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弃哺养了这个孩子才11天，便被宫长李南持诏取走，从此不知去向。
在这个案情的背后，可以看得出，成帝并没有害这个孩子的企图。见了籍武的密奏之后，他脸上曾有“瞠也”的表情，说明他可能并不知情；并且很快便安排王舜秘密抚养之，还在给王舜的手谕中专门说：“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
该儿及其生母曹宫、6名婢女先后被害，显然是赵合德的手段。
以成帝一贯的屈从（王凤、王太后、赵氏姐妹）性格，大致不难推测案情的来龙去脉：
他此前下令杀死该儿，大概是受了赵合德的蒙蔽，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个野种。后来见了籍武的密奏，颇有所悟，但又不愿逆赵合德之意，故安排王舜“秘密”抚养之。
赵合德可能后来又缠着成帝要赐死曹宫——对成帝来说，赐死一名宫女比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要轻松许多倍。
在获得允诺之后，赵合德便采取“借船出海”的办法，在赐死曹宫的密封手谕书囊里做文章，加上了“赫蹄书”及其咒语——赵合德本无太高的文化和道德修养，这个细节恰恰比较符合她的作风。
后来宫长李南将孩子取走，也有可能是赵合德的又一次“借船出海”：先骗成帝下诏，令人把孩子转移；然后买通李南，让孩子失踪。两次“借船出海”之举，对赵合德来说都易如反掌，正如解光在这份报告中引用掖庭令（掖庭最高长官）吾丘遵的话来说，“掖庭丞吏以下皆与昭仪合通。”
最后一个悬念是：这个孩子不知去向，如果成帝日后问起，她将如何交待？
其实这不是个问题，以成帝的性格及其对赵合德的百依百顺，她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糊弄过去，甚至可以阻止成帝打听孩子的下落。
绝世美人赵昭仪究竟谋杀了几个皇子？（3）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是成帝“将计就计”，趁机把孩子转移到另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秘密抚养了起来。
因此，这个案情的描述比较符合逻辑，因此可信度高。
另一个案情是赵合德逼成帝亲手杀害自己与废后许氏所生之子。
解光的报告中说：许皇后被废后一直住在上林苑涿沐馆，成帝曾“一岁再三召，留数月或半岁御幸”。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十一月，许皇后产下一名皇子。成帝当时还专门派中黄门宦官靳严带着“|乳医”和相关药物给许皇后送过去。
后来，婢女于客子等人偷听到她与成帝一次吵闹的全过程。
只听得赵合德对成帝嚷嚷道：你不是总跟我说是去中宫（皇后赵飞燕处）了吗？既然去的总是中宫，许美人（许氏被废后的称号）如何会生孩子？看来你又想重新立她为皇后了！
赵合德越说越委屈，越说赵伤心，不停地用双手捶胸，用头使劲撞墙柱子，还从床上跳下来，坐在地上不肯吃饭。她甚至威胁成帝说，如果不给她一个合理的解释，她就要出宫回家去。
成帝见状，也来了脾气，对她说：本来今天想把许美人的事告诉你，你倒先生起气来了！真是不可理喻！要不吃饭大家都不吃，都饿死算了。
赵合德态度稍微软了一些，对成帝说：陛下不是很有理的吗？那又为何也不吃饭呢？陛下自己常常发誓说不辜负臣妾。如今陛下竟然违背誓约，和许美人连孩子都生下来了，又做何解释？
她这么一软，成帝便也跟着软了下来，转过头来对她好言哄劝：既然我曾经对你们姐妹俩有誓约在先，定然是不会再立许氏的。你放心吧，我会“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
接下来，成帝便派靳严带着以绿囊密封的诏书给许皇后，对他说：她应该会给你一样东西，你拿来后就放在饰室的户帘南侧。
果然，许皇后把她孩子装在一个芦苇筐里面，用绳子封扎好后，把给成帝的回信再用那个绿囊装上，一并交靳严带了回来。
靳严把东西放在成帝事先指定的地点。
当时成帝与赵合德坐在那儿，命于客子解开绳子。于客子还没有完全解开，便和王偏、臧兼一起被成帝打发了出去。成帝关上门，单独和赵合德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又开门叫她们三人进来，令她们重新把芦苇筐和绿囊用绳子扎封好，推到屏风东边。
然后，这两样东西被盖上了御史中丞的封印。成帝召来中黄门吴恭，要他把它们交给籍武，并让他转告籍武说：“箧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
籍武于是在狱楼的墙角下挖了个坑把东西埋掉。
这个案情的描写虽然更加生动，但却没有多高的可信度。理由如下：
其一，时间和地点有问题。
报告中说许皇后一直住在上林苑涿沐馆，因成帝数召幸之，于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产下皇子。实际上，许皇后于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被废后，幽禁在上林苑昭台宫。昭台宫是上林苑十二宫之一，宣帝废后霍氏就曾幽禁于此。但仅仅过了1年多，大概在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左右，许皇后便迁往甘泉宫内的长定宫。
上林苑在长安城的东南方向，甘泉宫则在西北，二者相差实在太远。即使是许皇后住在更近一些的上林苑时被成帝召幸，也不可能过了6、7年才把孩子生下来。
其二，与淳于长案的情节相冲突。
在淳于长案中，许皇后被废，居长定宫。她欲求得“婕妤”之位，便贿赂淳于长，请他帮自己到成帝那儿疏通，却被淳于长数次以书信戏侮。
如果解光报告中的地点有误，说的是许皇后在长定宫期间“一岁再三召，留数月或半岁御幸”，那么，她自己有这么多机会见到成帝，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地绕一个大圈子，忍辱恳求淳于长来帮忙呢？
即便她出于某种原因需要请淳于长帮忙，在被成帝“留数月或半岁御幸”情况下，淳于长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调戏她。好比在电影院中，一个色胆包天的人，竟敢给另一位正陪着丈夫看电影的女人频繁暗送调情的纸条，而这位丈夫又对他有生杀之权。即便许皇后不会出卖淳于长，这么成天和成帝泡在一起，万一哪天说漏了嘴怎么办？
淳于长铁证如山的罪行已经昭示天下，这正好反证了许皇后根本难得见到成帝的面，更不可能被一岁三召，一留就是数月或半年。
绝世美人赵昭仪究竟谋杀了几个皇子？（4）
其三，许皇后死前没有任何反应。
淳于长案发后，成帝派廷尉孔光去赐死许皇后，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许皇后临死前提起过自己的儿子。
这不符合许皇后的个性。如果自己的亲生儿子不明不白被人取走，她在临死前无论如何也不会不闻不问。
即使孔光因为某种顾虑，隐瞒了许皇后的临终之语，那么，在解光出台这个调查报告时已经是哀帝朝，孔光应该不会继续保持沉默。在如此惊天大案面前，他也没有权利再保持沉默。解光在调查过程中也不会不去找他了解情况。
况且，成帝有没有儿子，对王氏外戚集团至关重要。作为王氏的死党，孔光自然不可能漠然视之。
在解光的整个调查报告中，如果把曹宫和许皇后两人的事情联系起来，便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被不可思议地一笔带过了：张弃把曹宫生的孩子抚养了11天之后，“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可见此儿的生死去向，李南是个关键人物，但报告中不仅没有对李南有更多的交待，甚至在报告开篇提到的那些被审讯的人中间也无此人。如果李南此时已经不在人世，也应该专门进行说明，至少会像对待其他几位已故证人那样，在“宫长李南”之前加一个“故”字。或者，如果李南从此失踪，也应有所交待。但是这些关键的细节都被解光“忽略”了。
因此，此案应该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李南并没有被赵合德收买，而是奉了成帝的密令把孩子取走，交给废后许氏秘密抚养。
皇后被废，通常都是幽禁于冷宫中，旁人很难得接近，把孩子交给许皇后，至少有利于保守秘密。如果还放在“殿中”（调查报告中没有说是哪个殿），保密性太差，一旦被赵合德发现，她定然不依不饶，成帝的烦恼可就大了。
成帝安排许皇后抚养曹宫的儿子，可能还有另一层原因：许皇后和曹宫的私人感情本来就不错。解光在调查报告中说曹宫原来的身份是皇后的侍读官（时称“学事史”）——“前属中宫，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既然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把曹宫的孩子交给旧主抚养，应该比交给其他人要更为妥当。
从淳于长案中便不难看出，许皇后被废之后一直企图谋求更高的待遇（婕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成帝把曹宫的孩子交给她来抚养，她应该不会拒绝。况且她应该深知这个孩子的份量——成帝唯一的儿子。有一个现实的先例摆在她面前：成帝的父亲，也就是元帝，就是由邛成王氏抚养长大的，后者因此享尽了一生的尊荣。
同时，成帝本人对许皇后并没有太多的仇恨，反而对她被废常怀怜惜愧疚之意。在她被废的第9个年头，也就是元延四年或绥和元年，成帝曾因“怜许氏”而下召把她被流放的亲人召了回来。由此可见，成帝是因为不想得罪赵合德，才没有和许皇后有更多的接触，但他始终还是“怜许氏”的。在这种心态之下，把曹宫的儿子交给她抚养，不失为帮助她打发寂寞时光的好办法。
结果赵合德还是发现了许皇后养有一子，但可能并不知道孩子有多大，更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就是曹宫所生的那个，于是便想当然地认为是许皇后生的。这才有了他对成帝的哭闹撒泼。
报告中曾说，在元延二年年底，“许皇后产子期间”，成帝曾派靳严带着“|乳医”和一些药物给她送过去。
“|乳医”是后妃们专职的医生，不仅仅负责给她们接生，还负责治疗她们的妇科病，甚至还兼有儿科医生的角色。
因此，这位“|乳医”并不一定就是去接生的，只不过因为许皇后抚养曹宫儿子的事情非常保密，一般人都想不到。解光后来获知“|乳医”去找许皇后，便想当然地认为是去接生。
如果前述推测成立，许皇后让靳严带回来的孩子便是曹宫所生。这个孩子此时才一周岁，个头并不太大，完全可以装在芦苇筐中（大概是睡熟了，否则不会不声的）。
那么，成帝为什么又要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呢？
首先，他原本并不想杀死自己的儿子，才把他秘密转移到许皇后的冷宫中。但如今，这位为情Se所困的窝囊皇帝被美女赵合德逼得没有了退路，必须在儿子和美人之间做出选择。赵合德的美色给他带来了持续10年的快感和解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人性的迷失。
其次，成帝早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的纵欲与荒淫实际上是“看破红尘”的一种表现。一个对人生都失去信心的人，自然也不会把帝国的兴衰和天下的安危太当回事儿。
再次，成帝对自己的寿命也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其时他已经快44岁左右了，在刘氏皇统中已经算是长寿的年龄。他的父皇和祖父的年龄都没有超过45岁，他应该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如果刻意把这个孩子保护下来，不但会失去美人的欢心，更会使日后的朝局更加混乱，因为此时已经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从成帝一贯的心理来看，他似乎并不是特别在乎皇位要不要传给自己的后人。
最后，成帝在骨子里对王氏集团的专权始终心存芥蒂，只是因为自己无能重揽乾坤，才会听之任之。如果这个孩子活下来，必然会在年幼时即位，到那个时候，估计王氏集团就不会是“专权”那么简单的了。与其让他小小年纪便过上傀儡皇帝的悲惨生活，还不如早些为他“超度”，让他重新转世投身一回，或许来生会幸运地不再生于帝王之家。
当然，这些都仅仅是推测，不过是见仁见智的一家之言。
解光出台这个调查报告的时间大概在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六年）四月以后九月以前，其时哀帝即位仅仅1年时间。
每遇新旧朝更替，各股势力之间，往往暗流汹涌。解光此时究竟代表哪一方的利益不得而知，但他显然是要把已经成为太后的赵飞燕拉下马，才故意把一个皇子的死说成是两个，以加重赵氏的罪孽，从而达到牵出赵飞燕的目的。他在报告中还专门提到，说赵合德所犯之事，“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并且特别强调，春秋时“鲁严公夫人杀世子”和元帝朝“永光三年男子忠等长陵傅夫人冢”两个先例均不在大赦之列，特别建议要对赵合德一案“请事究竟，丞相以下议正法”。——这分明是想让自己立个大功，再把某些同僚置于死地，好给他腾出位置来。
但赵氏姐妹在哀帝继位的问题上是立了功的。因此，哀帝并没有过多为难赵飞燕；只是夺了其弟赵钦、其侄赵欣二人的侯爵，免为庶人，流放辽西郡。
立志做明君（1）
哀帝刘欣是成帝看好的接班人。
成帝的本意是想把皇位传给弟弟刘康，但他却不幸死在了自己的前面，于是便把他的儿子刘欣作为重点考察对象。除了刘康外，还有一位皇位候选人，是成帝最小的弟弟，元帝冯昭仪的儿子，冯野王的外甥，中山王刘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显然并不具备优势。
元延四年（公元前12年），刘欣入朝进见天子时，把定陶国的王太傅、国相、中尉等主要官员全都带上了；同时入朝的刘兴虽然要比刘欣年长许多，礼数却远不及之。他只带了王太傅一人随行。
成帝觉得有些奇怪，便问刘欣为什么带这些人来。刘欣对答说：按朝廷的规定，诸侯王入朝进见，应该把本国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高官都带上；而王太傅、国相和中尉三人的俸禄均在二千石，所以我便把他们全部带上了。
这样的回答让成帝来了兴致，便紧接着用《诗经》来考他的文化水平，发现这位年仅17岁的侄儿对《诗经》颇为精通，不仅能够倒背如流，还能讲解其精义。这样的表现不能不让成帝刮目相看。
成帝过几天又问刘兴，你只带一名王太傅入朝进见天子，遵的是哪条法令？刘兴一时语塞。成帝再考他背《尚书》，又支支吾吾背不上来。殿前赐御食，他倒是没把自己当外人，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吃饱为止；离席的时候，袜带还松了，两只袜子还掉了下来拖在地上。一副典型的酒囊饭袋形象。
成帝本来就对刘康的早逝深为感伤，对刘康的儿子自然会多一分怜爱。经过这么一对比，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在成帝的心目中，刘兴便彻底被排斥在候选人之外了。皇位继承人的确立便由“差额选举”转向“等额选举”。
刘欣自幼由他的祖母傅太后带大，和生母丁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刘康死后，傅太后便把“卷土重来”的希望寄托在了孙子刘欣身上。这次入朝，她跟着也来了，还带来许多的钱财重宝，准备打通各个关节。
其时赵合德（昭仪）正受成帝的专宠，朝政几乎由首辅王根一人独揽。这两人都是要钱不要命的货色。傅太后便不惜巨资把二人俘虏。
二人收了人家的钱财，同时也考虑到为自己多铺一条退路，便在成帝面前竞相称许刘欣，竭力主张立他为太子。
成帝本来就心仪于刘欣，于是便顺水推舟，在他返回封国之前为他举行了成年礼（时称“加元服”）。
第二年二月，成帝派执金吾任宏代理大鸿胪（掌管民族事务、外交及礼仪），持节迎接刘欣进京，立为皇太子。
刘欣也比较会做人，在接到册立诏书后，还上书谦虚了一番，说是恭敬不如从命，暂且先当着这个太子，等陛下有了儿子，我再把位子让给他。
成帝最终没有传位给刘兴，除了他才不如刘欣之外，可能还有另一层微妙的隐情：虽然德高望重的冯野王已经去世，但他的小弟弟冯参也绝非等闲之辈，在朝中颇得人心。如果刘兴即位，这位王舅必定是首辅。刘兴是个庸才，冯参届时恐怕又是另一个王凤。相比之下，刘欣一族，尚未发现有强势人物出现；傅太后虽然霸道，但毕竟只是一个女人，走不到前台来。
为了安抚备受委屈的冯氏兄妹，成帝专门封冯参为宜乡侯；还为刘兴的中山国增加了3万户的封邑。不过，也幸亏没有选中刘兴，就在这一年的八月，他便英年早逝了。如果当初立他为太弟，几个月后还得再重新选一回。
哀帝即位时只有19岁，满怀青春的冲动和踌躇满志的决心。
当时的上流社会都盛行演奏“郑乐”。
传统的治理理念向来讲究音乐对民风的教化作用，基本上有“正乐”与“淫乐”之分。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盛产倡优、侏儒等娱乐人才。这些人已经俨然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就像当今的淮安名厨一样抢手。但郑乐的风格显然不能像“高雅音乐”那样起到陶冶情操和教化民风的作用，因此，从孔子开始便为儒家所不耻，被称为“淫乐”，像洪水猛兽一样的可怕，颇有些类似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待流行音乐的态度。
成帝生前对声色的放纵，为郑乐的滋生与风靡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宦官丙强和景武等人都以演奏郑乐而享尽荣华富贵，宫中乐府的编制人数一度达到829人之多。王氏外戚集团、淳于长、张放等人的淫侈之风颇盛时，就曾经和成帝暗中争夺“女乐”（郑乐女歌手兼娼妓）。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立志做明君（2）
哀帝本来就不喜好音乐，即位数月便全面禁止在宫中及朝廷宴会中演奏郑乐，还撤销了乐府（皇家专职演奏机构）；下诏要求仅保留祭祀、阅兵仪式等正式典礼之乐所需的“正乐”演奏人员，但也不再设专门的机构，而是把这些人分散到各个相关部门兼管。
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受命给哀帝拉了一张详细的清单，对全部乐工的职责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清理，建议罢免其中的441人。
但郑乐之所以能够数百年不衰，毕竟有它深层次的原因。正乐的节奏或旋律抽象而古板，让人肃然起敬；但郑乐却能激发人性深处的本能欲望，让人飘飘欲仙。一位帝王的青睐便可以轻松使之以惊人的速度迅速繁衍；但另一位帝王的排斥却无法让它在短时期内销声匿迹。
《资治通鉴》里说是因为中央政府在禁止郑乐的同时，并没相应地组织音乐家们创作出更多的高雅音乐来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才使得民间对哀帝的号召置若罔闻（“汉纪二十五·孝成皇帝下”）。其实这只是一种片面的判断。关键在于郑乐具备了正乐所不能及的流行潜质。俄罗斯人喜欢喝酒，难道有哪个皇帝或总统可以仅凭自己手中的权力，便让劳动人民弃酒而喝苦丁茶？
哀帝不仅解散了乐府，还下令把30岁以下的掖庭宫女全部遣散回民间另嫁他人，50岁以上者则免为庶人；同时禁止制作和进献锦绣绸缎、珍禽名兽。
就在这一批被遣散的乐官和宫女中，王根、王况叔侄二人便挑了几位带回家去自己享用。
紧接着，哀帝又接受了大司马王莽的举荐，以刘向的儿子刘歆为光禄大夫，令他子承父业，负责总校群书。才华横溢的刘歆在其父所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这可能是西汉王朝开国以来第一次对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10大主要流派的思想进行的全面整理，也是自帝国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以来，第一次承认了诸家思想各有所长的正面价值。刘歆在上书中提出了各种鼓励各家各派的思想和谐共生的理念：“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但估计哀帝自己也没有料到，刘歆的言论会在朝廷重臣中引发轩然大波。
这场风波说来话长。
西汉王朝历来奉行“经义治国”的国策，尤其自元帝以后，许多朝廷重臣都以治经学入仕途。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绝大多数儒学经书都已经被付之一炬，经学的传承只能依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进行。到了西汉立国之初，一批老儒生凭着记忆把自己掌握的经文及其释义背诵出来，由他们的弟子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成为后世儒生们代代相传的经典。这就是所谓的“今文经学”。所谓“今文”是指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由小篆演化而成的隶书。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一些民间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家中的经书埋藏了起来。这些经书在西汉中期被相继发现，其中最重大的发现有两次。一次是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以巨资收购的先秦旧书；另一次同样是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在胡作非为中，企图拆除孔子的故居来为自己兴建宫室，无意间在墙壁的夹缝中发现大批的古书。这些古书里便有儒家经书，但均以秦朝文字改革前的六国文字书写而成，便是所谓的“古文”。
刘歆在统校群书时，发现古、今两种版本的经书，无论在字句还是语义上都存在不小的差距，于是倡导以古文版的经书为主，并且创立了“古文经学”。刘歆博览群书，对古文经书的解读，常常通过旁征博引来实现，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仅仅是学术之争，背后隐藏的是利益冲突。如果刘歆否定了今文经学，就无异于否定了当朝儒臣们的价值基础。
刘歆最令对手们恼火而又无可奈何的，正是他的博览群书和旁征博引。因此，当他以咄咄逼人的语气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当即便遭到了朝中大儒们不约而同的强烈仇恨和拼命抑制。这些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立志做明君（3）
当时深受哀帝敬重的名儒龚胜便提出要辞职，连哀帝自己的老师师丹老先生也为此大怒，上书弹劾刘歆，说他胆大包天，竟敢“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哀帝显然是站在刘歆一边的，他反问师丹：刘歆的本意是博采众长，你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在否定和诋毁先帝的既定方略呢？
但在利益面前，即使是贵为天子的哀帝对刘歆的声援，也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刘歆成了儒臣们的众矢之的。这些人像被激怒的杀人蜂一般，疯狂地采取各种手段，诽谤和中伤这位制造麻烦的异端分子。
最后还是刘歆选择了退却。他主动请求外派去做地方官，离开帝国的心脏这个是非之地。
从表面上看，这场风波在帝国高层引发的动荡，最终以刘歆的沉默而逐渐归于平静，但它却像一颗绣花针，狠狠地扎在那些自以为是的名儒们的ρi股上，给了他们自西汉立国以来最痛楚的一次刺激，第一次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常常挂在嘴边并且引以为豪的所谓“经学”经典，其实只是先人们的曲解或妄议的结果，从而使他们的存在价值遭受到无可辩驳的质疑。
儒臣们的激烈反对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惊恐不安。这正是哀帝需要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局面能够从一个侧面有效地策应这位年仅19岁的新皇帝迅速树立自己的权威。
哀帝即位的这一年，正好是西汉王朝立国200周年。
200年间对功臣、权贵、宗室、外戚的赏赐恩封不计其数。这些人逐渐在各地成为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堪比皇室的豪奢生活，另一方面又大肆兼并破产小农的土地，不断制造新的贫困。大量失地的农民世代沦为这些财富新贵们的私奴，巨大的贫富悬殊已经成为随时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的重大安全隐患。
于是哀帝采纳了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的意见，下诏重申列侯、公主、关内侯、各级官员及有功百姓占有的耕地均不得超过30顷，私奴数量不得超过30人；限期3年整改，3年期满，超额部分必须上交官府。
按西汉制度，俸禄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各郡太守、各州刺史、朝廷列卿以上）任职满3年便可保荐自己的一名同父同母兄弟或亲生儿子为郎官。这项制度被称作“任子令”。
西汉王朝选拔官吏，均以“德”为第一，“能”为第二，但这个“任子令”却偏偏以“血缘”为标准，其实是皇室“血缘政治”的扩大化，无形中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贫富悬殊，有百害而无一利。哀帝下令废除此法。
虽然这些举措的影响力最终也没有能够越出皇城的围墙，远远谈不上成功，但它却向世人发出了这位新君决心励精图治的信号，从而为这个令人悲观和颓废的国度注入了希望与想像的气息。朝野上下都太需要这样的气息了。
因此，哀帝即位伊始便轻而易举地在举朝上下营造出“众望所归”的大好形势。对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新领导人来说，无论是帝王也好，还是臣子也好，这样的形势都是弥足珍贵的。
有了这样的人心向背，哀帝就可以腾出手来剪除王氏外戚的势力了。
他首先废除了诽谤诋欺法，使官员们得以放开了胆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批评谁就批评谁，一点儿不用担心被秋后算账。
于是很快便有建平侯杜业指控已经卸任的前任首辅王根，说他明明知道赵合德谋杀皇子，不但不向成帝上书举报，反面与她相互勾结，诋毁迫害许皇后，致使许氏家破人亡。
这个杜业本是王凤的“超级智囊”杜钦的侄儿，曾任驻守函谷关的都尉，素与翟方进及淳于长不和。
淳于长案发后先是被遣回长陵封国，要途经函谷关。王立亲自给杜业修书一封，请他务必看在淳于长老母（王太后的大姐王君侠）风烛残年的份儿上，不计前嫌，痛快放他们呣子出关。
淳于长深得王太后及成帝宠信的时候，首辅王商病逝，排行老六的王立反倒让老七王根越过自己继任大司马辅政。他耿耿于怀，认为是外甥淳于长从中作梗的结果，因此便常常在成帝面前诋毁他。
等到淳于长案发后被遣回封国，出发时，王立的长子王融去送行，淳于长便拿出大量珍宝，让王融转送给王立。
收了好处的王立便一反常态地为淳于长说好话。他这么一说，反倒引起了成帝的警觉，于是便责成有关部门立案调查。王立做贼心虚，便让王融自杀封口。这样一来则更让成帝怀疑其中还有更重大的隐情，便把淳于长重新逮捕起来拷问究竟。淳于长终于把自己调戏许皇后的罪行交待出来。
淳于长再度被捕后，丞相翟方进便派人到函谷关，从杜业处搜出了王立的书信。杜业便以“听请”之罪被罢官免职。
在当时看来，淳于长有罪，身为函谷关都尉的杜业理应为难他一番，至少不能让他轻轻松松就这么过去。杜业没有这么做，便是“挟私枉法，听受请谒”。
哀帝甫一即位，聪明的杜业便觉察到了王氏家族的末日，他自己曾因王立而受牵连。“诽谤诋欺法”一废，他便抓住这个时机与王氏家族划清界限。
杜业的上书正好迎合了哀帝的心思。哀帝很小便由祖母傅太后抱养教导，傅太后是王政君的老对手，自然少不了在他耳朵边灌输关于王氏弄权骄横、为害社稷的坏话，因此，哀帝对王氏家族始终没有什么好感。但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立足未稳，便暂时没有拿他们下手。
1个月后，司隶（校尉）解光又上书攻击王根、王况，说王根还没有等到大行皇帝的灵柩下葬便公然迎娶掖庭乐工殷严、王飞君等人回家寻欢作乐，王况也娶皇宫贵人为妾，犯了“大不敬”之罪。
鉴于王根当初收受了傅太后的贿赂之后，曾经在哀帝即位的问题上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便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遣就其封国；王况则被免为庶人，流放故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同时把王根、王商（王况之父）举荐的官员悉数罢免。
而此前，刚刚就任大司马1年多的王莽已经自动辞职。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清除殆尽，只象征性地留下王谭的两个儿子王去疾和王闳分别担任侍中和中常侍的虚职。
“恶霸”般的皇祖母（1）
这样的局面让傅太后兴奋无比。她在哀帝即位前长达19年的漫长岁月中处心积虑地在他的内心深处成功培养出对王氏专权根深蒂固的反感，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必然的“副产品”，也使他同样反感西汉王朝外戚干政的传统。
哀帝从一开始便把王氏势力当成了自己治理天下的主要障碍，但却也没有料到真正的障碍却是自己的亲祖母傅太后。祖孙两代人的矛盾冲突注定不可避免。
但是，血毕竟要浓于水，哀帝对傅太后更多的是迁就和忍让。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哀帝甚至不惜与朝中重臣翻脸。
成帝当初立刘欣为太子的时候，就曾经考虑到傅太后有可能干政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个狠毒刻薄的老太婆利用太子的地位发展外戚势力，他曾诏令傅太后和哀帝生母丁姬只能住在定陶王在长安的官邸，不得进宫与刘欣相见。
王太后为了舒缓与傅太后多年的积怨，企图准许她们婆媳二人每隔10天去看望太子1次。
成帝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太子今后要继承社稷大统，“当供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但王太后却坚持说：太子从小就是由傅太后抱养长大的，如今恩准她常去看望自己的孙儿，只不过是朝廷报答其养育之恩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成帝和王太后之间便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妥协：傅太后可以去看太子；但丁姬则不能，因为没有抚养过他。
自从刘康当年与成帝争夺皇位失败之后，傅太后便憋下了一口恶气。在定陶国“卧薪尝胆”期间，她不惜剥夺了丁姬对刘欣的抚养权，为的便是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
如今终于重见天日，她怎么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呢？
成帝的丧事刚刚处理完毕后，便有官员请示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如何安顿傅、丁二人的居所。
丞相孔光认为，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更重要的是，她对刘欣自幼抚养教导，而且还在其即位的问题上立有汗马功劳，因此担心她会以强势姿态干预朝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孔光主张尽量避免傅太后和哀帝有太多的接触，为她单独另筑新宫居住。
但大司空何武却认为可以安排傅太后住在北宫。
北宫和桂宫都在未央宫的正北侧，二宫并列，东西总长度与未央宫大致相同。桂宫在西面，北宫在东面。桂宫南侧的紫房殿与未央宫之间有封闭式的天桥（时称“复道”）相通。
果然不出孔光所料，傅太后每天便从这座天桥到未央宫去找哀帝，急不可耐地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
这也难怪，命运让这位生就一副急性子的女人在儿孙的封国里沉寂了20多年。对她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
当时有一个叫董宏的小人物，原本只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个高昌侯的爵位，一直没有青云直上的机会。按照西汉王朝的惯例，伴随新皇帝即位，必然会有一股新的外戚势力趁势崛起于朝中。董宏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便迫不及待地上书奏请封丁姬为帝太后。
董宏这次上书的意图非常明显：如果丁姬被封为帝太后，那么就必须追认刘康为皇帝。只有追封了刘康为皇帝，傅太后作为刘康的母亲才有资格进而被尊为太皇太后。
但董宏写作奏书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居然举出秦庄襄王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庄襄王的生母是夏氏，养母是华阳夫人，庄襄王即位后，二人均称太后。
这种愚蠢的论述方式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被王莽和师丹二人轻而易举地抓住了把柄。他们并没有直接就评价是否应当立丁姬为帝太后，而是攻击董宏，说他竟把立皇太后这样神圣的大事和亡秦的先例相提并论。
其实哀帝本人并不认为给傅太后和丁姬上尊号有什么不对，但自己刚刚即位还不到1个月，面对来自首辅王莽的反对，他至少也得象征性地谦虚一下。于是，便暂且不议给傅、丁二人上尊号的事情，同时把董宏免为庶人。
这显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迂回手段，但傅太后却没有那么好的耐心。她在哀帝面前大发雷霆，非要马上称尊号不可。
哀帝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太皇太后王政君，追认刘康为恭皇帝。
数日后，立傅太后的侄孙女为皇后。这样的近亲婚姻在西汉王朝的历任皇帝中并不鲜见，外戚们要想世代延续来之不易的荣华富贵。这便是一条捷径。
“恶霸”般的皇祖母（2）
又过数日，哀帝下诏，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二人食邑及私府设置的规格，均分别参照王太后和刚刚册立的傅皇后而定。
傅、丁二族从此便在哀帝朝闪亮登场。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被安排在了侍中、附马都尉的位置上。
从表面上看“附马都尉”的职责只是掌管皇帝车马，类似于今天国家元首的车队队长，但关键是做这个官的人侍驾于皇帝的左右，因此实际地位并不低。
以至于发展到了东汉和西晋时代，“附马”一词逐渐成为皇帝女婿的代称。再到后来，便有人把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女婿也称之为“某某马”。
欧阳修在他的小说集《归田录》卷二中，便曾不无讥讽地说:“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附马都尉,故谓之附马。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丈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也。”
在西汉王朝，像附马都尉这种表面看上去微不足道，实际举足轻重的官职并不在少数。
但这位凭着姑母的权势一步登天的花花公子却不务正业，成天琢磨一些下三烂的歪门邪道，还四处传播禁中机密，显示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哀帝实在看不顺眼，便下诏免了他的职，要把他赶回老家去。
连策免他的诏书都已经下了，但人家傅太后却说什么也不依不饶，在哀帝面前大光其火。哀帝拿她没有办法，又只好把傅迁留下。
孔光和师丹对此深为不满，给哀帝上书说：诏书里明明说他“巧佞无义，漏泄不忠，国之贼也”。天子无戏言，如果再留下他，无论对天子的威信还是朝廷的风气，都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他们强烈建议哀帝不要收回成命，“以销奸党，应天戒。”但哀帝却不敢和自己的祖母对着干。无论大臣们怎么说，他最终还是收回了自己的成命。
班固在《汉书》中述及此事，用了一句话，“（哀帝）胁于傅太后，皆此类也”。
傅太后得势之后，念念不忘当年与她平分元帝之秋色而并称“昭仪”的冯媛，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元帝驾崩后，冯媛便随儿子中山王刘兴去了他的封国。
刘兴已经在两年前病故，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叫刘箕子（后即位为平帝），由祖母冯媛亲自抚养。这个孩子还未满周岁时，便得了一种被称之为“眚病”的怪症，看什么东西模糊不清，甚至时常还会出现“幻视”症状。
这种病在当时被称作是“妖病”，因为患者的幻视被认为是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祟形鬼影。
冯媛费了许多周折也治不好，只得求助于鬼神的保佑。
哀帝听说了这个情况，便派一个叫张由的中郎官带着医生去给刘箕子看病。但这位张由患有狂躁病，还没等到看完小王爷的病，他自己倒犯了病，发怒跑回长安。
回到长安后，张由的病倒是好了，但麻烦却来了。他担心受到处罚，便在回答尚书的审讯时编了一个故事，诬陷冯媛以巫术诅咒天子及傅太后。
傅太后正好利用这个理由，派御史丁玄立案调查，把中山国的侍从、官员、冯氏子弟等100多人全部逮捕，分别押往洛阳、魏郡和巨鹿三地关押起来。
如此折腾了几十天也没有搜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或证词。
傅太后不甘心，便重新派中谒者令史立，会同丞相长史、大鸿胪丞等三方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审理此案。傅太后私下向史立许诺，如果此案办得令她满意，事成后必有封侯之赐。
史立心领神会，便将冯媛的妹妹冯习、冯参的###君之等治罪，死者多达数十人。
严刑拷打及威逼利诱之下，巫师刘吾供认说确有诅咒之事。医生徐遂成甚至指认冯习和君之二人串通他谋杀哀帝，还对他说：早年曾有一名姓修的医生用针灸治好了武帝的病，获得过2千万的赏赐；给当今天子治好了病，却连个侯都封不上，不如杀了他，让中山王继位，定然会获丰厚的封赏。
史立便以刘、徐二人的供述为依据，上书弹劾冯媛等人谋反，大逆不道。冯媛被抓了起来审讯，她却始终不认罪。
史立便对她说：想想你当年为了元帝安危，挺身而出挡在大熊前面，何其英勇啊，如今为何变得胆小如鼠了？
冯媛转过脸去对在场的人说：这些都是宫中的话、前朝的事，他一个小官吏是怎么知道的？这分明是想要诬陷我。
“恶霸”般的皇祖母（3）
冯媛说完，便饮药自杀。
冯媛之死，使傅太后多年的积怨终于得到了痛快淋漓的宣泄。她也没有失言，事成之后便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患狂躁病的张由因祸得福，以最先告发冯氏而获赐关内侯。古今中外，因患神经病而获封侯者，恐怕除了张由不会再有第二人了。史立办案有功，晋升中太仆，掌管皇太后车马。
朝野上下、官员百姓，无不同情冯氏之冤。司隶（校尉）孙宝路见不平，上书请求重审此案。
傅太后大怒道：皇帝设你这个司隶，难道是用来对付我的吗？冯氏谋反之事清楚明白，你却偏偏要在鸡蛋里找骨头，故意想出我的丑。那么好，把我抓起来好了！
傅太后这一震怒，哀帝也紧张起来，于是便按她的旨意逮捕了孙宝。尚书仆射唐林上书力争，被以孙宝朋党论处，贬到偏远的敦煌去做了一名鱼泽障候（低级追补官员）。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傅太后终于如愿以偿，在自己尊号前去掉了令她生厌的“恭皇”二字，改称帝太太后（后来又改称皇太太后），恭皇后丁姬也改称帝太后。于是，皇宫中便有了王、傅、赵、丁4位“太后”。
当时王太后称长信宫，傅太后便要称永信宫。
终于可以和老对手平起平坐的傅太后开始表现出对王太后的蔑视，和后者说话时经常称呼她为“妪”。这样的称呼如果放在今天的语境中，多少有些“老娘们”或“老东西”的味道在里面，只是没有这么露骨而已。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正月，举国大旱。于是谣言四起，民间盛传西王母就要降临人间。
西王母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令人恐怖的神话人物。在当时就已经广为流传的《山海经》（刘歆曾对此书做过注解）之“西山经”一章中，是如此描述西王母的：“……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意思是说，西王母居住在遥远的西方一座玉质的高山上，虽然有人的形状，但却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喜欢像猛兽一样尖声长啸；平时披头散发，头上戴满了玉饰，是天庭中分管灾害、五刑和残杀的天神。所谓五刑，在西汉时指黥（刺面）、劓(割鼻)、刖(断足)、宫（阉割男性生植器）、大辟（斩首）。
人间信奉的神灵，大多都面容慈善，能够寄托凡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00年前的西汉百姓，信奉这么一个凶煞的怪物，可见在那个时代，天下苍生之心灵，何其惶惶不可终日。
西王母降临人间的谣言越传越神乎，百姓惊恐。
关东之民四处奔走。每人手中都拿一根禾秆或麻秆，碰到别人就和对方交换一次，称作“行诏筹”。
有时候，一个人最多会在路上碰到1000多人，也就会交换1000多次。没钱的人就赤足步行，有钱的人则骑马乘车狂奔；如遇关隘或城门夜间关闭，便翻墙而入。这些人历经26个郡国，朝着京师长安的方向涌来。
这些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安的百姓，集聚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和城郊的田间地头，陈设赌博用具，以歌舞祭祀的方式尽力讨好这位即将降临的凶神。
当时甚至流传着一道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西王母手谕：“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意思是说，西王母敕告天下百姓，如果随身携带这个手谕便可免一死；如果不相信的话，就看看自家的门枢下，一定会发现几根白头发。
凉州刺史杜邺上书对这个事件进行了一番别出心裁的解读。他依据《春秋》经义的原理指出，这个事件必定是傅太后干政所致。他说：西王母象征女人，而民间用于祭祀西王母的赌博用具本为男人之器，如今却用来祭祀西王母，便说明了天下的男人都受制于一个女人；西王母手谕中提及的“白发”，象征衰老，说明衰老之人身居尊位便难以把握局面，容易造成混乱；西王母手谕中提及的“门”本来是供人进出的，象征国家的权柄，“枢”则象征国家权柄中的关键职位。如今傅、丁二族身居朝廷显位，已经遭到上天的警示。
史书虽然没有记载哀帝对杜邺的这道上书做何反应，但可以想象，傅太后定然非常窝火。
也就在杜邺上书的这段时间，傅太后想要让哀帝封她的堂弟傅商为侯。
尚书仆射（尚书令之副职）郑崇上书谏阻，哀帝一时犹豫不定。
傅太后大怒道：哪里有堂堂天子反而受制于一个小臣的道理！
哀帝只好封傅商为汝昌侯。
哀帝即位之初，便曾追封傅太后的父亲（已故）为崇祖侯，这次反而把“崇祖侯”更名为“汝昌哀侯”，说是为了方便傅商继嗣其侯爵。
这个细节足以说明傅太后尊显其族的用心是多么的急迫，同时也说明傅氏之宠已经到了连哀帝都觉得不好意思的程度。当初这个“崇祖侯”的封号，起得就有问题。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封号不太可能由后辈继嗣。傅太后的父亲去世得早，没有亲生的儿子，她的3个堂弟中的两个，傅喜和傅晏（哀帝岳父）都已经封侯；如今又觉得再封一个傅氏子弟为侯，显然很过分。想来想去，只能以继嗣的方式来解决，于是便想出了这么个滑稽的办法来，以后辈的封号来重新矫正先辈的封号。
傅氏外戚集团的另类分子（1）
傅喜和傅晏是傅氏外戚集团在朝中最活跃的两个人物，但二人的立场与品行却相去甚远。傅晏和傅太后如出一辙，因此成为她最得力的干将。但傅喜却与他们格格不入，在傅太后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吃里爬外的叛逆者。
傅喜自幼好学，品行过人，在哀帝即位时便被任命为卫尉（负责皇宫警卫），稍后即升迁为右将军，正式进入朝廷重臣的行列。
但也正在此时，姑母傅太后参与朝政的欲望令傅喜忧心忡忡。他以为自己和这位姑母关起门来是一家人，没有什么不好说的话，于是便数次向她进言，建议她不要再来搅和本来就已经一团乱麻的朝局。
刚开始的时候，傅太后只是觉得他很扫兴；接下来便对他非常失望；到最后进而发展成为对他的仇视。
哀帝即位不久，王太后便指使大司马王莽辞官回家，以避开傅太后的锋芒。王莽是当时众望所归的首辅大臣，他的离去让朝臣们感觉一下子没有了主心骨，于是便纷纷把希望寄托在傅喜身上。
但是，此时已经非常失望的傅太后，无论如何也是不会让傅喜来当这个首辅的。她非常清楚，如果他当上了首辅，以他从政的理念、立场和在朝廷的威望，自己今后指不定会有多么难过。
既然身为右将军的傅喜不可能出任大司马，于是左将军师丹便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首辅的位置。更加出乎朝臣们意料的是，傅喜竟然被免了右将军的职务，改任光禄大夫，回家养病。
大司空何武和尚书令唐林看到这种局面，便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二人同时上书，称傅喜为“傅氏贤子”，众望所归，让他立于朝堂之上，实乃“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
哀帝本人也对傅喜颇为倚重，对何、唐二人的观点深有同感。不过这时候他还有另外一番心思，担心成帝朝的重臣们过于强势，影响自己的政令畅通。他非但没把傅太后的干政当成自己的绊脚石，反而想借她的手来对朝中关键人事进行重新洗牌。
这是历代头头脑脑们都惯用的伎俩。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单位里，看到某些大家都公认的品行不端之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便误以为是“一把手”昏了头、瞎了眼，竟然看不到这种“奸臣当道”的局面。殊不知这正是“一把手”自己布的局，他要借这些所谓“奸臣”之手，来达到自己并非很光明的目的，于是便对他们的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既然要让人家来背这个黑锅，总得给人家一点儿甜头。等到目的达到了，再来个“为民除害”，亲手铲除这些“奸臣”们。这种过河拆桥的行径，往往都会落得个“英明”的美名，让下属们心生对自己的感恩与颂扬。何乐而不为？
当然，以哀帝的年龄（仅仅19岁）、阅历，及其与傅太后血浓于水的亲情，他未必能够考虑得如此深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即位之初便有意纵容傅太后，来达到对重大人事格局重新洗牌的目的。
于是便有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2个月后，哀帝居然找了一个借口，策免了何武的大司空官职，保留其侯爵，遣返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同时将大司马师丹改任大司空，把首辅的位置腾了出来。
策免何武的借口简单而牵强：他派人去四川郫县老家接后母来长安奉养，但正好遇到成帝驾崩；他担心政局动荡，沿途不安全，便暂时让后母留在老家。于是便有人上书说他用心不诚。
这正好为哀帝提供了策免他的理由。
又过了3个月，到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正月，哀帝再次起用傅喜，任命他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虽然经过这么一次起落，傅喜还是禀性不移，依旧与傅氏家风格格不入。人家都骄奢淫逸，他却恭俭严谨，俨然是一个傅氏外戚集团里的另类分子。
此时傅太后还被称为“恭皇太后”，名号上稍逊后者一小筹，是她的一块心病。这年秋天，傅太后又指使别人上书为自己加尊号。
哀帝让朝臣们充分发表意见，绝大多数人都不敢得罪傅太后，唯有傅喜和孔光、师丹三人持反对意见。
傅太后的反应可想而知，她再一次勃然大怒——在哀帝朝，傅太后最多的情绪表现便是发怒。
一边是专横刚暴的祖母；另一边却是德高望重的“三公”（大司马、丞相、大司空），势均力敌的两股力量互不相让，把哀帝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傅氏外戚集团的另类分子（2）
傅太后自然是惹不起的，他希望傅喜能够退一步，减轻一下自己的压力，于是便采取了“舍卒保车”的策略，先策免了师丹，想以此来打动傅喜。
正好师丹这一段时间的表现也很让哀帝恼火。
当时不知是谁给哀帝上书说：远古的先民都是以龟甲和贝壳作货币，如今却用金属铸币。这东西造价太高，所以才把老百姓都给拖穷了。建议朝廷再改回去，重新以龟甲和贝壳为货币。
哀帝便问师丹，师丹说可以改。
于是哀帝又指示群臣公议，大家都认为现行的钱币已经通行了很久，老百姓都习惯了，一下子改回去是不可能的。
这时的师丹年事已经很高。他忘了自己曾经对哀帝说过的观点，竟然又反过头来赞同群臣的意见。
还有一次，师丹让一个下属替他写奏书。这家伙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帮师丹写好后自己又抄录了一份拿在手中。
这事儿很快便传到了丁、傅外戚子弟们的耳朵里。他们便指使同党上书告发师丹，说他把上报天子的密奏到处乱传，弄得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在如何处置师丹的问题上，朝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还是丁、傅外戚势力占了上风，哀帝便顺水推舟把他给免了。
但令哀帝没有想到的是，罢免了师丹竟也打不动傅喜。他依然是一根筋，非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哀帝实在没有办法，数月之后便连他也一并免了。
再一次取胜的傅太后决定乘胜追击。
杜业当初在攻击王根的同时，便向哀帝举荐了赋闲在家的后将军朱博。哀帝便于1年前重新起用他继师丹为大司空。朱博不久便建议再把“大司空”一职重新改为“御史大夫”，他自己便被重新任命为御史大夫。
东山再起之后的朱博大概是老糊涂了。他居然和傅太后联合起来，共同打击丞相孔光。孔光被免为庶人，身为副丞相（御史大夫）的朱博便递补为丞相，少府赵玄则被擢升为御史大夫。
这时，黄门侍郎扬雄提醒哀帝说：朱博比较强势，多权谋，是个将军的好材料，但却不适合做丞相。
但哀帝根本听不进去。
孔光被拿下后，傅太后仍然不放心傅喜，于是便让傅晏游说朱博站出来，提议把傅喜的爵位也一并免了。朱博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便去串通御史大夫赵玄一并上书。
赵玄感到很为难，便对朱博说：傅喜的事情已经有了定论，如果再提出来是不是不合适啊？
朱博生气地说：可我已经答应了人家傅晏，匹夫之间相约，尚且要以死报之，何况人家还贵为皇后之父？你不想帮我，那我就只好去死了。
赵玄无可奈何，只得应允。
哀帝非常清楚傅太后对傅喜的仇视，接到朱、赵二人的奏书后便怀疑是她在幕后指使，于是派尚书去把赵玄召来询问。赵玄心虚，很快便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对自己与朱博的阴谋供认不讳。
哀帝大怒，下令左将军彭宣牵头，由其他部门参与，对此事立案调查。调查结果属实。哀帝便派人逮捕朱博。朱博自杀。
陈圣刘太平皇帝
这时已转眼到了建平二年（公元前6年）上半年，哀帝即位刚好2周年，差不多完成了朝中人事的洗牌。
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位年仅21岁的皇帝从此便可以鸿图大展了。另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已经向他悄然袭来。
哀帝即位不久，便被发现患上了“痿痹”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肌肉萎缩症。不用说是2000年前的，就是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毛病依然是公认的顽症。这种罕见的怪病带来的痛苦与恐惧，让他束手无策。
早在成帝朝便有一个叫甘忠可的齐人写了两套“大书”，一套叫《天官历》，另一套叫《包元太平经》，长达十二卷。甘忠可在此书中宣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他还利用此书在当地广收信徒，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
刘向上书说这些人是在假借鬼神名义蛊惑人心。成帝便下令逮捕甘忠可。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定罪，他便病死在狱中。于是夏贺良等便将传教活动转入地下。
就是在今天，身处绝望与无助之中的人们尚且会本能地从某种能超自然的力量中寻找寄托和希望，何况2000千年前的这位少年天子？
哀帝当时在这方面最信赖的人有两位，一位是骑都尉李寻；另一位是司隶（校尉）解光。
二人都是以经义诠释天灾起家，也都喜好甘忠可的那两套书，于是便竭力向哀帝推荐。哀帝将信将疑，便向刘歆征求意见。刘歆认为这两套书与《五经》之义不合，反对哀帝采纳之。
但解光对哀帝说：当年是刘向上书把人家甘忠可抓起来的，他是刘向的儿子，当然不可能赞成该书的思想。
于是，哀帝数次召见夏贺良等人。
夏贺良对哀帝说：汉家当下正面临中道衰微的命运，应该采取措施顺应天命，成帝就是因为漠视天命，才遭到了绝嗣的厄运。陛下如今久病不愈，天下又数现灾异，这分明是上天在警示人君。陛下只有尽快更改年号，才能延寿命、生皇子、平灾异；如果明知此道而不行，陛下不但会遭受短寿之殃，而且还会有洪水肆虐天下，火灾四起，生灵涂炭。
哀帝被他说得动了心，便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兴许可以让自己的病情有些好转。于是，他便依照夏贺良等人的意思：大赦天下；把通行的每昼夜100度的漏刻计算方式改为每昼夜120度；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给自己上尊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但这个诏书下了1个多月，哀帝的病情却不见有丝毫好转。
夏贺良等人又想出个新主意，怂恿哀帝按他们的意愿改革朝政，但这回却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他们便反过来说这些大臣都不知天命，建议罢免丞相和御史大夫（当时为朱博、赵玄二人），改由解光和李寻辅政。
这下哀帝突然醒悟过来了。他一方面立即逮捕夏贺良等人，另一方面迅速下诏收回前道诏书，宣布前面的诏令无效。李寻和解光被减死罪，流放敦煌。
成帝以前，犯人的流放地大多为广西合浦，到哀帝朝便逐渐改在了敦煌。
这次尝试受挫之后，哀帝转而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天助，把成帝朝的700余所神祠悉数恢复。但很快便证明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功夫，没有人能帮得了他，也没有神能保佑得了他。
这一切都发生在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对哀帝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绝望而又孤独的年份，他分明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坠入无底的深渊。
“同志”的拯救（1）
幸亏一次“美丽”的邂逅，出乎意料地给他的灵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拯救，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把他内心深处的绝望和孤独驱散殆尽。
这一年四月以后的某一天，具体的日期和时辰均不详，有一位郎官依例来到哀帝的大殿下报时。
哀帝抬眼看去，顿然被他的仪貌所倾倒。此人便是董贤，一个比美女还美丽的男人。
《汉书》里对董贤直接的描绘只有6个字：“为人美丽自喜。”“自喜”的意思是指自恋或自我欣赏。
我以为这是80余万言的《汉书》，在众多人物的描绘中最生动传神的一处。这6个字的前后文为，“（董）贤传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识而问之”。如此文字安排的绝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使董贤的形象、气质和神态跃然纸上，更向读者传递了哀帝对董贤的第一印象——“为人美丽自喜”。
哀帝主动问了一句：你就是太子舍人董贤吗？（太子舍人是董贤在哀帝为太子时的官衔）
紧接着便把他叫入殿中说话，当即拜他为黄门侍郎，让他可以名正言顺地陪在自己身边，随后又问起他的父母家人，得知他的父亲以云中侯的爵位赋闲在家，便在当天征其为霸陵令，随即升任光禄大夫。
二人从此坠入“爱河”。
可能连哀帝本人也没有料到，自己竟能在另一个男人身上找到波涛汹涌的激|情。当这一切到来的时候，他便迅速在腾云驾雾中迷失了自己，忘却了曾经的壮志和豪迈，甚至连天下社稷也在他心中逐渐被淡化。
从此以后，他的一切冲动，都只紧紧围绕着董贤这一个目标，他的一切准则或逻辑，都只为了诠释恩宠董贤的合理性。
哀帝的这个转变，固然有遗传基因的作用，但也有身体状况的原因：只有董贤才能使他超越于病痛之外。
短短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董贤便由黄门侍郎晋升为驸马都尉、侍中。哀帝对他的赏赐竟达亿万之巨，使之“贵震朝廷”。
二人形影不离，即便遇到法定的“洗沐”假（类似今天的周末），董贤也不肯迈出宫门半步。
某个大白天，二人在睡午觉。哀帝醒来想起床。但董贤却未醒，侧卧着把哀帝的衣袖压在了身下，哀帝不忍惊醒他，便拿起短剑把自己的衣袖割断了。
这便是典故“断袖之癖”的出处。从此以后，“同性恋”便有了一个很雅的代称，叫做“断袖之交”。
董贤成天与哀帝厮混在一起，连家都顾不上回了。
哀帝便索性给董妻也办了一个特别通行证（时称“引籍”），使她得以自由出入皇宫；不仅如此，还专门为她在宫中开辟了一处住所，干脆连她也不用回家了；后来又把董贤的妹妹也召来宫中，封为昭仪，一家三口都陪伴在哀帝左右。
这种荒诞不经的性关系对哀帝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傅太后在无所顾忌的私欲作用下，不断与当朝重臣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常常互不相让。这种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处境，给哀帝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来自病魔的痛苦和绝望。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这位原本就欠历练的少年天子便再也无从顾及天下社稷的大局，更不会在意皇家的体面。
如何在刚刚开始便即将落幕的有限人生旅程中获得解脱或麻醉，已经成为他身上最根本的驱动力。
说到底，哀帝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甚至只是一个连人格都不成熟，性格也远未稳定的年轻人，他才20岁出头。
在这种心灵的绝境中，这种在变态性行为的刺激中逃避现实的心境，怕是健康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在他看来，那些动不动就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规谏自己的下臣，其实都是在“忠臣”的表象之下，内心却无比冷酷。他们一方面口口声声说多么忠于自己这个主子，另一方面却对主子的痛苦视若罔闻，对他的绝望更是无动于衷。就连亲手把他养大成|人的祖母傅太后，也从来就只顾着满足自己变态的私欲和野心。
既然冷漠是天子与臣仆之间关系的实质，他便没有必要在意后者的反应。
但是，与其他人截然不同，董贤、董妻和董妹用他们的温存和身体，给无助的哀帝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关怀和解脱。既然如此，在哀帝看来，无论如何回报董氏家族都是无可厚非的。估计当时很难有人能够像哀帝那样深切地体会到所谓“人生苦短”的意味。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同志”的拯救（2）
为了突出董昭仪的地位，哀帝把她的寝宫更名为“椒风”，为的是要和皇后寝宫的专用名称“椒房”等量齐观。哀帝赏赐起这两个女人来同样出手阔绰，各以千万计。
哀帝还嫌这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又在北宫门下为董贤盖了一处豪宅， “木土之功穷极技巧”，连廊柱和栏杆都用上等的锦绣包裹着。——想必哀帝此时一定会后悔在即位之初便曾下令停止宫中织造绨锦丝绸了。
哀帝不仅要让董贤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而且还要确保他死后在阴曹地府的“生活”质量也不能有丝毫减损，因此，给他建造的陵墓同样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还为他设置了“便房”和“刚柏题凑”。
“便房”是陵墓的地面建筑，作供祭奠或凭吊者休息之用。在地下用厚柏木排在一起，垒成摆放棺椁的墓室，称之为“题凑”。哀帝专门为董贤选用了质地坚硬的上好柏木来做题凑。
这样的规格原本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享用。在那个时代，“越僭”是杀头的重罪，但哀帝顾不了这么多了。估计他已经把董贤当作了自己的“皇后”，自然要给他享用极品的规格。
董贤一人“得道”之后，一家人便也跟着升上了“天”。
董贤的父亲升任少府，位列九卿，赐爵关内侯，很快便被任命为卫尉。西汉的侯爵中，最高等级是列侯，关内侯次之。
董贤的岳父被任命为将作大匠，掌管宫室、宗庙、陵寝等皇家设施的土木营建。和少府一样，将作大匠也是一个肥差。哀帝为董贤盖的豪宅和豪墓，便交给他来亲自负责操办。
董贤的妻叔被任命为执金吾。
哀帝还想给董贤封侯，但却苦于没有借口。
偏偏在这个时候，东平王的封国（在今山东东平一带）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
东平国境内有两座山，一座叫瓠山，另一座叫危山。某日，危山上的泥土莫名其妙地翻了出来盖在草上，硬是在山上铺出一条像驰道（天子专用）一样的道路来；无独有偶，瓠山发生山体崩裂，有一块巨石侧转起立。
东平王刘云和王后听说了这个情况，便自作主张前往瓠山祭祀；按当时当地的风俗，用黄菩草（即忘忧草）扎成神像，还专门撰写了祭文。
这件事被投机分子躬夫息、孙宠等人获悉，他们便通过中常侍宋弘告发，说东平王刘云要谋反。
哀帝便指示有关部门把刘云及其王后等人逮捕起来，严加审讯。
但廷尉梁相发现审讯记录中多有虚词充斥其间，怀疑其中可能有冤情，便上书请示把刘云押送长安，交由朝中公卿大夫们重新审理。
哀帝却认为梁相是看到自己的病情每况愈下，想借此机会讨好刘云，居心叵测，于是便把梁相贬为庶人。刘云及王后获诛；孙宠擢升为南阳太守；躬夫息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丞相王嘉上密奏为梁相申冤，弄得哀帝很不高兴。
很快便有侍中傅嘉给哀帝出主意，建议他把宋弘的“功劳”算在了董贤的头上，硬说躬夫、孙等人是通过董贤告发的东平王。
哀帝采纳了傅嘉的策略，想借此封董贤为高平侯，但他“做贼心虚”，担心被生性梗涩的王嘉给顶回来。这个王嘉老是在董贤的问题上不合哀帝的圣意。
于是哀帝便派岳父傅晏拿着已经起草好的册封诏书，去找王嘉和御史大夫贾延，想探探二人的态度。
果然不出所料，二人上书坚决反对。
哀帝无奈，只好把此事暂且放下。半年之后，他不但下诏赐封董贤为高平侯，还把躬夫息和孙宠等人也一并封侯。就在这份诏书中，他狠狠地把朝中公卿大夫们斥责了一番，说他们对东平王谋反的问题无动于衷。
但这个王嘉似乎并不知趣。数月之后，他又借日食天象之机，给哀帝上密奏，恳切规谏他收敛一下对董贤过分的恩宠。
不用说，哀帝更加不爽。此时他对董贤的“爱”已经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正好遇到傅太后驾崩，他便假托其遗诏，让王太后给丞相和御史大夫下诏书，要给董贤增加2000户封邑，同时赐孔乡侯傅晏、汝昌侯傅商和阳信侯郑业三人封邑不等。三人此前曾获封侯，但无食邑。
王嘉这回做得更绝，他居然把诏书密封起来，给哀帝退了回去，同时给哀帝和王太后各上一道密奏，明确表示反对。
“同志”的拯救（3）
哀帝这回再也不能抑制内心的愤怒。他把王嘉20多天前为梁相申冤的事情翻了出来说：梁相此人“外附诸侯，操持两心，背人臣之义”，你王嘉身为丞相，作为百官之首，非但善恶不分，是非不明，反倒包庇这样的恶人。如今某些大臣居心叵测，迷国罔上，根子全在你王嘉一人的身上。
哀帝下令各位将军及近侍朝臣讨论如何处置王嘉。时为光禄大夫的孔光等人便顺着哀帝的意思，建议逮捕王嘉。哀帝同意。
朝廷使者持诏去逮捕王嘉时，丞相府的官属幕僚们悲泣不已，一起把毒药给王嘉找来，劝他自尽，免得以尊贵之身受辱。王嘉不肯自杀。
丞相主簿劝道：自古以来王侯将相都不屑向司法人员申冤。这已经是官场的传统，你还是自尽为好。
使者正襟危坐在丞相府的府门上，一副监督他自尽的架势。
王嘉生气地把药杯摔在地上，对官属幕僚们说：我身为丞相，位列三公，肩负治国重任，理当公开伏刑以示万众。难道堂堂的丞相还能像个小儿女子那么窝囊地服药自杀吗？
说罢，他便身着朝服，随使者去见廷尉。
哀帝听说王嘉竟然不肯自尽，大怒，便责令由将军以下俸禄五千石和二千石的朝廷高官组成一个庞大的联合审判组，共同治其罪。
王嘉在回答狱吏的询问时说：办案要讲究实事求是。梁相处理东平王一案时，并非就认为刘云罪不当诛，只是本着谨慎的原则请求朝廷公卿重新审理。再说了，即使把刘云等人押送到长安，也不可能拖很长时间，不过冬月（十一月）便可结案。我确实没有发现梁相有勾结刘云的罪状。后来正好遇到天下大赦，考虑到梁相是难得的好官，建议重新起用他。我这是为国惜贤之举，并不是有意要包庇他。
狱吏又对他说：既然如此，你今天又为何会被治罪呢？这恰恰说明你确有背叛天子，阿附诸侯的行径。如今把你抓起来也不能算做是没有依据了。
面对狱吏张牙舞爪的侵辱，王嘉仰天长叹道：我有幸得充丞相之位，真正的罪过是不能任用贤臣，斥退恶人。我有负于国家，死有余辜。
狱吏问他：谁是贤臣，谁又是恶人？
王嘉答道：孔光和何武是当世贤臣，但我却不能举荐重用他们；董贤父子是恶人，但我却不能斥退他们。我罪当死，死无所恨。
王嘉在狱中关押20多天，拒绝进食，最后吐血而死。
这是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三月的事情。
哀帝因爱董贤而拿下王嘉，与成帝当年因爱张放而拿下薛宣一样，都是怒不可遏所致，而且也都是连接替的人选都没有想好。只不过薛宣的命运要好得多，至少没有把老命丢掉。
丞相突然没了，哀帝的恨也解了。他这才意识到事情比较棘手，丞相是外廷中枢，这个职位空缺一天，朝廷的混乱就会积累一天。如此日积月累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是他事前只顾自己痛快了，一门心思要弄死这个讨厌的家伙，却不曾思考王嘉死后由谁来继任。这个职位虽然不如首辅（大司马）那么光鲜，地位亦次之，但对担当者的能力要求却不知道要高出首辅多少倍。皇帝可以随意任命一位大司马，却不敢在丞相的人选上有丝毫大意。
想来想去，哀帝又想到了王嘉在狱中说的话，于是便重新起用孔光和何武，把孔光任命为御史大夫，2个月后便升任丞相；何武接替孔光为御史大夫，1个月后为前将军，御史大夫由彭宣接任。
在王嘉之死的问题上，孔光曾经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又因王嘉临终绝语而获重用，不知道这位德高望重的名儒会作何感想。
董贤的异军突起令傅、丁两大外戚势力黯然失色。当时的首辅是帝舅丁明。哀帝本来就对外戚干政的体制颇有抵触，因此也并没有赋予丁明这个大司马以实权。他当这个首辅，不过是个名分而已。丁明素来敬重王嘉，见他蒙冤致死，颇为同情之。这下倒正好给了哀帝策免他的理由。
在哀帝看来，让董贤做首辅，不但可以削弱外戚的势力，还可以保证他对自己的绝对忠诚——“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举二得，何乐而不为呢？就像今天的许多民营企业在发达之后，老板便把当初和自己一起创业的结发夫妻赶回家去带孩子，转而把实权交给新宠的“小秘”，还美其名曰要避免有“家族企业”的嫌疑。
某日，哀帝在未央宫麒麟殿设宴，与董贤父子及近侍官员同饮。他微有醉意，便含情脉脉地看着董贤，神态暧昧地笑道：我想效仿尧禅位于舜，你看如何？
当时王太后的侄儿王闳也在场。他听到哀帝这么一说，吓了一大跳，立马向哀帝进言道：如今的天下是高祖皇帝打下来的，不是陛下的私有财产，陛下既承皇统，便应当兢兢业业传承于子孙万代，事关皇统大业，“天子无戏言”!
一番话说得哀帝很不愉快。他马上拉下脸来，默不做声。当场侍宴的人都惊恐不已，便把王闳赶了出去。从此以后，王闳便再也没有被允许侍宴。
元寿元年十二月，年仅22岁的董贤被任命大司马卫将军（首辅）。哀帝在给他的赐册中，用了一句令人不安的话——“允执其中”。
这句话据说是当年尧向舜禅位时对他的最后嘱咐，就像叶利钦嘱咐普京“请善待俄罗斯”一样。
这句话的出处在《论语》的“尧曰篇”。尧对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大概意思是说，舜啊，如今天命降落到了你的肩上，请你务必诚实（即“允”）、执着（即“执”）、不偏不倚（即“中”）地慎用手中的权力；如果因为你的过失，使天下人穷困潦倒，那么上天也将收回对你的恩赐。
后来舜禅位于禹，也说过同样的话。
看来哀帝在麒麟殿对董贤说的话，并非全是酒后戏言。
正在飘飘欲仙的极度放纵中玩“情”丧志的哀帝哪里会想到，死神已经悄然降临在了他的身后。在“爱人”董贤任首辅后仅仅半年时间，到元寿二年六月，哀帝便驾崩于未央宫，年仅25岁。
哀帝短暂的一生，倒也算得上是酣畅淋漓。只不过，这样的人生态度不应当发生在一个维系天下苍生命运的帝王身上。
“杰出青年”（1）
下篇：藤居树位——“巨藤”王莽的兴亡
哀帝的驾崩意味着刘氏皇统的政权终结。虽然从名义上讲，其后还有年仅9岁的中山王刘箕子（后更名刘衎）及年仅2岁的孺子刘婴（后者还没有正式继位），但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两个毫无意义的摆设而已。
从元帝刘奭即位到哀帝刘欣驾崩的46年间，在刘邦传下的这棵老树虬根之上，终于只能长出一茬不如一茬的藤苗，从而无可挽回地一步步陷入式微的泥潭。
权力是维系人类社会有序存续的核心元素。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逻辑之下，是帝国的权柄一日不可闲置。在正常情况下，皇帝是这个权柄的当然把持者，而皇室的父系近亲便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
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端坐在皇位之上的人无力掌控帝国的权柄，它便自然会落到当朝权臣手中；或者通过暴力革命直接由中央权力集团之外的其他人来接手。
因此，随着哀帝的驾崩，刘氏皇统走到了西汉王朝衰微的终点，当朝最具权势的人物王莽便必然成为帝国权柄的掌控人。换言之，即便当时没有王莽，也迟早会冒出一个张莽、李莽或其他的什么莽来，充当这样的角色。
刘氏政权注定不可能逃过此劫。
“杰出青年”
王莽虽然出身于当时最兴盛的王氏外戚家族，但他本人却并没有享受到这个家族的尊荣。
他的父亲王曼，在王政君的8个兄弟中虽然排行第二，但因为去世得太早，在王政君由“皇后”而为“皇太后”时，王氏的“一日五侯”中并没有他的份儿。更不幸的是，王莽的长兄也去世得早，留下了一对孤儿寡母。
王莽自然便成了这个不幸家庭中的顶梁柱。与挥金如土的堂兄弟们不同，他家既无朝廷的俸禄，也无封邑的税租，全凭姑母王政君的接济。他不得不和守寡的母亲及兄嫂、子侄一起，过着相依为命的清贫生活。在他的堂兄弟们竞相攀比声色犬马之时，他却必须依靠精打细算和量入为出，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基本开支。
清贫的“贵族生活”，不仅使王莽远离纨绔子弟纸醉金迷的恶习，还给了他卓尔不凡的胸襟和操行。
皇室外戚的尊贵身份使他有机会获得一流的教育，能够师从名儒陈参，学习儒家经学——这是在西汉王朝得以步入仕途的基本“学历”。求学期间，王莽“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俨然一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形象。
他对外广泛结交英才俊杰，对内温谨恭厚地侍奉各位叔伯长辈，与他那些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堂兄弟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首辅王凤病重。
王莽每天都在病榻前服侍这位权倾朝野的大伯父，连续数月不离左右，一个安稳觉都没睡上，弄得自己成天都蓬首垢面的。王凤每次进药，他都会先亲口尝一尝温烫咸苦，然后再呈上去。
当时在王凤的身边，大概也只有王莽和淳于长如此无微不至地尽孝，因此他临终前向成帝和王太后特别托付的，也仅此二人。
王凤去世后，22岁的王莽便开始步入仕途，被拜为黄门郎。
“黄门”是秦汉时期的皇宫中一个特殊的官署。黄门郎又称黄门侍郎，俸禄六百石，可以由宦官或普通士人充任，基本职能是向皇帝或后宫太后、皇后和嫔妃们提供侍从服务或传达诏命。因为宫中均为黄|色门闱，故而得名“黄门”（南宋·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五十）。
通常来说，对后宫负责的黄门郎多由宦官担任；只有对皇帝负责的黄门郎才可以由普通士人担任（否则后宫非出乱子不可）。对皇帝负责的黄门郎除了干些跑腿的活计外，还有一些才华出众的特殊人才担任此职，成为皇帝的私人顾问。比如成、哀二朝的大儒扬雄，便长期担任给事黄门郎，实为皇帝的专职顾问，地位与大夫相同。
王莽初为黄门郎不久便上了一个大台阶，升迁为射声校尉。
“射声校尉”是武帝朝设置的八校尉之一；俸禄二千石，与列卿和太守是一个级别。关于这个官职，《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只是语焉不详地说了一句，“掌待诏射声士”。
按南宋学者马端临的解释，此职掌握的是皇帝的狙击部队，时称“待诏射声”之士。所谓“射声”，是指善射者于冥冥之中闻声便能射中目标；所谓“待诏”，是指必须要有天子诏命才能发射（出处同上，卷六十四）。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杰出青年”（2）
西汉有县令和县长两种县官，前者通常为人口在1万户以上的大县配置，俸禄六百至一千石；后者通常为人口在1万户以下的小县配置，俸禄仅三百至五百石。王莽的这次升迁，至少从薪酬水平上，相当于从最低的“县处级”轻轻松松便一步跨到了“省部级”。但在当时，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升迁屡见不鲜，因此他还算不上是“平步青云”。
这时候的王莽是一副非常典型的“杰出青年”形象，朝中前辈们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在他初入仕途的4年间，他的五叔，成都侯王商给成帝上书说：愿意把自己的封邑拿出一部分来转封给他。
其实这只是一种圆滑的策略，皇帝即使想给王莽封侯，无论如何也是不大可能真的就从王商的“份子”里挖出一块来给他。
不仅仅是王商，当时的其他名臣，如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也都纷纷上书为王莽美言。
这些说好话的人中，以金涉、戴崇和陈汤三人对成帝的影响力最大。
金涉是武帝朝名臣金日磾的弟弟金伦之玄孙。金日磾本为匈奴休屠王太子，曾和弟弟金伦一起被霍去病俘虏，之后便归顺了朝廷。
金日磾后来成为武帝最信任的重臣，曾与霍光一起受诏辅佐昭帝。金伦虽然早逝，但其后人之盛，远远超过其兄。
从此以后，金家7世为侍中，成为西汉王朝首屈一指的政坛常青树。金涉本人则“明经俭节，诸儒称之”。
戴崇是张禹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张禹曾任太子太傅，是成帝的恩师，也是成帝倚重的大臣。除了戴崇外，张禹的另一位得意弟子是彭宣，在哀帝朝任大司空（御史大夫）。
张禹对戴崇的态度是亲而近之；对彭宣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戴崇每次拜访张禹，都会向他撒娇，责备他说：师傅应该摆酒宴、设歌舞与弟子同乐啊。
张禹便也乐意将这位乖巧的弟子领入通常只有家人和近亲才能进去的后堂，设宴张乐款待他，还把自己的私妓叫出来陪酒。“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
但彭宣来访，张禹却是另一种“礼遇”。在这位稳重威严的弟子面前，他丝毫不敢暴露自己的轻薄，要努力维护“师道尊严”的形象。莺歌燕舞、妓妾如云的后堂是万万不可能让他进去的，只会在前室给他设个便座，“讲论经义，日晏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
且不说戴崇与成帝的“同门师兄弟”关系，仅就凭张禹对他的亲近，也足以让成帝另眼相看。
因此，戴崇对王莽的美言应该具有相当的份量。
陈汤竭力举荐王莽，大概有报恩于王凤的成分在里面。
陈汤曾经在元帝末年立下不世奇功，但遭到宦官石显和丞相匡衡等人的刻意打压。成帝即位后，匡衡意犹未尽，旧事重提，终于把他拉了下马来，被免为庶人。不久，陈汤又因其他罪名被逮捕入狱，按律当诛。幸亏王凤指派谷永上书为他申冤，才使他逃过了血光之灾。
建始四年（公元前33年），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兵围攻，上书请求朝廷调集西域诸国及敦煌郡驻军前往救援。丞相王商、首辅王凤及群臣商议多日也拿不出个妥善的办法来。
陈汤多奇策异谋，并且熟悉西域事务，王凤便向成帝建议听听他的意见。
成帝召见陈汤。陈汤便向成帝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势，指出此事不足忧，他说：和汉军相比，西域军队的武器装备太过于落后，原本只能以5人敌我1人；虽然他们现在学习了我朝的冶造技术，武器品质有所改观，但也只能以3人敌我1人。如今包围段会宗的兵力远远没有达到取胜的数量，陛下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再说了，即使按段会宗的主意，发西域诸国及敦煌驻军相救，以轻锐部队日行50里、粮草辎重日行30里的速度计算，要过上许多时日才能抵达。这样的军事部署，用来报仇还行，但却救不了段会宗之急。
成帝被他说得一头露水，焦急地问他：那该怎么办呢？你认为段会宗之围能解吗？估计什么时候能解？
陈汤知道乌孙国的部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可能和段会宗打持久战；以他对乌孙国的了解，大概围攻数日不下便会主动撤军。于是便对成帝说，就在我们讨论此事的时候已经解围了！然后又掰着手指简单计算了一下说：从今天起，不出5天，段会宗应该会有捷报传来。
“杰出青年”（3）
4天以后，段会宗果然传来军书，报告说乌孙之围已解。
王凤趁机上奏，重新起用陈汤，把他纳入自己的大将军幕府中，任从事中郎，常把幕府的重大事务委托给他来做决断。
但此人的毛病是太贪财，常常收了别人的好处便为人家上书请事。王凤死后数年，他便因此而再度获罪。此为后话。
这么多的当世名臣都不约而同地为王莽说好话，自宣帝以后，恐怕只有冯野王的人气可以与之媲美。
但王莽比冯野王要幸运得多。他不但没有遇到蓄意打压自己的强势对手，还有一言九鼎的王太后为他撑腰。
因此，到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五月，王莽便再次擢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兼侍中，同时封为新都侯，封邑为1500户。他的封地在南阳郡新野县的都乡(今河南新野)。
王莽的新职务，主要是掌管皇家禁卫部队（羽林军）。
武帝曾经选拔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的阵亡将士子弟，组成羽林军，守卫建章宫，号称“羽林孤儿”。这支部队最初称为“建章营骑”，后来又改称“羽林骑”。所谓“羽林”一词，乃取“国家羽翼，茂盛如林”之意。
这一次职务升迁足以说明，王莽已经赢得了成帝的绝对信任，否则不会把自己的安危交给他。
但王莽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得意忘形。他一方面严谨恭敕地履行自己的新职责，另一方面则“爵位益尊，节操愈谦”，对宾客们倾囊相助，把自己的车马衣裘全都拿出来接济他们。他自己却依旧家无余资。
王莽此时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政坛新贵。
他充分利用自己刚刚获得的宝贵资源，收留供养当世名人，结交当朝权贵。于是，在职的高官们都竞相向天子举荐他，民间游学清谈之士也以传颂他的名德为时尚。
我们的官场文化，自古以来都是“道德”第一，“才能”第二。从政者可以才能平平，但却不能没有好名声。
王莽深谙其中的微妙。他必须不遗余力地树立完美无瑕的“人格神”形象，决不会让任何纤尘微疵影响了自己的声誉。
据说他曾经私下买一名侍婢供自己享用，但却不小心被同辈兄弟们知道了。
其实在这当时算不了什么。但王莽却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花边新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于是便借口说：我是看后将军朱博膝下只有一女，无子嗣；这个侍婢家的血统生育能力非常强，因此想把她送给朱将军，希望能够给朱家生个儿子。
王莽当真就把这个侍婢送给了朱博。
王莽的哥哥王永死后，留下一个儿子叫王光。王莽为了替兄长尽父亲的责任，便把他送到博士门下（当时的贵族学校）去学习。每遇休沐日（官吏公休日），王莽都会收拾车马，带着羊酒去犒劳王光的师傅，捎带着一并慰问全体同学。他每次来到学府，都会引起学生们的驻足观望和师傅们的慨然赞叹。
王光本来比王莽的儿子王宇要小得多，但王莽却刻意要让他俩同日成亲，大概是为了表现自己对这位侄儿“视同己出”。
婚礼当天，宾朋满座，王莽也在席间应酬。过一会儿，下人报告说太夫人（王莽的母亲）身体不舒服，需要服药。王莽便数次离席去伺候老母。与座宾客无不为他的孝心所感动。
在“以孝治国”的西汉王朝，这种看似平常的行为无疑成为了王莽声誉的重要加分项。日积月累之后，朝野对他的赞誉便很快超过了叔伯们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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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首辅（1）
转眼8年过去了，到了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氏家族的第四任首辅王根请辞。接班人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按照西汉王朝惯例，以及王氏家族当时在朝中的影响力，这个职位仍由王氏外戚集团的成员来继任。但是，王太后的兄弟们老的老、死的死、犯罪的犯罪（如王立），首辅的接班人便只能在子侄辈中产生。
在这一辈人中，呼声最高的是王莽和他的表哥淳于长。淳于长最大的优势是他深得成帝和王太后二人的信任，同时还有赵氏姐妹的策应；而且他出道比王莽早得多，资格比他老。王莽的优势在于朝野内外均对他赞誉有加。
但这恰恰是王莽的风险所在。因为此时的成帝已经被赵合德弄得彻底迷失了自我，经常会犯糊涂。如果赵氏姐妹为了淳于长而在成帝面前软磨硬蹭（这种可能性极大），那么他当这个首辅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真到那个时候，王莽便将永无翻身之日。
于是，王莽当机立断，把淳于长调戏废后许氏的勾当给捅了出来，成功地把这位竞争对手掀翻在地。
淳于长本来是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时的功臣，但这回却成了最令成帝反感的罪人。王莽因为揭发淳于长有功，被成帝认定为不可多得的忠直之臣。是年十一月，王莽如愿以偿登上了首辅（大司马）的宝座，成为王氏家族继王凤、王音、王商和王根之后的第五任首辅。
王莽从名门望族中籍籍无名的“边缘人”，一步步发展为举世瞩目的政坛新秀，年仅38岁便众望所归地一跃而为帝国的首辅。他的发展轨迹清晰地折射出这样的现象：在西汉朝，上到天子下到臣民，是道德形象而非理政能力决定着一个人的仕途兴衰。
王莽此前的所有记录，几乎全部集中到他的操守上。班固对他的“妖魔化”描述，也是从推测这些操行背后的动机着手，同样没有关注他的能力。帝国的高官似乎与宗教组织的名誉称号一样，操守便是一切。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的巧合。自从西汉王朝奉行“经义治国”的理念以来，便只有王莽的大伯父王凤任首辅时，才特别把能力的高低作为选拔或任用官员的重要因素。
首辅的地位在天子一人之下，亿兆百姓之上。这是臣子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王莽可以说是修成了正果，但他却不敢有丝毫懈怠。
他深知自己能有今日靠的是什么，因此会继续夯实既有的优势。《汉书》里说他“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
从王莽任首辅到成帝驾崩，其间仅有5个月左右。《汉书》“王莽传”里说他“辅政岁余，成帝崩，哀帝即位”，是一种非常不准确的叙述。抑或按当时的语境，所谓“岁”字，可能是指“跨年度”的意思。
只有短短5个月左右的时间，又错过了当年的秋收，王莽大概不可能从新得的封邑中收获多少税赋。他此时的主要收入应该还是以朝廷的俸禄和皇帝的赏赐为主。
王莽把这些有限的收入，悉数用于聘请贤良秀才之士充实幕府，以及接纳供养名士学儒，因此在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家庭生活也更加拮据。
他的母亲生病，朝中的公卿列侯们派自己的夫人前来府上探视，见一位衣不曳地、腰间系着粗布护膝围裙的少妇出来迎接，由于当时达官贵族的女装讲究长可曳地、行不露足，因此，夫人们便把她当做了王莽家的仆人。入座之后，夫人们无意间问起来，才知道她便是王莽的夫人，无不大惊。
哀帝甫一即位，气势汹汹的傅太后便流露出操控朝政的渴望。这时的王莽在政治上还略显青涩，便和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左将军师丹一起，对傅太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
哀帝虽然心里并不认同王、师二人的主张，但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不便与朝中重臣发生正面冲突，只得暂时屈从之。傅太后为此大怒。
但这一切都被在一旁冷眼旁观的王太后看在眼里。她非常了解傅太后的禀性，也深知以王莽此时的刚直与生硬，日后必遭其祸，于是便下诏令他辞职回家，以避开傅氏的锋芒。
王莽依计向哀帝上书请辞。
其实哀帝在即位之前便对王氏家族的专权愤愤不平，并且立志要清除其势力。但王莽这么快便提出辞职，多少有些让他措手不及。
话又说回来，即便他准备得非常充分，堂堂首辅请辞，哪怕是装装样子，也还是要挽留的。
因此，哀帝没有同意王莽的辞职要求。他先是派尚书令（皇帝的秘书长）持诏要求王莽继续供职；进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和卫尉傅喜一起去做王太后的工作，给她捎去口信说：皇帝听说了太后的诏书，感到很伤心，如果大司马不出来工作，那么皇帝也要罢工了。
皮球被哀帝又踢了回来。王太后无奈，只得令王莽暂时收回辞呈。
但是，深谙宫廷斗争的王氏姑侄二人此时非常清楚，哀帝的挽留绝非其本意。王莽必须尽快创造机会再次撤退，否则下场一定会很难看。
此事过去没有多久，王莽与傅太后之间便又硝烟再起。
哀帝在未央宫设酒宴款待群臣。内者令便把傅太后的帷帐设在了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旁边，显示二后平等。
内者令是少府属下负责掌管未央宫帷帐及衣物的宦官，俸禄大概六百石，与小县县长相同。
王莽前往巡视宴会准备工作，发现了这样的座次安排，便狠狠训斥内者令道：定陶傅太后是藩国臣妾，怎能与至尊的太皇太后平起平坐？
他下令重新给傅太后设座。
傅太后听说这个情况后，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她勃然大怒，拒绝赴宴，并且从此对王莽恨之入骨。于是王莽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再次提出辞职。
这一次，哀帝再没有挽留他，而是给足了他面子，赐给他黄金500斤和安车驷马，让他体面下台。
潜“龙”在渊（1）
王莽下台后，大多数公卿大夫都上书称颂他的功德与气节。这给刚刚即位的哀帝带来了不小的舆论压力。于是，他便下诏充分肯定了王莽的品行与作为，说他“忧劳国家，执义坚固”，同时再添恩宠：在王莽家中设置皇帝专使侍奉；中黄门的宦官每10天赐他1次御膳；增封350户；赐特进，拜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入朝进见，天子以三公之礼接见；皇帝出行，特赐他乘绿车随从。
“绿车”原本专供皇孙乘坐。如今恩赐王莽享此殊荣，可见礼遇之高。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新任丞相朱博上书说：王莽抑制傅太后上尊号的行为“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建议至少要夺其封邑，免为庶人。
哀帝考虑到王太后的面子，并没有剥夺王莽的爵位，只是把他遣回自己的封地，以示惩戒。
天下人多为王氏家族鸣不平。
谏大夫杨宣给哀帝上密奏说：成帝把皇位传给陛下，难道是不想让陛下奉养王太后吗？如今王太后已经七十高龄了，还要为王氏家族蒙受的不白之冤而忧虑，主动敕令王莽引退以避开丁、傅二族的锋芒，就连普通百姓也为此感伤流涕。如果陛下登高远望成帝陵墓，难道就不会感到惭愧吗？
哀帝深为杨宣之言所动，重新封王商的儿子王邑为成都侯。
王莽回到封邑后，闭门自守，不敢对外交结，生怕有什么把柄落到别人的手里，为自己招来横祸。
他的儿子王获一时冲动杀了一名奴仆。王莽知道后，对他大加斥责，令他自杀以偿奴命。
王莽的封邑在南阳。南阳太守考虑到他以首辅之尊谪居乡野，便专门从自己的属官中，专门选拔小有名气的孔休来代理新都侯相，主持封邑内的行政事务。
王莽知道孔休是当地名士，对他非常尊重，企图主动与他交好。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孔休却不为所动。他给予王莽足够礼貌的同时，也保持了足够的距离。
王莽生病，孔休前来照料。王莽取出一副玉饰宝剑相赠。但孔休坚辞不受。
王莽对他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看到先生脸上有瘢痕，听说美玉可以灭瘢，只不过想把这剑上的玉饰送给先生罢了。
说着便把剑鞘上的玉球解下来送给他。但孔休还是不肯接受。
王莽又说：先生难道是嫌它太贵重了吗？于是便找来锤子把玉球砸碎，包好后再来送给他。孔休不得已，只好勉强收了下来。
王莽“隐居”封邑的3年间，竟然有100多位当朝官员为他上书申冤。
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正月，天上出现日食。哀帝遵照惯例下诏自责，要求各位将军、列侯和九卿以上朝廷官员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能直言之士上书坦陈天子过失，同时大赦天下。
周护、宋崇等人趁机上书称颂王莽的功德，为他申冤。其实这些人和王莽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们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原始的正义感。在如此强烈的呼声之下，哀帝只好借口说王太后年事已高，需要亲人侍奉，把王莽召回了长安。
王莽应召启程前，曾想专门与孔休话别。孔休却称病不见。
王莽回到长安后，王邑向哀帝上书，请求恢复王莽的特进、给事中职务，还说这是王太后的旨意。
哀帝觉得蹊跷，便亲自向王太后重新请示。王太后自然不会承认，反过来为王邑的矫诏行为请罪。
哀帝看在王太后的情面上，不忍心诛杀王邑，只削减了他1000户的封邑，贬他为西河郡（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属国都尉。
此后不久，太常一职空缺，哀帝下诏要求朝廷重臣们举荐人选。王莽便找到刚刚被重新起用的何武，请他推荐自己。何武却不敢。
从王莽返回长安，到王邑为他矫诏请职，再到他私求何武谋太常之位，在这三件看似互不相干的事情背后，必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这一年的政局极其复杂。
一方面，哀帝对董贤的恋情已经发展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傅太后刚刚驾崩，他便假托其遗诏，逼着王太后下诏为董贤增封2000户的封邑。
另一方面，丞相王嘉因抵制增封董贤而死于狱中。本无实权的首辅丁明（帝舅）因同情王嘉而被罢官。首辅一职暂时空缺。
孔光继任为丞相。何武刚刚做了御史大夫才1个月便被彭宣所替，自己只落了个“前将军”的虚职。
潜“龙”在渊（2）
此时，哀帝每况愈下的病情将随时可能要了他的小命。一旦他突然撒手人寰，帝国的政局将会混入难测的动荡之中。
在这种局面下，朝中各股势力虽然表面上都相安无事，但私下里都在盘算自己的应对之策。
王莽在这个时候重返长安，绝非偶然的巧合，应该是王邑出面“操作”的结果。王莽是王氏外戚集团的顶梁柱，如果朝局动荡时仍远居南阳，那么王氏家族将很难乱中取胜。
哀帝假托傅太后的遗诏增封董贤的“小辫子”被王邑抓住，他便以牙还牙，也“假托”王太后的旨意为刚刚返回长安的王莽谋求参与朝政的机会。。
其实王邑的举动，王太后未必不知情。
所谓“矫称太皇太后旨意”应该是一种精心设计的阴谋：由王邑出面，即使哀帝不同意重新起用王莽，那么大家都有台阶下，不至于把事情弄得太僵；反之，如果由王太后直接出面，一旦被哀帝驳回，势必非常尴尬，甚至还有可能诱使皇帝与王氏之间的矛盾激化。如果真到了那种局面，恐怕只能是鱼死网破，至少会让王太后下不来台阶，进而严重影响她在朝中的威望。这样的局面无论对哀帝还是王氏都没有好处。
王氏对哀帝的意图心里没底，才走了这一招表面上的险棋。
但险棋并不险：只要保住了王太后这张牌，王氏便不会丧失主动；哀帝自己有小辫子抓在王太后手中，当然不能不买她的面子。如果王邑“矫旨”不成功，王太后反过来为他请罪求情，哀帝自然不可能诛杀他。
王莽谋求的“特进兼给事中”，虽然没有具体的职权分工，但在地位上却与三公相等。如果要在可能出现的乱局中取胜，地位的高低远远重于手中的实权。当时讲究的是“名正言顺”，只要有名分，便会有号召力。
此计不成之后，王莽便转而向何武求援，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谋求补“太常”之缺。太常一职虽然位居九卿之首，但无法与“特进兼给事中”相提并论。王莽出此无奈之举，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王氏家族对重返朝政的急迫心态。
《汉书》“何武传”里说，“有诏举太常，（王）莽私从（何）武举，（何）武不敢举。”其实，何武不是不敢，是不愿。
何武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朝中大臣都知道哀帝虽然不可能让王氏重秉朝政中枢，但也从不处罚为王莽说好话的人。况且，王莽谋求的只是一个没有太大实权的太常（负责祭祀宗庙礼仪）。即便何武举荐他，也不会遭到哀帝的反感。换言之，明知举荐王莽没有多大风险，何武为什么还“不敢”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作为成帝朝的老臣，何武深知王氏的厉害，加上他也刚刚重返帝国政坛，不会亲手为自己培养一个未来的对手。
何武此时虽然位居前将军的虚职，但这个职位离首辅（大司马）却只有一步之遥。按武帝开的先例，“大司马”之前，通常都要冠以“某某将军”的称号。王莽此前任大司马而无将军称号，只是一个特例。
有名无实的首辅丁明被拿下后，何武便断定新任首辅将不可能在外戚中产生。王邑为王莽谋求“特进兼给事中”的失败，再次印证了他的判断。同时，他也断定哀帝不敢贸然任命董贤为大司马。
算来算去，何武认为自己脱颖而出的可能性最大。既然对获得首辅宝座有这么大的信心，那么他便不可能在这个关节眼上把王莽重新扶上台来，让这位众望所归的外戚成为自己未来的心头大患。
结果，何武的算计却只对了一半。哀帝一开始确实并没有任命董贤为首辅，但也没有任命他何武，而是暴出一个天大的冷门，把光禄大夫韦赏破格提拔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首辅）。
只可惜的是，韦赏在首辅任上呆了还不到1个月便一命呜呼了。
何武以为终于轮到自己了。但他不幸再次失算，哀帝的年仅22岁的“亲密爱人”董贤成为大司马卫将军，从哀帝被窝里的“首辅”一下子变成了天下社稷的“首辅”。
别人做了首辅都会吸引一大群趋炎附势者蜂拥而至，唯独董贤却让群臣避之犹恐不及。
萧望之的儿子萧咸时为中郎将。她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平阿侯王谭的儿子王闳（时任中常侍）为妻。
王、萧两家都是当时的名门望族。董恭（董贤之父）对他们非常倾慕，便托王闳做媒，想为董贤的弟弟董宽信（时任附马都尉）娶萧咸的另一个女儿。
王闳去找老丈人说媒，没想到却把他吓了一大跳。他屏退左右对王闳说：天子在给董贤的任命书中，居然使用了“允执其中”4个字。这可是当年尧向舜禅位时的用语，不像是任命三公的做法。年长有阅历的大臣们见了，莫不胆战心惊。这门亲事，岂是我们这种普通人家所能承受得起的？
王闳是个聪明人，听老丈人这么一说，顿然醒悟，便非常客气地给董恭回话说：萧咸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家女儿配不上董家公子。
董恭郁闷地感叹道：我家到底造了什么孽，让人家如此畏惧！
由此可见，朝野上下没有人相信董贤会得势多久，正如没有人相信哀帝还能活多久一样。
在这种普遍的共识之下，各股势力之间暗流汹涌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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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土重来（1）
董贤的好日子确实没有能够延续多久。他当上首辅仅仅半年时间，到元寿二年（公元前2年）六月，哀帝便驾崩于未央宫。
据《后汉书》卷十二“张步传”记载，哀帝在临崩前，曾把传国玉玺交到董贤手中，嘱咐他千万不要轻易交给别人。
当时皇帝的玉玺共有7方，均为玉质。其中6方分别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还有最重要的一方玉玺独立于上述6方之外，称之为“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本为秦始皇用著名的“和氏之璧”镌刻而成，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作为皇权的象征。
哀帝亲手交到董贤手里的正是这方传国玉玺。
哀帝生前无子，也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他驾崩后，宫中一时便没有了主心骨，大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好。
中常侍王闳火速赶去向王太后报告，请她从董贤手中夺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便跟着他来到未央宫宣德殿后门，找到了董贤。
王闳身上带着佩剑，举手呵斥董贤道：天子驾崩，新君未立，你深受先帝隆恩，不到大行皇帝灵前哭丧，却把传国玉玺据为己有，难道是想招来杀身之祸吗？
宫中禁地，除卫兵之外，其他人是不能带武器闯入的。董贤见王闳身着佩剑，知道他此行已有必死之决心，便不敢抗拒，赶紧跪下，双手将传国玉玺呈上。
王闳接过玉玺，转呈给了王太后。
王太后接下来便把董贤叫到长乐宫的东厢房内，询问他准备如何筹办大行皇帝的丧事。
哀帝的突然驾崩，让原本就是一只纸老虎的董贤顿时失去了靠山。他内心本已忧惧不堪，哪里还有功夫来考虑这些事情？况且，即便有心操持，以他的年龄和见识，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王太后声色俱厉的质问面前，他更加方寸大乱，支支吾吾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情急之下，只得免冠谢罪。
在气势上压倒董贤之后，王太后便也轻松了许多，转而对他说：成帝大行时，便是由前大司马王莽奉送的。他很熟悉这方面的规矩，我让他来帮助你吧。
董贤顿首迎合道：“幸甚！”
王太后于是派出使者，紧急召见王莽。
王莽抵达后，王太后诏令各位尚书：把朝廷的发兵符节移交给王莽；由王莽接管皇宫卫队；百官上书言事，原来由大司马董贤受理，现在改由王莽负责。
王莽受命之后，当即便指使尚书弹劾董贤，禁止他出入皇宫及大司马官署的大门。董贤一时间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只得在宫门前免冠、赤足跪伏谢罪。王莽便又派谒者（宫中传令人员）以王太后的名义，夺下其大司马印绶，罢免其大司马职务，打发他回家去。
走投无路的董贤夫妇当天便自杀身亡。他的家人惶恐万分，不敢声张，只得趁着夜深人静时分，匆匆把他们埋葬。
王莽担心董贤之死有诈，专门派人掘墓开棺，把他的尸首带回狱中重新验证。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莽姑侄二人实际上便已掌握了帝国的权柄。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的公卿大夫举荐新任大司马的人选。
《汉书》里把王太后渲染成一个老实巴交的平庸女人。仅凭她从哀帝即位到驾崩时的一系列表现，便可知其绝非等闲之辈。
王太后从董贤手中夺得传国玉玺，便标志着夺得了帝国的最高权力。在这个时候，她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把兵符、皇宫卫队指挥权和百官奏书受理权，授予当时就在身边，而且为此立下大功的王闳，而是等着交付给随后赶到的王莽。说明在王太后心中，首辅人选已经非王莽莫属。她此番假惺惺地要求大臣们举荐首辅，其实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群臣举荐的结果并没有超出王太后的预期，他们在孔光的带领下众口一词地举荐王莽。举荐的理由有二：一是王莽此前曾为了避开丁、傅二族的锋芒，主动隐退，被当时称为贤良之举；二是王莽系王太后近亲，符合外戚辅政的传统。
王莽重新执掌朝政，在当时看来，可谓众望所归、民心所向。
唯物何武和公孙禄二人不识时务。何武此前便已经得罪了王莽，如果他这一次认清形势，及时调整方向，紧跟在孔光的后头，应该还不算太晚。
但他偏偏不明白这一点，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在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硬是要以卵击石，和王莽去争。他在满朝上下只找到和他一样头脑出错的左将军公孙禄一人。
何武和公孙禄达成的共识是二人互相举荐。这种愚蠢的策略还不如直接来个毛遂自荐，同时也说明何武并没有说服公孙禄支持自己，因为此公也和他一样，不知天高地厚地做着自己的“首辅梦”。
虽然二人都打着“为国计便”，“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权”的光彩旗号，但政治从来都是因势设谋的艺术。如果不能成功，再高尚的动机也毫无意义。
王太后是首辅人选的最终决定人。说到底，何武还是小瞧了这个老太婆。
王莽毫无悬念地当上了西汉王朝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任首辅：新君人选都没有确定，他要“辅”谁呢？
但这正是王太后的高明之处。只有首先确立首辅的人选，才能在拥立新君的问题上不出半点差池。否则，如果把两件事的顺序倒过来，万一选出一位类似宣帝那样的角色，那么，霍光家族当年的悲剧便会在王氏家族身上重演。
王莽成了首辅，姑侄二人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持新君的决定权。别的人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老老实实地等待最后的结果。
成帝和哀帝都没有留下子嗣，新君的人选范围便上溯为元帝的所有后代。
元帝只有3个儿子：王太后生下成帝。傅太后生下定陶王刘康，刘康早逝，其子刘欣继成帝位，为哀帝。冯昭仪（媛）生下中山王刘兴，刘兴在成帝之前去世，他有一位年仅9岁的儿子刘箕子。
从血缘的远近关系上来讲，刘箕子是新皇帝的唯一人选。但这个孩子尚处于幼年，如果有人以此为由提出来要在更大范围内选择“贤君”，那么，王氏家族便有可能失去对朝局的绝对控制。因此，关键在于先要让王氏夺得首辅之位。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仿佛元帝的在天之灵，冥冥之中操纵着皇位的传承，让它在自己最钟爱的3个女人中间“轮流坐庄”了一圈：先是王氏的儿子刘骜为成帝，然后是傅氏的孙子刘欣为哀帝，如今轮到冯氏的孙子刘箕子（即位2年后更名为刘衎）来坐皇位，是为平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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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刀斩乱麻（1）
王莽就任首辅之后，迅速采取如下四大手段，短短半年便完成了权力的重新布局：
手段之一，打出“王牌”。
王太后无疑是王莽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也是他手中的“王牌”。但他必须做到既要充分利用，又不能受其反制。这个方针一直延续到王太后驾崩。
王莽非常清楚，王氏家族的堡垒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如果王太后哪天出现了对自己不利的举动，那么这个根源便一定会在家族内部。
在这次速战速决的政变中，堂弟王闳的表现令举朝上下莫不叹服。他的声望也随之看涨，成为王氏家族中继淳于长之后最有可能威胁到王莽地位的人，而他的禀性及号召力远非淳于长所能及。
王闳此人确实并非平庸之辈。《汉书》对他的评价是“性有智略”。在从去年未央宫麒麟殿的宴会上，他竟然敢着众人的面顶撞哀帝。
面对这么一位潜在的对手，王莽的手段是暂时把他晾在一边，提拔族弟王舜（前首辅王音之子）为车骑将军。性格谨慎内向的王舜远远比个性鲜明的王闳要好控制得多。
王莽推出王舜还有另外一层意图。王太后对王舜非常喜爱，把他推到前台来，不仅有利于安抚王太后，还可以让他充当王莽与王太后之间的桥梁：如果遇到王莽自己不方便出面找王太后协商的问题，便可遣王舜前往。
另一位堂弟王邑（前首辅王商之子）原本就是王莽的铁杆跟班。
这样一来，王舜和王邑二人在王氏家族共同形成的合力，足可将王闳的风头覆盖掉。
当然，从宫廷斗争的惊涛骇浪中走过来的王太后，不可能看不透王莽的这点儿伎俩。她把王闳安排在自己身边做 “长信太仆”，名义上是掌管太后的车马，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
但王闳的存在对王莽来说早晚是个不安全因素，何况他还成天和王太后呆在一起；于是，后来便将他外派为东郡太守，想让他远离长安和王太后。
北宋李坊等人编著的《太平御览》七百一十六卷里说，王闳临行前向王太后告别，跪伏在地，抽泣失声，王太后亲自掏出手巾为他拭泪。
《后汉书》卷十二“张步传”记载，王闳出为东郡太守之后，因担心被王莽迫害，常常把毒丸系于手内，随时准备自杀。
这是后话。
当时王氏家族还有另一位###级人物在世：王莽的六叔红阳侯王立。此人名声虽不太好，而且还没有在朝中担任官职，但他毕竟是王太后的亲弟弟，在她面前是能够说得上话的人。
王莽担心他留在长安，迟早会碍自己的手脚，便指使孔光上书，重提他在淳于长一案中犯的过错，奏请遣送他返回自己的封地。
王太后并不想这么做。
王莽便亲自出马游说道：太后如今独代幼主统领朝政，如果王立留在京师，怕是影响不好。不如先把他遣回封邑，等局面稳定下来后再请回来也不迟。
王太后无奈，只得答应。她可能没有察觉到自己此时已经成了一颗被王莽“孤立”的棋子，身边再没有可以有效制衡他的人了。
“剪除”其羽翼之后，王莽进而推动实际上已经是孤家寡人的王太后“临朝称制”。
所谓“临朝称制”，便是指身居后宫的女人跑到前台来，代行皇帝的职权。在西汉王朝的始末两端，都出现过太后临朝称制的现象。前者是高祖刘邦的原配吕太后（雉），后者便是这位王太后。
但这位已经年逾七旬的老太婆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来处理繁重的朝政，于是便全权委托给了王莽。对刚刚重返政坛的王莽来说，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
王太后临朝称制，不仅可以给王莽多一个挡箭牌，还能使他避免直接承担责任，许多难于处理的问题都可以打着王太后的旗号来进行。
手段之二，挟持孔光。
王莽意识到，仅仅亮出王太后的“王牌”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名儒孔光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才能收揽天下儒生之心。孔光一直暗中追随王氏家族，并且深受王太后的敬重；在哀帝朝丁、傅二族外戚与王氏外戚的斗争中，他便充当着王氏外戚的急先锋。王莽如今所要做的，是让他“弃暗投明”，公开站在自己这一边。
如果算上平帝朝，时任大司徒的孔光已是四朝###，三朝为相；加上他显赫的家世——孔子第十四代孙，虽然表面上是个稍显怯懦的老好人，但在朝中却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
快刀斩乱麻（2）
孔光当年在成帝朝做御史大夫时，董恭曾在他手下做一名御史官。等到董贤做了大司马，与孔光并列为三公，哀帝便让董贤登门拜访这位父辈的老上级，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孔光知道哀帝对董贤的感情，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人家，便在获知董贤来访时，早早地穿戴整齐站在府门外迎候。董贤的车骑到达后，孔光便退入府门迎接；董贤进入孔府中院门，他便退入房门里；董贤下车时他便又从房门内出来拜谒。
这样的礼仪已经远远超出了迎送同僚的规格。
董贤回去后向哀帝提及此事，哀帝大喜，当即拜孔光的两位侄儿为谏大夫和中常侍。
孔光害怕董贤，但却不会害怕职位级别比自己低得多的司隶（校尉）鲍宣。司隶（校尉）的级别虽然只相当于列卿或太守，但却执掌着京师及其“三辅”地方官员的监察大权，而且，鲍宣是出了名的不畏权势、认法不认人的梗直之臣。
“丞相”一职当时还没有更名为“大司徒”。
某日，丞相孔光按照惯例巡视各位先帝的陵园，他的随行官员却把马车驶入驰道中央，正巧被司隶（校尉）鲍宣撞上。驰道为皇帝出行专用；依西汉律法，朝廷的使者虽可行于驰道，但也绝对不能驶入其中央。
鲍宣连哀帝的“情人”董贤也敢多次弹劾，自然也不会畏惧孔光的地位和权势。他下令扣押了丞相府的官员，并没收其车马。
于是便有人上书状告鲍宣，说他竟然敢侮辱丞相大人。《汉书》中并没有明确说是谁去告的状，但按常理分析，定然是受孔光的指使。
御史大夫便派人前往鲍宣的司隶官署，企图逮捕经办此事的官员。此举明显是给鲍宣留足了面子——只逮捕他的下属经办人员，并没有逮捕他本人的意思。
但鲍宣却不买账。他下令关闭官署大门，拒绝办案人员入内。
在西汉王朝，对朝廷使者不敬或妨碍其公务，都是死罪。鲍宣被捕入诏狱。
他的被捕激起了年轻学子们的极大愤慨。济南人王咸在国立大学（时称“太学”）门前举起一面幡旗，大声疾呼：有愿意营救鲍司隶的人都站到这里来！
很快便有1000多人集结幡旗之下。
这一天正好是大臣上朝的日子。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把孔光的马车团团围住，纷纷找他评理，使他不得脱身。
最后还是哀帝做出了妥协，宣布赦免鲍宣的死刑，改为“髠钳”，也就是剃了他的头发，再在他脖子上戴一个铁圈；然后再把他流放到上党郡（今山西长治）。
鲍宣免于一死，“学生运动”便得以平息。这可能是谨慎一生的孔光唯一的一次“霸道作风”，但却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因此制造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而那位曾经振臂疾呼的学生领袖王咸，也算得上是“###”的祖师爷了。
孔光为官以谨慎著名。如果他要举荐一个人，便会刻意不让被举荐者知道，以免自己落下结党营私的嫌疑。——精明过人的孔光其实深谙矫饰之道，他表面上不与人结党，却与王氏外戚集团暗中结为生死同盟。
他每次公休日回家，和家人在饭桌上闲聊，也会刻意回避谈及朝中政事。有一次，家人好奇地向他打听皇宫的温室里会种什么样的花草树木。他竟然干笑两声，王顾左右而言他，生怕一不小心泄露了宫中的机密。
但这种生性怯懦谨慎的禀性恰恰被王莽钻了空子。他一方面以最高的待遇和最大的诚意对待孔光；另一方面，积极收编孔光的女婿鄄邯，把他从一个小小的斄县（今陕西武功西部）县令提拔为侍中、奉车都尉。
奉车都尉与附马都尉类似，都是掌管宫中车驾，都是皇帝的近侍官员，俸禄与列卿、郡太守相同，均为两千石。
鄄邯在孔光面前扮演的角色，颇似于王舜之于王太后。王莽如果需要打击哪位官员，便自己先起草好奏章，然后交给鄄邯，让他打着王太后的旗号，去找孔光出面上书弹劾。孔光胆小，自然不敢拒绝。王莽则提前做通王太后的工作，往往孔光的奏书报上来，便会顺利获得通过。
孔光刚刚做了3个月的傀儡，便再也支撑不下去，终于在当年九月提出退休申请。此前已有曾经力挺王莽的大司空彭宣以同样的原因提出辞职。
但王莽不会轻易放弃孔光。况且，旬月之间，如果“三公”中的两位（王莽自己便是其中一位）提出辞职，对王莽的影响也非常不好。
快刀斩乱麻（3）
其实孔光此人和当时许许多多的大儒一样，虽然满口的道德文章，骨子里却把名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一方面舍不得朝廷的高官俸禄，另一方面却又想捞个好名声。什么便宜都想占尽，却又什么风险也不想承担。孔光一生对待朝中的强权人物，基本上都是这种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态度。
王莽也正是看透了孔光的这种本性，才给了他另一种选择：你可以不当我的炮灰去得罪人，但却必须要公开站出来给我撑门面。
他给孔光安了一个“皇帝太傅”的头衔，让他像一杆大旗一样，牢牢地Сhā在自己阵营的制高点上。果不出王莽所料，孔光这次还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
手段之三，肃清对手，拨乱反正。
王莽首先肃清的是赵、丁、傅三族外戚势力。
成帝晚年时，皇后赵飞燕想尽办法也没有生出孩子来，便转而把宝押在了哀帝身上。哀帝即位后，感念赵飞燕的拥立之恩，对她多有庇护。如今哀帝已逝，她便再没有了保护伞。
王莽旧事重提，先是把她由皇太后贬为成帝皇后，接着又贬为庶人；同时被贬为庶人的还有哀帝皇后傅氏。
赵、傅二人不久便自杀。
傅太后已经于1年前驾崩，而丁姬驾崩的时间则更早（4年前）。王莽奏请王太后批准，把傅、丁二人从坟中挖了出来，剥去她们身上的金缕玉衣，以普通百姓的规格重新埋葬。
据说撬开丁姬棺椁的时候，棺中突然窜出4、5丈高的火焰，掘墓的兵士们用了许多水和土才将其扑灭。入土仅仅1年多的傅太后尸首，其时正在腐烂中，棺椁里散发出来的恶臭竟然飘向数里之外。
对待死人尚且如此，活人更不会放过。赵、丁、傅三族所有为官的子弟被全部罢免，遣归故里。傅晏全家也被流放广西合浦。
只有傅喜赢得了分外的善待，因为他本来就是傅太后的克星。王莽以王太后的名义，下诏褒扬了傅喜，还赐他为“特进”，把他请回长安，准备重新起用他。
傅喜却越来越看不懂王莽重新执政后的所作所为。他回到长安后，成天忧心忡忡地把自己关在家中，不与任何人来往。王莽无奈，只得把他请回封地。
其次，清算董贤家族。
王莽指使孔光上书，将董恭、董宽信父子及其家属流放广西合浦，遣送董母回到河北巨鹿故里；悉数罢免董贤生前举荐的官员；变卖董氏家产上交国库。
董氏家产的变卖所得竟达43亿之巨，完全可以和大清乾隆朝的和珅相媲美。官府查抄董府当日，长安城内万民欢腾。许多人在董府前围观，甚至有人激动得痛哭流涕。局面一度险些失控，有人差一点冲入府中抢夺财物。
对董贤家族的清算，无疑为王莽赢得了不少的人心。
其三，为冤死的尚书仆射郑崇和中山太后冯媛平反昭雪。
郑崇原本出身于山东高密的富豪之家。西汉王朝长期实行“迁徙郡国富豪充实关中”的国策，目的在于“内实京师，外销奸猾”。郑崇的祖父当年便曾举家迁到长安附近的平陵县。
郑家世代与王氏外戚结为儿女姻亲；郑崇的弟弟郑立与傅喜是同门师兄弟，私交甚笃。傅喜任大司马后，举荐郑崇为尚书仆射，即尚书令的副职。
郑崇为官后便常向哀帝直言谏诤。时间一长，他每次来找哀帝，走在殿门外，哀帝听到皮靴拖地而过的声音，便会笑着说：我就知道这是郑尚书的脚步声。
哀帝当年想封傅太后的堂弟傅商为侯，郑崇便曾竭力谏阻，惹得傅太后大发雷霆。后来，哀帝与董贤坠入“爱河”，郑崇又数度进谏。
哀帝逐渐开始反感他，好几次挑他的毛病，对他厉言斥责。
郑崇大概是过于压抑愤懑的缘故，脖子上不久便长了一个大脓疮。他想以此为由提出辞职，但又不敢。正在犹犹豫豫之时，向来以巧言佞色见长的尚书令赵昌看出了哀帝对郑崇的反感，便上书诬陷他，说他私自与宗族成员交往从密，可能有什么重大阴谋（暗示谋反或篡位）。
哀帝便郑崇找来，质问他道：先生自家门庭若市，为何反过来要限制主上？
郑崇竟然没大没小地回答：臣门虽若市，但臣心却如水，非常清白。
哀帝大怒，当即下令将他逮捕入狱，非要把他的“罪行”调查个水落石出。结果，原本就身患疾病的郑崇急火攻心，死于狱中。尚书令赵昌则出任河内太守。
快刀斩乱麻（4）
当年，中山太后冯媛被犯了狂躁病的张由诬陷为谋逆之罪，傅太后趁机大做文章，将她置于死地。参与此案的“功臣”，如今都已经身居高位：御史丁玄外派为泰山郡（今山东泰安）太守；中谒者令史立升任中太仆，掌管皇太后车马；张由获封关内侯。
王莽便将赵昌、丁玄、史立、张由等人全部罢官免爵，流放广西合浦。
参与冯媛一案的官员中，还有一人也受牵连，自然也被一并罢官流放。此人便是当时有名的“直臣”毋将隆。
毋将隆曾经得罪傅太后，显然并非傅氏外戚的党羽。他此番受到牵连，从道理上讲不通。《汉书》给出的解释是，王莽年轻时想巴结毋将隆，但人家却不理睬他；此次流放，纯属王莽挟私报复。
毋将隆在哀帝朝曾任执金吾，负责巡视京师治安。哀帝曾经将武库的兵器赏赐给董贤和皇帝|乳母王阿舍，前后多达10次。毋将隆上书请求朝廷收回这些兵器，惹得哀帝很不高兴。
没过多久，傅太后派人四处以极其低廉的价钱从朝廷的各个部门收购官奴，也从执金吾官署内收购了8名。毋将隆颇为不平，上书请求朝廷出面，公平裁定官奴交易的价格。哀帝更加不爽，便给丞相和御史大夫下诏，说毋将隆目无尊长，竟然敢与太皇太后争利。于是，毋将隆被贬为沛郡（今安徽淮北）都尉，后来才升迁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太守。
冯媛一案发生于毋将隆任执金吾之前，当时他是冀州牧，中山王国正好在他的辖区内。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审理冯媛案，但在史立、丁玄的案情报告中也签了字。
《汉书》把毋将隆说成是王莽挟私报复的牺牲品，其实也有“为贤者讳”，并借机丑化王莽的嫌疑。因为在“毋将隆传”中，对毋将隆的生平及冯媛一案始末的交待自相矛盾，且有不实之言。如下：
“毋将隆传”首先交待，毋将隆在成帝朝为谏大夫，曾主张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刘欣立为太子后，他便受到重用，升任冀州牧，不久又任颍川太守。刘欣即位后，改任他为京兆尹，后升为执金吾。
但是，冯媛一案发生在哀帝即位后的第2年，即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如果对毋将隆生平的前述交待无误，那么，冯媛一案发生时他不是任京兆尹，便是任执金吾。而“毋将隆传”中却分别说他 “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时，与史立、丁玄“连名奏事”。
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毋将隆在哀帝即位时还是冀州牧，可能因为参与诬陷冯媛有功，才得以升任颍川太守，而后再任京兆尹、执金吾。
他在史、丁二人的奏书上签名，可能有阿附傅太后之意，但后来发现傅太后太不得人心，便又借“收购官奴”事件与她划清界限。
由此可见，王莽并没有冤枉毋将隆。
再有，“毋将隆传”里语焉不详地说是王莽早年曾想与毋将隆交好，对方不领情，才有了后来的报复。
但王莽与毋将隆早年的恩怨，并未生出什么事端来。既无事端，大多也只是二人之间心照不宣的一种情绪而已，除非与二人特别亲密的朋友，旁人定然难知，更不用说数十年之后的《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班彪与王莽为同时代人，虽然有可能闻知此事，但以道听途说之言入煌煌正史，不像大家所为。
其四，罢免何武、公孙禄二人的职务。
此举完全在常理之中。
何武早年虽然曾受王氏家族两人（王音和王根）的举荐，但在哀帝即位之初便开始有倒向傅氏外戚集团。当时他是大司空，朝中讨论傅太后的居所时，孔光主张另筑宫殿，不想让她离哀帝太近；但何武却主张让她住在未央宫背面的“北宫”。哀帝采纳了何武的意见。
既然何武、公孙禄已经与王莽拉开了对垒的架势，加上何武在当时也是一呼百应的人物，如果留他们下来，则无异于养虎为患，换作谁在王莽的位置上恐怕也会做出这样的决断。
何武是四川郫县人，兄弟5人都在郡中为官；他的弟弟何显有“市籍”（即商人）身份。西汉王朝的公民户籍大致分为三类：一般公民为编户齐民籍；宗室成员为宗室籍；商人是下等公民，为市籍。
何显仗着自家的权势，常常偷税漏税。当地的税务官（时称“市啬夫”）求商要将他依法逮捕。何显大怒，想抓住把柄报复他。何武却说：如果我们家都不带头纳税，那么人家求商做得并没有什么不对。 txt小说上传分享
快刀斩乱麻（5）
事后，何武还专门找到蜀郡太守，举荐求商为太守卒史。当地官员百姓听说此事后，莫不叹服何武的气量和胸襟。
何武曾任扬州刺史，九江太守也在其监察范围内。当时的九江太守是赫赫有名的大儒戴圣。戴圣和他的叔父戴德均以研究《礼》学见长，并形成了独立的学说体系，成为今文礼学的大师。今本《礼记》便是在戴圣的解说基础王发展起来的。戴德号称“大戴”，戴圣则称“小戴”，二人合称为“大小戴”。宣帝时，戴圣曾被立为博士，参与石渠阁议，评定五经异同。
但这位当世名儒为官，不习惯于依法行政，对囚犯的判决也常常随心所欲。
西汉王朝的刺史有一项基本职能，通过对囚徒的复核审录,来对辖区内的案件进行监督和检查,以便平反冤案,疏理滞狱，称之为“录囚徒”。
何武的部属在对九江郡“录囚徒”的过程中，发现了多宗审判不实或量刑不准之处，便向戴圣下发整改通知。但戴圣却对刺史部的要求置之不理，还不屑一顾地说：何武一个后进小生懂什么？简直是给我添乱！
戴圣能有这样的态度，大概也是前几任刺史给他惯出来的毛病。人家名气太大，没人得罪得起，便都对他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何武也没有和他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派人暗中收集他的罪证，然后再交给他过目。他大吃一惊，被迫主动辞职。后来，他又被征为博士，重新入朝为官，便在朝臣中四处说何武的坏话。何武听说过，却始终没有把他当年的丑事抖落出来。
恰巧在这个时候，戴圣的儿子在家乡结交的一群狐朋狗友结伙为盗，被官府捕获，落到了何武手中。戴圣以为儿子这一次必死无疑。但是，何武考虑到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犯罪，便留了他一条性命。
从此以后，戴圣深感惭愧，对何武的为人深为叹服。何武每次进京，他都会登门拜访，以谢其恩。
《汉书》说何武为人宅心仁厚，好举贤任能。名著于当世的儒生两龚（龚胜、龚舍）和两唐（唐林、唐尊）都是经他举荐，才有机会入朝为官。
何武属于这样的人，在位时不声不响，总在潜移默化之间把自己的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没人感觉得到他的重要性。只有在离任之后，人们才发现许多事情离不开他，便又常常怀念他。
王莽把他这样一个人物拿下，虽然铲除了宿敌，但“杀人三千，自损八百”，副作用恐怕也不会太小。
手段之四，组建核心团队。
王莽在短短数月之内，一面毫不留情地肃清对手，一面破格提拔新人，迅速完成|人事调整，形成以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孙建七人组成的核心团队。这七个人的背景或来历也都非常显赫。
王舜的父亲王音、王邑父亲王商都曾在成帝朝的首辅，同时也是王氏外戚集团的骨干成员。
甄丰曾在泗水任王国丞相（与太守的级别相同），且在成、哀两朝均为宫门宿卫。鄄邯是孔光的女婿。
平晏是哀帝朝重臣平当（历任光禄勋、御史大夫、丞相）的儿子，后来官至大司徒。在西汉王朝，父子二人均担任丞相者只有平家和韦家（韦贤、韦玄成父子）两例。
刘歆是刘氏宗族，今文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他本人则是古文经学的创始人，个人学术成就在其父之上。
不知道为什么，刘氏父子均有自更其名的癖好。刘向原名刘更生，在元帝朝受排斥，到成帝朝受重用后便更为现名。刘歆在成帝朝不得意，到哀帝初年因王莽举荐而担当整理典籍之重任，于是便更名刘秀。但他这个名字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同名，而《汉书》作者班固为东汉子民，故对此名隐而不用，还是以旧名记述其事迹。
孙建在哀帝朝初年便为护军都尉，相当于军队里的监察官，哀帝末年升任执金吾，拜右将军。他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王莽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
七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用《汉书》里的说法，王莽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
王舜、王邑本来就是王氏家族成员，刘歆为一代儒宗，孙建懂军事。他们4人的分工并无出彩之处。
但对二甄和平晏的安排却显示出王莽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处心积虑的政治考量：安排二甄“主击断”，也就是掌管对官员们的纠察、弹劾和审判，目的是想充分利用孔光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以平晏“领机事”，负责处理机密的军国大事，是因为此公本为前朝重臣平当之子，其父的耳濡目染，定然会使他比普通人有更多从政的从容和经验。
七人核心团队与王莽之间的配合可谓默契非常。王莽这个人平时表情严肃，言辞方直，一旦他表露出某种需要，七人及其党羽便心领神会，主动出面向临朝称制王太后上书奏请。王莽却摆出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再三推让。但是，如果王太后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便不会停止上书，再到她同意为止。
在核心团队形成后，王莽还分外注重“人才梯队”的培养和选拔。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等人均以过人的才干被他选为“后备干部”。
圣人周公不敌三只“野鸡”（1）
顺利完成布局之后，王莽并没有把重点转移到如何澄清吏治和解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上来，而是拿三只“野鸡”来说事儿，在权力的大道上继续高歌猛进。
他上台后不久，便通过益州刺史部的官员，暗示越裳氏部落进献一白二黑的三只野鸡（时称“白雉”、“黑雉”）。
益州刺史部的治所在成都，管辖的范围包括今天的云、贵、川等西南部地区。这些地区以少数民族部落为主。越裳氏是在越南南部热带丛林中的一个部落，与益州刺史部的辖区接壤。
这种清一色的野鸡虽然极其珍贵，却是越裳氏的特产，想办法弄几只来，本不是什么难事。
在此前与中原地区1000多年的交往中，越裳氏便曾把这种野鸡当作主要的重礼进献。
传说在伟大的圣贤周公（姬旦）辅政时期（约公元前1100年左右），越裳氏便曾派出使臣，千里迢迢给周王朝进献了一只白野鸡。周公担心他们在回去的途中迷失方向，还专门造了一副司南（指南针的前身）送给他们。
王莽之所以想出这么一个主意，也正是考虑到周公的典故。他处处要向周公看齐。周公辅政时人家越裳氏只献了一种白野鸡，而他王莽辅政时，却黑、白两种都有。
虽然到了武帝朝才有董仲舒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并从理论的高度对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但是，天道与人事之间相互感应的观念，很早就是儒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友邦或隶属国进献的珍禽异兽，以及本国出现的奇花异草，都被认为是上天对当权者施行“德政”的褒赏，称之为“瑞兆”；反之，如果出现天灾或反常天象，则被认为是“失德”所致，称之为“灾异”。
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三只野鸡如期送到长安。王莽便不动声色地请王太后下诏，要将它们作为最珍贵的祭品敬献给宗庙。
宗庙是供奉先皇灵位的国家祠堂。按照当时的传统，朝廷接收到珍稀贵重的可食之物，应该首先用于祭祀宗庙。祭祀的仪式也极其隆重，至少需要公卿大夫亲自参加。
果然不出所料，群臣对王莽的意图心领神会，纷纷上书要求效仿周公的古制，参照霍光的规格，增封王莽3万户，并且“畴其爵邑”。
按照西汉制度，功臣所享的封邑每向下传承一代，便要削减五分之一；所谓“畴其爵邑”，便是指对有特殊功勋的受封者，他们的子孙世袭其封邑时不得有任何削减。
也不知道王太后此时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居然没有察觉到此事的蹊跷：王莽辅政总共才半年左右时间，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长安到越裳氏部落的单程距离少说也得2、3个月，还需要带着多名不同语言的翻译，沿途穿越不同的部落或地区。即使王莽的“德政”在上台的第二天便放出大放异彩，并且有人一刻不停地以“接力棒”的形式口口相传到遥远的越裳氏部落。那边马上便有祥瑞（三只珍稀野鸡）出现，然后马上动身，一路马不停蹄地穿越重重艰难险阻来到长安，时间也才刚刚好。但这样的计算显然非常不现实。
收到朝臣们的上书后，她还装模作样地问诸位公卿大夫：大司马（王莽）当真立有盖世功勋需要如此褒扬吗？你们可别因为他和我的骨肉之情才故意阿谀奉承啊。
朝臣们便更加夸张地说：是王莽感天动地的功德才生出如此的祥瑞。这种情况只有在1000年前的周公辅成王时才出现过。“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周公生前便享有周王朝的“周”字命名的封号，而王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因此，也应该参照古制，赐予他带有“汉”字的封号——“安汉公”。只有这样做，才能“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于是王太后便把尚书召来，将此事始末及朝臣们的意见详细记录在案。
这下该是王莽表现自己的无私与谦虚的时候了。他向王太后上书说：拥立平帝这样的大事，都是孔光、王舜、甄丰、鄄邯四人和我共同努力的结果。恳请只对他们进行封赏，不要把我计算在内。
鄄邯不失时机地站出来对王太后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语），先生既然有安宗庙定社稷的大功，不能因为是王太后的亲骨肉就蔽隐不扬。请先生不要再推辞了。
圣人周公不敌三只“野鸡”（2）
王莽还是不接受。
王太后便派人去请他到长乐宫来，想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
王莽称病不来。
王太后便让尚书令正式下诏命请他。
王莽还是不来。
王太后便又派长信太仆王闳奉天子制书再去请。
王莽依然称病不来。
事不过三。王莽却连推四次，而且，王太后请他的规格一次比一次高，态度一次比一次郑重认真。他始终不为所动，坚辞不受。
这时候，王太后的近侍之臣便对进言道：看来还是不要辜负了大司马的一番美意，只有褒赏孔光等人，他才会重新出来工作。
按当时的“行话”，官员在生病后重新出来工作，称之为“起”，象征着从病榻上“起”来。开展工作或履行职责，则称为“视事”，有“看管事务”的意思。
王太后于是下诏：增封孔光1万户，由（皇帝）太傅升任太师；车骑将军王舜增封1万户，任太保；左将军光禄勋甄丰任少傅，封广阳侯，封邑5千户；侍中、奉车都尉鄄邯封承阳侯，封邑2400户。孔光、王舜、甄丰三人均“畴其爵邑”，每人赐宅第1区。
所谓“区”，是西汉时住宅的量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套”。但是，他们三人获赐的“一套”住宅，显然不可能是“几室几厅”的概念。
相传上古的帝王都有四位最高级别的辅臣，王莽便也设“四辅”之职，即太师、太傅、太保、少傅；同时，又为太子设置相应的“四官”，即师疑、傅承、阿辅、保弼，虽然这个时候，平帝本人都还是个不到10岁的小儿。
四人受了封赏之后，就在王莽将起未起之时，朝臣们便又给王太后上书说：王莽自己虽然谦让，但朝廷有朝廷的规矩，该封赏的还是要照章封赏，否则全国的干部群众们都会失望的。
多么默契的配合！
于是王太后便再次下诏，任命王莽为大司马兼太傅，赐予“安汉公”的封号；按照当年赏赐开国元勋萧何的规格，把召陵（今河南深河市东北）和新息（今河南息县）两县的2万8千户增封给王莽，不但“畴其爵邑”，还“复其后嗣”。
所谓“复其后嗣”，便是免除其孙子后代的劳役和赋税。
不仅如此，王太后还把萧何当年的住宅赏赐给王莽，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他的子子孙孙都能世代享用这个象征人臣最高荣誉的豪宅。
原本想稍稍向后退入“安全地带”的孔光，再一次被狡猾的王莽推到了更加举世瞩目的显要位置上。在“四辅”班子中，他的地位在王莽之上。王莽等于把这位老奸巨猾的孔圣人十四代孙，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船上，逼着他和自己肝胆相照，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一切预定目标实现之后，王莽便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假装迫不得已接受赐封。但他只接受了“安汉公”的名分，却把增赐的封邑及其相应的优惠政策，如“畴其爵邑”和“复其后嗣”等内容一概退还朝廷，说是等到天下百姓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后，再接受也不迟。
公卿大夫们自然不会同意。王太后便又再次下诏相劝。
王莽非但不接受，而且还趁势提出了“新政七条”，提请王太后下诏颁布施行：
其一，封宣帝后人刘信等36人为列侯（最高级别的侯爵）。
其二，封太仆王恽、右将军孙建等25人为关内侯，分别赏赐相应的封邑。
其三，以前的诸侯王、列侯、关内侯，自己没有儿子而过继兄弟儿子的，都可以继承养父的爵位（以前则不能）。
其四，刘氏宗室中，因罪被取消爵位而又有后人的，免除其家属劳役赋税。
其五，各宗室成员为官者，以廉吏而升任佐吏的，每人增加四百石俸禄。
其六，派谏议大夫到京师“三辅”地区普查人口和土地状况，把因哀帝驾崩而征收的特种赋税全额退还。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邛成王太后驾崩后，由于国库空虚，一时无法承担巨额丧葬费用，朝廷便向三辅地区临时征收特种赋税，专款专用于邛成王太后的后事。正是从那时起，每有皇帝或太后驾崩，均照此例执行。
其七，俸禄在二百石以上的官员，试用期内享全俸。
按照此前的制度，官员第一次任职，必须经过1年的试用期（时称“试守”）；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才能转正（时称“真”）。试用期内所享之俸禄，仅为转正后的40%左右。
圣人周公不敌三只“野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