国际租界，外国侨民的邻区房租贵，我父亲这位日本女学生不愿把钱都花在七八平米的住宿上，就到中国人的里弄里租房住。

我父亲和彼得几乎闹醒了一整条弄堂才找到了松尾友歌，就是那个日本女生。准确点说，一整条弄堂的人牺牲了小半夜的睡眠，才使我父亲找到那个很少露头的日本妹妹的亭子间。松尾友歌在半夜仍然没有归宿。到了凌晨两点，还没见她回来。我父亲和彼得只得在弄堂里乘凉等候，看着一扇扇窗口的灯逐一暗了，一张张不甘的面孔从窗帘缝里缩回去。

当时他们不知道，松尾友歌在一个日本同学家喝了太多的清酒，男男女女横七八竖睡成一片，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可想而知，我父亲和彼得有多绝望。他们一直等到弄堂上方那条窄窄的1940年6月的上海天空由暗到明，第一家的门开了，娘姨挎着竹篮去买刚下船的黄鱼、带鱼或海瓜子。

他们逆着送牛­奶­的三轮车走出弄堂。我父亲叫彼得别跟着他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往哪儿去。

彼得像个被丢在大街上的孩子，还穿着昨天冷餐会的西装。

就在我父亲和彼得分手的时候，我被押到了审讯室。审我的是个宪兵少佐。他让我坐，叫我别害怕，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