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善说：“这正是我的夙愿。你们的提议，上合天心，下协人意，有谁会不赞成呢?”
父子议定，次日，诸贝勒大臣聚集朝会，代善便将推戴皇太极继位的意思书示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以及小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众人都欢喜称善。随即合词请皇太极即位。
皇太极却一再推辞，说“汗父并无立我为君的遗命，若舍诸兄而嗣位，有僭越之嫌”；既怕不能够继承先汗父之志，又怕不能上合天心；而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是十分艰难的任务，自己难以胜任，等等。总之一句话，不肯。
然后，众人坚请不已，从早上卯时(约晨七时许)。直劝到下午申时(约午后五时许)，整整十个钟头，皇太极被众人的诚意所感动，终于答应下来。
当时朝鲜人的记载，与清朝官修史书所叙述的以上过程是一致的，只是带有更多的闹剧和喜剧色彩。记载说：
努尔哈赤死后，代善让位其弟皇太极说：“你智勇胜于我，你应该代我继立。”
诸贝勒都想立嗣后再举哀，代善便对众人说：“父亲生前欲立皇太极。”
皇太极却说：“当立者应该是代善兄。”说罢连忙走避以相让。
于是岳托等人去请代善，代善不出；再请皇太极，皇太极也不出。岳托等人每日数次呼号奔走于二人之间，经过三天仍无结果。代善便令岳托等人率诸贝勒六七人群拥至皇太极处，将他绑架似的抬着举着送到努尔哈赤灵前，皇太极这才接受了汗位。
皇太极为什么有这种表现?难道他真的不愿意继承汗位?
绝对不是。
从他作出的让贤避举的种种姿态，可以看到，他已经受到汉文化的相当影响，已经掌握欲擒故纵的某些政治家的手腕。更重要的是，他心里很清楚，他的继立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汗位非他莫属了。
他一再推让、似乎是不得已而接受的这个结果，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已经孜孜以求并不断地付诸行动了。
前面提到过，在生母去世继母得宠致使地位下降的孤独中，他度过了童年，这境遇更激发了他争胜好强、奋发图强的性格特征。眼前有父亲这样一位使他崇敬、效仿的榜样，统一女真的频繁战事更给了他磨砺锻炼的机会。最突出的优长，是他勤勉好学，在后金诸大贝勒中，是惟一能够识汉文读汉书的一个。勇力加智慧，使他得以在天命元年后金建国时，成为掌国四大贝勒中最年轻的成员。
四大贝勒自然是最受汗王信赖的，也是继承汗位的最可能的候选人。其中二贝勒阿敏是汗王的侄子而非亲子；三贝勒莽古尔泰的母亲是获罪的大福晋，而且莽古尔泰本人又有弑母之罪，不受汗王喜爱，他们对皇太极继位都构不成威胁。只有大贝勒代善堪称劲敌。当时，不但后金国人，就连朝鲜人都看好大贝勒与四贝勒是汗位继承的竞争者，当事人皇太极还不心头雪亮?
他的表现就是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以冒险图功，还处处与身为太子的代善争功。萨尔浒大战中、攻取沈阳的外围战中，他都不顾汗王的亲自劝阻，冒险冲到最危险的地方，但凡与太子代善共同出战，他一定冲杀格外出色、战果格外辉煌，总胜代善一筹。
因为他知书读史，有计谋，善于收揽人心，早有贤明之称，所以他能够团结一大批年轻的女真贵族。他们思想相通，比父兄一辈有更大的雄心和更高的抱负，可称之为后金皇朝贵族中的少壮派，皇太极是这一批人的精神领袖。代善的儿子岳托和萨哈廉之所以首倡立皇太极继位，正反映了这一点。
回过头去看一看，天命五年，由小福晋代音察告密开始引发的一连串对代善不利的事件，最终造成太子被废，好像就不是偶然了。这些事件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这里面究竟有没有阴谋?从事件的过程中似乎看不出什么痕迹，每件事似乎也都是查有实据，并非空|茓来风。然而搞侦探的人都知道这个规律：要确认一个阴谋的主使者，只须找到这阴谋实现后的最大获利者，就###不离十。
获利者有代善之子硕托和岳托，他们从此得到公正待遇；获利者有汗王和诸贝勒，没收的代善的僚友部众被他们瓜分了；获利的还有代音察，升到与汗王同桌吃饭的地位；最大的获利者却是皇太极，他从实力上威望上都战胜了代善，而且他获得的是六年累进的暴利——他获得了汗王的大位!
他是不是这次阴谋的实际策划人，谁也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他至少是用了很大力量来影响事件的进程。小福晋代音察的生殉，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皇太极难以洗刷杀人灭口的嫌疑。
对于代善来说，他别无选择。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肯拥戴自己继位，还有比这更大的悲哀吗?实力不如、智勇不如、威望不如、才干不如，即使按顺序立长，自己登了汗位，如何面对汗王去世后这内外交困的险恶局面?他对自己毫无信心。何况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自己还背着个废太子的旧名声!既然竞争不过，还是退而求其次，无论为大金国着想还是为自己着想，都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于是，大贝勒代善以让位之德，获取了贤明的名声。皇太极也有丰厚的回报：清代八家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中，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他的孙子勒克德浑(萨哈廉之子)占其三，子子孙孙享受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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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继位(4)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初一日，风日晴和，秋色宜人，沈阳大政殿前，沿十王亭分左右两翼，长长地排列着威风凛凛的法驾卤簿，斧、钺、刀、戟在阳光中闪亮，五色旗帜在秋风中飞扬，三大贝勒、诸贝勒大臣及文武百官齐集大政殿，正式举行了皇太极登极的盛大典礼。
首先，由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焚香盟誓，以“诸兄弟子侄共议皇太极承父基业”昭告天地；其次，皇太极自誓“敬兄长、爱子弟”；而后，三大贝勒与诸贝勒共同立誓；三大贝勒与诸贝勒又分别立誓，保证全心全意辅佐皇太极。盟誓完毕，已即汗位的皇太极，竟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拜，表示不以臣礼对待。
皇太极这三拜，拜得极有特色，极有意义。
它拜去了三大贝勒的疑虑，它拜出了汗王崩逝的难关度过后的政治安定。
由皇太极这三拜，人们看到了一个英主所必须具备的豁达大度的胸怀，也显示出他的审时度势的政治家的眼光。如果说皇太极这三拜，拜出了大清朝的三百年天下，也许太过分。但由于他聪明地在此时此刻维护了传统体制，维持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各种力量的平衡，使得这个立国未久的后金国没有因创始人的骤死而产生政治动荡和分崩离析，皇太极对后金来说，实在是功不可没。
他终于登上汗位，接受了诸贝勒大臣文武百官的朝贺礼，诏命明年丁卯为天聪元年，并颁发大赦令。狭窄难通的瓶颈终于过去了，难怪史书上记载这一天“国中百官万民，皆欣欣然有喜色”。
不过，对这位三十五岁的后金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需要面对的，是十分严酷的现实。由于努尔哈赤晚年错误的屠杀政策，本来就处在敌对势力包围和孤立之中的后金社会内部，更呈现出矛盾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经济困难、汉民逃亡和暴动此起彼伏的###局势。
皇太极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对国家的政策法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改革。
第一件事，就是缓和当时紧张已极的民族矛盾。
皇太极一上台，就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分析民不安的原因是“汉民每被侵扰”，以及兴筑劳役妨碍农务等。他强调满汉一体，在对待逃亡问题上、在进行编户计丁授田的时候，他实行了宽松的措施，使大量汉民摆脱了农奴身份，取得自由民的地位。这不但缓和了满汉矛盾，更解放了生产力，对后金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皇太极更广罗汉族人才，优礼汉官，敢于重用那些确有安邦治国之才的汉臣，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范文程在努尔哈赤时期只不过是个点缀，养而不用，用而不重用，到天命后期，更是备受冷落和歧视。皇太极知人善任，很快就把范文程推上军机要臣的位置，言听计从；范文程也因此而感戴、而奋发，竭尽忠诚，发挥了他卓越的才干，成为清朝开国的一代名臣。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第一次、也是女真族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开科取士。这是完完全全从中原历代王朝照搬过来的网罗人才的手段。而取士的对象，竟是当年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屠尽儒生时侥幸脱逃、被编为庄丁给满人为奴的三百名汉族生员，从中录取了二百人。此后，每隔四五年，继续开科，吸收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充实进国家各级行政机构。此举不仅把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从被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也在政治上赢得了汉族百姓的感戴和拥护。
在第一件事的基础上，皇太极开办的第二件事，就是初创国家体制和制度。
他即位不久，就在汗王手下破天荒地开设了一个文馆。文馆的职能，一是翻译汉文典籍，一是记注本朝政事，并处理所有往来书信及臣下奏章，还参与议政。这又是后金国的第一次。文馆表面上是个办事机构，实际上是皇太极进行改革的咨询处，随着皇太极推行的调整与改革的深入，它越来越具备综理国事的功能，成为国家内阁的雏形。引人注目的是，文馆里当值的大臣有很多汉官，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是其中最著名的。
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接受文馆中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汉族章京们的联名疏请，仿照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由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六部与汗王之间，以文馆为枢纽，各负其责，纷繁杂乱的国家事务也就渐渐理顺了。
比较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政权，汗王之下，只有五个议政大臣、十个理事官，几乎谈不上什么国家机构，实在是很简陋很原始的。
此后，随着后金的不断发展强大，国家机构也随着急遽膨胀。五年后，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设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又停了贝勒掌六部，把贝勒等皇亲贵族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最后，管监察的都察院和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成立，完成了三院八衙门这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
可以看到，皇太极的改革调整是有限度的。他没有从根本上除旧立新，而是对旧制度加以限制，再另立新制度与之平行，分享其权力。如八旗制度与八衙门并存、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外又设内三院。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在强敌环伺而国势不稳的情况下，满洲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而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和内战，应该说是皇太极的极大成功，充分展示了他的明智和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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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继位(5)
不过，满洲社会想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就必须更快地脱离氏族奴隶制社会的束缚，尽快地完成封建化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权方面，就是必须放弃努尔哈赤晚年所制定的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也由他们平均分配的体制。事实上，这种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合议制，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后金的前进：事权不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外交上都会陷于被动和混乱。
皇太极谨慎地，但又是坚决地开始了集权的努力。
皇太极虽然登上汗位，但从登基那天开始，便一直实行着四大贝勒并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贺的形式，而且还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政务，都由值月贝勒掌管，成了轮流执政。三大贝勒以汗兄自居，拥功自傲，在皇太极继位后，都或多或少地有谋逆及藐视汗王的表现。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汗王本人，这都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皇太极极力笼络优待四小贝勒，尤其是拥有两白旗的多尔衮、多铎兄弟，以增强与三大贝勒抗衡的力量。
皇太极长期保持着对三位兄长的谦恭和礼敬，长期维持与三位兄长并坐受朝贺的御殿之礼，但是，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便向每旗派设了一名掌管旗务大臣，有参与国政的权力，有稽察旗内一切事务的权力，直接向汗王负责。
不久，又扩大了议政会议的范围，所有贝勒都参与议政，每旗再增派三名议政大臣，打破了八旗旗主独享的对国政的控制权。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以政事烦杂、不应使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事的旧例，而以诸小贝勒代理值月当班。
兄弟并坐南面受朝贺的形式，竟维持了差不多六年!这对雄心勃勃、胸怀大志的皇太极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的磨砺、意志的考验。
皇太极就是皇太极，不是别人。他沉着冷静，聪睿而又坚韧，善于等待时机。一旦时机出现，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抓住不放，并极力使这时机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一点儿也不浪费。
第一个时机出现在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第一个撞上网来的是二大贝勒阿敏。
阿敏是舒尔哈齐的二子、努尔哈赤的亲侄、皇太极的堂兄。当初舒尔哈齐企图拥兵自立，移居黑扯木时，阿敏也是怂恿者和追随者。努尔哈赤一怒之下杀掉舒尔哈齐的长子和三子、囚禁舒尔哈齐之后，还要杀阿敏，由于代善和皇太极诸兄弟极力讲情才得活命。在后来的统一女真的战争中，阿敏英勇作战，竭力表现，终于获得努尔哈赤的谅解。也出于对舒尔哈齐之死的歉疚，在后金立国的时候，努尔哈赤任命阿敏为四大贝勒中之二贝勒，获得很大权势。
但阿敏内心深处，对皇太极父子积怨已久，皇太极继位前后，不时有所流露。
在皇太极继位之际，阿敏就曾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条件，被皇太极否定。
天聪元年，阿敏受命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已经遣使请和，达到了皇太极的战略意图，阿敏却执意进兵，被同行的岳托和阿敏之弟济尔哈朗阻止。他又提出：自己早就羡慕明朝皇帝及朝鲜国王的城郭宫殿，想要在这里屯田耕种长驻，并拉拢同舒尔哈齐一样获罪而死的褚英之子杜度一同留下，显然是想组成与皇太极父子对立的联盟，实现“出居外藩”自立王国的打算。因遭到岳托、济尔哈朗、杜度这些一直坚决拥戴皇太极的年轻贝勒们的激烈反对，阿敏的企图才再次落空。
阿敏经常违背皇太极的旨意，在驻防地域、家族婚嫁甚至与蒙古结盟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与皇太极唱反调；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出怨言，含沙射影地攻击皇太极；并借说梦，宣传自己有黄蛇护身，暗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其居心叵测，皇太极岂能不知。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伐明，阿敏留守沈阳。后金八旗军势不可挡，杀进关去，夺得明朝的京东四镇——滦州、永平、迁安、遵化。这一空前胜利，使皇太极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内外夹攻山海关，而后向关内迅速推进的计划。后金上下为之欢欣鼓舞，而阿敏对此表现冷淡，无论在皇太极出征期间还是班师回沈阳，他都没有一句恭请圣安的话；倒是向提前返回沈阳的岳托、豪格两贝勒大摆架子，自己居中盘坐，要他们遥拜一次，近前复拜一次，俨然国君。
次年三月，阿敏受命替换济尔哈朗守永平，以大贝勒的身份，统辖京东四镇的后金兵马。不到三个月，四镇尽失，阿敏不仅在失地前就大肆杀降，撤退时，又将永平、迁安的官民屠尽。六月，失地屠民的阿敏回到沈阳。愤怒的皇太极不准阿敏及败归的诸将入城，严厉斥责指挥失误，败坏大局，并因屠民而留下无穷后患。到这时候，妄自尊大的阿敏也不得不服罪了。
阿敏被议得十六项大罪，当死。皇太极从宽免死，只革去大贝勒和旗主贝勒之称，终身幽禁。所属人口财产均给其弟济尔哈朗，并使他继为镶蓝旗主。济尔哈朗感恩戴德，对皇太极的忠诚至死不渝。这样，原来有离心倾向的镶蓝旗就牢牢掌握在汗王手中，汗权得到加强。这个机会应该说是阿敏自己送上来的，因为他坚持分裂、坚持野蛮的屠杀政策，其实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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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继位(6)
很快，第二个时机来到了，是在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这一次轮到了莽古尔泰。
莽古尔泰英勇善战，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立有不少功劳。不过他为人凶暴、蛮横又不免粗鄙，在诸兄弟之中并无威望，他与诸兄弟的关系也都不融洽。
努尔哈赤在世的时候，他为讨得父亲的欢心，竟而潜弑生母；当处于太子地位的代善与努尔哈赤因岳托兄弟受继母虐待而相对峙的时候，莽古尔泰毫不犹豫地站到父汗一边，与代善翻脸。这一类的行为使他得到汗父的提拔，成为四大贝勒中的一员。而努尔哈赤崩逝的国丧期内，他又与同母的妹妹莽古济、弟弟德格类盛装宴饮、吹弹作乐，这是很古怪的事情。至少可以表明，在他鲁莽简单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十分复杂而又难以言说的个性和情感。
大贝勒的权势地位，更助长了莽古尔泰性格中的暴躁粗鲁，使他很容易动怒，一动怒就不计后果，口出狂言。在这一年八月后金围攻大凌河的战场上，莽古尔泰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为了各旗兵马差遣调动是否公平，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口角。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每每违误命令，莽古尔泰抗辩并反指皇太极差遣不公，言来语去，争吵升温，莽古尔泰竟恼羞成怒，说：“你怎么专跟我为难?我不过看在你是汗王的面上，处处顺着你，你还嫌不够，非得杀了我不可吗?”暴怒中的莽古尔泰，猛地把佩刀从身后转到前面，手按刀柄怒视皇太极。
一旁的德格类大喝一声：“你这举动大悖，谁能容得!”说着奋拳殴打莽古尔泰，就手把他推开。
莽古尔泰竟不听劝阻，迁怒于德格类，大骂：“你这蠢货竟敢打我!”哗啦一声，抽刀出鞘五寸多长。德格类知道利害，不顾一切地把他这位同母兄推走了。
莽古尔泰太过分了，以致目睹全部过程的大贝勒代善也气愤地说：“如此悖乱，简直不如去死!”
努尔哈赤去世时，莽古尔泰的实力与威望都无法与皇太极抗衡，所以他采取的是既不争位也不拥戴的落落寡合的态度。但这并不等于他对皇太极即位口服心服。他的不服，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莽古尔泰的行为太愚蠢，不久就被议为“酒醉后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贝勒，夺去五牛录属员(占全旗属员的五分之一)，罚银一万两。正蓝旗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究竟不像阿敏那样罪情重大，不能一撸到底，更不能论死罪或囚禁，从代善及诸贝勒议莽古尔泰之罪时强调“酒醉”来看，他们心里对莽古尔泰还是有回护之情的，皇太极懂得不能违众的道理，也需要保存自己敬兄爱弟的名声。但即使是这样的处理，也给皇太极带来意外的收获。
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朝贺之际，礼部参政提出：莽古尔泰已因悖逆之罪革除大贝勒名号了，不应仍与汗王并坐受贺。莽古尔泰自然不能反对，代善在诸多压力和暗示之下，也不得不主动表示：既拥戴皇上为君，又与皇上并坐，非礼也，从今以后，皇上南面中坐，他和莽古尔泰侍坐两侧。
皇太极欣然接受了大贝勒代善的好意。这样，从公元1626年登上汗位，到此时他才真正南面称孤。这不止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更是实力上、名义上和人们观念上的一次突破。汗王独尊的地位、汗王集权的努力开始得到承认。
这是皇太极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会的两次十分成功的例证。但他的成功远不止此。在后来对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的恩威并举而使之降服的过程中；在用反间计借崇祯帝之手杀却明朝大将袁崇焕的计谋中；在将八旗军由单一的满八旗扩充为包括满八旗、汉八旗、蒙八旗在内的二十四旗国家军事力量的行动中；在处理后金与朝鲜、蒙古、明朝的复杂关系中，他都因有极高的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能力，所以能适时地采取最恰当的对策和手段，取得尽可能大尽可能多的胜利，把他的宏图大志，一步步推上高峰。
这是领袖和政治家的素质，皇太极有这样的素质，历史又给了这样的机遇，所以，他成功了。
人们看得到他乘机而作所获得的许多胜利，有谁知道是否存在幕后活动?
人们看得到他善骑射、好读书，仪表奇伟、颜若渥丹，既威严难犯，又宽仁大度，但有谁真正懂得他，有谁真正了解他的内心呢?
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她——汗王的小福晋布木布泰。
只有她，有真正接近他的条件和环境，并具备足够的才智和目光。
凤凰楼下五大福晋(1)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对布木布泰来说，也是她一生中极不寻常的时期。汗王崩逝，大福晋阿巴亥生殉，给她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
为丈夫想，她有暗暗出了口气的痛快；可是看到同时失去汗父母后的多尔衮、多铎痛苦流泪，她又觉得悲伤。丈夫十二岁丧母后备受冷落的境遇，曾使她由同情而生出爱怜；而丈夫又同大贝勒们一起，逼阿巴亥殉葬，让十三岁的多尔衮和十一岁的多铎丧母，多尔衮和多铎不也一样令人同情吗?或许，她从她的堂姐、多尔衮的福晋那里偷偷听来老汗王的遗嘱，原是要多尔衮继位、代善辅政的；最后她布木布泰的丈夫倒被众人推拥着登上了汗位!
十三岁的女孩儿，天良未泯，总会对此感到歉疚和内心不安的。
但是，阿巴亥的生殉又告诉她，做汗王的福晋，除了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之外，还有一把高悬在头顶的命运的利剑，不知在何时何地，不知会落在谁的头上!这使她细想起来心惊胆战。因为，她此时已成为天聪汗的小福晋了。
八月份的整整一个月中，布木布泰的###就这样被惊、喜、惧、爱、恨等种种感受折磨了一个够。折磨的结果，是她变得更加柔顺、更加机敏，也更加温柔寡言了，她自觉又长大了好几岁。
她的丈夫第二次看到了这个变化。
布木布泰刚嫁过来的时候，对于皇太极，不过是个依人小鸟，可爱的小玩物罢了。本是一桩政治联姻的产物，也是繁冗的政事、劳累的征战之余的生活调剂。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她的与众不同，发现了她令人惊异的早熟。
布木布泰知书达礼，能写会算，嫁过来的原因之一，是壮大姑妈哲哲的势力。她果然全心全意地帮助哲哲，不仅陪伴解闷、侍候月子，还协助哲哲这位嫡福晋管理府中的大小事务，乃至财产的分配出入。皇太极偶然对家事询问一二，布木布泰总能对答如流，井井有条，使他觉得这个小管家处人处事合情合理，既有见识，又有才干。
又不知是何时，皇太极发现布木布泰不只是一般的能识会写，而且跟他自己一样爱读书，通经史。这共同的爱好，使他们之间增加了许多话题，共处一室时更增加了许多乐趣。渐渐的，他们之间有了一点平等。开始或许是出于好奇和寻开心，皇太极考问小福晋一些书史文章以为乐，后来考问慢慢变成咨询，再后来，不仅咨询书史，在治理朝政中遇到一些问题，也想听听这个小福晋的意见了。因为她总能提出某种独特见解，来增加皇太极的选择余地。
随着布木布泰渐渐长大，渐渐成为一位秀丽动人的少妇，正应了当年汗王宫里的预言，出落成一个美人儿，但她的聪明才智仍超越她的美貌而为皇太极所重视。她似乎可以称为汗王的后宫谋士了。
不过，比较而言，皇太极从布木布泰那里得到的，远不如布木布泰从皇太极那里得到的多。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小福晋从丈夫身上学到的一切，影响、指导甚至可说是主宰了她的一生。
丈夫的用人行政，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出于特殊的姻亲关系和方便条件，她还会参与某些幕后活动，比如由她去影响她的姐妹，进而影响和笼络几位娶了科尔沁博尔济锦氏家族格格的小贝勒，在孤立阿敏和莽古尔泰的会议中，投皇太极一票。
皇太极即位以后，立即对后金面临的三大敌国采取了不同的行动。布木布泰看到丈夫热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明朝提出和议，甚至不惜向明朝表示愿意去掉天聪年号、遵奉明朝正朔。她明白在三大敌国中明朝最强，后金国势不稳之际，议和确实是明智之举。但为什么一面高唱议和，一面又不断入侵，数次打进关内、兵临京师，甚至长驱直入、践踏到山东山西河北各省，掠夺大批人口财物回沈阳?
皇太极对她阐明了其中奥妙：人口财物是解决目前国内困难最需要的，不能因议和就绝了这条来路。议和可以争取时间、储备力量，议和更有利于招降大批明朝汉官汉将为我所用，这叫作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
议和就这么一直议下去吗?议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
皇太极的回答更耐人寻味了：什么时候解决了朝鲜和蒙古，议和就什么时候完结!
解决了朝鲜，就免除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解决了蒙古，就消除了后金侧翼的威胁，后金就能倾全力打击明朝，进攻中原，夺城取地了。
布木布泰懂了，为达到目的，应当采取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无论真假、无论是非、无论酸甜苦辣咸。只要这目的值得去追求。
皇太极更用实际行动，一步步加深布木布泰的认识和领会。
他用战、和两手迫使朝鲜臣服，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
他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高官厚禄引诱，招降了大批明朝官兵，其中包括当时明朝火炮最先进、武器最精良的孔有德、耿仲明率领的登州军；
他并不因女真历来信仰萨满教而视其他宗教为异端，相反，大力宣扬和扶植喇嘛教，用以联络蒙古和西藏。对蒙古各部，更是恩威并施，使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克什克腾等部先后归附；而集中力量打击漠南蒙古中最强大的、与明朝结盟、与后金为敌的元朝直系后裔察哈尔蒙古。
凤凰楼下五大福晋(2)
布木布泰终于心明眼亮，看进了丈夫的心底。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取天下，作真正的皇帝!简化成四个字：入主中原。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无论处理内政外交还是对待兄弟妻妾，他都会不择手段。
这也许正是政治的精髓所在。耳濡目染，布木布泰身上的政治气味也越来越浓厚了。这是命运对她的厚爱，又是命运对她的惩罚。要过很久很久，她才能看清这一点。
皇太极即位后，便立哲哲为中宫大福晋。有姑母的尊贵地位，布木布泰在侧福晋中也位列前茅。遗憾的是，姑侄俩都命里子星不旺，哲哲在天命十年生了皇二女马喀达以后，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生了皇三女，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第三胎又是一位公主，即皇八女。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布木布泰十六岁时，生了皇四女雅图；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又生皇五女阿图；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再生皇七女。直到皇太极正式称帝之前，姑侄二人为她们的丈夫共生了六个女儿。除了皇长子豪格而外，汗王只拥有两个幼子，一个是庶福晋颜扎氏所生的皇四子叶布舒，一个是侧福晋叶赫那拉氏所生的皇五子硕塞。这种局面，对博尔济锦氏的姑侄俩显然不利。
皇太极特别重视与科尔沁蒙古的亲善，并未因此而冷落她们，更没有起废立之心，反而安慰性地再次明确她俩的尊贵地位，但对嫡配无子实在也有几分担心。这可以从天聪六年的一桩联姻中窥见一二。
这年正月，皇太极声明：现在已经册立了中宫皇后和西宫妃，惟有东宫未备，闻听蒙古扎鲁特部博尔济锦氏戴青之女有贤名，特遣使前往下聘。于是，又一位博尔济锦氏家的格格进入了后宫。但扎鲁特博尔济锦氏属蒙古的黄金家族，是不是因此她被册封为东宫妃?皇太极当时曾大宴诸贝勒，以示郑重的。中宫皇后哲哲尊贵依旧，西宫妃布木布泰的位序却后移了。女真民族居室尚东，东宫妃的地位高于西宫妃。虽然不是明显遭贬，因为西宫妃毕竟还高于其他侧妃庶妃，但皇太极和布木布泰两个人都应该心里有数。
可惜，这位有贤名的东宫妃也好景不长，一则她进宫后于天聪七年和天聪九年两次生养，也都是公主；二则皇太极的事业在天聪九年发生了一个大飞跃，这一飞跃带来举国上下的欢庆，带来民族的兴旺发达，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皇太极一直打着与明朝议和的旗帜，原因之一是为了对付强大的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阻止察哈尔部与明朝的联合。
当时的漠南蒙古，东到吉林，西至贺兰山，南邻长城，北距瀚海，分居各部大多是元朝的后裔，其中最强大的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更是成吉思汗直系后代，为蒙古各部族共主，称蒙古大汗。1604年他登上汗位时，只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但雄心勃勃，立志要重振祖业，找回往昔一统天下称霸世界的光荣。十数年卧薪尝胆，积蓄力量，终于具备了号称十万铁骑的强大实力，蒙古各部无人能及。他试图循着先祖成吉思汗的足迹，以武力征服为手段，首先统一蒙古，所以横行于漠南诸部间，肆行侵扰，意在逐一征服。
但此时的局面与成吉思汗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苦于林丹汗暴虐的各部，为摆脱其欺凌和控制，又受到皇太极恩威并施政策的感召，纷纷归附后金以求得保护。这更加深了察哈尔蒙古与后金的敌对。
皇太极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察哈尔部的强力打击，先后在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和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三次亲征，终于打败了林丹汗这个多年的老对手。林丹汗先败遁西土默特部，后又逃奔青海，天聪八年病死在青海的大草滩。
林丹汗败死，其部众纷纷投到皇太极麾下，林丹汗的妻子们也率众先后来归。
第一个，是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天聪八年八月，窦土门福晋率领众多部属，由察哈尔贵族多尼库鲁克护送，在皇太极的军营行幄拜见了皇太极，然后移往木湖尔伊济牙尔地方驻扎恭候，要归嫁天聪汗。皇太极犹豫不决，大贝勒代善鼓动诸贝勒合词奏请皇太极应允，认为只有将窦土门福晋选入宫闱，才能抚慰众心。皇太极终以收纳窦土门福晋有利于笼络察哈尔部众而决定前往迎亲。事实证明，他的决定很明智。因为护送福晋来的多尼库鲁克为此十分高兴，说皇上肯纳窦土门福晋，则新附诸部和护送诸人都不胜踊跃欢庆之至。在此，我们可以又一次感受到，即使拿婚姻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草原民族的观念也是同中原地区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个，是一位身份很特殊的女子，她的来到隐藏着许多至今尚不可解的谜。她就是布木布泰的同胞姐姐海兰珠。天聪八年十月，科尔沁蒙古贝勒吴克善第二次送妹来归嫁皇太极。这和上一次送妹归嫁已相隔九年，上一次他送的是十二岁的小妹妹布木布泰，这一次他送的是二十六岁的大妹妹海兰珠。
亲姐妹同嫁皇太极，海兰珠比布木布泰大五岁，嫁来时间却晚了九年，这是怎么回事?照理说，一般蒙古女子很少留在闺中到二十六岁还不出嫁的，何况海兰珠美貌温柔，不是嫁不出去的丑女，科尔沁蒙古莽古思王爷一族，既然肯将哲哲、布木布泰姑侄俩嫁给皇太极，也不会吝啬于海兰珠的。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海兰珠早年已经嫁给了别的人家，这人家很可能就是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败亡之后，海兰珠无所归依，有哲哲和布木布泰在皇太极耳边撺掇，才会有这次亲上加亲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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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楼下五大福晋(3)
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二月，皇太极授命贝勒多尔衮、豪格、岳托、萨哈廉率精兵一万西征，进入河套地区，消灭了林丹汗的残部，路上遇到前来归附的察哈尔汗的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又说降了察哈尔汗妻苏泰太后。四月，班师回沈阳。皇太极亲率诸贝勒远迎至阳石木河。因为苏泰太后不但携子额哲(即林丹汗的嗣子)率部众来归，而且献上了元朝历代的传国玉玺。这实在是皇太极梦寐以求的瑞祥和喜兆。后金国上上下下，更是一片欢腾，觉得天命所归了。
皇太极设大宴款待来归之众。宴会的香味和酒气使人们兴高采烈。诸贝勒又一次纷纷奏请，说囊囊太后乃察哈尔林丹汗多罗大福晋，既归我朝，必应使得其所，只有汗王纳娶，最为适宜。皇太极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他有个好主意。
两位太后都带来众多的部众，囊囊太后有一千五百户，苏泰太后也有一千户，察哈尔林丹汗作为元朝的直系后裔，保存和搜集的财富也很可观。同时，随两位太后来归的还有许多年轻美貌的蒙古福晋和格格，皇太极已经收纳窦土门福晋，开了先例，此刻也就豁达大度地命诸贝勒挑选各自中意的女子。
贝勒豪格看上了察哈尔伯奇福晋；贝勒阿巴泰选中了察哈尔俄尔哲图福晋；贝勒济尔哈朗对已故妻子的妹妹苏泰太后心向往之，皇太极也准了他的请求。不料大贝勒代善也看中了富有而美丽的苏泰太后。但皇太极答应济尔哈朗在先，并且济尔哈朗娶苏泰太后也更近情理。为了安抚兄长，皇太极命代善娶尊贵的察哈尔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代善竟嫌囊囊太后贫穷而不肯，最后倒娶了财产丰厚的察哈尔汗的女儿泰松格格。
皇太极于是娶了囊囊太后。这样，汗王的后宫，一下子增加了三位尊贵而富有的福晋。这对原来的中宫皇后和东西二宫妃的地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朝鲜臣服，察哈尔蒙古灭亡，元朝传国玉玺到手，汗位汗权空前强大，沈阳皇宫建成，皇太极志满踌躇，终于在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正式称帝。
四月初十日，称帝大典在新建皇宫的崇政殿举行，上“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改沈阳为盛京。分封诸兄弟子侄：和硕兄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
多铎、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亲王岳托、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等，并命各兼理六部部务。
七月初十日，皇太极在崇政殿举行大典，册封五大福晋，她们是：清宁宫中宫大福晋哲哲，为国君福晋，称皇后；东关睢宫福晋海兰珠为东宫大福晋，称宸妃；西麟趾宫福晋娜木钟，即原察哈尔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为西宫大福晋，称贵妃；东衍庆宫福晋巴特玛·，即原察哈尔窦土门福晋，为东次宫侧福晋，称淑妃；西永福宫福晋布木布泰为西次宫侧福晋，称庄妃。
凤凰楼，是盛京皇宫后宫的大门，凤凰楼后，一组建在高台之上的四合院式的宫殿，就是皇太极的后妃生活区。正中是清宁宫，东宫为关睢宫，西宫为麟趾宫，东宫下首为次东宫衍庆宫，西宫下首为次西宫永福宫，统称台上五宫。五宫之主位，就是当时后宫、也是大清国最尊贵的女人了。
哲哲保住了她的中宫皇后，布木布泰原是姑妈的副手，东宫妃戴青之女的到来，使她降到第三位，如今，又被挤到了第五位。她心里不免有些悲哀，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原来的东宫妃连一宫之主的地位都没能争到呢。
这种变化，也许反映了皇太极对布木布泰宠爱的衰退，但仔细探究起来，还能看到皇太极心理上的一些弱点。
哲哲是多年嫡妻，又已正位中宫，换掉她会引起政治震动；海兰珠很特别地使皇太极情有独钟，突然上升到第二位也可以理解；把原来的东西二宫妃排挤下去，为的是安置两位察哈尔林丹汗的福晋。毋庸置疑，娜木钟和巴特玛·都为皇太极带来一大笔收入：部属就有二三千户，牛羊牲畜不在少数，还有她们身为蒙古大汗、元朝直系后裔所拥有的无数珍宝财物，这些是原来的东西宫妃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女人曾经是林丹汗的妻子，有高贵的身份。尽管林丹汗是皇太极的敌手，尽管皇太极已倾全力灭掉了察哈尔蒙古，但他内心深处羡慕林丹汗高贵的血统，羡慕察哈尔蒙古祖上建立过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的辉煌，羡慕他们曾入主中原当元朝皇帝的历史。这就像许多暴发户内心对哪怕是已经十分清贫的没落贵族总是又恨又眼红一样，所以暴发户也常常以与贵族联姻为荣，甚至干脆捏造一个贵族家世，买上一个贵族头衔。娜木钟和巴特玛·就是皇太极引以为荣的、抢夺来的头衔。
遗憾的是，皇太极的这个弱点传给了他的子孙，尤其是他的子孙们进入中原，置身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面对悠久灿烂的汉家文化时，这点民族自卑心理更发展成为疑忌、忌刻，造成了清代数不清的血淋淋的文字狱。所有的文字狱，几乎都是因指斥清朝统治者为夷狄、为蛮族而起的。由此生发和扩展开来，造成有清一代思想钳制之严为我国历史所仅见的状况，封闭了国家的目光，窒息了民族的生机，这是后话了。
皇太极对蒙古使用恩威并施的手段，获得完全成功，就在崇德元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领主，在盛京举行大会，共尊皇太极为他们的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整个漠南诸部都臣服于大清。至此，皇太极东降朝鲜、西收察哈尔，自鸭绿江直抵贺兰山，都进入大清国的版图了。
凤凰楼下五大福晋(4)
海兰珠的到来，布木布泰原本是很高兴的，当初也是她在皇太极面前力主的。凤凰楼下高台五宫的五大福晋中，她们亲姑侄就占了三位，后宫还不就是科尔沁博尔济锦氏蒙古格格的天下?
谁知“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海兰珠竟夺去了皇太极的全部爱恋。
每当高台五宫的后妃们凝目凤凰楼，等待着随驾侍卫的开路呼喊和宫婢的禀告、等待着迎接皇太极回后宫时，心里总充满新的希望：也许在清宁宫帝后同坐、众妃请安拜礼之后，皇上会进自己的宫门，进自己宫内的暖阁，给自己一次获得皇子麟儿的机会。然而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宫妃们都失望了，因为皇太极只到关睢宫，只宠幸宸妃海兰珠。
海兰珠固然如花似玉、温柔贤淑，但“承恩不在貌”，爱情这个东西是很难说清楚的。海兰珠和布木布泰是亲姐妹，同样受有蒙古美人的赞誉，布木布泰还年轻五岁，照说丈夫宠少妻乃是常理，为什么竟出现这样的局面?或许是布木布泰像她的封号一样过于端庄而缺少情趣、过于聪明过于政治化而使皇太极敬而远之?海兰珠虽年长，却有远比布木布泰丰富的生活阅历，或许更富有女性魅力，使整日在政治和战争中紧张争斗的皇太极，能够在如水的温柔里获得抚慰和补偿?
总而言之，海兰珠一嫁过来，很快就与皇太极情投意合、形影不离了。所以，崇德元年，她能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位居四妃之首的东宫大福晋，如果哲哲不是她的亲姑妈、不是早年老汗王指定的嫡福晋，海兰珠完全有可能正位中宫，成为皇后。
事实上，宠冠后宫的海兰珠，已经不啻中宫皇后了。
身为皇后的哲哲没生儿子，而海兰珠在嫁过来的第三年，即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七月初八，在关睢宫为皇太极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孩子虽然称皇八子(按活着的皇子排行是第六子)，但却是尊贵的大福晋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皇太极非常高兴，竟开有清一代的先例，在皇宫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崇政殿，颁发了清朝的第一道大赦令，御制文中说：“今蒙天眷，关睢宫宸妃诞育皇嗣”，故而大赦天下，使万民咸被恩泽。一个初生的婴儿，就被定为皇嗣，其母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事在当时，当是一件轰动中外的重大消息。诞育皇嗣、颁发大赦令，引来了八方朝贺。蒙古诸部，尤其是与大清有姻亲关系各部，尽都不远千里，一路上驱赶着牛羊驼马，带着各种土产方物，奔赴盛京，朝见皇太极，献物示庆，上表称贺。朝鲜国王在元旦日上皇帝皇后贺表、敬献方物的同时，还上了皇太子贺表，并进献皇太子礼品，其中有绢、绸、葛、席、貂皮及高丽纸等。
皇太极于此时，正当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国家稳定巩固，势力强大，皇室内部也平稳和顺，团结一致，后宫兴旺，爱妻生子，真所谓春风得意，处在他一生的巅峰。为表庆贺，他数次大宴宾客于崇政殿、清宁宫，着实盛况空前。
尽管海兰珠是亲侄女、亲姐姐，她的专宠对皇后哲哲和永福宫庄妃不能不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哲哲怎么对待和处理，不见端倪，而布木布泰却没有放弃努力。她已经从丈夫那里学到了不达目的决不甘休的坚强毅力。她想必是很艰难地从姐姐专宠的缝隙中找到了机会，想必是利用男人都具有的好色弱点唤回了丈夫的一次爱怜，总之，在她姐姐海兰珠有六七个月身孕的时候，布木布泰第四次怀孕了。
但是，这时的凤凰楼下的高台五宫，完全被宸妃海兰珠的光彩盖住了。布木布泰出现妊娠反应的节骨眼，正当海兰珠的皇嗣诞生的时候，满宫廷满朝野如火如荼，都向着宸妃赞美献好，没有人去关注西永福宫里连生三个女孩的庄妃。也许只有跟布木布泰同病相怜的哲哲来安慰和关照她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没有料到，那高贵的皇嗣只活了六个月，就因患天花而夭折了。事情又很巧，皇嗣死在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二十八日，两天以后，正月三十日，布木布泰生下了皇九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福临。
皇太子夭折和皇九子出生，两件事情几乎就是同时，这就注定了皇九子的诞生不会带来多少喜悦。皇帝和他的宠妃东宫大福晋都沉浸在悲痛中，所有的人不管心里怎么想，行动和表情都得与皇帝一致，整个宫廷内外和朝廷上下都为国家失去皇嗣而被一团悲雾所笼罩，谁还记得起永福宫有个新生儿。
布木布泰当然为自己终于生了皇子而高兴，心底深处也未尝不因皇太子夭亡给自己的儿子留下希望而感到庆幸，但她更不能表现出来，她一定得和大家一样显得悲痛惋惜，并且一定在月子里坐在床褥中遣人去向失去儿子的亲姐姐致以哀悼和慰问，向丈夫致以哀悼和慰问。
失去儿子，尤其是已被立为皇太子的儿子，这样残酷的打击是宸妃海兰珠难以承受的。她终日哭泣，日夜悲伤，寝食不安，一天天地消瘦了。这使得皇太极更加关怀怜爱，多方劝慰，赐珍宝锦缎，调饮食药饵，只要穿过凤凰楼回到后宫，就在东关睢宫里陪伴郁郁寡欢的海兰珠，还不时带她去到郊外散心。这一切都不见效时，皇太极又请来了海兰珠的娘家人，试图由祖母和母亲的抚慰来消除爱妃心头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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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楼下五大福晋(5)
崇德三年之夏，年前刚刚受皇太极封赠为和硕福妃的科尔沁蒙古大福晋，即莽古思之妻哲哲之母，带领着儿媳妇寨桑之妻和孙子满珠习礼、吴克善等前来朝见，都是凤凰楼下高台五宫里姑侄三人的至亲。皇太极亲自率领诸王贝勒福晋到演武场迎接，直迎回盛京皇宫。
皇太极在崇政殿里对亲戚们行规格最高的接见礼。
和硕福妃献上鞍马、骆驼和贵重的貂皮。
皇太极于是在金銮殿上摆开了盛宴，家族亲戚欢聚一堂，歌吹响亮，舞队翩翩，欢快达于顶点时，在筵席间打起了莽式，这满洲传统的粗犷又豪放的舞蹈，几乎把所有的宾客都卷进了欢乐的旋风之中。皇太极宴前申明：大家都要尽欢!
皇后哲哲依在母亲科尔沁大福晋、和硕福妃身边；宸妃海兰珠和庄妃布木布泰姐儿俩依在她们的母亲科尔沁小福晋寨桑之妻身边。一后两妃都因娘家得到皇上如此的恩宠而感激谢恩，但谁的心里都明明亮亮，这一切，只是为了讨得脸色苍白、眼神忧郁的宸妃的欢心。
宸妃海兰珠的美丽眼睛里始终充满泪水。眼前的欢乐景象，让她联想起一年前的今天。皇太极追封祖父莽古思为和硕福亲王，立碑于墓前，封祖母为和硕福妃，是大学士范文程奉诏亲自前往科尔沁草原册诰的。那时祖母、母亲和哥哥为此特地来盛京朝见谢封，丈夫也如今天一样远迎、一样盛宴款待、一样歌舞欢庆，不过那时是为了她的儿子的诞生，为了大清国有了一位皇嗣，如今呢?……海兰珠不禁潸然泪下。
不几天，皇太极又诏封海兰珠和布木布泰的母亲科尔沁小福晋为贤妃，并赐给仪仗。这可是非同一般的极大荣宠，可算是爱新觉罗氏家族之外的独此一家了。然而人人都明白，这完全是为了宽慰宸妃，布木布泰，甚至皇后哲哲也不过沾光而已。
要说皇太极的爱心完全在海兰珠的身上，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其实，崇德改元建大清以后，皇太极的国事家事都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确实到达他一生的最高峰。
他的宏伟大业此时真称得上是一日千里。
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的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在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遣使来朝归附，皇太极给他们规定了每年各部奉献一匹白驼八匹白马的九白之贡，从此喀尔喀三部与清朝建立了臣属关系。漠南、漠北蒙古的广大地区，都成了清朝的势力范围。从此后，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兵团，就将成为皇太极进攻明朝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遗志，继续进行对黑龙江流域的统一。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黑龙江上游南北两岸索伦部落各城各屯都来归附，鄂嫩河、尼布楚一带的蒙古部落和贝加尔湖以东的使鹿部落等，也都先后归附。到了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北方地区从鄂霍次克海到贝加尔湖的广袤无际的原野山林，都成为清朝的属地。皇太极在这些地区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把当地居民都编入旗籍，称之为“新满洲”，同样隶属各旗，披甲出征，成为满八旗的组成部分。
这时候，原来是重大威胁的蒙古、朝鲜，都已成了满洲的大后方，历年派大军入塞中原，大肆抢掠烧杀的所谓“掏心战”，也都很见成效，壮大了国力和兵力，带来了一批又一批治国统兵人才。时机已经成熟，皇太极将倾全力攻击最后的对手明朝，要跟朱元璋的后代争天下了。
遗憾的是，在皇太极的国事热火朝天的时候，他的家事却过早地越过了高峰。谁也想不到，那个来到人世只有六个月的小生命，竟会引发这样可怕的连锁反应，带来这样多的不幸，以至差一点断送了大清国锦绣也似的前程。
皇太子没有来得及命名就死了，做母亲的宸妃无论如何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不管皇太极如何施恩赐物，不管皇太极用怎样的怜爱去抚慰，去宽解，宸妃海兰珠仍然一天天地衰弱下去。
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九月，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前来援救关外重镇锦州。皇太极御驾亲征，九日率军扎宫在松山城西北十里处。十二日，从盛京来到的官员向皇上奏言关睢宫宸妃得病。时值两军对垒的严重时刻，皇太极却毫不犹豫地立刻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各固山额真，命他们固守杏山、高桥，随后，十三日一大早，皇太极就车驾起行，赶回盛京。
十七日，皇太极抵达旧边界驻跸。当夜一更时分，盛京遣使来奏报宸妃病危，皇太极闻讯立即拔营，连夜赶奔，并遣大学士希福、刚林及冷僧机、索尼等急驰前往候问病势来报。希福等人五更赶到盛京，方入大清门、至内门击云板叫门时，宫内传出一片哭声，宸妃正于此刻薨逝，没有等到与心爱的丈夫最后再见一面。冷僧机和索尼不顾人马劳乏，汗湿淋淋，立刻回马急奔，在盛京城外遇到圣驾，便以宸妃已逝奏闻。
皇太极犹如五雷轰顶，登时恸哭失声，飞马驰入大清门，直扑关睢宫，直扑到海兰珠的遗体上，恸哭不止，捶胸顿足。皇后与众妃力劝、诸王贝勒跪求，都不能阻止他如流泉一样的热泪。他下令宸妃丧殓之礼一切从厚，甚至元旦佳节也免去朝贺、停止筵宴乐舞，等同于国丧。他自己身离宫院，独居御幄，朝夕悲痛，竟至六天六夜不饮不食，终于导致昏迷休克，吓得后妃及诸王大臣设祭物于神前祈祷。
凤凰楼下五大福晋(6)
其时，都察院参政等人谏劝说：“天佑皇上底定天下、抚育兆民，皇上一身关系重大。今天威所临，功成大捷，松山锦州克取在指顾间，此正我国兴隆、明国败坏之时，皇上宜仰体天意，自保圣躬，可为情率而不自爱乎?”
也许是英雄志终于克服了儿女情，皇太极终于有所醒悟，表示今后要善自排遣。但实际上，他仍是难以自拔。他为宸妃频繁地举行各种祭奠：初祭、月祭、大祭、冬至节令祭、岁暮祭等等。重要的祭祀，皇太极都亲率王公大臣、后妃福晋等参与典礼，宣谕祭文，献茶献酒；还召喇嘛、僧、道等讽诵经文，使宸妃早生福地；在宸妃丧期内作乐的官吏和宗室，都召来皇太极的暴怒，被一一革职禁锢。这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丧，连外藩蒙古、朝鲜等都遣专使来朝吊祭。十月里，宸妃海兰珠受册谥为敏惠恭和元妃。终年三十二岁。
后来为了恢复衰弱的身体，排遣忧心，皇太极每月出猎郊原；但每一出猎必定过宸妃茔墓，皇太极必定又恸哭一场，并必定与同行的皇后诸妃奠茶奠酒。自他闻宸妃病的消息从前线赶回盛京后，就再也没有重返松锦战场，从而也就结束了他四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他的身体虽也有见起色的时候，但元气已伤，已无完全恢复的可能了。
在皇太极悲悼海兰珠不能自已的时候，伤心怀抱别有人，那是庄妃布木布泰。
哲哲是中宫皇后，尊贵可以减轻冷遇所造成的伤害；麟趾宫贵妃和衍庆宫淑妃新来乍到，失宠的感受还不会很深切；惟有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入宫已经十六年，曾经是皇太极最心爱的小福晋，在宫里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降到第三位，可以解释为没有生儿子来自我安慰；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降到第五位，无疑已是失宠；好不容易生了儿子，而且是在皇嗣死后立刻出生、正足以补缺的皇子，却仍然不能挽回丈夫的心!皇太极的爱恋、皇太极的情意，海兰珠生时由她全部领受、死后由她全部带走，这难道不是比海兰珠年轻漂亮、比海兰珠聪明颖慧的布木布泰最大的悲哀吗?
布木布泰多少次对孤灯、守空帏，多少次见花落泪、对月伤怀，又有多少次紧紧搂抱着幼小的儿子幽咽暗泣，那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她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妇，健康美丽，出生在科尔沁大草原，血脉里流动的是蒙古民族豪放粗犷的热血。虽然皇太极称帝以后，模仿汉家皇帝严格了内外，加强了宫禁，但男女配合是天赋权利的蒙古传统观念，并没有在她心里死绝，宫墙禁令，只禁得住身体和行动，永远禁不住思想和感情。
在被丈夫冷落的时候，她移情别恋，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她移情的对象，只能是那位与她自幼时就志趣相投，又因政治需要和姻亲关系而接触最多，已经日渐成长得智勇双全、威武英俊的睿亲王多尔衮。
多尔衮对布木布泰，多年来也一直怀有爱慕倾倒之心。但他们只是相互引为知己而已，一种精神上的爱恋，彼此心照不宣。当时的条件，只给了他们家庭宴会、祭祀、多尔衮进宫请安等等一般的相见机会，使他们很难如一些野史传说中的那样真的达到私通的程度。
布木布泰也还在努力挽回丈夫的心，积极参与丈夫的政事。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松锦大战奏捷，俘获了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布木布泰仰体皇太极的圣意，配合大学士范文程，以自己的美色和温存软化了洪承畴的敌意，用参汤救活了绝食将死的洪承畴的生命，终于使这位明朝辽东战场的总指挥、对大清来说十分难得的高级人才诚心归顺了皇太极。
松锦大捷，举国欢庆，可是连崇政殿里举行的庆祝胜利的盛大宴会，皇太极也没有参加。他怕新降的洪承畴生疑，特作解释说，是因为关睢宫敏惠恭和元妃丧期未过的缘故。不知他是否向布木布泰和其他后妃作同样的解释。因为更大的可能是因为体力不支。不管怎么说，布木布泰心又凉了半截。
她的努力又白费了。
共定风波(1)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深夜，盛京皇宫宫门云板传出哀音，大清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在清宁宫端坐而崩。享年五十二岁。
皇太极在位十七年，上承努尔哈赤开国之伟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有豁达的胸襟，又不乏春风和畅的气度，目光远大，知人善任，是既有大志，又具备雄才大略的素质很高的政治家。高明的政治家做皇帝，本色当行，自然轻车熟路，驾驭自如。他壮年而逝，实在是满民族的重大损失。
皇太极在八月初九日的上午还到崇政殿办公，当夜却突然去世。据当时记载的各种迹象来看，他像是因脑血栓引起了脑溢血，死亡极快，没有痛苦。正因为如此，他没有留下遗嘱；在宸妃所生之皇嗣夭折后，他也没有再指定继承人。于是，皇位继承再一次成为一个爆炸性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皇帝猝然死亡，使得大清王朝的权力结构突然间就失去了平衡。受到激烈震动的统治层内部意识到，他们将要面临诸王兄弟为窥伺帝位而相争为乱的局面。当时在盛京的朝鲜使臣也看出，因为国本未定，而诸王各分其党，必有争夺之事，竟也幸灾乐祸地奏报他们的国王说：“汗死，则国必乱矣!”
国会不会乱，取决于继位问题能不能妥善解决。
妥善解决此事的关键，在于推举出一个令诸王大臣都口服心服的皇位继承人。
谁来继承皇位?
这是悬在立国未久的大清王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此刻，各派政治力量都在积极活动，努力争夺自己的权益。盛京城内空气分外紧张，就如夏日暴风雨来临之前那么阴霾、那么令人窒息，翻滚的浓厚乌云中，不时传来隐隐雷声、灼灼闪电，使得所有的人，不论有关还是无关，都异常焦躁不安。
既有夺位实力，又有继位权利的，当属礼亲王代善、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
我们分别看看这三位的条件。
第一位，礼亲王代善。
礼亲王代善曾经被努尔哈赤立为皇太子，努尔哈赤逝世后，本以长子当立，他却出于种种考虑，让位于皇太极。如今皇太极又去了，论尊、论长，都非代善莫属；论实力，他掌握着两红旗，当初仅次于手握上三旗的皇帝本人。看来他似乎应是继位人的首选了。
然而，代善这年已经六十三岁了，多年的征战消耗了他的体力，年事渐高，也使他越来越保守，特别是政坛上的风风雨雨，更消磨掉了他对朝政的兴趣。
当年他身为皇太子时，正在三十岁左右，未尝没有一番雄心壮志。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被废，给了他极大的打击，若不是他乖巧地杀妻认错谢罪，他也会像他的哥哥褚英一样被父汗所杀。由此，他深切地认识了政治的险恶、皇家的冷酷无情。
他既不是皇太极的对手，让位就是十分明智之举了。
皇太极取得汗位以后，对代善格外礼敬，常赐给良马金帛等物，常召请他到清宁宫行家庭礼，举行家宴，元旦时还命中宫皇后及众妃向代善拜贺节庆等等，比对待其他兄弟都要优厚。代善在总体上说，也是支持皇太极的。无论在对阿敏和莽古尔泰的处理上，还是在由四大贝勒并坐受朝变为皇太极独坐南面的改革中，代善都是站在皇太极一边的。其间与皇太极在战事的进退等一般性细节上小有矛盾，也都能顺利解决。问题是，阿敏和莽古尔泰被除去以后，原来的四大贝勒就余下了代善和皇太极，无论怎么说，代善仍然是对汗权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威胁。代善本人又毛病不少，很容易被善于等待时机的皇太极抓住。
皇太极只要抓住，就不会轻易放过。
还是回到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征服察哈尔蒙古的巨大胜利之后吧。当皇太极命诸贝勒在前来归附的察哈尔蒙古贵妇中挑选中意之人时，代善看中了富有而美貌的苏泰太后。但因苏泰太后是济尔哈朗的妻妹，皇太极已先许给济尔哈朗而不能答应代善，便退一步让他娶囊囊太后。代善却嫌囊囊太后穷，娶了有钱的察哈尔汗女泰松格格。事情本该就此告一段落，代善却不肯罢休，仗着自己是皇太极之兄，是国中大贝勒，此后又多次提出要强娶苏泰太后为妻，皇太极一直不准，代善于是耿耿于怀。
这不满很快勾起了代善多年埋藏在心里的怨恨，有怨恨就得找出气口，出气的机会说来就来，几乎就在同时。
诸贝勒选娶察哈尔蒙古贵妇时，豪格娶了伯奇福晋，这一下惹恼了他的岳母大人——哈达公主莽古济。
莽古济是努尔哈赤与继福晋富察氏衮代所生的女儿，是莽古尔泰的同母妹、德格类的同母姐，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姊。初嫁哈达贝勒武尔古岱，所以人称哈达公主；天命末年夫死，后嫁蒙古敖汉部琐诺木杜棱。莽古济与前夫所生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岳托，一个嫁给豪格。她一听说豪格又娶一蒙古贵妇，便生气地说：“我女儿还在，为何又令豪格娶妻?”她一向与皇太极关系不好，此时更迁怒于他，满怀愤恨，不经皇太极同意，就从远迎凯旋大军的阳石木河擅自回家。这一行动，是明明白白地向皇太极示怨示威。看来，她和莽古尔泰、德格类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暴烈如火的性格，在险恶的###中，只会落个悲剧下场。
共定风波(2)
代善对待哈达公主，一向与皇太极步调一致，长期不和睦。但此时，当莽古济回家途中路过代善营前时，代善竟一反常态，和他的大福晋一起，把莽古济迎进大帐，设大宴款待，并赠以名马财帛——自然是因为同病相怜。
得知此事，皇太极非常生气，不但遣人去责问代善是何用心，而且盛怒之下，撇下众贝勒，独自先回盛京，进了宫后就紧闭宫门，不上朝也不许诸贝勒大臣进见。这行为简直如同小孩子赌气，却把诸贝勒大臣吓坏了，全都跪在宫门，恳请汗王临朝，并立刻对此事立案审理。
皇太极的要挟成功了。次日，他在内殿召集诸贝勒大臣，声色俱厉、长篇大论地训斥代善有六项罪行，其中心意思是指斥代善的离心倾向。诸贝勒大臣议拟革除代善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爵，夺十牛录属人，罚银万两。莽古济革除公主名号，夺其所属满洲牛录并罚款。
见代善服罪，皇太极又开恩免革代善贝勒爵，还给十牛录属人。对莽古济的处罚也恩免，只是禁止她与亲戚来往。
从当时国家的稳定着想，皇太极此举也是必要的。如果代善与莽古济联合，势必造成两红旗与正蓝旗三旗联合与汗权对立的可能，因为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底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暴卒后，其弟德格类继为旗主。德格类显然是同情自己的亲姐姐莽古济的。因为他也在这次事件中因徇庇公主受到罚款的处理。而且他似乎也是个暴烈之人，九月受罚，十月初二之夜，便也暴卒了。
和莽古尔泰死时一样，德格类之死也获得汗王亲临其丧的崇高待遇。莽古尔泰死时，皇太极在灵前痛哭，并摘帽缨，着丧服，居侧殿，亲送灵舆到寝园后才回宫；德格类灵前，皇太极哭得更恸，三更以后才离开，不回宫而在凤凰楼前设帐幄而居，并撤馔三日以示哀悼。在诸贝勒大臣的再三劝解之下，汗王才回宫。
恩威并用，皇太极已经用得非常纯熟、非常高明了，似乎可以打住了。
然而，这一年的十二月，皇太极又向诸贝勒宣布了一件重大的谋逆案：莽古济、莽古尔泰、德格类与琐诺木杜棱、冷僧机等，曾对佛跪焚盟誓，要夺皇位。由于琐诺木杜棱和冷僧机分别首告而得以印证，又查出谋逆的实物证据，即莽古尔泰所藏的十六枚木牌印，文为“金国皇帝之印”!
诸贝勒闻之皆怒，罪情重大，处理也就非常严厉。莽古济及知情的异父兄昂阿拉、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都被诛杀，参与盟誓的其他人并其亲友兄弟子侄一概凌迟，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的所有儿子也都降为庶人，属下人口财产都归了汗王，这样，正蓝旗就落到了皇太极手中，从此，天子自将三旗就成为定例。
这次大案一共杀了多少人，没有确切的数字，就家族内部的残杀而言，大概不少于努尔哈赤杀弟的那一回，而且第一次使用了凌迟这样极其残酷的千刀万剐的刑法。这还没有完。引发这一连串事件的莽古济的两个女儿，也先后遭到厄运。豪格义正词严地宣布他的豪言壮语：“我乃皇上所生之子，妻之母既然想害我父，我怎能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他竟亲自下手杀了他的妻子!岳托于是被挤到了夹缝中，只好也向皇太极表示要杀其妻，这种当众请示实际上表示了岳托的不忍心，也对皇太极自诩的宽仁将了一军。皇太极果然阻止了岳托。但后来在岳托家中又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魇魅事件，岳托之妻即莽古济的长女被定罪幽闭，永远不得与岳托见面。
最后，由皇上指赐，德格类的福晋，给了其弟阿济格；莽古尔泰的福晋，分别给了其侄豪格和岳托。——大概是为了给这两位杀妻、离妻者以补偿吧。
杀鸡给猴看，代善这时的心情，恐怕已不只是简单的兔死狐悲了。
皇太极做事是很彻底的。崇德改元称帝时，代善再次获得最高恩宠，被封为地位最尊的和硕兄礼亲王。当年十二月，代善随皇太极征朝鲜。次年皇太极命法司追论攻朝鲜时违法妄行之罪时，代善又被议得六条罪状。皇太极亲自在崇德殿将代善之罪宣谕诸王贝勒贝子及群臣。虽然没有给任何处分(实在也因为这些罪行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代善的威望和心理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无论是怎样棱角四出、锋芒外露的人，经过这样不断的捶打、大热的烘烤紧接着大寒的冰冻，也会给揉搓成软面团。
代善在诸贝勒发誓效忠皇太极时明确表示：“自今以后，效忠于皇上。”他效忠的具体表现，就是以年老为由，从此不问朝政。这正是皇太极最需要的。
代善被彻底制服了，承认了皇太极的绝对权威。他已经给揉搓成了软面团。
这样一个年老体衰、不问朝政的软面团，能够继承皇位吗?不要说难以服众，他自己恐怕也是纵有这个心，也无这个胆了。
第二位，肃亲王豪格。
肃亲王豪格出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是皇太极的长子，母亲为皇太极的继妃乌拉那拉氏。
豪格生性勇武，少年从征，随同祖父和父兄辈进行统一女真的战争，在对蒙古董夔、察哈尔、鄂尔多斯诸部的作战中屡立战功，十六七岁时就得到贝勒的封号。后来又多次同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等统兵出征，跟从父亲皇太极伐明，都立有军功，所以天聪六年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更被封为肃亲王，并兼理户部。他是天命天聪间有名的战将之一。
共定风波(3)
崇德元年封亲王以后，豪格屡受处分，但不久又因军功得到宽免。成为诸王贝勒中沉浮最频繁的一个。
天聪九年的谋逆大案中，尽管豪格以杀妻媚父的残酷行为力求摆脱干系，但在次年，即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六月，也即刚当上亲王才两个月，就同成亲王岳托一同论罪，一同降级为贝勒，一同罢部任。原因是岳托对谋逆案表示怀疑，说过“德格类哪有此事?定是妄言”的话；更因为岳托把杀妻这个烫手的铁球甩给皇太极，使皇太极不得不表示反对而产生难言的愤怒。豪格的罪名是党附岳托。
同年八月，豪格同睿亲王多尔衮攻锦州有功，命他仍摄户部事。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豪格又因其部下给他娶蒙古女子献媚的事，再罢部务。这次的贬谪长达两年，直到他随同睿亲王伐明，入关、下山东，大肆掳掠、多所斩获，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凯旋而归时，才因大功恢复了肃亲王爵，复管户部。
第三次在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他又同睿亲王去围困锦州，因不听军令，擅自离城远驻，并遣弁兵私回盛京家中，双双获罪，同降郡王。这一次贬谪又是两年，他戴罪立功，在大败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明军的战斗中功绩辉煌，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七月，复封肃亲王。
豪格这个人，勇猛有余，智谋不足。他的有利条件是皇长子，并有很突出的战功；不利处在于虽是皇子而母亲不贵，虽是黄旗下的一员大将，却不是一旗之旗主。因为两黄旗及正蓝旗是天子自将，旗主是皇帝本人。另外，从他不断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和杀妻求宠的行为来看，作为皇长子，他不无跋扈横暴之嫌。
第三位，睿亲王多尔衮。
努尔哈赤崩逝前，曾有“以多尔衮继位、代善辅政”的遗言，虽然遗愿成为泡影，却也可知多尔衮从小就聪慧过人，善于自处，在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所生的三幼子中，独得老汗王的钟爱。
皇太极继汗位后，为了对抗另外三大贝勒，也是他的三位兄长的势力，格外用心地笼络三位幼弟。但阿济格愚鲁、懒散、不听话，多铎更是借年幼而荒唐胡为，故意与皇太极作对。只有多尔衮，从不把未能继位的不满表现出来，处处谨慎自持，深得皇太极的好感，便也有意识地培养和优待他。
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二月，十六岁的多尔衮与十四岁的多铎跟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蒙古，凯旋而归。两个男孩子在这样的大战中并没有什么战功，庆功宴上皇太极却说：“两幼弟初次远征，克著勤劳，克期奏凯”，应予嘉奖。于是赐多尔衮号“墨尔根代青”(意为聪明的将领)，晋为固山贝勒；赐多铎号“额尔克楚虎尔”，奖励他的勇敢。
当要为多铎谈婚论嫁之时，这位难以对付的幼弟挑三拣四，多方刁难，非要娶皇后之妹不可。皇后哲哲此时已没有与多铎年岁相当的亲妹可嫁。必是与皇太极、布木布泰及科尔沁蒙古娘家商议再三，将二叔明安王爷的小女儿嫁给了他。她是哲哲的嫡亲堂妹，称得上“皇后之妹”，算是满足了多铎的虚荣和自大。
后来，为了进一步笼络幼弟，又在天聪七八年间给多尔衮和多铎聘娶了继福晋，她们是布木布泰三哥索诺穆的两个女儿，即皇后的侄孙女、庄妃的亲侄女。
皇太极与幼弟的骨肉亲情，又加入这许多重的婚姻关系，多尔衮想不感激不尽心也难。
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皇太极初设六部，命十九岁的多尔衮掌管吏部。吏部乃六部之首，掌理着官吏任命升迁等人事调动，是重要的权力机构。除了笼络的目的之外，皇太极也看中了多尔衮的聪明机敏，而且多尔衮知书达礼、通满汉文字，在当时的诸王中，也是一项突出的优点。他任事以后，勤勉政务，才能出众，办事妥善，常得众人赞扬，吏部被皇太极称为他最放心的一个部门。
多尔衮文武双全，英勇善战。他富于谋略，在战争中能够因势利导，以较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察哈尔林丹汗病死青海，其子额哲驻兵于托里图。皇太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天聪九年二月，命多尔衮为主帅，同岳托、萨哈廉、豪格率兵一万前往征讨。多尔衮一路严明军纪，先至锡喇珠尔格招降了察哈尔林丹汗妻囊囊太后和台吉索诺木及所属一千五百户，然后进逼托里图。到达时适逢大雾，多尔衮恐额哲所属人众惊溃逃走，下令按兵不动。他利用额哲之母苏泰太后是叶赫贝勒金台什的孙女这层亲属关系(金台什是皇太极生母叶赫那拉氏的哥哥)，特派已是后金大臣的苏泰太后的亲弟弟南褚前去劝降。
败亡之后无路可走的苏泰太后呣子，遇着靠山强大的亲弟亲舅来说降，焉有不从之理?对方还保证秋毫不犯——对此，主帅多尔衮和领兵贝勒都与额哲郑重盟誓。这样，察哈尔林丹汗的嗣子也归附了后金，还得到了元代的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凯旋归来，多尔衮向皇太极献上这方传国玉玺，后金王廷内外欢声雷动，都看做是一统万年的吉兆，众贝勒是借此事上表称贺并劝进的：得元朝传国玉玺，乃是天意，是天命所归，天命不可违。皇太极是“顺天命”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因此，登基后叙功分封的时候，多尔衮脱颖而出，被封为和硕睿亲王，位在第三，仅次于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满洲统治集团中的后起之秀。
共定风波(4)
接着，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第二次征朝鲜，围困朝鲜国王李棕于南汉城。李棕虽然递了请降书，却紧闭城门不出，意在拖延时间以待援兵。皇太极立命多尔衮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与大臣及其眷属所驻的江华岛。多尔衮挥军猛攻，打垮守军的顽强抵抗、包围了江华岛后，立刻派人敦促其投降。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江华岛只得归顺。多尔衮在得到投降书之时，下了一道严令，禁止杀戮降人，送还所掠的朝鲜士女，尤其要对朝鲜王妃王子加以礼敬，不准扰害欺辱众官家属。这一仁义之行，使朝鲜国王非常感激，于是南汉城旦夕而下，李棕率文武群臣出降，向皇太极献上明朝所给的敕印，对大清称臣。
收察哈尔蒙古和降朝鲜，多尔衮都立了奇功，明朝在辽东失去了两翼的支持，而皇太极则解除了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
多尔衮不但智谋胜于诸王，英勇善战和统兵之才也在诸王之上。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八月，多尔衮首次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与扬威大将军岳托各统左右翼大军分道伐明。多尔衮从青山关入，岳托从密云东北墙子岭入，两军会师于北京东郊的通州。战败明朝的各路援军后，清军分路出掠，京西千里尽被蹂躏，又转战山东，渡运河，破济南，回过头来掠天津，第二年三月才返回盛京。右翼军统帅岳托病死在军中，而多尔衮统帅的左翼军克城四十余座、败明军十七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俘获人口二十五万，抢夺财产不计其数，给河北、山西、山东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然而这正是作为明朝敌国的大清所必须的：削弱明朝的国力，搅乱明朝的人心，增加自己的财富以解决国内的困难。所以多尔衮又一次得到了皇太极的嘉奖。
此后，多尔衮又参加了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清军在松锦战场上的两名主帅，一位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一位就是多尔衮。此战歼灭明军十三万，俘获洪承畴。多尔衮更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朝守将祖大寿投降；又攻克塔山、杏山，为清朝入关前与明朝的最后一次大战赢得了辉煌胜利。
多尔衮因为攻城必克、野战必胜，每每倡谋出奇，而对待皇帝又十分谨慎忠诚，所以深得皇太极的信任，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和一贯对皇太极忠心耿耿的济尔哈朗不相上下了。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因病不能视朝时，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裁决朝廷的日常政务。多尔衮此时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可想而知。
多尔衮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他原有老汗王要他继位的遗嘱；他的母亲是尊贵的大福晋；他身为旗主并手中握有两白旗，实力很强；他有显赫的军功；他有卓越的治国行政的才能。行事荒唐的豫亲王多铎无法与之相比，老迈软弱的礼亲王代善也无法与之相比，济尔哈朗因是努尔哈赤之侄更不是他的对手，只有豪格能与他相抗一二，但论政治素质，也相差甚远。其他的努尔哈赤之子，因不是亲王就更没有希望了。
然而，多尔衮想要继位却很困难。
反对的声音来自天子自将的上三旗，特别是两黄旗。
原来的旗主是皇帝本人的两黄旗，自然是大清国最精锐的队伍，集中了满洲的精兵强将，更享受着高于其他各旗的荣誉和待遇。要想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立皇帝之子继位是惟一的途径。豪格在皇子中年长且居亲王高位，久经征战，声望素著，所以两黄旗大臣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他。
于是，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同往豪格家中，议立豪格为君。考虑豪格出身不够高贵，提出的具体方案是：以豪格继位为帝，以永福宫庄妃之子福临为太子。
豪格在两黄旗大臣的支持和怂恿下也积极展开活动，派人到郑亲王济尔哈朗府中告知两黄旗大臣已定：立肃亲王为君。
为报答皇太极的深恩厚德，济尔哈朗必定主张立皇帝之子以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因此同意两黄旗的意见。但他是主持朝廷日常政务的重要人物，必须顾全大局，提出尚需与睿亲王多尔衮和诸王商量。
与两黄旗大臣活动几乎是同时，两白旗也在积极奔走计议。他们听说两黄旗要拥立豪格，坚决反对，都说：“若立肃亲王，我等都活不成了!”一致拥戴他们的旗主多尔衮。当多尔衮在朝门坐帐中办公时，豫亲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甚至长跪不起，请多尔衮即尊位，并说不仅两白旗大臣、诸亲戚好友，就连其他旗的人都属望于多尔衮。多尔衮却不像豪格那样胸无城府，他端坐不动，并不应允，反而说：“你们这样做，逼得我只有一死而已。”
多尔衮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对拥戴他继大位绝非不动心。但他素来谨慎多谋，善于审时度势，想必济尔哈朗已经来找他商量过了，为了打破两白旗与两黄旗各自坚持己见的僵局，多尔衮亲自来到三官庙，召见了两黄旗大臣中的主要人物索尼。
索尼的回答很坚决，坚持“父死子继”的原则，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
口气虽然坚决，“必立其一”，内容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想来两黄旗也已知道两白旗坚决反对立豪格为君的消息，对自己的立场做了一定的修正，后退了一步。
共定风波(5)
当时的情势是，原来的天子自将上三旗，显然拥立皇子；两白旗则坚持拥立皇弟；代善的两红旗处身事外作壁上观；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倾向于上三旗。
这中间还有一股十分重要、往往被忽略了的力量，两黄旗立场的修正，也许正是这股力量的作用。这力量来自凤凰楼下高台五宫，来自身为大清国母的尊贵的皇后哲哲和皇妃布木布泰。
宸妃海兰珠病逝后，五大福晋只余下四位，皇太极再没有选新人来入主东关睢宫。皇太极病逝时，后宫当属蒙古博尔济锦氏的天下。对于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后宫当然也非常关心，其程度决不亚于激烈对峙的两黄旗和两白旗。她们当然主张立皇子而不是皇弟。
此时由尊贵的五宫后妃所生的皇子只有两个，一个是庄妃布木布泰所生的皇九子福临，这年刚刚五岁多；另一个是西麟趾宫贵妃娜木钟所生的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这年还不到两岁。因为皇后哲哲无子，按皇子贵盛的等级而言，福临和博穆博果尔是头一等，地位高于豪格，更高于其他侧妃庶妃所生之子。以贵而言，皇九子、皇十一子最有资格继位。
就皇后和宫妃的自身利益来说，她们也决不希望与她们毫无亲缘关系、今年已经三十四岁的豪格继位，因为那显然会使她们永远被遗弃在冷宫养老，度过凄凉的余年。而在皇九子与皇十一子两个孩子中，无论是从年岁还是从起主导作用的皇后哲哲的倾向来说，中选的必然是庄妃之子福临。
两黄旗旗主皇帝本人去世，尊贵的皇后还在，皇帝皇后同是主子，旗下大臣都是奴才，两黄旗大臣怎敢违逆皇后?再说两黄旗及正蓝旗这天子自将的上三旗，在继位问题上，与皇后皇妃有最大的一致处：立皇子。至于立豪格还是立福临，对上三旗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两黄旗大臣们或是被召进凤凰楼，或是得到后宫之主派人送来的懿旨，向他们指出：两白旗坚决反对豪格继位，如果两黄旗依旧坚持，将会产生僵持不下甚至内乱的后果，不如就立福临，可以两全。
这就是当多尔衮在三官庙召见索尼时，索尼态度变化的真正原因。
上三旗态度改变，镶蓝旗的济尔哈朗也会跟着改变。两红旗终是骑墙，不足为虑，关键就在两白旗有没有可能改变态度，最重要的就是多尔衮能不能退让了。
皇后哲哲召见了睿亲王多尔衮。
多尔衮曾多次出入后宫，不仅因为他是皇太极最信任最重用的幼弟，还因为他的嫡福晋也是科尔沁博尔济锦氏家族的格格，是庄妃的堂姐、皇后哲哲的堂侄女。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七月，皇太极又把东衍庆宫淑妃带来的，她与林丹汗所生的蒙古格格赐婚给他。所以，多尔衮与现存的四大福晋中的三位都有姻亲关系。
清宁宫中，皇后以国母之尊，表示了立皇子的强硬态度，告诉多尔衮上三旗和镶蓝旗的退让程度，即可以扬弃豪格但决不立皇弟。她希望他为国家大局着想，不要因争位而使祖宗百战艰难而获得的宏业毁于一旦，妥善化解目前的僵局。为此，皇后提出了立福临、设摄政王的主张。
多尔衮来到西永福宫探望皇后提出的皇位继承人——尊贵的皇九子。然而，他面对着的是孤苦零丁的呣子俩：布木布泰和她五岁的小儿子福临。
丧夫的剧变和为儿子能否继位的日夜思虑焦劳，虽然使布木布泰憔悴了许多，但无损于她的美貌和她特有的优雅气度，这正是多尔衮多年来最为熟知、最为倾慕，也是他从任何别的女人身上都看不到、得不到的东西。她是那样妩媚动人、楚楚可怜，一双明净如秋水的眼睛却永远因为蕴藏着智慧而显得深不可测，就像两汪清洌的寒潭水。
多尔衮抚慰了幼小的侄儿，而后便与布木布泰长久地对视着，默默无言。
其实，他们两人已无须多说什么。
他们之间并不隔着任何东西。
他们自十二三岁，还是少男少女的时候，就彼此熟知；在家族内，他们各自都因在自己的一群中出类拔萃而相互倾慕；他们更因志同道合而暗自引对方为知己，在有关进退升迁的内外事务上，他们都会暗中为对方出力帮忙；尤其在宸妃海兰珠专宠后宫、布木布泰失宠的后几年里，他们的心向往之的神交，迅速地上升为彼此的爱恋，“郎有心，妾有意”。只是因为宫禁森严和名分的限制，他们一直把炽热的爱恋压在心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
如今，海兰珠去了，皇太极也去了，按照满洲和蒙古的传统习俗，兄死嫂嫁弟，除了皇太极的丧期这个问题之外，他们两人由叔嫂变为情侣，甚至变为夫妻，已不存在什么障碍了。但布木布泰何等聪明，她绝不会在此时匆忙地付之行动，她可以用目光、用表情，甚至用有意无意、半推半就的某些姿态表达心意，然而，必须在福临登上皇位以后，她才会实现以身相许的承诺。
多尔衮面对这样的情势，如何抉择?
和硕兄礼亲王代善，也被请进清宁宫，同皇后皇妃商讨过继位的人选。老迈的礼亲王总是那样模棱两可，其实他心里有数，也已拿定了主意。
后宫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秘而不宣的，都是由皇后哲哲出面的。但是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真正的策划者是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因为只有她在高台五宫的大福晋中具有这样杰出的政治才能，因为只有她的儿子即位当皇帝，她的地位才能从第五升到第二，才能当上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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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定风波(6)
皇太极是八月初九日去世的，直到他死后的第六天，八月十四日，议立嗣君的诸王大臣会议才在崇政殿前召开。这六天中有多少幕后活动，难以记述。现在到了公开较量的白热化阶段了。
这一天的黎明时分，两黄旗大臣便会于大清门对天盟誓，要同心协力，誓立皇子，并命令两黄旗的巴牙喇兵(即皇宫禁卫亲军)张弓挟矢，环立宫殿，说是保卫会议，实际是控制会议，以武力相要挟。这使得议立嗣君的会议一上来气氛就非常紧张。
崇政殿，是皇太极生前处理朝政的皇宫正殿，直到此时，他的棺柩遗体还停放在殿中。诸王大臣就要在先皇的灵柩前上演一出嗣位争夺战的大戏了。
会议开始，索尼和鳌拜抢先发言，提出了立皇子的要求。多尔衮命大臣们暂退，因为这是诸王议立嗣君的会议，大臣无权参与。大臣们遂退后静听，不得出声。
沉默片刻，资历最高、年长威重的礼亲王首先发言，他说：“帝逝当立皇子。豪格乃帝之长子，当继皇位。”第一句话，表示了他无意于争位，也不同意皇太极的其他兄弟继位的基本态度；第二句话是他欲擒故纵的伎俩。他其实已经知道豪格被两黄旗和后宫协议弃去，提出豪格一来加重立皇子论的分量，二来也维持他和豪格的良好关系。
郑亲王济尔哈朗接着表示附和礼亲王的意见。
肃亲王豪格显然深知内情，此时便冷冷地说：“我福少德薄，不能当此大任!”说罢，竟退出会场。
豪格一走，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就更加坚决地反对立豪格，说两白旗大臣都怕豪格继位后不得活路，可知他如何的不得人心。
本人退席、反对者又非常强烈，代善和济尔哈朗顺势收回提议。这样，就以豪格性柔、能力不足以服众为理由，否定了豪格的继位可能。
趁此机会，白旗二王多铎和阿济格立刻劝睿亲王多尔衮继帝位。多尔衮却不明确表态，犹豫未允。
多铎按捺不住，竟急不可待地说：“睿王若不允，就该立我!汗父遗诏中列有我的名字!”
多尔衮立刻反驳他：“汗父遗诏中也有肃亲王的名字，不独有你一个。”
多铎气鼓鼓地说：“要是不立我，论长就该立礼亲王!”
礼亲王一听多铎提到的三个人选：多尔衮、多铎自己，还有他代善，都是皇太极的兄弟，没有一个是皇子，便十分圆滑又十分巧妙地说：“睿亲王若应允，当然是国家之福；否则还是应该立皇子。我老了，难胜此任了。”
代善把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落实到了“立皇子”，这无疑是对两黄旗大臣的一种提示，也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们一齐佩剑而前，大声说道：“我们吃穿都是皇帝恩赐，养育之恩大于天!如果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皇帝于地下!”
会场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因为两黄旗大臣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如果不立皇子，他们便不惜兵戈相见、血染崇政殿了!
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代善连忙声明说：“我乃皇帝之兄，因年老已多年不问朝政，又怎么能再参与议立大事呢?”说着，起身而去。
阿济格也跟在礼亲王后面一起退出会场。
多铎眼看事态突变，便也知趣地不作声了。
怎样打破僵持，解决继位大事呢?多尔衮面临着千钧一发的严重形势：自己若坚持登上皇位，不仅会导致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分裂、八旗军的分裂，还会产生内讧、内战等不堪设想的可怕后果，最终断送大清国的前途。机敏的多尔衮终于以大局为重，毅然放弃了继承皇位的第二次机会。他顺着两黄旗大臣的话说道：
“你们说得对!肃亲王既然谦让退出，无继位之意，那就当立皇九子福临为帝。只是他还年幼，由我和郑亲王左右辅政，分掌八旗军。待他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一折中方案，符合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原则，上三旗的地位不失；两白旗因旗主多尔衮为摄政王也得到实利；济尔哈朗与代善都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也是皇太极崇德末年的实际状况，不会引起非议。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再度达到新的平衡。于是，形成了决议，共作誓书，对天盟誓。
盟誓的地点仍在崇政殿，诸王、贝勒，满、蒙、汉文武大臣都参加盟誓效忠，共奉幼主福临为帝。时间就在争议的同一天，八月十四日。
这一次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皇权之争就此结束。后来虽然又发生过几件意在推翻公议、再立多尔衮的事件，但已经不能改变大局了。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岁的福临在大政殿正式举行了即皇帝位的盛大典礼，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尊中宫皇后哲哲和生母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为皇太后，命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当多尔衮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群臣跪迎小皇帝登上八角金殿的宝座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宝座，两次都应该属于他，但两次都因为当时的形势使大好机会从身边溜走了。就算多尔衮的能力不及皇太极，难道也不及这个五岁的孩子?同是努尔哈赤的子孙，难道多尔衮就没有当皇帝的命?
在多尔衮苦涩的心里，要说还有几分安慰的话，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情怀，大丈夫为他所爱的女人作出牺牲后所感受到的小小甜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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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下嫁(1)
“天厌明祚”是句史书上常用的话，如果把天意看成是民心的总和，那么用这句话来解释明朝的灭亡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明朝之亡，亡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残酷剥削压榨造成的民心大变，大饥荒只不过是导火线。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很快就汇集成冲天怒焰，汇集成李自成的数十万农民大军，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攻进北京，推翻了这个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煤山老槐树下。
消息传到盛京，清王朝统治层中对是否入关还颇有分歧。因为此时明军已弃宁远，山海关外尽为清国所有，以长城为界，与乱糟糟的中原南北分治，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大家业了。
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极力敦促入关，指出现在进取中原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成基业以垂万世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悔将来也在此时。他建议在战略上作出两项重大改变：一是明确主要敌人已不是明王朝，而是李自成农民军；二是把过去入关对明王朝的掠夺性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为此，必须严申纪律，秋毫不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高瞻远瞩，积极进取，对多尔衮、济尔哈朗及诸王，对后宫的两太后，尤其是对年轻的布木布泰，都是极大的鼓舞!
还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里，皇太极在世时名位在多尔衮之前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已谕令各衙门凡事先启知睿亲王，自动退居到次位，所以此时的多尔衮已成为大清的实际执政者。多尔衮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果断地下达了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在清朝勃兴史上关乎国家命运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英明决策。
顺治元年四月初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
四月初八日，与多尔衮的决策相配合，皇太后布木布泰奉同中宫皇太后哲哲，使六岁的皇帝福临驾临大政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并赐给御用旗黄伞等物，以重事权。——多尔衮得到了类同于皇帝亲征的所有权限和军事力量。可见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信赖和倚重，也可见后宫决策人的英明。
四月初九日，雄壮的号炮声震动了盛京城，摄政王多尔衮亲统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及全部汉军，约十四万人马，出发了!副帅为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还有八旗的精兵强将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汉王及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要谋臣，这几乎是大清国的所有精英，真是出倾国之兵，志在必胜的历史壮举!
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所地方，历史又给清朝送来了极好的机遇，一份厚礼：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清军“泣血求助”借兵，请“灭流寇于宫廷”，为君父报仇!多尔衮紧紧抓住机会，毫不迟疑，立刻率军急进，奔赴山海关。
四月二十日，清军赶到山海关；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在欢喜岭上会见了吴三桂，二人攥刀为誓；
四月二十二日，双方合兵在石河战场大败农民军；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乘辇入武英殿升座，定鼎燕京。
这正应了当时的一段民谣：“朱家麦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隔壁赵二哥。”朱家——明朝，李家——李自成，赵二哥——清朝，说得准确而深刻。多尔衮不愧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继承者，不愧强悍的女真民族的后起之秀，由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用最小的代价获取了最大的胜利!
他打着“义军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以“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相标榜，争取和笼络人心，把本来是清与明、满与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巧妙地转化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抗，为入关拆除了民族樊篱。
定鼎北京后，他放手让范文程处理日常政务，安抚民心，甚至下令停止剃发令以顺民情；礼葬崇祯皇帝，为造陵墓，令军民服丧三日；宣布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从当月起，开始减免各地的田赋；八月，他下令免除了明末最苛重的三饷加派；等等。这些精明有力的措施，使入关新到的统治者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在继续追剿李自成农民军的同时，他又用重兵压境的招抚手段，使山东、山西两省迅速归附，并立刻建立起两省的地方政权，负起守地治民、筹措粮饷的重任。有了这两省从东西两翼拱卫京师的有利态势，清朝统治者在军事上立住了脚。山东、山西的这种模式，成为后来清王朝统一战争中的定式：军队打到哪里，就把招抚使或总督、巡抚派到哪里，去立刻建立起地方政权。这是它在长期的激烈战事中，尽管处境险恶，却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自成号称雄兵百万，转战千万里，被他的敌人骂为“流寇”，这个“流”字，正说着了他的弱点。多尔衮的强点却正是避免“流”，着力于“定”。这恐怕也是多尔衮最终打败李自成的一个政治素质上的差异吧。
留在盛京的人们，当然为大清开国以来的最大胜利欢呼雀跃，沸腾不已。
太后下嫁(2)
摄政王的一次次捷报，除了带来一次次欢庆之外，更给许多人带来一次次的不安。多尔衮入居明朝大内武英殿，被京师人称作九王，以致关内人只知有九王，不知还有皇帝等等，这一系列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时，疑虑更加深了——
多尔衮出征前紧急征兵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朝鲜方面都惊异地报道说清朝前后兴师，从未有如此之大举。精兵强将、精壮男丁都被摄政王带去，留守盛京及各要地的，多属老弱病残。如果多尔衮有异心，盛京的小皇帝、两宫皇太后及留守各处的人马能有什么辙?还不是干瞪眼儿?
那么，多尔衮会不会有异心呢?
就在一年前，他本是诸王会议中提出的帝位继承人之一，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两白旗势力不敌，不得已而退让，如今呢?他手握重兵，有谁的实力能与他相比?他想要称帝，还不轻而易举?
再说，明朝宫室壮丽辉煌，中原繁荣昌盛，富贵风流，就是铁石心肠也难自持，他难道就不动心?
很多人心里打鼓，最紧张的应该是现任皇帝，六岁的福临。他或许因为年幼，尚不知道利害，并不着急，还有比他更揪着心的人替他顶着，那自然就是福临的母亲、皇太后布木布泰了。她除了害怕儿子的皇位受到威胁，除了害怕自己的尊贵地位丧失，还有一分害怕情人变心的苦闷。
可以想像，多尔衮出征前对布木布泰的海誓山盟；可以想像，他们如愿以偿地共度了许多甜蜜的时光。布木布泰愿意相信多尔衮。但他和她一样，都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和素质，决不会把情感放在高于政治权力的位置上。
关山阻隔，千里迢迢，布木布泰又一次感到了危机降临到自己头上。
四月初九出征，如今已是六月了!……
就在六月最炎热的日子里，辅国公吞齐喀和固山额真何洛会由北京驰返盛京，禀奏两宫皇太后，以“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为词，要迎请顺治皇帝南下入关进京。
从两位来使口中，布木布泰得知了入关后紧张繁忙的详情。
原来，在京畿地区初步稳定之后，对下一步棋怎么走，在北京的清廷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过激烈的争论。武英郡王阿济格主张应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然后留置诸王镇守燕都，大兵则回盛京或退保山海关，这样才能免除后患。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仿效宋金议和，实现南北分治，由清王朝占有原金朝版图，加上北方的辽阔领土，也是女真人从未看过的大国了。这正是皇太极生前的理想。第三种意见，力主迅速发兵西进南下，及早统一全国。这种意见的积极鼓吹者，多为故明降臣。
摄政王多尔衮选择了第三种意见，作出了统一全国的决策，把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奋斗了两代人的大业又推上了一个新的更加灿烂辉煌的高度!
为此，须要把国都移往北京，恭请皇上与两宫皇太后裁夺。
布木布泰心中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不仅为了呣子们得到保全，更为自己没有看错人托错人而庆幸，多尔衮的过人才略、蓬勃的进取精神以及他对呣子们的一片忠诚，使布木布泰宽慰、欣喜又感激。她强自抑制着情绪，直到回到她的永福宫，才面对西南方，遥遥地轻声呼唤，让欢喜的热泪痛痛快快地流下来。
七月初八日，正好是福临在大政殿命将出征往定中原的整整三个月之后，小皇帝又兴高采烈地前往福陵和盛京太庙，以底定中原、迁都燕京，祭告列祖列宗。
八月二十日，顺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起驾，由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扈驾，离开了盛京。福临和他的嫡母哲哲从此就没有再回去过了。
九月初，顺治皇帝驾过山海关；九月十二日，驾至永平府；九月十八日，驾抵通州，摄政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至通州迎驾。
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驾至京师，自正阳门入宫。
十月初一日，六岁的福临行定鼎登基礼，在南郊祭告天地后，即皇帝位于大内武英殿，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
十月初十日，顺治皇帝于皇极门颁发登极诏书，布告天下。全文共五十五款，对故明宗室勋臣、文武官员、进士举人、食廪生员、山林隐逸，乃至商贩车户等，在政策上作了种种优惠的规定，同时正式宣布废除明末三饷，并严禁各地官员侵渔扰害百姓。这实际上就是清政府的一篇极其完备的开国政策声明。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可以从后来一年中清朝统一战争的顺利发展中窥到。
此日，顺治皇帝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正式给予他独秉大政的权位，赞扬他的功业超过周公，因他定鼎燕京、征伐中原功劳最高，特地为他建碑纪绩。
这当然不止是幼小的福临自己的认识，这里面更饱含着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推重赞赏与感激之情。
之后，加封郑亲王为信义辅政叔王，恢复豫郡王多铎为豫亲王，恢复豪格的肃亲王爵位，加封武英郡王阿济格为英亲王，并大封了一大批宗室的有功者为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位。
同月，授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所部，全军共两万余骑；授
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所部，全军共三万余骑，西征南下，追剿农民军，开始统一全国的大规模征讨。多铎一路，从河南怀庆直攻潼关；阿济格一路，取道大同向榆林延安进兵，然后两路南北夹击，攻破西安。被击溃的李自成大顺军退往陕南，再退往商洛地区，在次年的五月里，主力损失在湖北通山，李自成也牺牲在通山县的九宫山下。
太后下嫁(3)
多铎原有南下江南，征讨南明的使命。在配合阿济格完成攻破李自成的任务之后，便率军掉头南下，分兵三路，出虎牢关、出龙门关、出南阳府，不到半个月，就杀到了河南安徽交界处的归德；又十天，攻陷徐州、颍州、太和等处，兵锋所至，凌厉无前，很快就逼近到了长江边!
多铎这个人，极富特色，在清初诸王中别具一格，属于历史上比较少见的那路奇人。他本是努尔哈赤最心爱的老儿子，自幼恃宠而骄是可想而知的。父死母生殉，给当时只有十一岁的他造成心理上的重大刺激，所以一直表现得性情乖张，行为荒唐，使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大伤脑筋。
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二十二岁的多铎并无大功，竟也得到和硕豫亲王的爵封，还让他掌管礼部。皇太极对他特殊提拔培养，他却不买账，皇太极所喜爱的有功之人，他厌恶；皇太极所深恶痛绝的背叛之人，他反加以同情，处处跟这位汗兄唱反调。到了元旦庆贺之际，多铎竟故意用疲马进献给皇太极贺节。被指责时推说是闹着玩，哈哈一笑了事。
兄弟情分的事，皇太极尚可忍耐，却不能原谅多铎在战场上表现怯懦。崇德二年皇太极征明，多铎率本部兵五百人与明将祖大寿所率八百兵相遇，祖大寿率兵进击，多铎竟不战而退，致使阵亡九名，失马三十匹。多铎又懒散贪玩，直接影响征战大事。早在天聪年间随征察哈尔的时候，他就因恋念妓汝，不愿久战，着急回家。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九月，其兄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出征，皇太极率诸王大臣送行，多铎却借口避痘不去，在家中携妓汝管弦欢歌，还亲自穿上优人戏衣，涂脂抹粉地演戏为乐。为了这些悖谬行为，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五月，皇太极召诸王大臣，历数多铎之罪，降亲王为贝勒，罚银万两，夺所属牛录三分之一给其兄多尔衮和阿济格。后因松锦大战，多铎有了战功，才被晋封为豫郡王。
皇太极去世、福临即位以后，身为皇叔的多铎仍不见有多大长进。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十月，多铎因谋夺大学士范文程之妻，被罚银千两。次年三月，即他受命随摄政王出师南定中原的前一个月，多铎又因游猎于山林禁地而被议罪。
是形势的突变，给他建功立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他成为开国诸王中战功最著的一个。所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十年不飞，一飞冲天!多铎就以这样的雄姿，驰骋在中原大地，席卷了整个江南!
在多铎身上，具备了父兄的所有特点。
当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四月里，他挥师南下，强渡淮河，势如迅雷猛电，只用了十二天时间，就兵临扬州城下。围城七日，他数次派人招降明军统帅史可法，均遭拒绝。四月二十五日，他下令用红衣大炮攻城，摧毁了城内军民的顽强抵抗，俘获史可法，多铎再次劝降遭拒后，便斩史可法、下屠城令。十日屠城，数以十万计的百姓死于清军屠刀之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
对比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大杀汉人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镇压反抗的时候，多铎和他的父亲一样，凶暴野蛮，带有浓重的原始兽性。
多铎挟着血洗扬州的威焰，乘势渡过长江，五月初八日占领镇江，南明的武装力量尽都投靠清朝，二十三万守卫南京的军队也很快放下武器，他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五月十四日，多铎的前锋抵达南京城下；五月十五日，多铎率大军开进南京城，宣告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灭。由于事先将招降安民告示遍挂通衢，也由于扬州屠城的威胁所至，多铎进入南京时，南明的大批官僚，冒着滂沱大雨跪在道边迎降。次日，南明的文武各官，争趋朝贺，相当于今天的名片的职名红帖堆了十数堆，每堆高达五尺。
多铎占领南京后，却又如皇太极一样，实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他亲自去拜谒了明孝陵(朱元璋墓)，对被弘光帝囚禁的所谓崇祯“太子”，奉若上宾。他命南明大小官员每日照旧入内办事，一概予以留用。他下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属，以示崇敬。他下令将八名抢劫百姓的八旗兵斩首。另外还郑重出告示于各城门，说：
“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头来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这些举措，安定了民心，也颇得士心。也由于江南百姓饱受南明暴政之苦，对新统治者存有希望和幻想，使得多铎的大军从南京到杭州，一路长驱直入，节节胜利，兵锋所向，如摧枯拉朽。许多地方，可说是传檄而定，杭州的明潞王、绍兴的明淮王都投降了清朝。清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全国最富庶的江浙全境，多铎的胜利，可谓空前。
从多铎占领南京后的策略行动中，不是又能看到他的汗兄的某些影子吗?
七日，摄政王多尔衮以大兵日久劳苦，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及洪承畴前往替代驻守江南。十月十五日，多铎班师还京。顺治皇帝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群臣到南郊迎接，并赐金五千两、银五万两，又加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
从清军入关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打垮了李自成数十万大军，推翻了腐朽的南明政权，统一了整个北方和江南地区，进展神速如霆击飚举，战功显赫令人心惊目眩，在中国历代统一战争中可谓罕有其匹!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摄政王多尔衮的善于审时度势、博采众议，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是主要原因。对清王朝而言，多尔衮居功至伟。
太后下嫁(4)
可惜这位具有杰出政治和军事才能的摄政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竟在胜利之际，不听任何劝阻，悍然发布了剃发令!这本来是由他因认识到不顺民情而自责、而下令停止推行的法令，却又由他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形式布告天下：凡“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入关之初，多尔衮为了安置大批满洲贵族官兵，发布过圈地令，发布过强迫汉人投充旗下的投充法以及防止投充汉人逃跑的严酷的逃人法，历史上称之为清初三大弊政。平心而论，前者对于征服者的满洲贵族而言，势在必行，后两法也是满族当时所处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且跑马圈地主要在京畿地区，波及山东等邻省，投充为奴的汉人在全国范围内终究是少数，所以这三大弊政还是局部性的弊。剃发令就不同了，它关系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整个汉民族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家庭!这道侮辱人格、损害民族感情的法令，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广大汉民百姓的反抗。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剃发令的下达，本来已经帖然归附的江南，顿时斩木揭竿，纷然四起，杀官披甲，奋起反抗，安徽、山东、江西、湖北、陕西、甘肃等地，都因此而掀起了抗清斗争的汹涌怒潮。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大顺、大西等农民军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抗清，形成了以南方为主的全国性的抗清Ｇao潮。
入关初，只用了短短一年完成的统一大业、大好形势，就这样毁于一旦，再次统一全国，又花了整整十七年!这十七年间，清朝劳师糜饷，战事连年，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失却了他素来的明睿，不但不能预见这些弊政的严重后患，也收起了入关之初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风度，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民族高压政策，竟然在朝廷下令说：“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奏本不许封进!”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权力集中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必然趋势。勋劳日著、地位日崇、威望日高的多尔衮也不出此例。由于入关大战，他和他的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已掌握了两白和正蓝三旗，又对两黄旗进行分化拉拢，以致两黄旗大臣纷纷投靠多尔衮。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八月，他借故罢济尔哈朗辅政，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他又以微罪为口实，将平定山东、四川，镇压大西军，射杀张献忠有大功劳的肃亲王豪格监禁致死，最终除去了自己的最大政敌。
从努尔哈赤起兵，为帝业东征西杀开始，爱新觉罗氏家族同中国历史上无数皇族一样，在奋斗的过程中，充满了骨肉相残的血腥气。多尔衮借刀杀豪格，不是第一件，也决不是最后一件。###本身所具有的残酷性，也是客观规律。
顺治帝福临即位的最初几年，还是个幼童，再聪明也无法过问朝政。接受群臣朝拜，举行各种大典，他都只不过是个傀儡，是个象征。一切军国大事，由摄政王掌管。摄政王自然也须向小皇帝奏事，表示对皇帝至尊的承认，其实也是在向小皇帝的母亲两宫皇太后奏事。这时的摄政王对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可说是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摄政王凡有所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无不允准。一些朝廷大臣的尊崇摄政王的提议奏疏，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想巴结多尔衮，还是他们受多尔衮暗示所托，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也都一概同意，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书，不断给多尔衮加尊号，为多尔衮歌功颂德。
宫中的这些举措，在开始的时候，是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所谓心甘情愿；后来就成为不得已了。因为宫中的呣子们只有富贵而没有权势，他们的存在，只能仰仗摄政王。好在多尔衮与布木布泰的情分一直不薄，以他们两人的特殊身份，彼此支持、互相配合，使得顺治初年的清朝统治集团能够基本上维持稳定团结和进取精神。
入关之前，多尔衮与布木布泰或许已经有了娶嫁之约。但入主中原以后，战事频繁，国政丛集，一时难以顾及；而且布木布泰作为天下之母，出嫁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多尔衮因君臣之分的限制，也不能不有所顾虑。自然，他们因国事、因皇帝的教养、因自己的私情经常来往，当时也不会在满蒙八旗中引起什么非议。因为就亲族关系而言，布木布泰是寡嫂，多尔衮是小叔，按满蒙习俗原有婚姻之分。此时满洲是新来的统治者，威焰正盛，处于奴才地位的汉臣汉人，谁敢议论皇族的家事，谁敢对满洲的习俗说半个不字!
但情况正在变化，敏锐的布木布泰感到，越来越不对头了。
不错，她支持多尔衮集中大权于一身，为的是处于复杂而又变化剧烈形势下的大清朝廷，能够迅速适应变化、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和决策，她相信他的明智和才干。多尔衮打击豪格并监禁致死，她也不曾反对，因为皇长子豪格是对她的儿子皇九子福临帝位的潜在威胁，除去豪格也是除去一个后患。
但另一个威胁的阴影却笼罩到福临头上，更大也更现实。这威胁来自她所信赖和亲近的多尔衮。多尔衮的举动越来越出格，布木布泰的不安日益强烈。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因清军攻占南京，叙功，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济尔哈朗于是提议说：皇叔父代天摄政，赏罚等同于朝廷，因此必须加礼，开了诸王大臣对多尔衮行跪拜礼的先例，以后便形成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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