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经史、弄清行王道施仁政的道理和屡幸内院、屡与内院诸臣探讨治国平天下的大计,终于有了结果。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一月底,福临在大学士范文程的陪同下,到御马厂检阅马匹甲胄。面对着威武雄壮的铁马银甲,顺治帝竟说出这样一番话:
“兵器固然不可不备,但戈甲虽备,也不可徒恃军威;军威虽盛,若德政不足以合天心顺民望,也不行的。”
自幼受着“徒恃军威”影响的顺治帝,突然把德政,把合天心顺民望放在更高的位置上,不但令人震惊,不但会在朝廷上下引起极大的震动,也确实表现了福临自己的观念正在转向。
七天以后,顺治帝谕令:满洲、蒙古、汉军及汉人之幼少年者,学习骑射之外,也应旁涉书史。
接下来的次日,顺治帝又至内院阅《通鉴》,问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陈名夏等人:
“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哪一个皇帝最优?”
陈名夏抢着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于诸帝。”
福临说:“不然。明太祖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都比不上他。”
他极力揄扬的,是正在与他苦苦争斗的南明永历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啊!气度之阔大,眼光和见识之独特,出人意料。学识渊博的大学士们一个个年纪一大把,却无不为之惊讶、惊叹乃至惊服。
这些君臣对答和看似不经意的政令,都是临震前的征兆和迹象,预示着福临的统治思想将要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朝廷的一系列政策将有重大的调整,并将引起海内外的强烈震动!
果然,福临和他的智囊团在进行了四个月的周密筹划、反复磋商之后,终于决定放弃多尔衮时期和顺治亲政初年的“勤兵黩武”,在军事上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并举”和“招降弭乱”的怀柔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