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根须是祼露”的“生命的移植”（1）
——论严歌苓的海外小说 钱虹 张洁
如果按照小说题材来划分，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可谓以“*”记忆为主的中国大陆题材之作，如《绿血》《倒淌河》《雌性的草地》以及九十年代以后的“穗子的故事”系列等；第二类则是描写海外“留学生”或“新移民”生活之作，如《少女小渔》《红罗裙》《女房东》等等，这部分作品不仅数量众多，显然更带有作者感同身受的个体体验；除了这两大类之外，在另一部分作品中，严歌苓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的地理位置的转换而将这两部分生活串联起来，例如《扶桑》《人寰》等。而这第二、三类作品，都可以归为“海外小说”。
严歌苓的海外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创作成绩也得到了海峡两岸三地评论界和读者的肯定。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她的海外小说中的《少女小渔》《学校中的故事》《女房东》《海那边》《扶桑》等作品先后获得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文学大奖《少女小渔》1991年获“‘中央日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学校里的故事》1992年获“亚洲周刊小说奖”第二名；《女房东》1993年获“‘中央日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红罗裙》1994年获“‘中国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海那边》获1994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扶桑》曾获1995年台湾地区“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1998年获台湾地区“‘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及2000年度“上海文学奖”等。，可以说这些海外小说给严歌苓带来了极大的声誉。那么，这些海外小说对于作者以及读者而言其意义何在？
首先，严歌苓在六十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文学”基础上，对“移民文学”的思考与书写都迈出了新的步伐。她突破了留学生身份对自我的限制，自觉地将“移民”作为自己海外小说创作的重点，这其中不仅仅有第五代留学生，也有形形色色的各种其他身份的人物；不仅仅有当代的现实生活，也有深入历史的探寻；不仅仅有海外华人，也有非主流的其他族裔。
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笼罩着浓厚的“边缘”意识，她对边缘人的边缘人生有着认真的观察和生动的展现，对在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的特殊生活或者说是生存条件下“人性”的微妙和复杂有着自己独到的发现与思考，并以一种悲天悯人式的宽容表现了个体的价值观念。她每每穿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藩篱而将镜头的焦点集中于对人性作深入而细致的曝光。同时，严歌苓在对人生悲喜剧的把握中，擅长透视东西方在文化、地缘和心理上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及其对人的命运强大无比的支配力量，尤其是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人对于把握命运的无奈与无助。
屈辱与心酸：百年移民群像
严歌苓不仅仅对当代留学生乃至华人在美国的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与书写的欲望，而且对百余年前最早飘洋过海的第一、第二代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土地上的生存也怀有浓厚的兴趣：“近年来潜心研究了近百万字的华人移民历史，发现自己或多或少与这五代移民有着相似的心情和苦闷。”严歌苓：《苦闷中的反思》，《台港文学选刊》，1995年第1期。正是在这种与几代华人移民“有着相似的心情和苦闷”中，我们找到了严歌苓对于移民书写的创作根源与真切感受。因此，如果将严歌苓笔下出现的华人移民形象串成一条长线，那么对这些形象的丰富性就可以得到一个直接的认知——
“全部根须是祼露”的“生命的移植”（2）
在十九世纪中叶，被当做猪仔贩至美国的华工毫无生命的保障，命贱如蝼蚁。1882年制定的排华法案（Exclusion Law）标志着美国本土排斥华人的立场和行为具有了法律依据，白种人从不掩饰他们对华人的歧视和压迫，而华人社会内部的黑社会势力买卖人口、经营娼妓、杀人越货……也都曾经是真实的存在。严歌苓从一大堆故纸旧籍堆内翻寻出华人先辈们在美国，尤其是在旧金山的生活痕迹。《扶桑》《魔旦》《橙血》《乖乖贝比》等无一不是对早年华人细致微妙的探究与历史想象的书写：留着长辫的中国男人、带着东方神秘气息的中国女人，在一个白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始终具有一种东方的象征意义，始终是一个异样而又神秘的他者，其中包含了人性的至善与至恶、至美与至丑的杂糅。
留着辫子的中国男人。辫子，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已不再是清人统治的象征，而变成了一个古老而又奇怪的东方指代。当“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男人都剪去了辫子时，在美国的阿贤（《橙血》），却由于其白人主子玛丽的固执与坚持，还不得不留着长长的辫子。他成全了白人心中有关中国的神奇而偏执的想象：“他们一见到阿贤便欢叫，这才是他们印象中正宗的中国佬——多么典雅的丝绸衣饰，多么俊美的发辫！他们在橙园中架起相机，众星捧月一样与阿贤合影。”严歌苓：《橙血》，《白蛇·橙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28页。阿贤的辫子印证了西方白人对古旧、封闭甚至是原始落后的中国的刻板印象，他们从中获得了惬意的心理满足。阿贤的长辫的保留无疑象征着他对于主子玛丽的统治的无条件服从。
如果说阿贤的发辫代表了华人对洋人主子柔弱的顺从的话，那么大勇（《扶桑》）的发辫却是表现了华人桀骜不驯的另一面：“这是全城顶著名的一根辫子，散开是匹缎子，编起来是条蟒蛇。长在他脖子和上半个背脊的头发比他头上的那些更黑更森人，如同不见天日的荒凉沃草。”严歌苓：《扶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大勇身上的野性和大多数温顺的中国人形成了强烈反差的对照，他在旧金山赌马舞弊、倒卖人口、杀人害命，不仅华人怕他，洋人也不得不忌惮他，大勇“邪恶”但刚硬的生命终究是华人生活圈中的异数。
就像中国男人的发辫终究要剪去一样，尽管绝大多数华人的性格不如大勇般刚烈，但一旦觉醒了，依附于洋人、低人一头的奴才生活也终究要结束。“阿贤的生命，就恰如柠檬柚一样，本身酸涩，却为他人散发清香。在玛丽看来，这只仿似中国人皮肤的柚子，放在自己那不成比例的高脚水晶果盘上，更有随时跌出盘外的危机，在暗示、预演着黄阿贤企图摆脱玛丽安排经营的所谓高雅生活的意欲。”李仕芬：《拖着长辫的中国男人——试论严歌苓的〈橙血〉》，《华文文学》，2002年第4期。当人的信念在阿贤那里被唤醒，他终于决定要离开玛丽时，他剪去了辫子。小说最后对于阿贤的死亡处理得相当自然。一切看来仿佛只是一次不幸的误杀，但是“月亮刚浮出地平线。一声枪响从仓库那边传来。玛丽惊得险些挣脱瘫痪，从轮椅上扑出去。她想，大概已晚了。”严歌苓：《橙血》，《白蛇·橙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这样的描述分明又揭示了彻底的真实。在他人的国度中，华人要剪下自己的发辫、结束仰人鼻息的生活，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全部根须是祼露”的“生命的移植”（3）
与留着辫子的中国男人一起到来的还有西方人眼中带着神秘东方色彩的中国女人。严歌苓也似乎更善于表现这类带有东方意蕴的华人女性，表现她们面对在异域所遭受的屈辱和苦难时所表现出的惊人的宽恕和容忍，用一种宽宏的女性的、也是母性的善行来包容一切丑陋和肮脏。例如小渔（《少女小渔》），例如扶桑（《扶桑》）。前者是为了一张绿卡而与穷困潦倒的意大利裔老头假结婚的女孩；后者则是当年旧金山的中国名妓，在一般人眼中，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都是大逆不道而遭到鄙夷的。但小渔只是淡淡用“人嘛，过过总会过和睦……”一句话将妒火中烧的男友江伟恶毒的咒骂轻轻拂在一边时，不难发现小渔是把所有的不公和委屈都独自承受下来，并且淡淡地化解了，在她把一切都化干戈为玉帛面前，男友的那句“居然能和一个老无赖处那么好”的咒骂倒成了对小渔真是“‘好’女人”的盛赞。扶桑更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思议的逆来顺受，无论是面对她命中定下的丈夫大勇，还是有着微妙情愫的白人男孩克里斯，抑或是面对千百人无休无止的蹂躏，扶桑总是那么从从容容，似乎是服从于命运的一切摆布，才让她走过了一切灾难。据考证，“‘扶桑就是榕树’周策纵：《扶桑就是榕树》，《弃园文粹》，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39页。，以巨型闻名，一木可成一林，隐含着包容忍让的含义。与华人移民的生存之道——忍字哲学相吻合。”杨红英：《民族寓言与复调叙述——〈扶桑〉与〈她名叫蝴蝶〉比较谈》，《华文文学》，2003年第5期。
克里斯带点酸楚地承认，跪着的扶桑是个美丽的形象。跪着的姿势使得她美得惊人，使她的宽容和柔顺被这姿势铸在那里。她跪着，用无尽的宽恕和柔顺梳理这黑色的绞索般的长发。严歌苓：《扶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扶桑跪着的形象在小说中一再出现，她本应该是一个等待被救赎的女人，但是克里斯最终明白，扶桑不能也不需要被救赎，因为“她心里实际上有一片自由”。在严歌苓的心中，扶桑对所有人的宽恕，使得她不再需要获得任何人的救赎。
翻过这沉重的一页，当代的新移民虽然很多人仍生活艰辛，但毕竟已经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和起码的人身自由，但他们还是延续了其先辈们所遇到过的问题。他们往往在移民社会中体味到来自东西方的冲突之后，感受到生活悖论式的存在：他们不满意在国内的生活，希望获得崭新的人生，因此飞越太平洋来到新大陆的乐土，结果却发现，自己永远也不能摆脱华人的身份。在异国他乡，他们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族群归属，更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的华人身份，甚至比在国内时都要强烈。
为了揭示这种不能为人所言，甚至有时自己都无法清晰表述的心理折磨，严歌苓在小说中非常重视隐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喜欢用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推动情节的发展，乃至成为打开人物的心灵之门的一把钥匙。比如沃克太太（《女房东》）的那条异常柔软精致的浅红色衬裙，不断在单身汉老柴心中勾勒出一个令其浮想联翩的美女的身形，他不断地在想象中获得意淫的满足。扶桑（《扶桑》）那件“烂红如醉”的“皱巴巴的红绸衫”，拯救会的修女把它看做是肮脏邪恶的巫魔象征，克里斯却视其为扶桑的灵魂所附，与她的肉体合而为一。小说《红罗裙》精心设计了海云和儿子、丈夫、继子之间微妙的关系，“一件夕照红的太阳裙”映亮的不仅仅是海云年轻的三十七岁的脸，更是将海云内心的女*望点燃的一团火。因为它的出现，无论是儿子健将还是继子卡罗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一下子都被拽出了水面。 “我”（《方月饼》）在中秋之夜对同屋的美国女孩玛雅讲述中秋、月亮、嫦娥、吴刚、月饼、思乡……可是最终“我”还是明白了，就如故乡的月饼到了美国变成了棱角分明的方月饼一样，玛雅永远是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方月饼不仅将中国人千百年来“千里共婵娟”的优美诗意涤荡得一干二净，相反还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甚至滑稽可笑而又带着几分酸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全部根须是祼露”的“生命的移植”（4）
严歌苓对普遍人性的关注使得她也不局限于对华人移民的描写。在一个移民社会中，她也能明显地感觉到其他民族的移民可能面对的和华人一样的生活环境，一样的生存压力，一样的艰辛和一样隐匿的肮脏。同样的移民背景非但不能拉近不同民族的移民之间的心理距离，相反他们在接触和相处中往往暴露出的是人性丑陋的一面。
杨志斌（《阿曼达》）以为和混血女孩阿曼达之间有着难得的默契，获得的是一段美好的忘年情谊，却不料整个儿是一个报复的圈套，最终剩下的是利用、辜负和出卖。艾米莉和罗杰（《初夏的卡通》），都在与对方的邂逅中获得了想象的满足。但他们注定是要交错而过的，艾米莉不愿和一个流浪的乞讨者一起生活，罗杰认定是这个东方女人背叛出卖了他，最终艾米莉衰竭而亡，罗杰又被抓回了精神病院。他们相互之间充满了误读。
在《青柠檬色的鸟》《茉莉的最后一日》两篇小说都写了拉丁族裔与华人移民在同一时空下相处但结果令人失望的故事。洼和佩德罗（《青柠檬色的鸟》）最终还是没能达到沟通、理解和信任；而茉莉和郑大全（《茉莉的最后一日》）甚至经过七小时的拉锯战、最终两败俱伤。在同样的移民身份的背后，各自的民族背景在这里显得令人深思。正如“‘青鸟’在梅特林克的戏剧里是人类大同的理想的著名象征，虽然小说（《青柠檬色的鸟》）不着一字介绍青鸟，但严歌苓引进这个意象与‘白蛇’一样，真是要读者从文本以外来理解这部作品的真正意图。各民族间的冲突不能改变人类的根本处境，而摆脱这种处境的真正途径，只能是青鸟所象征的，人类必然要走向真正的理解与沟通。”陈思和：《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上海文学》，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