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与土地的关系，首先表现在与庄田关系密切。

明代庄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宫中庄田，称皇庄；一是皇帝赐给王府、勋贵的田，称王府庄，勋戚庄，均不纳国赋。宦官则既管理皇庄，又因被赐田而直接拥有自己的庄田。

(1) 宦官与皇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由皇室直辖的庄田却不多见。汉代的苑，唐代的皇庄，宋代的“御庄”、“奉宸庄”为数都不多。只是到了明代，由于宦官的Сhā手，皇庄数量才激增，成为明代一大弊政。

明代皇庄设立得最早的，是永乐初年的黄垡皇庄。洪熙时，皇庄只有仁寿、清宁、未央三所。及至成化，亦只以籍没太监曹吉祥的大片地为皇庄，由宫中直接派宦官管理，收取租税。弘治初，皇庄有所扩展。畿内皇庄已有五处，而勋戚、中官庄田达到三百三十二处。不过，皇庄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正德年间刘瑾擅权的时候。弘治十八年(1505)，他奏置皇庄七所于畿内，后来发展到三十余处。所以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此事时，深深感慨“宦官之关系治道如此”。这一时期，皇庄土地的来源，表面上虽然是“籍没”、“投献”，实质上却是以各种形式侵夺民田。所以在皇庄中耕作的农民，不但看不到“皇恩浩荡”，相反，倒受到更严重的掠夺和剥削。作为皇庄实际统治者的管庄宦官所起的恶劣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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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2)

宦官管理皇庄之苛虐，史书多有记载，一般表现为“假托威势，逼勒小民，科索必逾常额，所领官校甚为民害，致荡家鬻产，怨声动地，逃移满路”［146］。如侵占皇庄附近小民田土，“在庄旁者产去税存”；民间牛马猪羊，凡误入庄地，即被攫取；近庄的冢墓被随意发掘，屋舍被拆毁，稍与管庄人员争辩，即被鞭捶。对这些情况，从按巡之使到各级地方官员均不敢过问，认为“此皇庄，无如何也”［147］，这样，皇庄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正德时刘宁、刘允在通、蓟、河间征皇庄子粒，均以私帖传递兵部，索取夫马。北直隶南宫、宁晋、新河、隆平四县的管庄太监刘祥、金凤等先后十数人，都是“专肆克剥，民甚苦之”，这都加剧了明王朝心脏地区的阶级矛盾。正德时，大学士刘健等就曾明确指出：“京畿内外盗贼纵横，亦由于此”。

嘉靖初年，明世宗朱厚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夏言极言皇庄之害，揭发管庄太监出入装运租税，不仅索取夫马食宿，而且分外生事，巧取财物，又擅作威福，“凡民间撑驾舟车、放牧牛马、采捕鱼虾蚌螺莞蒲之利，靡不括取”［148］，等等。自此以后，正德以来的投献侵牟之地，有一部分给还百姓。但由于宦戚从中阻挠，实际上成效甚微。

万历年间，皇庄又有所发展，如《明史·潞简王传》载：潞简王朱翊到藩地后，他在畿内的王庄改由内官管理，皇庄“自此益侈”。《续文献通考·田赋六》还载：“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2) 宦官广置庄田

宦官在扩展皇庄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贪欲。他们用乞讨、强夺、侵占等各种办法得到土地，甚至连城门外的城濠都种上莲藕禾苗。宦官霸占民业，广置庄田，不纳粮租，不当差役，“彼则田连阡陌，民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在景泰时曾被人列为“内官十害”之一。其实，这些现象早在宣德年间已不是个别现象了。宣德六年(1431)，宣宗朱瞻基曾令都察院出榜晓谕：凡先所差内官内使，有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的，均由所在官司查明核实，原系官者还官，原系军民者还军民。这晓谕虽然在实际上并未得到贯彻，但却反映了宦官在各地占有土地的普遍­性­。据《明史》载，宦官占有田地是从正统时的“尹奉、喜宁始”，实际上，宦官占有田地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明宣宗实录》中，已有宣德六年(1431)中官朱敬奏乞庄田的记载。

宦官占田情况的加剧是在天顺以后。天顺元年(1457)，赐太监刘家林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顷，赐邓永德胜门外田八顷。又将故太监刘顺、王瑾的庄田赐曹吉祥，曹遂得以拥有涿州羊房草场庄地百余顷。天顺二年(1458)，又以原赐给皇太后之父孙忠的庄田一千多顷赐给太监辰保(即御马监之陈宝)。刘永诚也被赐给武清县利上屯庄田二百五十余顷。故史载这时内官弟侄等人田连千顷，马系千匹。当御史杨到河间时，百姓纷纷向他控诉曹吉祥和忠国公石亨侵夺田地，可见曹吉祥并不满足于乞讨得的赐地。成化时，汪直霸占了宝坻县七里海荒地两万多顷，立庄于其中；还有不少宦官得到了赐田，如梁芳就得到了永清县庄田。弘治元年(1488)，赐陆恺保定府定兴县等处地二百顷；二年(1489)，户部又议给甘肃甘州地方镇守太监田二百顷。李广还假果户为名，侵夺畿民土地，几乎激起变乱。南京守备太监黄赐，指沿江洲地为芦场，尽收其利，但岁额租课仍责偿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