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事却有征兆。

宣帝在前往昭帝庙的途中，先遣仪仗队所持的旄头剑突然掉了下来，剑首直Сhā入泥中，剑刃指向乘舆车。驾马受惊。

宣帝甚疑，召梁丘贺前来占卜吉凶，结论是：此行凶险，将有人持兵器行刺。

宣帝马上返回，派人前往昭帝庙调查，果然将任章抓获。

在此之前，宣帝每遇重大祭祀活动，常常习惯在头一天晚上入住宗庙。这个事件之后，他便长了教训，改在白天进入。

梁丘贺以占卜灵验有功，颇受宣帝亲近宠信，被擢升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最后官至少府，位列九卿。

上述人和事，只是冰山一角，整整一部《汉书》，到处都充斥着类似的事件。这样的思想已经成了儒学的信念支柱。

为了让这个支柱更加强不可摧，儒家不惜牵强附会，以讹传讹，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且不论这些事例之真假，它们的存在，便说明了儒家已经把自身的终极价值，建立在玄妙的“算命”功能之上。

思想家成为算命先生，便不能再简简单单地归结为科技水平的限制，恐怕更多的是因某种利益或目的的驱动，才有意采取的下着手段。儒家在当时最大的利益或目的，便是维护自身的官学地位。

诸如此类的手段给儒学的权威地位带来了两层保障：其一为“连恐带吓”式的心理威慑；其二为­操­作­性­的“实践应用”（预测未知或未来的事物）。

这种手段看上去虽然与江湖术士或“邪教”组织无异，但却是官学的需要。

官学与显学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前者必须具备鲜明的“政治­性­”，尤其在“由显而官”的转折期内，则更加不可或缺。

官学“政治­性­”的首要表现，是不能与当朝政权的经验或理念相冲突，至少也要能够兼容或诠释之。

儒家问鼎官学的过程中，最富于戏剧­性­之处莫过于，原本占据官学地位的道家（时称“黄老”）和法家二学之混合体，把自己的地位拱手让给了儒家。这也难怪，前者原本就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来维护其地位。就连这个混合体的理论依据，也大多源自儒家的经典，因此才在“官学地位交接”的过程，显得格外的顺畅。

早熟的哲学与青涩的科技（3）

比如在儒学成为官学之前，帝国上下对“丞相”一职的职能理解，按文帝朝丞相陈平的说法，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遂万物之宜”。这个说法便源自《尚书》“周官篇”中对“三公”职责的诠释（论道经邦，燮理­阴­阳）。

陈平既然重申，要让丞相来承担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儒家便进一步推波助澜，把它演绎成为“丞相”理所当然的“岗位职责”。

官学“政治­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它必须迎合最高当权者（皇帝）的需要。

西汉儒生在这方面最露骨的表现，莫过于以“天人感应”的原理，为作风强势的宣帝刘询粉饰所谓的“中兴”——在宣帝朝，“凤凰”出奇地多，充分显示出盛世王朝的景象。在《尚书》“益稷篇”中，便有这样的说法：“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宣帝朝从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至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的短短22年间，便活脱脱制造出11次“凤凰来仪”的记录：

第1次，本始元年五月，“凤凰集胶东、千乘”。胶东和千乘即今天山东省的莱西县西南和滨州市西南两地。

第2次，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五月，“凤凰集北海安丘、淳于”。安丘和淳于即今天山东省成乡县的西南和东北两地。

第3次，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四月，“凤凰集鲁郡，群鸟从之。”宣帝时，只有“鲁国”而无“鲁郡”，故，所谓“鲁郡”当为“鲁国”之误，即今天山东省的曲阜市。

第4次，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春，“凤凰集泰山、陈留”。“陈留”即今天河南开封市东南。

第5次，元康二年三月，凤凰再次出现，但地点不详。

第6次，元康三年春，“神爵”无数集于泰山。“爵”即“雀”；至于是什么样的“神雀”，史书没有说，大概不是凤凰的近亲，便是它的本家。

同时，“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 “属县”是指京师“三辅”下属诸县。五­色­鸟不是凤凰，但被看作是凤凰的远亲，也是非常吉利的征兆。

第7次，元康四年春，“神爵、五采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宣帝因此宣布改元“神爵”。

第8次，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春，“神爵”集于京师长安，群鸟数万只相随。

第9次，神爵四年十月，11只凤凰集于杜陵。“杜陵”是宣帝生前为自己建的陵寝，位于今天的西安市东南。

第10次，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鸾凤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地，文章五采，留十余刻。”

第11次，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凤凰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凰立，以万数。”“新蔡”即今天的河南新蔡。

这么多所谓的“凤凰”或“神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且看一次“未遂”的“凤凰来仪”。

宣帝朝名臣黄霸，是西汉立国以来公认最优秀的地方行政长官。

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黄霸代丙吉为丞相。此后某日，有一群鹖雀从京兆尹张敞的府第飞过来，到丞相府落下。黄霸便以为是“神雀”，和部属们商量着准备上报宣帝。

就在将报未报之际，张敞向宣帝打了一个小报告说：这群鹖雀从我家庭院飞到了丞相府。丞相府中有许多地方官出身的官员，明明知道不是凤凰，却佯装不知，听由丞相上报。丞相后来知道是从我家飞过去的，这才作罢。

张敞进而向宣帝建议：今后对那些“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处以极刑，“以正明好恶。”宣帝采纳了张敞的意见，弄得黄霸惭愧不已。

“鹖雀”在今天称之为“褐马­鸡­”或“角­鸡­”，分布于河北、山西一带，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此鸟在当时，肯定没有这么珍稀，否则也不会动不动就成百上千地飞来飞去。

宣帝朝传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凤凰”或“神雀”，顶多不过是一群角­鸡­而已。

既然儒生们愿意拿它来说事儿，硬要把角­鸡­当凤凰，宣帝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坡下驴地权且当了真。每次接到“凤凰来仪”的报告，他不是大赦天下，便是大加赏赐，甚至还专门改元纪年，忙得不可开交。

但宣帝自己定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有两点为证：一则，虽然儒家的信徒们如此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但宣帝却并不怎么重用儒生，而是一味“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二则，当张敞把黄霸的把戏报告给他时，他便采纳了张敞的建议——“窗户纸”已经被点破，不采纳怕是也不妥了。

“向后看齐”与文帝的委屈（1）

在那个时代，官学还必须带有“普世思想”的属­性­。作为普世思想的基本要素，儒家必须描绘出一幅具体的“圣朝愿景”，使之成为鼓动世人，尤其是皇帝和帝国­精­英分子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同时作为世俗价值观的榜样和载体。

通常来说，建立这样的“圣朝愿景”，无外乎三个取向：

其一，面向未来。描绘一个未来的“天堂”，同时提供通往天堂的路线图。

但选择这个方向，必然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论证“天堂”本身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宗教以“神”的名义，巧妙地用“迷信”代替了“理­性­”，从而回避了“论证”之难。儒家显然不可能走宗教的路线。从孔子开始，他们便对“鬼神”采取了敬而远之，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2000～3000年前的儒生们，包括孔子在内，显然没有能力去“论证”出一个未来的“天堂”来。这条路自然是走不通的。

其二，向周边地区更先进的文化学习。

在中国当时所能企及，甚至是所能看到的地区，包括东边的高丽、南边的黄支国和越裳氏部落、西边的羌族和更西边的西域诸国、北边的匈奴及其他游牧民族，都远远落后于中国。

显然，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些地区并不存在可以学习的对象。

其三，向古人学习，抑或“向后看齐”，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对身处于时代“最高点”的文化来说，把眼光向内且向后，集中全部­精­力和智慧，解读自己的历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儒家把这个“圣朝愿景”定位于西周，而更古远的商朝及尧、舜、禹时代，则处于“辅助”的地位。

具体来讲，儒家以西周作为儒家“圣朝愿景”的载体，还有如下三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西周王朝，尤其是经过周公“制礼作乐，颁度量”（《礼记》“明堂位”篇）之后，中国的文化开始正式结束“混沌”状态，步入“有序”的局面，达到第一代儒家思想奠基人孔、孟等人之前的一个全新高度。它既是儒家的种子得以根植的土壤，自然也会成为儒家学说“挖潜”的对象。

其二，在孔、孟生活的年代，由于文化传播的局限­性­，对300多年以前的统治者的了解，只能局限在官方描述的种种正面传说上。同时，经过300多年的统治，周王朝的合法­性­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对本朝开国先贤们的正面传说深信不疑，并进而将把对后世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掺杂在对这些传说的理解或想象中去。

其三，正如前文所说，由于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周边地区缺乏可供横向比照的更先进的文化。于是，（孔、孟时代的）人们对当世的失望及对理想状态之希望，便只能通过怀念往世来寄托；更为甚者，儒家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和角度，来对以周公为代表的往世思想进行批判或扬弃。——人永远不可能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向上攀升。

作为思想之东冲西突的结果，雾里看花的西周便成了儒家学说的“王道乐土”或“圣朝愿景”。一切都向它看齐，虽然谁也看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模样。

作为官学，儒学必须从价值观的层面，谴责任何以下犯上的行径；同时又必须从理论上承认本朝政权的合法­性­。这是一对矛盾，因为任何朝代的政权都是对前朝成功反叛的结果。

这对矛盾是儒学致命的逻辑硬伤，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儒学尚未正式成为官学的景帝朝，便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公案：以研究《诗经》见长的儒生博士辕固先生，与另一位黄老学说的学者黄姓先生，当着景帝的面，就“汤武革命”的­性­质争论得天昏地暗。

史书分别称二人为“辕固生”和“黄生”，实际上便是“辕固先生”和“黄先生”的简称。二人都只留下了姓氏，没有留下名字。

黄先生认为：汤武不是顺天受命，而是殺君，是大逆不道。

辕固先生认为：“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先生反过来说：桀纣虽然无道，但毕竟是君上；汤武虽圣，但毕竟是臣下，“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向后看齐”与文帝的委屈（2）

辕固先生反驳道：真如你所说，那么高祖灭秦而代之也是犯上作乱吗？

原本单纯学术的争论眼看就要演变成政治的对抗，这样斗下去，最难堪的人恐怕非景帝莫属。于是，他便有些坐不住了，出面叫停了二人的争吵，对他们说：只吃马­肉­不吃马肝，没有人会说你不懂马­肉­的味道；讨论学问不提汤武，未必有人会说你无知。

在当时看来，马肝是有毒的，马­肉­却没有。景帝的意思很明确，是要让他们回避“新朝代旧朝”的合理­性­问题。

在这场争论中，辕固先生表现得实在有点儿像个学术流氓：自己理屈词穷了，就来个太极推手，顺势把对方推向皇帝的对立面。

这大概是天下政客惯用的伎俩。

从另一个角度讲，作为官学的儒家，辕固的做法也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因为儒家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尴尬境地。

更有趣的是，人家黄先生亮出的观点，也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臣子无论如何也不应当造君主的反。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是儒家被当朝统治者接纳为官学的基本前提，否则的话，没有哪位皇帝会支持一个专门鼓励造反的学说。

好在景帝不仅给了辕固先生一个台阶下，也给了儒家一块遮羞布。有了天子的圣谕，西汉王朝的后世儒生们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拒绝面对这个问题了。

虽然刘氏皇统对儒学成为官学颇有“知遇之恩”，但是西汉王朝的英明天子——文帝刘恒却被排斥在儒家树立的“标杆皇帝”行列之外，进而遭到了历代儒生们不约而同的冷遇。

文帝在位期间的言行及作为，即便和儒家时常挂在嘴边的榜样帝王(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相比较，也未必会逊­色­多少。司马迁对他的评价也更是热情洋溢，说他是“德至盛也”；更有意思的时，司马迁在下这个结论之前还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出自《论语》“子路篇”），可见是在用儒家的标准衡量他。

此后2000多年的儒家经典对这样的一位开创多项帝王“德政”先河的皇帝，却鲜有溢美之词。就连一向喜欢在《资治通鉴》中不时点评历史人物的司马光，对文帝的正面点评也仅限于“杀舅”(即薄昭)一事，即便如此，他还在赞美的同时，含蓄地批评他没有加强对薄昭教导以防患于未然。

文帝如此“委屈”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四个：

其一，文帝自己存在“历史污点”，比如宠幸邓通。

其二，文帝的光彩与儒家没有太多的关系，倒是其千年对手黄老学说和法家思想的功劳。因为西汉文、景二朝，甚而算上此前的吕后临朝称制时期，汉家的官方思想都是以黄老(道家)与刑名(法家)二说杂之。儒家对著名的“文景之治”并没有太多的思想贡献。

儒家学说作为“官学”之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决定了它不大可能承认这样的现实：除自己之外，“竞争对手”的学说居然也能孕育出理想的皇帝及天下大治的局面。

其三，文帝所处的年代还不够久远。他留下史料太多，虽有过人之长，也有咋舌之短。

平心而论，文帝之短，虽然远不足以抵消其所长，但这样的短处，杀伤力实在太强。“偶像”是不能有重大污点的，否则就不能激发后人近乎迷信的崇拜。儒家的榜样和它的思想一样，也必须是“无懈可击“的。如果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做支撑，庞大的儒家学说就有“溃于蚁|­茓­”的危险。

被儒家奉若神明的圣王先贤，如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二王、周公等人，难道就真的那么完美吗？其实也未必。但他们的年代足够久远，留下的史料又寥若晨星，绝大部分都是一些美丽的传说，而且这些传说也大多被儒家奠基人在治史的过程中倾情美化了一番。经过儒家的“整容”之后，他们身上即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毛病，也将无证可考，全凭儒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常人焉能无过？只有请出“古”得不能再“古”的古人出来，­精­心包装一番，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是古而非今”便成为儒家唯一的选择。

因此，作为圣贤典范的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等人，与其说是历史中人，还不如说是儒家学说中的虚拟形象。

于是，便只好委屈这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了。

《庸才当道》后记

潜心“正史之旅”是我多年的夙愿，如今幸蒙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任超副社长和姚劲华主任两位仁兄的鼎力支持，终于得以成行；拙作幸获两位仁兄的指点，方才得以更加完善。

帝国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不但要求主政者拥有高超的政治权谋和卓越的治理才能，还必须具备一流的道德情­操­。一言以蔽之，这样的体制是为“奇才”设计的。如果不是奇才，便无法避免成为“昏君”或“庸才”；非但难有作为，弄不好还会贻害社稷苍生。

但是，完美的奇才是不存在的，接近完美的人也极其少见。这样的人虽然是历史的骄傲，但绝非历史的主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的主角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平凡的禀赋和才能，并不足以在帝国的治理结构中有­精­彩的表现，更无法超越现实世界（时代、文化和体制）的局限；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全都是现实世界的总和。换言之，他们都是体制下的“蛋”。

因此，在这对矛盾之下，“庸才当道”便必然成为历史的“常态”。历代史家都不约而同地用苛刻的标准来对待历史上的人和事，于是在他们的笔下，便有了一个又一个的“神”或“魔”。

其实世上本无完美无缺的神，亦无天­性­从恶的魔鬼。在历史之“局”中，人­性­都是一样的具体、脆弱而沧桑。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索­性­从“庸才当道”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或许会有更多更新的感悟。

这便是我为什么要以“庸才当道”的视角贯穿“正史之旅”始终的原因。

在这个视角之下，对每一部正史的解读，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藤与树”便是解读《汉书》的主题。以后的计划是沿着《后汉书》依次走下去。我所用长河

读读写写的日子绚丽而平坦；但也更添了我对家人和恩人的负疚，看来今生难以报答他们的恩与情了。虽然我知道，没有人对我施恩图报，但他们的厚爱越是无私，我心头的负罪便越是沉重。

人生就是这样，总在有心与无力之间挣扎着游走。但记忆却如一盏明灯，照亮并且温暖着我的全部岁月。

数月前，终于在北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恩师丁贵普先生。久别重逢，以及此后的短信传书中，他总在近乎絮叨地叮嘱我注意身体。每念及斯，未尚不热泪盈眶。

1年前回乡奔父丧，见到我的另一位恩师邓其健先生。在悲凉的送葬道路上，他苍老的身影穿梭于滂沱大雨之中，为我号呼张罗。此情此景，怕是没齿也难忘记。

21年前那些食不果腹的寒窗岁月，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今生最美的味道。时任遵义县县长的赵福田先生，每逢周末便让我去他家里改善生活；而我当时一人的饭量，竟然超过他们全家人的总和。是这位慈祥的长者给了我生活的阳光。

同样在20多年前，每遇无所适从的节假日，我便总是溜到一位师兄的家里。他的父亲，薛舟超先生，这位记忆中最具风度的知识分子不仅给了我父亲般的温暖，还给了我受用一生的鼓励和教诲。

30年前，启蒙恩师杨天书女士按本家的辈份是我的嫂子。这个世代善良厚道的家庭对我的关怀，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她的婆婆，我的伯娘，在我心中与生母无异。伯娘如今仙逝多年，每当想起她老人家，便难禁眼中的泪水。

如今我只能用一生的回忆，来感念生命中的家人、恩人和恩师。

是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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