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有一份地皇三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说，当时3石粟米的价格是450钱，换言之，当时的粟米价格是每石150钱。每位“九虎”将军所受赏赐，还买不到27石粟米。

按《汉书》“食货志”里的说法，这些钱如果放在天灾、人祸双重蹂躏之下的北疆沿线及青州、徐州等地，却只能买到2石谷。

“石”是个什么概念？

清朝学者王鸣盛的观点是，“秦、汉时以百二十斤为石。”（《十七史商榷》卷十二“米价”条）

其实此时王莽并不缺钱。

当时皇家金库的黄金储备是以每1万斤为1柜，仅皇宫中便存有60柜，少府属下的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4处宦官各掌有数柜。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等处也有大量金钱、锦帛及珠宝。早在天凤二年（公元15年）王莽便开始不相信朝中权臣，中央政府的金银重宝均由宫中的宦官掌管。

也就是说，王莽此时直接掌握的黄金至少有80柜，折合80万斤；他却不舍得拿出一斤半两来买自己的命。

据清朝学者赵翼考证，东汉之前，全国的黄金存量非常多。自从佛教在公元300年前后兴盛于北方地区以来，各地以金泥涂佛像或抄佛经之风日盛，加上原有的金矿也已采掘殆尽，黄金便日渐成了稀罕物，金价也越来越高：“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计之，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廿二史札记》卷三）

王莽大概是已经丧失了正常的思维。他在自己距离身首异处仅有2个月的时刻，他以为挟持了“九虎”将军们的家小，便可以以最小的赏赐，逼着人家去为他卖命。

将士们的斗志和士气便不难想象。于是一战而败，溃不成军，长安城的陷落指日可待。

黔驴技穷（1）

始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年底的北征匈奴，是王莽新朝迅速走向衰败的一个转折­性­事件。“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苦。”直接的结果是北疆沿线地区出现严重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全国粮价飞涨，民不聊生。

久拖不决的大规模用兵，与如下四大因素一起互为因果，使新朝帝国本已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更加雪上加霜：

其一，国家机器的半瘫痪。

其二，越改越乱的货币制度。

其三，不合时宜的市场及土地制度改革。

其四，愈演愈烈的吏治腐败。

到天凤二年（公元15年），国家的混乱局面已经发展到了无力回天的程度。

对于皇城之外的危机，王莽不可能一点儿都不知晓，但他却一意孤行地坚持继续复制周朝“王制”，成天热衷于“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这些做法，大概也是为了在朝臣们面前装出一副镇定从容的样子，掩盖内心束手无策的焦虑与惶恐。他担心自己的动摇会使人心更加涣散，进而思变。如果真是那样，新朝的政局必将如脱缰的野马一般迅速失控。

每当夜幕降临，白天高谈阔论“盛世愿景”的公卿大夫们各自散朝归家后，王莽便悄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加班加点处理被白天耽误的政事，“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

这种夜以继日的工作状态，不仅仅源自王莽内心的焦虑，也是多疑的结果。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他越来越不相信朝中的大臣，包括赖以起家的核心团队。他担心在自己对局势的茫然与无助的脆弱时刻被别人钻了空子，正如当年他钻了刘氏皇统的空子一样。甚至连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也不相信，大司农（财政部长）不能控制国家的资金及贵重物资储备，改由宦官来掌管；王莽自己的秘书班子（尚书）也无权接触官员百姓们上奏的密报（时称“封事”），同样改由宦官上传下达。

作为对这种不受信任的反应，尚书们也便利用朝中混乱的局面消极怠工，许多官员的上书被一压就是数月，甚至几年。

王莽曾经数次借“符命”或“祥瑞”之力，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如今无力化解日趋恶化的困局，便又转而故伎重施，企图通过张扬这种“超自然”的神力，来糊弄天下苍生，让叛逆者因心虚而自灭，依顺者因“信仰”而安守。

但他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空洞的“信仰”毕竟取代不了实实在在的粮食，更不可能填饱老百姓的肚子。

他当年之所以凭借“符命”或“祥瑞”的力量顺利君临天下，与其说是诈取了天下人的信任，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普通百姓对改朝换代的漠视。他们并不关心谁来坐这个皇位，更不关心以什么理由来坐这个皇位。

在“­精­英政治”的体制之下，这些东西都是“­精­英”阶层内部的游戏规则，与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无论谁做皇帝，无论他做皇帝的理由是什么，只要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或者把他们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就必然会出现普遍的反抗与###。

天凤五年下半年，琅邪郡暴发了以力子都、樊崇二人为首的“赤眉”饥民暴动。暴动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速壮大到数万人。王莽调集周边驻军前往镇压，都没有成功。

于是，他便在次年春天想出一个神奇的新办法来，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匪患：让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官推算出3万6千年的纪年，宣布从此以后每6年改一次纪元。传说自有天地万物以来，便曾有“天皇”12人，号称“天灵”，统治天下长达1万8千年；“天灵”之后，同样也应有“地皇”12人，将统治天下1万8千年。共计3万6千年。这便是“3万6千”的来历。

从下一年开始，新朝的纪元便改为“地皇元年”。

同时，王莽还搬出一道叫做“紫阁图”的符命来。这道符命上说：黄帝已经成仙升天，在昆仑群山的虔山上张乐设宴；后世圣主如果有得此符者，也必将成仙升天，在钟南山之巅张乐设宴。王莽在诏书中说，我虽然算不上什么“圣主”，但却得到了这道符命，早晚也会成仙。

民间对这个诏书的反应如何？《汉书》只用了4个字：“众皆笑之”。

地皇二年（公元21年）正月，王莽的皇后王氏病故。

当年秋天，有名郎官建议继立新皇后，还说“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王莽便派出中散大夫等45人分行于天下，博采民间德貌双全的女子以备选。

又有人对他说，黄帝当年便是通过建造华盖来“登仙”的。王莽便下令造九重大华盖，高八丈一尺（取“九九归一”之义）；安装于四轮马车之上，以6匹大马驾之；配备300名身着黄|­色­衣装及头巾的大力士围而护之。

王莽每次出宫都以此车开道。每次出行，车上的人奋力擂鼓，300大力士则齐声高呼：“登仙！登仙！”

百官见状，都在私底下嘀咕：这个东西做得像丧车，一点儿也不像是仙物。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三月，刘秀的族兄刘玄称帝，改元更始元年。

王莽闻之，惊恐不已。为了掩饰自己的憔悴之容，他特意将皓首白须染成黑­色­；为了以“大喜”之气冲散国运的­阴­晦，他宣布立所征之淑女史氏为皇后，另立嫔妃120人；为了排遣内心的忧惧，他纠集一帮深谙房中之术的方士，成天在后宫实验各种纵欲的偏方。纵欲之余，依然“忧懑不能食”，便以鲍鱼下酒；倦则凭几而寐；常以“时日、小数”之术，占卜每日吉凶。

侍臣崔发（曾经是王莽的第一批后备­干­部）进言：《周礼》和《左传》记载，君王如遇国有大灾，则以号啕大哭镇压邪气，因此，《周易》里说，“先号啕而后笑”；建议陛下号呼天地以求天助。

王莽依其计，率群臣至南郊，悉陈因符命而称帝之始末；然后仰天大叫道：皇天既然让我君临天下，为何又不佑我剿灭众贼？如果认为我有什么过错，请下雷霆诛我！

于是捶胸大哭，悲痛欲绝。

但是，长安危城并不相信眼泪。

是年十月一日，长安城破。王邑等人退守宫门。

十月二日，数名长安少年放火烧了未央宫的作室便门，斧劈敬法殿小门，喊道：“反虏王莽，何不出降？”

王莽的女儿“黄皇室主”见皇宫失守，自感无颜面对刘氏宗亲，便放火烧了未央宫承明殿，自己也投火自尽。

十月三日，公卿大夫等1000多人，搀扶着王莽逃至未央宫沧海池中的渐台上，企图凭借池水以拒敌。

王邑当时已经连续奋战数个昼夜，疲惫至极，属下将士亦死伤殆尽。他奔入宫中，好不容易一路拼杀至渐台；见其子王睦正想脱下朝服潜逃，便喝阻之，父子共同守卫王莽。

大批敌军拥入未央宫，将渐台围了数百重。渐台守军以弓弩­射­阻之，敌军稍向后退。

箭矢很快耗尽。申时过后五刻（下午六时许），敌军蜂拥而至。王莽及其100多名随从旋即身首异处。

新朝帝国宣告灭亡。

尾议：都有儒家惹的祸

宣帝朝是西汉王朝的最后一座山峰（但不是高峰）。越过此峰，西汉王朝便一路江河日下，再也没有重现过往日的荣光。这条万劫不复的下坡路，却非陡然出现于元帝朝，而是在宣帝朝便已初现端倪。

虽然早在武帝朝，儒家学说便被正式确立为帝国的“官学”，但是，它在­精­英阶层中的真正“独尊”地位，一直到宣帝朝才得以逐渐形成。如此“滞后”的效应并不奇怪。皇帝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可以很快擢升某家学说为诸子百家的领袖，但要想让它深入民间，却须假以时日。

儒生们在宣帝朝的政治舞台上虽然备受“冷落”，但并不妨碍儒学的蓬勃发展。宣帝虽不好儒生，却不反感儒学。他认为帝国的长治久安，离不开思想的高度统一，曾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石渠阁会议”，亲自裁定儒学“五经”之异同。

也正是从宣帝朝开始，儒学经义逐渐成为朝廷高官们###的工具。到了元、成二朝则愈演愈烈，进而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演绎出一幕幕匪夷所思的荒谬闹剧。

“天变”是特殊的天象或天气、严重的自然灾害等自然现象的总称。每遇天变，朝中高官便会有人欢喜，有人忧愁，各股势力蠢蠢欲动，争相拿它来说事儿。

萧望之在宣帝朝任御史大夫时，便曾以“今岁首日月少光”为由，企图把老丞相丙吉拉下马来，好让自己顶上去。

在元帝朝，便有首辅（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丞相于定国、御史大夫薛广德三人于永光元年九月，同时因“灾异”离职辞官。

成帝朝“以天变推演人事”的风气更甚。

王商（丞相）曾经利用天变向政敌王凤（大司马大将军）发动猛烈的攻击。他本人也曾把儒学经义的诠释用于应对突发事件（建始三年的长安水患传言），虽说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但也挣回了不少的人气和声望。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王商之死的诱因，同样是天变（河平四年三月的日食天象）。

王凤辅政的11年间，更是饱受天变的困惑与侵扰。

成帝朝的末任丞相翟方进，竟然以一个无中生有的“荧惑守心”天象，丢了自己的老命。

虽然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拿天变来说事儿，则必然使帝国的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一步步陷入南辕北辙的境地。

“天变”的对立面是“瑞兆”。前者是负面而凶恶，后者是正面而吉祥。王莽反其道而行之，把“瑞兆”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他通过伪造种种瑞兆或符命，疯狂摄揽朝权，最后成功夺得皇位。

在2000年前那个远古的国度，治国犹如“封山育林”，原本并没有多少玄之又玄的道理在里面。给民休息，当权者只要不无事生非地­骚­扰天下苍生，经济就会繁荣，国力就会强大。西汉王朝的前半页，大概正是因为没有儒家学说独霸天下的局面，刘氏皇统才本能地选择了“霸、王道杂之”的务实理念，使帝国的大政方针和政治文化没有像后半页那样滑入“经义”教条的深渊，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王莽处处追求儒学经典的“原教旨”，刻意复制儒家鼓吹的盛世愿景，结果如何？

因此，在西汉王朝及王莽的新朝，小至人事斗争，大到国策方略，都被“思想新贵”儒学引入了南辕北辙的歧途，遂有荒谬与败亡。

早熟的哲学与青涩的科技（1）

董仲舒的努力与成就，在于推动儒学从“显学”向“官学”的转变。

但是，由显学而官学，不仅仅是地位的变迁，儒学自身也面临诸多挑战。儒家应对挑战的方式与过程，却把儒学推入了歧途，使之日渐对帝国政治，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触目惊心的负面影响。

任何学说在成为官学之前，完全可以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可以自相矛盾。但是，一旦成为官学，它就必须“无懈可击”。否则，来自“在野”学派的质疑便会动摇甚至颠覆它的领导地位。

儒家过早成为帝国的官学，好比未成年的孩子过早地成为庞大家族的主宰者，想不早熟都不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任何过于早熟的事物，因为跨越了必要的生长周期，都难免存在先天的缺陷。

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科学技术，下同）的基础­性­支撑。只有科技的相应进步，才能帮助人们更加真切地认知客观的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世间万物的基本规律。如果没有对这些规律的准确把握，社会科学便只能通过“主观臆断”来实现对基本命题的自圆其说。这便难保不会偏离真理的轨道。

儒学在趋于早熟的关键时期，便遭遇了这样一个致命的困境：科技的发展尚处于极其青涩的阶段，虽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基础或进步，但肯定不足以满足儒学的需要，至少不能与之相得益彰。通俗地讲，是过于青涩的科技水平使儒学患上了先天的营养不良之症。

2000年前的古人自然不可能意识到科技的重要，连董仲舒这样的当世“高人”也不可能，比董仲舒还要古远得多的前辈们，包括孔、孟在内，则更不可能。

一方面是科技素养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却是官学“自圆其说”的迫切之需，于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便应运而生。

“天人合一”，也称“天人感应”。这个概念的提出大概是董仲舒的贡献，但其内涵却并非他首创。

按清人赵翼的说法（《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儒言灾异”条），在董仲舒之前的数百年，儒学先贤们在治史时便刻意把天变与“人事”莫名其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人事”一词，是“人和事”的简称。

儒学讲究遵循“天道”。天不言，只以“天变”来向人世间表达其心声。因此，人间的一切大是大非，都会引来相应的“天变”。

这样的思想可以一直上溯到《易经》。就其本质而言，《易经》便是一部以“六十四卦”推演天变与人事的­操­作­性­著作。

《尚书》“洪范篇”则从“五行”（水、火、木、金、土）的角度，推演所谓的“五福、六极”。“洪范”二字，有“天道###”之义；而“五福、六极”之说，通俗地讲，便是指人间遭遇的五种“福”与六种“灾或祸”。

《尚书》本是孔子编撰的一部文献，涉及虞、夏、商、周等各代的史迹、谋略、文告、命令、君主训示或臣下劝谏等方面的内容。除了周朝之外，其他各朝的相当一部分文献都是建立在传说的基础上。

《春秋》是记录鲁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编年史。该书经过孔子的修订，在记录人事的同时，大书特书人事与天变的相互感应：全书共记载了36次日食、5次地震、2次山陵崩塌、3次彗星出现、1次不见恒星、1次流星雨、14次火灾，“以及五石陨坠、六鹢退飞、多麋、有蜮、 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同上）

《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和《春秋》，西汉时合称为“五经”。所谓的“经义治国”，便是以五经中的典故或先例作为解决现实问题之参照。

上述五部经典之中，已有三部将天变与人事密切联系起来。

但真正以“­阴­阳之法”来推演天变或人事，甚至反过来影响天变（求雨或止雨）的做法，则是董仲舒开的先河。《汉书》独创“五行志”的文体，为的便是将所有的“天变”与人事一一对应起来。此书记有儒生将二者推演换算的若­干­故事。这些儒生所用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

其一为“­阴­阳法”。

理论依据是《春秋》里记载的天变与人事之间的因果关系，代表人物是儒宗董仲舒。

早熟的哲学与青涩的科技（2）

此公曾独创了一整套“­阴­阳法”来求雨或止雨：“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据说他任江都王刘非的国相期间，以此法求雨或止雨，“未尝不得所欲”。

其二为“五行法”。

理论依据为《尚书》“洪范篇”，代表人物为昭、宣二朝的夏侯胜。

昭帝驾崩后，霍光等人先是拥立昌邑王刘贺（著名美女李夫人之孙）继位。但这个家伙玩心太重，根本不具备一位天子起码的德行，因此刚做了27天的皇帝便被霍光等人废掉，重新拥立刘询继位，是为宣帝。

刘贺在位的这27天，正值昭帝国丧，他却数次溜出宫去游玩。

时任博士、谏大夫的夏侯胜曾经挡在天子车驾（时称“乘舆车”）前劝谏道：最近的天气“久­阴­而不雨”，预示着有大臣谋逆于天子，陛下还要出宫往哪里去啊？

刘贺大怒，认为夏侯胜是在“妖言惑上”，便将他捆了起来，交给某位主管官吏处置。

其时，首辅霍光确实在和另一位辅政大臣张安世密谋废刘贺而立他主。这位官吏受理了夏侯胜的案件之后，便直接跑去向霍光报告。

霍光并没有处置夏侯胜，而是找到张安世，责备他泄露了机密，但张安世坚持说他并没有泄露。二人便找夏侯胜来对质，问他是怎么知道有大臣谋逆天子的。

夏侯胜回答说，他并不知道有没有人谋逆，只是根据《洪范五行传》里的一个原理（“皇之不极，其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推导出这样的结论。

霍光、张安世大为震惊，从此更加敬重儒家经术之士。

其三为“六十四卦法”。

理论依据为《易经》，代表人物为宣、元二朝的京房和他的学生梁丘贺。

据说京房数次上书元帝，以此法预测人事，“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因此深受后者的欣赏。梁丘贺的故事，比起他的老师来，则更加传奇而具体。

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光的夫人霍显召集霍氏子弟谋反，获诛。其外孙任章得以逃脱。

八月某日，宣帝依礼制，照例前往昭帝庙饮酌。任章便在头一天晚上身着黑­色­祭祀服混入庙中，假扮成卫兵，手持戟戈立于庙门前，准备等宣帝到达后，伺机行刺，以报家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