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移植”的边缘状态
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地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祼露的，像是祼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严歌苓：《〈少女小渔〉台湾版后记》，《洞房 少女小渔》，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40页。
严歌苓这段关于移民好比“生命移植”的阐述因为其精辟形象而经常被评论者所引用。继续沿用这个比喻，那么生命用祼露着的神经来感知新扎根的这片土地时，获得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故土的泥土虽然被抖落了，但是却已经内化成生命中无法抛弃的实质。而在新的土地中，这段被移植的生命只能是一个外来者。
移民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从经济地位和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来讲，都难以成为主流社会的中坚，并且还要忍受“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受。纵观严歌苓文学创作的各个阶段，“边缘”都是其笔下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其创作的一个基本领域，边缘意识在各种不同的情境和模式之下反复出现，不断强化。在她的小说中，边缘人的形象层出不穷，透过这些边缘人群像，不难看出严歌苓本人浓重的边缘情结：一直以来在有意或是无意之间，严歌苓总是主动地倾向于选择站在与“主流”相对的偏远之上，并固守着这份边缘感，愈行愈远。她对社会上那些不成功的输者饶有兴趣，认为他们各有各的输法；而赢者则都是一副面孔。写作应该就要写有个性的人物。严歌苓执著地站在输者的立场上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她发现这样的边缘人群绝对值得大书特书。“‘边缘人’的苦恼在新移民中十分普遍，它只是两个强势文化聚焦在一个小人物身上而产生的悲剧性效应。”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严歌苓作为亲身经历者，写的多是处于边缘的新移民的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表现了作为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他们的艰辛和尴尬。
“全部根须是祼露”的“生命的移植”（5）
初来乍到的新移民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生存下去的压力。“我”（《无出路咖啡馆》）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浓缩典型。“我”每天想得最多的既不是自己的未婚夫，不是如影随形的FBI，也并非是学校里的功课。对于“我”来讲，爱情婚姻学业前途这些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没有钱”来得重要，来得紧迫。“我”挖空心思拆东墙补西墙，每天疲于奔命忙于应付，却总是落到口袋里两手空空的境地。严歌苓对“我”生活拮据的描写，真实而残酷，每天经历这样的生存压力，“我”怎么可能不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最为贫穷最为边缘的人？
即便是新移民们度过了温饱的考验，他们还是作为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的一员而存在着，他们最为感到尴尬的地方在于他们永远无法改变自己原来的身份，不可能将过去轻而易举地连根拔起，然后顺利地搬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我”（《栗色头发》）作为一个漂亮的东方女孩，受到了“栗色头发”的白人男子的关注，“栗色头发”对“我”不可谓没有一点真感情，但是“栗色头发”就是无法摆脱他的民族自大及其优越感，“我”也始终不能接受他用那种充满优越感的腔调来讲“中国人”。
有时候新移民们甚至在英文世界中失去了言说的能力。齐颂（《簪花女和卖酒郎》）因为不懂英文而处在失语状态，她为此失去了与人交流的能力，无法表达爱，也无法向人求助，最终被卖给了一个聋子。九华（《花儿与少年》）拙劣的英文使得他在母亲和继父的家中成了一个沉默的异类。“我”和“栗色头发”（《栗色头发》）之间牛头不对马嘴的交流，在啼笑皆非之余展现的是“我”源于民族自尊的那份坚持和固守。这说明语言不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其实它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直接体现，因此，新移民的失语就绝非仅是语言上的隔膜和障碍，更在于不同族群文化之间无法一蹴而就的沟通上的差别与困惑。
移民不仅仅是处在异国他乡政治、经济的边缘，同时也是处在文化的边缘乃至心理的边缘。这些多重的“边缘”地位，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人性被异化和扭曲到了病态的程度，失去了健全的人格。老薛（《拉斯维加斯的谜语》）由一个堂堂正正的教授堕落成为一个病态的赌徒。为的只是“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借口到这儿来，来得到这样彻底的解脱，如此彻底的忘我”。在拉斯维加斯闪烁的霓虹灯下，老薛将自己真实的外在与内心世界完全掩藏了起来，他需要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输或者赢的答案，而不是麻烦地走进一个真实的他完全陌生不习惯的社会国度之中去。
老柴（《女房东》）的内心世界则被严歌苓一层层细细地剥开。小说几乎通篇都是老柴对沃克太太的各种臆想，作者对这样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独居男人的内心世界把握得游刃有余。尽管老柴从没真见过沃克太太，但是对沃克太太的生活起居的用心观察，对沃克太太生活细节的多方窥探，仍然让老柴的性幻想得到了不可思议的满足。小说结尾处，老柴和沃克太太在临别前的偶然相遇，则显得异峰突起，老柴作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中年男人欲望挣扎的强烈与沃克太太丢在浴室地上那条浅红色衬裙的柔软，在一刚一柔间，透射出了人生的迷幻与造物弄人。
“全部根须是祼露”的“生命的移植”（6）
严歌苓对人性的关注和把握人内心世界的愿望，使得她的作品中经常能找到以精神分析为特点的人性展现的痕迹，虽然她宣称已经不再信奉精神分析心理学派的理论，但她确实有一度很喜欢精神分析的理论，并常常用此来构建她的小说，并达到深刻剖析人物性格和拷问人物内心的意图。小说《人寰》几乎通篇就是“我”和心理医生之间以倾诉作为治疗方法的心理疗伤；《抢劫犯查理和我》《失眠人的艳遇》《无出路咖啡馆》《屋有阁楼》等作品中的人物的精神世界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记忆或感知偏差，他们甚至都不敢断定自我是否处于梦魇、幻觉之中。处在边缘状态中的移民人生，对人的精神是一种极大的压抑，如果不能及时化解这种精神重荷，那么紧绷的神经将导致一系列的行为偏差。严歌苓非常娴熟地常从这个心理内视角来观察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比如女性移民与亲生儿子之间的呣子之爱就是一个例子。
《约会》《红罗裙》和《花儿与少年》中的母亲和儿子都有着超越一般呣子亲情的亲昵和依恋。五娟（《约会》）将与儿子的见面看成是她每周唯一的希望和快乐；海云（《红罗裙》）在一五○院子里撒娇的对象是自己的儿子，而不是年迈的丈夫；晚江（《花儿与少年》）每天跑步跑出半小时的自由时光，为的就是和儿子的会面。这是三个相通的故事，相互之间完全可以互文，母亲在为了现实的种种考虑嫁给了美国华裔老头之后，却总是在自己年轻的儿子身上寻找类似求偶的女性关爱。但这似乎又不能说是纯粹的“俄狄浦斯”情结。“他们只是将呣子最初期的关系——相依为命的关系延长了，或许是不适当、无限期地延长了。或许是这异国的陌生，以及异族人的冷漠延长了它。因此他们总是在对陌生和冷漠的轻微恐慌中贪恋彼此身上由血缘而生出的亲切。”严歌苓：《约会》，《白蛇·橙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8页。《屋有阁楼》则可以看做是这类故事的一个反向的结构，申沐清总觉得女儿申焕在夜间受到男友保罗的*待而发出哭叫声，他梦中常见申焕幼年对父亲的哭叫，其实这正是“他对女儿超出父爱意欲的潜意识显现”。刘艳：《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严歌苓创作品格论》，《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说到底，正是身处社会边缘、孤独寂寞没有寄托的移民生活使得她（他）们对任何能得到的感情，都像落水者对稻草一样，紧紧抓住，决不松手。人与人之间的不友善的相处，使得她（他）们只能相信来自无法割舍的血缘的亲情。
在性别边缘徘徊的异类人生
一个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成长起来的人，在他（她）的青年时代，可能得不到关于同性恋的任何科学解释，甚至他（她）有可能对此根本一无所知。而出国之后，严歌苓惊异地发现：“美国同性恋很普遍，是爱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回忆道：“第一次看电影《蜘蛛女之吻》是在1990年，后来读了普微格的小说和自传，对同性恋的庄严、壮丽、尊严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认识。读《蜘蛛女之吻》之后，我流了很久的眼泪，认识到这种不被传统认同的感情有着绝望的色彩和裂度。”芦泊：《女作家严歌苓访问录》，载2002年5月20日《华夏时报》，第15版。
“全部根须是祼露”的“生命的移植”（7）
人类同性之间的恋爱是人类从有文明记载时起就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现象，任何社会似乎都无法清除它，古希腊时代曾经完全认同同性恋，但是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性恋者作为异类的存在，他们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有些时候甚至遭到残酷的*。虽然至今同性恋者仍然处在社会的边缘，但“西方自六十年代以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讨论完全改变了同性恋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417页。，现代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也更加趋向宽容，有些激进理论（如“酷儿”理论）甚至认为同性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严歌苓赴美后，亲眼目睹并接触了身边的一些同性恋者，并逐渐受到了旧金山对此的宽松气氛的影响，在其海外小说中涉及同性恋主题也就并不奇怪了，《魔旦》《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学校里的故事》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魔旦》用一种抽茧剥丝似的叙述手法，拨开历史的迷雾，讲述了一段异国的同性恋。中国古代唱旦角的男优是同性恋的密集人群，这本已经沉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角落中，对于中国人来讲是稀松平常的，没有人会把它太当回事。然而对外国人而言，一个俊美无比的男孩装扮成女孩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不仅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好奇，而且使得奥古斯特对华人男孩阿玫从不可思议的痴迷，逐渐动了真感情，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男孩阿玫则平静地读完会计课程，进入了金融圈，娶妻生子，年老后就守着“华人移民历史展览馆”，终于等到了“我”的到来，解开了这段几十年前的哑谜。
亚当（《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是一个身世显赫的富有的美国男人，他既是同性恋者，但却又希望有个孩子能够延续自己的生命和家族。“我”——伊娃是个刚刚离婚的华人女性，生活困顿，因此决定为了五万美元出卖自己的子宮。两人用一根针管完成了授精，生下的女婴菲比却失明失聪，于是“我”和亚当围绕着菲比，一点一点地付出了与众不同的母爱和父爱，两个人的距离也被不断拉近。虽然菲比最终还是夭折了，但是经历了这一切的“我”和亚当却已经改变了很多。亚当和夏娃的名字也暗示着人类最根本的两性关系开始了复苏。
严歌苓确实善于将自己身边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都当成素材，杂糅到各篇小说中去。《学校里的故事》有不少素材就来自于她在美国的同学与老师。但这一次，她要讲的是一段交错的感情。帕切克是一个要求颇高又容易激动的老师，“我”则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李芷，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学好英文写作，“我”认真对待帕切克的功课，成了他欣赏的学生，“我”对帕切克有了一些别人无法理解的亲近，但是帕切克却突然爽约了。“我”一直无法理解这点，直到明白帕切克是个同性恋者，也有可能是双性恋者。帕切克离开了，“我”也发现了自己的若有所失。
如果仔细地看这三篇小说，就会发现这三篇小说其实都只是借用了同性恋的背景，都没有去正面描写典型的同性恋。严歌苓的兴趣本来也并不在于此，可以说，同性恋只是她用来关注边缘人生（尤其是移民的边缘人生）的手段之一。“我”（《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是一个可怜的只能靠出卖子宮、偷偷摸摸瞒着所有认识的女人、每天在监视器的监视之下生活的移民。如果不是为生活所困，像“我”这样保守的华人，又怎么会愿意和两个同性恋者扯上关系，怎么会愿意要一个来自针管的小孩。被贩卖来的男孩阿玫（《魔旦》）更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能装扮得比女孩更像女孩，以此来养活自己。在白人公开歧视压迫早期华人移民的时代背景下，在奥古斯特各种好处的诱惑下，来装扮成一个女孩与他接近而已，尽管他是完完全全的男孩。“我”（《学校里的故事》）居然会不知道男人的右耳朵戴了一枚耳环表示什么意思，虽然别人都明白这点，但是来自中国的“我”对此是彻底的无知。所以只有“我”才会和他私下接触，徒劳地为他暗自伤心懊丧。
严歌苓描写了不为社会正视的同性恋群体的悲欢离合，并且和其移民的背景相交融，凸现了双重边缘压力下的人的本性变化。并且严歌苓并不像一些西方知识分子那样通过支持同性恋来表现自己的先锋前卫立场，她只是想要表现自己对这么一群人的关注，对生活在社会的另一种边缘的这么一群人的同情和理解，对他们应该获得的人的尊严的一种起码的尊重，这一点和她对人性一贯的深刻关注是统一的。所以在这些同性恋题材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无一例外地给同性恋者安排走出他们原来“畸型”的那种生活的可能性，努力将他们从愈行愈远的迷途中拉回来，给这些故事披上了一抹正常人性的温暖之光。其实社会中真正的同性恋者的生活远非如此戏剧化。他们与平常人一样过着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单调生活，只是对于他们的这种性取向，在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在不同的社会中，这一部分可能是大多数，也可能是少数）还不能理解、接受和支持。严歌苓虽然也十分理解同性恋者，但到底还是被自己心中的一套“正常”的观念所限制，她的同性恋题材的创作只能是对这样的生活状态的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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