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同时提出的原本有还有几条，但这些内容要么是依惯例而行，要么是前朝制度之重申，要么影响面太小，故，本书仅以其中七条，合称为“新政七条”。
在“新政七条”中，没有一条涉及王莽本人的利益。
“新政七条”一颁布，举国上下吏民齐欢腾；王莽风光无限；王太后定然也颇感飘飘然。
这时的王莽，仿佛一位新官上任的国有企业总经理，不是想到如何开源节流，开拓市场，改进管理，增加企业价值，而是一味给干部职工发奖金、涨工资、晋级晋职；还把上级领导及其七大姑八大姨都聘为只拿钱不办事的“终身顾问”。这样的做法虽然会赢得“人心”，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把企业的家底掏空。身为“董事长”或“法人代表”的王政君，非但不制止这种慷公家之慨，邀个人之名的混账做法，反而沾沾自喜。
王莽这种好拿国家财政做大礼来讨好别的人毛病，这才刚刚开始暴露出来，以后陆续还有更多“精彩”表现。但是，正是这种的“大度”和“风光“，为“王氏帝国”的最后坍塌埋下了伏笔。
不过，王莽称帝之后，当天下成了他一人的天下，从臣子变成了天子，他便又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掉头，把钱袋子捂得严严实实的，一个铜板儿都舍不得给别人，吝啬得像个守财奴；还常常言而无信，挖空心思克扣官员们的薪水。这是后话。
宗室及世袭功臣后裔的繁衍，历来都是封建帝国的一个包袱。帝国寿命越长，这个包袱便积累得越沉重。汉高祖刘邦初起时，父母兄弟子侄总共才32人，但到200多年以后的平帝朝元始五年（公元5年），宗室总人数便发展到了10余万人。
为了避免此类负担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西汉王朝很早便沿用了一些“减负”的办法。比如，先人们获封的领地，每向后传承一代便减少五分之一；再如，家庭核心成员如有重大违法乱纪，轻则大幅削减封邑，重则除其封国，免为庶人，如此等等。
但王莽此番大规模“复活”那些已经失去供俸或特权的宗室及功臣之后，无异于为衰老的帝国重新背上沉重的经济重负。但他不管这么多，现在的天下还是人家刘氏的天下，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全国人民的拥戴。
“人心”不是王莽的终极目标，他感兴趣的是权力。
公卿大夫们向王太后进言：现在的俸禄在二千石左右的省部级官员（列卿或郡太守）都是过去从下层官吏中逐渐提拔起来的，各州部举荐的所谓杰出人才（时称“茂才异等”）也大多徒有虚名，建议由安汉公对他们逐一考察。这样的小事情今后不应该再来烦扰太后老人家。
在西汉王朝的人才举荐科目中，有一种称之为“秀才”；秀才中特别杰出者称之为“异等”。《汉书》作者班固为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讳，便在写史时把“秀才”改称为“茂才”。
王太后原本对朝政就没有什么兴趣，如今垂垂老矣，有限的精力更不可能支撑繁重的政务；加之王莽“大公无私”的表现确实也打消了她的顾虑，于是便非常干脆地同意了这样的建议，只保留了对臣民赐爵封侯的最后决定权。
人事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这样的授权正是王莽梦寐以求的。他抓住这个机会，把中央和地方的高官们一个个找来单独谈话，私底下对他们广施恩惠；如遇不识时务者，则一纸奏书罢免之。
从此以后，王莽便真的可以呼风唤雨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元始元年五月），出现了日食天象。
好在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高官都已经被王莽“搞掂”，因此他似乎并不是特别担心会出现不合时宜的声音，便大大方方地要求在职高官各举荐一名敦厚能直言之士；同时宣布大赦天下。
王莽相信刚刚经历了一番人人过关式的“洗礼”之后，不会再有重量级的人物敢拿这件事情来做文章。即使有一、两个小泥鳅，也不可能掀起什么大浪来。
果不其然，在职的高官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此事保持了高度的沉默。这种局面在帝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莽真正关注的问题是：平帝虽然年幼，但他毕竟是皇帝，他的七大姑八大姨早晚是个祸害。西汉王朝“外戚”辅政的传统由来已久，王莽本人就是这个传统的产物。每遇新皇帝即位，都会有母亲和舅舅们迅速介入到朝政中来。这样的传统已经被天下吏民广为接受。如果哪位新皇帝的母亲和舅舅游离于帝国权柄之外，反而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因此，只要是皇帝的外戚，便会拥有当然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王莽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六月，他派心腹甄丰带着天子玺书去中山国，拜平帝的生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而非皇太后！）；封帝舅卫宝、卫玄兄弟为关内侯。但特别强调，他们都只能留在中山王国内，不得跨入京师半步。
转眼便到了各位高官举荐的敦厚能直言之士上奏“对策”的时间了。所谓“对策”，是指臣民们针对天子或朝廷给出的特定主题发表的意见。
基本上还是一片虚辞赞颂或为当权者开脱的声音。但却有一位叫做申屠刚的扶风功曹，不识时务地建议在长安城内给卫氏另筑别宫，让她定期进见自己的皇帝儿子；同时还建议让两位帝舅担任近侍之职，让他们精心捍卫天子，“以抑患祸之端”。
这位申屠刚显然并没有经过王莽人人过关式的“洗礼”，因为级别太低。所谓“扶风功曹”，便是京师“三辅之一”的右扶风所部的属吏。
结果可想而知，申屠刚马上便因“僻经妄说，违背大义”而被罢了官。
犀牛、马屎及其他（1）
总的来说，元始元年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过去了。元始二年（公元2年）悄然而至。
在这一年，平帝刘箕子正式更名为“刘衎”。原因是“箕子”二字是一种用于扬米去糠的农具名称，也就是今天南方地区的“簸箕”。
刚刚在上一年从三只“野鸡”身上尝尽甜头的王莽，这回决心玩一个更大的把戏。他秘密派人前往黄支国，以重金贿赂其国王，让他进献了一个庞然大物（犀牛）到朝廷来。
黄支国和越裳氏部落在同一个方向，但距离更为遥远，大概在今天越南以南的某个群岛上。
与此同时，朝廷接到越巂郡的官员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条黄龙在河中游弋。
越巂郡位于今天的四川西昌东部，是益州刺史部的辖区。越巂郡的官员们言之凿凿地说见到了真正的黄龙，大概也是受去年“野鸡”事件的启发；甚至有可能是在深谙王莽所好的益州刺史指使之下杜撰的一个故事；也有可能是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
反正所有的人都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心态，许多官员把它当作一个向王莽表忠心的天赐良机。
于是便有太师孔光和大司徒（丞相）马宫等人率先在朝议中说：犀牛和黄龙这两件祥瑞，足以说明王莽的功德已经远远超过了1000年前的周公，应该举行盛大的宗庙祭祀，把这两个天大的好消息郑重禀告刘氏皇统的列祖列宗。
孔光讲这样的话，倒是情有可原，他本来就是王莽的同伙。但马宫也如此说，却另有一番渊源在里面。
这位马宫，原来并不姓马，而是姓“马矢”。他为官之后常有人尊称他为“马矢先生”，但这个尊称听上去像“马屎先生”。
尴尬的“马矢宫”便干脆把自己姓氏里的“矢”字去掉，改姓“马”。这样便不再有“马屎”的嫌疑了。从“马屎”到“马”，虽然还远远没有成为“人”，但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
马宫能有今天，完全得益于哀帝的老师师丹的欣赏。把他从只有六百石俸禄的小小廷尉平（廷尉属下的法官），一直提拔到青州刺史、汝南和九江两郡太守、光禄勋。但在傅太后的问题上，他没有和自己的“伯乐恩人”师丹站一个立场上，而是充当了傅氏阵营的急先锋。傅太后驾崩，他又竭力主张为她追封更尊荣的“谥号”。
王莽掌权后，马宫便审时度势，迅速向他靠拢，于元寿二年（公元前1）升任右将军。1个月后，孔光由大司徒改任太傅，马宫便升任大司徒。
马宫虽然因为立场转变得很及时，颇得王莽的信任，但过去的“历史污点”却是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
在此前的“野鸡”事件中，他没有很突出的表现，大概是在观风向。那时他还吃不准王莽能够在首辅位置上呆多久。经过1年多的观察，王莽的地位已经坚若磐石，他便可以放心去追随了。
元始二年初，马宫感觉到要牢牢抓住“犀牛和黄龙”的机会，向恩人王莽表达他由衷的拥戴，于是便和孔光“领衔主演”了这一次歌功颂德的大戏。
或许是犀牛和黄龙这两种令人恐怖的动物，在外貌上远不如野鸡那么温顺祥和，它们的出现反而激发了某些人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和雄性激素。年届七十却“不识好歹”的三朝老臣、大司农（财政部长）孙宝站了出来，发出刺耳的另类声音，显然也大出王莽之所料。
孙宝说：远在周成王的时代，周公是至高无上的圣人，召公也算得上是大贤了吧。这两位圣贤之间尚且常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而且这些分歧也都见诸经典，也并不影响后人对他们的尊重和敬仰。但是，如今的天下，风不调雨不顺，百姓生活拮据，可是每遇一点儿小事，群臣的观点便如出一辙、异口同声。这难道是什么好现象吗？
孙宝此言一出，“大臣皆失色”，顿时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还是机敏的鄄邯及时打着皇帝的旗号，匆匆叫停了这场可能暴发的口水仗，给所有在场的人一个台阶下。否则，最尴尬的应该是王莽和他的核心党羽们。
孙宝犯了忌讳，自然会有人来收拾他。
正好，孙宝此前派人回老家迎接老母，但老人家因病不能成行，暂时留在其他兄弟家中，只把他的妻儿接到了长安来。于是，大司徒司直陈崇便上书弹劾孙宝不守孝道，只迎妻儿不迎老母。
犀牛、马屎及其他（2）
王太后下令三公对孙宝进行联合审讯。
孙宝对答道：我这是老糊涂了，竟然只顾妻儿不顾老娘，恳请朝廷对我依法处置，以儆效尤。
于是，孙宝被罢官。
说起来，这位孙宝也是当时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名臣能吏。
孙宝年轻的时候便深受成帝朝御史大夫张忠的欣赏；把他从一个地方小官吏，直接调到御史大夫府里来，想让他给自己的儿子当家庭教师；为此还专门把他的宿舍装修了一番，给他配上全套生活用具，以示尊师重教。
但孙宝却不领情，非要辞职不干。张忠数番苦苦挽留，他才勉强答应留了下来。这让张忠心里很不痛快，以为他是在矫情装清高。
后来，孙宝升任御史大夫府的主簿，相当于张忠的副官或秘书长。职位变了，宿舍自然也会跟着变。但他这次迁入新居时却显得兴奋异常，专门祭祀灶神，还请左邻右舍来吃饭喝酒，庆贺乔迁之喜。
张忠听说了这个情况，感觉很奇怪，便找了一位和孙宝要好的人去问他：以前御史大夫亲自给你准备了一套大房子让你住，你非要辞职不干，一副清高不俗的架势；如今在丞相和御史大夫两府内，真正清高的人都愿去做主簿，你不但欣然赴任，还在搬家时表现得如此欢天喜地，前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孙宝回答道：我知道时下的清高之士都不愿做主簿。但张大人认为我孙宝足以胜任，全府上下也没有人说我做此官有何不妥，那么我为什么非要去追求所谓的“清高”？以前是张大人为了自己的儿子学习方便，才让我住得离他家近一些。但是，只有弟子到师傅家里去学习的规矩，没有让师傅去弟子家去教书的道理，所以我才决心要辞职。况且，此前我没有做官，自然可以无所顾忌；但如今做了官（主簿），便不能像从前那么任性了，当然要认真敬业对待这个新职位。
张忠听说了孙宝的这一番话，深感惭愧，便向成帝上书举荐他，说他不但有学问，而且品德高尚，建议纳为天子的近侍之臣。
因为张忠的举荐，孙宝便被征入朝中为议郎，稍后升为谏大夫（专职言官）。
鸿嘉四年间(公元前17年)，孙宝拜为益州刺史。当时益州刺史部下辖的广汉郡（今天的四川金堂县东南）正闹匪患。广汉太守扈商是首辅王音的外甥，生性软弱，不胜其职。
孙宝到任后，亲自前往匪贼在深山野林中的据点，明确告诉他们：给你们定的都是“非本造意”之罪。
西汉的刑法把集体犯罪者分为“首恶”、“造意”、“非本造意”等几类。“首恶”自不必说，完全可以顾名思义；所谓“造意”，便是“主谋”或“教唆”之义，当属主犯，须严惩；而“非本造意”则是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孙宝定下了这样的调子，匪贼们便没有了顾虑，纷纷出来自首。孙宝也没有为难他们，一番思想教育之后，包括大小头目在内，悉数打发回家继续种地，让他们重新做个遵纪守法的良民。
匪患平息之后，孙宝便向朝廷上书，一方面检讨自己的擅自遣归匪贼之罪；另一方面，弹劾扈商，说是因为他的失职才激发出匪患，根据《春秋》之义，建议诛杀首恶（指扈商）。
扈商也上书弹劾孙宝，说他放了不该放的匪首。于是，扈商被逮捕入狱，孙宝被免职。
益州的官员百姓纷纷上书为孙宝鸣冤，说他这样的好官一定是受了首辅王音的排挤才会被免职的。
民意难违，成帝便又重新起用孙宝，拜他为冀州刺史（辖区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稍后升任丞相司直。
此时，帝舅红阳侯王立（王莽的六叔）指使其宾客，通过南郡太守李尚私占了本属皇家的数百顷荒田，然后租给当地农民开垦为可供耕种的熟地，继而又上书说愿意卖给官府。成帝便下诏要求南郡按熟地价格收购。王立趁机勾结李尚把土地总价抬高到1亿钱以上。
孙宝接到举报后便派人前去调查取证，上书弹劾王立和李尚二人。李尚被逮捕，死在狱中。
王立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后来王家的老五、首辅王商死后，按资历本由老六王立继任首辅。因为有此过错，成帝便直接任命老七王根继任。王立与首辅一职失之交臂。
在哀帝朝，孙宝曾任司隶（校尉），因主张重审中山太后冯媛冤案（本书前文已有交待），触怒了傅太后，被捕入狱，幸获首辅傅喜等人拼死相救，才得以官复原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犀牛、马屎及其他（3）
没过多久，尚书仆射郑崇入狱（本书前文已有交待）。孙宝上书企图营救郑崇，但却反而被免为庶人。
哀帝驾崩后，王莽奏请王太后批准，重新任命孙宝为光禄大夫，与车骑将军王舜一起去迎接中山王刘箕子来长安即位。但孙宝却不领王莽的知遇之恩，硬是要在犀牛和黄龙的问题上给人家难堪。
孙宝被罢官之后，大司空王崇似乎察觉到了王莽的野心，担心长此以往，早晚也会被他收拾掉，不如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于是便借口身体不好，申请退休。
王崇与王氏外戚集团也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王崇出身名门。他的祖父王吉曾是昭、宣二朝的名臣，父亲王骏曾做过御史大夫。更有意思的是，王莽的四叔也叫王崇（此前多年便已经去世）。王莽的四婶叫解放。王崇曾娶解放娘家的女子为妻。因此，在解家的女婿中便有一老一少两位“王崇”。
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东平王刘云夫妇因“瓠山祭祀”获罪（前文已有交待），已经守寡的解放也受牵连入狱。当时刚刚当上御史大夫才几个月的王崇，给哀帝上密奏，为解放说情。结果非但没有救成解放（后被诛杀），自己反而被贬为大司农。
平帝即位后，大司空彭宣退休。王崇继任，封扶平侯。
令人蹊跷的是，王崇退休后1年多，便莫名其妙地被自家奴婢下毒害死了。史书对王崇的死因没有任何交待。他的死是否与王莽有关，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王莽对王崇的死表现得非常冷漠，并没有让他的儿子继承侯爵和封邑，而是直接取消了事。
王崇去职后，甄丰继任为大司空。
当时一位有名的怪人叫梅福，据说是事先预感到了王莽要篡权，竟然突然抛妻别子，一个人离家出走了。
关于梅福的去向，当时便众说纷纭。甚至有一种说法，说他成了仙，驾着仙鹤去了天上。这种说法的流传最广，也最久，到东汉王朝也有人深信不疑。
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后来有人在会稽郡的吴县（今天的苏州）见过他。还说他已经隐姓埋名，在吴县的农贸市场做了一个门卫。在梅福身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因此，这样的结局也不是没有可能。
梅福此人，年轻时在长安求学，在成帝朝便因出众的经学修养而做过几天的“郡文学”，类似今天教育局里的干部。后来好不容易补了一个南昌县尉的缺（今天的南昌市一带），但没过多久他便辞官回到家乡，从此再没有出来做过官。
对一般人来说，既然辞官隐居了，朝廷大事便和自己没有了关系，避之犹恐不及。但人家梅福可不这样，他时不时的找到县衙里，让县衙借给他二轮马车，自己跑到长安来，要向天子急奏国家大事。
其时正值王凤专权，“王章事件”（本书前文已有交待）后，朝中群臣无人敢说王凤的不是。但梅福可不惧。他以洋洋洒洒两千余言，上书弹劾王凤。
这么一个小人物来弹劾首辅王凤，成帝怎么可能搭理他？甚至连王凤本人都没有把他的弹劾当回事儿。
后来，梅福又看成帝多年生不出儿子来，便再次上书出主意说，只要封了孔子的后人为侯，“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无极”。还说，以前从未有过封圣人后世孙子的先例，如果陛下开了这个先例，必定千古流芳。
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和成帝生不生儿子有什么关系。估计成帝本人也被他说得稀里糊涂，自然不予理睬。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还是他这一次离家出走。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王莽篡不篡政和他一个小小的梅福有什么相干？他犯得着去浪迹天涯吗？
林子大了，还真是什么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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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经济适用房”（1）
黄支国的犀牛和越巂郡的黄龙显然都没有给王莽带来国运昌隆的好运气。
除了当世两大名臣（孙宝和王崇）相继去职外，更糟糕的是，在这一年的四月全国发生了大面积的旱情和蝗灾。青州地区（今山东青州）尤其严重，当地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四处逃生。
在这个举国愁苦的危机关头，王莽不失时机地再一次打出他手中的“王牌”，和王太后一起同演了一出“双簧戏”，化“危机”之“危”，为笼络民心之“机”。
他私底下对王太后说：在前朝，丁、傅二族外戚都一窝蜂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无心顾及民生。如今还有许多平民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太后应该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反差，穿着朴素，膳食简单，让天下人看看，咱们王家和他们是多么的不一样。
王太后欣然应允。
王莽又上书，主动捐款100万，捐地30顷，交给大司农用于扶危济困。
首辅带了头，公卿大夫们自然不敢怠慢，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竞相效仿，争先恐后地以实际行动向王莽学习，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捐助”Ｇao潮。先后共有230人捐出了自己的田宅。
同时，王莽发布了如下六大抗灾救灾的具体政策：
其一， 发动全民捕蝗，打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朝廷分派使者（钦差）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指导捕蝗工作。老百姓捕得蝗虫后，便可以石、斗为单位交到官府去领赏。
其二，受灾地区家财不足10万钱，其他地区不足2万钱的平民，免除当年赋税。
其三，患病的平民，全部集中到当地官府提供的空房子中，统一医治。
其四，因灾害或传染病而丧命者，官府给予抚恤。抚恤金的发放标准为：1家死6人以上者发丧葬费5千钱，死4人以上者发3千钱，死2人以上者发2千钱。
其五，就地安置逃荒的难民。由官府提供耕地、房舍和生活用具，借给他们耕牛、犁具、种子和口粮。
其六，在长安城中建设5里共200区“贫民新村”，供无家可归的贫民居住。
所谓“里”，与今天的“小区”概念相似。当时的长安城便有160个这样的“里”，汉宣帝流落民间时就曾住在“尚冠里”。
前文已经谈到，所谓“区”的概念，和今天的“套”相似。但当时给贫民们盖的房子应该全部是平房，而且面积也不可能太大，无法和公卿大夫们的“一区”房子相比，每个“里”大概有40至50“区”，共计200区。
《汉书》“地理志”里有一个统计数据，当时全国共有12,233,062户，人口总数为59,594,978人，可见当时的家庭规模差不多为户均5人。如此计算，这200区房子至少可以解决200个家庭共计1000人的住房问题。
没有史料显示贫民们住进这样的“新村”，是否需要缴纳少量的房款或租金。但以当时的情况推断，估计是免费的。
因此，王莽应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兴建“经济适用房”的第一人，而且还是免费提供的。
王莽在“为民办实事”的同时，也忘不了继续演出他们姑侄二人的“双簧戏”。一手抓“精神感化”，一手抓“物质鼓励”，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
王太后粗衣素食没有几天，王莽便率群臣上书，恳请她为了天下社稷的安定着想，“遵帝王之常服，复太官之法膳”。
王莽还装模作样地在奏书中说：臣数次叩头请太后恢复原来的生活标准，但太后就是不同意。
明明是他私下出主意让王太后装装样子的。
在场面上带领群臣请愿之后，王莽便又钻到后台去，指使王太后下诏，拒绝群臣的美意：“国奢则示之以俭，矫枉者过其正”，声称要以身作则，为天下表率，把这种作风一直坚持到平帝长大成|人，亲理朝政之后。
王莽自己也一唱一和地演起“苦肉计”来。每遇水旱天灾，他便拒不食肉。左右随从们则抓住时机，迅速把他的“辛苦”添油加醋地向王太后报告。
王太后也心领神会，公开给王莽下诏书说：最近又听说安汉公面带菜食（营养不良之貌），朕知道这都是心忧天下百姓所致；请安汉公以国家大局为重，该吃肉吃肉，该喝汤喝汤，务必“爱身为国。”
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之下，元始二年来势凶猛的天灾，虽然让天下苍生饱受其苦，但并没有动摇王莽的地位，民间也没有出现“怨声载道”的情形，更没有出现此起彼伏的群盗或暴力反抗事件。与此相反，全国人民却更加紧密团结在以王莽周围。
这样的局面终于让王莽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原来统领一个国家竟然会如此轻而易举。
到年底的时候，王莽决心对“民心向背”来一次综合的检阅。
这时候的平帝虽然只有12岁，但王莽却打起了册立皇后的主意。他想让自己的女儿占领这个位置。但这一次没有把想法直白地告诉心腹同僚们，他需要借机检测一下他们对自己的拥戴是否发自内心。
王莽首先向王太后上书，建议按照《春秋》经义，为小皇帝选配12名女孩子作为皇后或嫔妃；选择的范围则是邛成王氏和王太后娘家、周公及孔子后裔，以及在长安定居的各位列侯。
王太后便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在王莽建议的范围内征集候选人。名单很快便报了上来，王氏外戚集团也有多名女孩被选中。王莽担心自己的女儿在“竞选”中落榜，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上书说自己的女儿德才均不如人，请求退出。
王太后当了真，以为他真的不想让女儿成为皇后，便下诏让她退出。
从公卿大夫到普通百姓，包括长安学子和中下级官员在内，1000多人纷纷上书为王莽的女儿抱不平。有的官员甚至跪在皇宫门前“请愿”。
这些人都众口一词地质问，为什么偏偏不选安汉公的女儿？他们还耸人听闻地说，如果王莽的女儿当不成皇后，那么帝国的命运将无所寄托。
这正是王莽需要的场面。但他却并没有流露出丝毫欣喜，还专门派人分头去劝说那些上书的公卿大夫及学子们，向他们表明安汉公的谦逊与胸襟。
在“请愿”者被感动之余，便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上书的行列中来。王太后感到民意难违，只好同意了公卿大夫们的意见，宣布以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的唯一人选。
王莽再次上书，坚持要通过“博选众女”来确定皇后的人选。公卿大夫们对王莽的意见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坚持只能选他的女儿。
王莽于是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那好吧，你们可以去提亲了。
狗血溅到门头上（1）
这个结果注定了王莽将在异常的喜庆气氛中迎来又一个新年。
元始三年（公元3年）春天的某个黄道吉日，王太后派尚书令（皇帝秘书长）平晏等人去王莽家下聘礼。
平晏等人回去向王太后复命时，大赞王莽的女儿天生就是一副母仪天下的皇后像。王太后大喜，下诏令由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太中大夫刘歆（当时兼任太常，负责皇家礼仪）等人组成的高规格祭祀队伍，身着“皮弁素积”，祭祀宗庙，把即将册立皇后的消息禀告刘氏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
“皮弁”，是用鹿皮做的帽子；“素积”则是白色的裙子。“皮弁素积”是重大祭祀活动中必备的装扮。
孙光等人在祭祀宗庙时，还使用多种方式占卜了皇帝的这门婚事，看看帝、后二人的命相是相生还是相克。
占卜的结果自然是大吉。
朝臣们这回又跟事先约好的一样，一起上书说：按照《春秋》古义，对皇帝岳父的封赏应该达到方圆100里，因此，应增封王莽25600顷，凑齐这个整数。
王莽推辞说：能够成为皇后是我们家的荣幸，至于100里的封邑就不必凑了。
在王太后的眼里，他的这位侄儿是位轻财重义的君子，因此想都没想便同意了。但下臣们不干，硬是要朝廷按礼数给王莽下2万斤黄金外加2亿钱的聘礼。
王莽再次推辞，最后只接受4000万钱，还把其中的3300万分给了其他11个当选嫔妃的家属，自己只留下700万。
朝臣们便又再次上书，说安汉公这么一分，皇后的聘礼便没有办法和嫔妃们拉开档次。这成什么体统？
于是，王太后便下诏再给王莽追加2300万，凑齐3000万的整数。
王莽便又拿出1000万来，分给自家九族成员中的贫困者。
这时候，大司徒司直陈崇特别想不失时机地给王莽拍一次马屁，但又嫌自己的文笔不够好。于是他便找到张竦帮忙写了一份长达数千言、措辞华丽的奏书。大意是说，陛下如今明明知道安汉公有周公的功德，却不像周成王当年封周公那样封赏他，而是一味听任他的推辞，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因此，建议重新讨论对他的封赏。
这位张竦是宣帝朝名臣张敞的孙子。此人博通五经，文采风流，是当时有名的才子。王太后接到陈崇的奏书，便批转公卿大夫传阅，请他们讨论出一个具体的意见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王莽自己却“后院起火”了。
前文已经提到，元始元年五月，王莽奏请王太后封平帝生母卫氏为中山孝王后，两位帝舅卫宝和卫玄为关内侯，但把他们全都限制在中山封国内，不得跨入长安城半步。
卫太后思子心切，日夜啼哭，眼睛都快哭瞎了。
王莽的长子王宇担心平帝长大亲政后，会反过来报复王家，于是便私下派人给卫宝送去书信，建议他让卫太后上书，请求入宫侍养年幼的小皇帝。
王莽自然不可能答应。
于是王宇又和他的师傅吴章、舅子吕宽等人商议对策。
吴章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认为王莽这个人虽然很难听得进别人的劝告，但却好鬼神之事，不如想办法变个什么怪事儿出来吓唬他。如果真被吓住，吴章便可以给他来一番“以鬼神推演人事”，趁机建议他还政于卫氏。
某夜，王宇特地令吕宽杀了一条狗，提了一桶狗血，趁着月黑风高洒在了安汉公府第的大门上。
王莽有没有被吓着不得而知。很不幸的是，吕宽露出了马脚，被人识破了。他连夜潜逃，一路狂奔出了长安城。
但事出仓促，吕宽很快便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了，只好去投奔父亲的至交，广汉太守楼护。
楼护本是齐地（山东）人，祖祖辈辈均以医术立于世，算得上是名医世家了。秦汉时期的医学有齐、秦两派之分，楼家是齐派的重要代表。
楼护自小便天资过人，能够背诵数十万言的医经、本草和处方。他年轻时随父亲到长安行医，常常出入于王公贵戚家，备受长者们的器重。这些人都建议他习经义，走仕途，不要辜负了自己的天分。
楼护便辞别父亲去学经义，后来在京兆尹属下为官数年，官声很不错。
时为成帝初年，王氏外戚集团刚刚开始兴盛，蓄养了许多宾客。但“五侯”（本书前文已有交待）兄弟互相不买账，宾客们也都各归其主，不能“脚踏两只船”。
狗血溅到门头上（2）
只有楼护和谷永（本书前文已有交待）二人例外，五侯兄弟都把他们当成座上客。
谷永以上书言事见长；楼护则善于辩论，他的演讲很有鼓动性。当时的长安城内便有这样的说法：“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子云”和“君卿”分别是谷、楼二人的字。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谷永的笔，楼护的嘴”，堪称长安双绝。
楼护的母亲去世，达官贵人们前往送葬的马车达二、三千辆之多。当时便有民谣传唱，说是五侯兄弟在给楼护母亲治丧。
楼护曾在天水太守任上因故被罢官，回到长安家中。
当时的首辅王商，曾在某日罢朝后想去楼护家拜访他。但主簿劝他说：将军以至尊之躯，不宜进入市井闾巷之内，这样做有失身分。
王商不听，硬是要去。但楼护家实在太小了，容不下王商的随从官员。大家只好站在马车旁等候。随从们左等右等也不见王商出来，眼看天又要下雨了，主簿便对另一位随从官员抱怨道：首辅大人不听劝告，这下可好了，反让我们在这里淋雨！
很快便有人给王商打了小报告。王商听后很生气，找了个借口便把这位主簿开除了，还禁止他终身为官。
后来，楼护出任广汉太守。
吕宽前来投奔时并没有说实话。过了几天，楼护便接到了通缉吕宽的诏书，才知道这小子是闯下了大祸来避难的。
楼护虽然和吕宽的父亲有深交，但私交从来抵不过利益的诱惑，更抵不过权力的威严。他把吕宽绑了，交给王莽处置。
王莽大喜，一年后便任命他为“前辉光”。王莽曾于元始四年将原来的京师“三辅”被改为“前辉光”、“后丞烈”。前辉光的职权和辖区大概与原来的“右扶风”差不多。
几年后，楼护在前辉光任上因故被贬为庶人。他这个人平时本来就出手阔绰，为官时的各种收入基本上转手就会花得干干净净，到头来什么积蓄也没有。再加上这次罢官归家时，原来对他呵护有加的“五侯”兄弟早已去世。没有了靠山，晚年失势的楼护门庭冷落。
但是，王商的儿子王邑（王莽心腹）任大司空，却对父亲的这位故交分外尊重，“父事之”，不敢有丝毫怠慢。楼护也不客气，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外人。
有一回，王邑在家中大宴宾客，以“贱子”自称给楼护敬酒。“贱子”是当时的口语，是子侄辈在父辈面前的谦称。
在座宾客们见状，大惊，全体离席，对楼护拜伏于地。楼护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安然东向正坐（当时以东向座位为至尊），直接以王邑的“字”祝福他道：公子（王邑的字）富贵！
话说王莽被狗血溅了门头之后，雷霆震怒。当即便把不孝之子王宇捆送到了监狱里，令他服药自尽。
王宇的老婆吕焉当时正怀有身孕，也被一并收监。古制中有对孕妇缓刑之说，王莽便等她生下孩子后，再将她也杀了。
王宇的师傅吴章是主谋，自然难逃一死，被腰斩，暴尸于东市门。
吴章是当世的名儒，有弟子千余人。王莽将他们全部打入恶人之党，终身不得为官。于是弟子们纷纷投奔到其他师傅门下，不敢称自己是吴章的弟子。
只有一位叫云敞的弟子，当时在大司徒属下为官。云敞不但公开承认自己是吴章的弟子，还为他收尸，买了口棺材把他葬于龙首山的南幕岭上。
京师百姓，无不称赞云敞之义。车骑将军王舜敬重云敞的志节，举荐他为中郎谏大夫。此为后话。
王莽这一次不但受了侮辱，还赔上一个亲生儿子，内心的痛与恨，可想而知。但他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既然连儿子都杀了（这已是第二个），还有什么下不去手的呢？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以“吕宽事件”为借口，全面肃清政治对手。
他给王太后上书说：我的儿子王宇被吕宽等人蒙蔽，流言惑众，与上古的管、蔡二人同罪，我身为天子首辅，不敢徇私枉法，便诛杀了他。
鄄邯等人随即跟进，说服了王太后下诏：尧的儿子丹朱、周文王的儿子管和蔡，都是圣父生下的不肖之子，禀性难移；如今安汉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因亲情而枉国法，“朕甚嘉之”；过去周公处置了管、蔡等人，才有了周王朝的繁荣盛世，以至于民风大化，刑罚不施。安汉公只管专心致志地治理国家，不必有什么顾虑。
狗血溅到门头上（3）
诏书中提到的丹朱是尧的儿子。据说是尧认为他的才德不足以统领天下万民，才没有把天子宝座传给他，而是禅让给了舜。丹朱不服，遂作乱，被尧征服。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在王莽以后200多年的晋朝武帝年间，曾出土过一部《竹书纪年》（战国时期魏国史书）。该书记载，尧禅让于舜并非其本意，丹朱也非不肖之徒。是舜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尧，逼着他禅让王位。
西汉末年，此书并未出土，王莽应该并不知情。
管、蔡即历史上有名的管叔（名鲜）和蔡叔（名度）。二人与周公均为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死后，传位于年幼的儿子周成王，周公辅政。管蔡二人不服，遂挟持商纣王之子武庚一起作乱。周公举兵东征平定之。管叔、武庚被诛杀，蔡叔被放逐。
有了王太后的诏书，肃清活动便具备了合法性。王莽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这一次共诛杀了数百人，令天下震动。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如下：
其一，帝舅卫宝和卫玄兄弟。
其二，王莽自己的六叔、红阳侯王立和堂弟平阿侯王仁（三叔王谭之子，性格刚直）。
其三，曾与王莽暗中较劲的何武。
其四，邛成王氏外戚集团的王商之子王安。
其五，辛氏家族。
元、成二朝名臣辛庆忌的三个儿子，护羌校尉辛通、函谷都尉辛遵和水衡都尉辛茂，均有其父的将帅遗风，是当时有名的能臣。
王莽本来是很看好他们的，准备发展为自己的中坚力量。但他们自以为是名臣之后，不愿讨好王莽的两位心腹爱将甄丰和鄄邯。辛通的长子辛次兄和平帝的堂舅卫子伯是好朋友，二人均为游侠，门下宾客甚多。
吕宽事件后，二甄便诬陷说辛氏家族与卫子伯相互勾结，不满王莽专政。大司徒司直又举报说，辛氏宗亲辛兴（时为官府巡捕）横行乡里。
王莽便将上述人等悉数诛杀。
可能王莽并也没有察觉到，辛氏家族此次遭难，完全是二甄“操作”的结果。一生以“玩人”见长的王莽，不知不觉也被别人“玩”了一把，并且有可能到死都不明白，辛氏三兄弟本不是反对王莽，而是受了二甄的陷害。
其六，鲍宣。
在诛杀辛兴时，捎带着把曾经得罪过孔光，并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鲍宣（本书前文已有交待）及其女婿许钳也一并拿下。
鲍宣当年被流放到上党后，看到当地的水土比较适合于农耕和放牧，而且没有豪强大户横行，就把家安在了上党郡的长子县（今山西长子西南）。
辛兴与鲍宣的女婿许钳一起路过鲍宣家，进门去吃了顿便饭，饭后便离开了。而在辛氏一案中，辛兴正是那位被诬称为“横行乡里”的恶吏，离开鲍宣家不久便被抓捕归案。
按照西汉刑法，犯罪嫌疑人案发后，与其私下相处3天以上者，才能算作知情人，应当受到牵连。鲍宣和辛兴在一起，虽然只呆了一顿饭的功夫，根本构不上“知情人”的要件，但也和女婿一起被抓了起来。鲍宣自杀身亡。
这位可怜的鲍宣，原本以为隐居在这个穷乡僻壤中，便可以躲过官场的凶险。如此看来，还不如在长安，至少那里会有一群学生为他鸣冤。
其八，敬武长公主。
敬武长公主是宣帝的长女。她最初嫁给营平侯赵钦为妻，无子。赵钦死后，成帝做主把她嫁给了丧妻不久的薛宣。薛宣晚年被免为庶人并遣送回山东郯城老家时，敬武公主并没有跟他一起回去，而是自己一个人留在了长安城。薛宣死后，他那个被流放敦煌的儿子薛况私自跑回了长安，正好遇到天下大赦，他便留下了来，和继母敬武公主长期私通。
在哀帝朝，敬武公主依附于丁、傅二族外戚，疏远王氏外戚。
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已经当上了安汉公，但敬武公主还是到处说他的坏话；而她的继子兼情人薛况却与吕宽私交甚厚。在这次吕宽事件中，王莽便借机将薛况抓了起来，把他和敬武公主的丑事公诸于众，然后派人以王太后的名义赐给她毒药。
敬武公主一见毒药便大怒道：如今我们刘家孤儿寡母的，他王家专擅了朝政大权，还要进而排挤宗室，我和谁私通与她做嫂子的（指王太后）有什么相干？她凭什么找这个理由来杀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狗血溅到门头上（4）
但无论她怎样说，朝廷的使者便一直在旁边监督着她，想逃过一死是不可能的，最终还是服药自尽了。薛况也被公开斩首示众。
王莽事先骗王太后说，敬武长公主得暴病死了。王太后想去吊孝。王莽担心矫诏赐药之事败露，费了很大的劲再把她劝阻下来。
只要有权力的地方，便会有层出不穷的马屁精。在权倾朝野的王莽身边更不会例外，何况此时，他在劳苦大众的心目中还全然一副“救世主”的光辉形象。
吕宽事件之后，很快便有王莽的一位幕僚上书说：安汉公不幸，自己的儿子（王宇）不法。他虽然爱子之情至深，但为了皇室及社稷的大义，只好忍痛牺牲亲情。王宇被正法后，安汉公“喟然愤发作书八篇，以戒子孙”。应当把安汉公的八篇大作颁发给全国的在职官员，让官府的教官（时称“学官”）们讲解教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王太后批准了这份奏书，交给朝中公卿落实具体的执行措施。
最后形成一项决议：把这八篇大作与儒家经典《孝经》一起作为全国官员的必修课；有能背诵者，将作为重要成绩记入个人档案（时称“官簿”）。
王莽以“吕宽事件”为借口大开杀戒，显然有小题大做之嫌。
当时便有“高人”逢萌觉察出了王莽必将篡位之端倪，于是迫不及待地挂冠归田，以避其祸。
据《后汉书》卷八十三 “逸民列传”之“逢萌传”记载，他不但是位“高人”，更是为怪人。
逢萌是北海郡都昌县人（今山东潍坊市昌邑县），因家里很穷，便在县里谋了个“亭长”的差事，成天拿着一副盾牌四处捉拿盗贼。
某日，县尉公出，经过逢萌的亭所，他便依礼前去迎候拜谒。大概人家也没有把他这个小小的亭长放在眼里，让他感觉“很受伤”。回到亭所后，逢萌生气地把盾牌摔在地上说，大丈夫怎能给别人当这样的马仔！
逢萌辞职前往长安求学，很快便因精通《春秋》经义而小有名气。
“吕宽事件”发生时，逢萌正好在长安。他对朋友说：如今三纲（即君臣、夫妇、父子）已绝，如果再不离开，说不定哪天就会招来大祸。
他摘下自己的帽子挂在东都门的城楼上，赶回都昌老家，带着家眷乘船出海，逃到了辽东半岛。这便是典故“挂冠归田”的由来。
逢萌最大的本事还不在精通《春秋》经义，而是擅长于阴阳五行之学。据说他早就算出了王莽篡位后必称“新室”。于是头戴瓦盆，在闹市中哭丧：“新啊！新啊！”然后就躲了起来。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光武帝）即位后，逢萌搬到了琅邪郡劳山上（今山东即墨县之崂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拥有不少的信徒。
当时的北海太守早就听说他是位高人，便派属下官员带着见面礼去拜访他，可逢萌却不予理睬。
太守很生气，马上命令这位刚刚吃了闭门羹的官员去逮捕他。可这位官员却吓得叩头求情道：逢萌是当今的大贤人，闻名于天下，他所到之处，老百姓对他礼敬如父，我们如果去抓他，不但抓不到，还会自取其辱。
太守大怒，便把这位官员关到监狱中，另派其他官员去逮捕逢萌。新派的官员到达劳山后，当地百姓果然成群结队地拿着兵器出来保护逢萌。为首的官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好不容易才逃了回来。
后来连光武帝也对他产生了兴趣，派使者带着天子诏书去召他，应该算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可是，这位逢萌还是不买账，借口说自己年纪大了，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根本不中用了。
他左磨右蹭，就是不应召。
光武帝后来又连召了他好几次，他还是不来，便也只好作罢。
王莽自己拿“吕宽事件”作借口来肃清政治对手，生怕别人看出来，便想从逻辑上自圆其说：他首先要让世人以为，自己是因为非常看重“孝行”，才亲自下令杀了不孝的儿子和儿媳；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尚且不会姑息，诛杀其他的“不肖之徒”，便更是理所当然了。
为此，他决定在满朝官员中大兴学习“孝行”之风，并且专门为此组织了一次讲座。
讲师是明礼少府（负责纠正皇室成员生活作风）宗伯凤。讲座的主题是“为人后之义”。朝中公卿、将军、侍中及其他朝臣悉数到场听讲。临朝称制的王太后也亲自坐镇。
就在这次讲座上，成都侯金钦一不小心成了反面教材。
金钦是金日磾的弟弟金伦的曾孙——关于金日磾兄弟，本书前文已有简单的交待。
平帝即位之初，王莽为他选置了两人为“师”、“友”：孔光以学问通透、情操高尚当选为“师”；金钦以世代忠孝当选为“友”，并封为成都侯。同时被封侯的还有金日磾的曾孙金当（为秺侯）。金氏二人的封号均与金日磾兄弟相同。
金当向朝廷提出要求，想把母亲封为“太夫人”。
按照西汉的制度，被封为太夫人必须有两个条件：
其一，她自己的丈夫被封过侯，也就是说，她首先要是“侯夫人”。
其二，丈夫去世后，她的儿子也是侯（继承父爵或新封侯爵都可以）。
问题是，金钦和金当二人祖上获封的侯爵都早已经在他们的祖父被撤销了。因此，二人的父亲均没有侯爵。按制度，金当的母亲并不具备被封为“太夫人”的第一个条件。
金当的母亲南（姓氏不详）和王莽的母亲是亲姊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仗着这一层亲戚关系。
朝臣们在这个讲座的间歇交流讲座心得的时候，金钦对金当说：咱们俩的侯爵，不应当被看作是新封的，而应当看作是从祖上继承的。因此，应当为咱们二人的祖父立庙，由“大夫”一级的官员主持祭祀大典。
其时鄄邯正好坐身旁，听到金钦这么一说，便当着君臣的面，呵斥了他一顿；并且当场弹劾金当，说他要求封自己的母亲为太夫人完全是金钦教唆的。金钦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让自己的祖上免入“夷侯常庙”（用于集中供奉少数民族归降封侯者之庙）。鄄邯还说，金钦所犯之罪为“大不敬”，金当提出封自己的母亲为太夫人，则是“失礼不敬。”
鄄邯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忘了为王莽的表弟（金当）开脱。
王太后下令由四位辅政大臣（太师孙光、太傅王莽、太保王舜、少傅甄丰）及朝中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们商议，拿出一个处理意见来。大家都说应将金钦立即法办。
宫中谒者（传令官）去通知金钦到诏狱接受调查。金钦当即自杀身亡。鄄邯则因为“见义勇为”，没有偏袒金当而获增封1千户。
王莽改封金钦的堂侄金汤为成都侯。金汤是金涉之子，金涉曾经在王莽出道之初，上书为他说过不少好话（本书前文已有交待）。这一次改封，也算是报恩了。
这位金汤比他两位的族叔要机灵得多。他显然吃透了王莽的心思，在受封当日不敢回家接受封礼，“以明为人后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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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俗使者”与“猛人”何并（1）
王莽为“吕宽事件”正名，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有人因此倒了霉，便会相应地有人占上一个大便宜。占这个便宜的人便是颍川太守严诩。
据说严诩“本以孝行为官”，称呼太守府里的下属官吏为“师友”。如果这些人有什么过失，严诩也总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做自我检讨，从来不会当众批评他们。
乍一看，严诩还颇有先圣大禹“下车泣罪”的味道。其实不然，因为在严诩的太守府里为官的，都是一些当朝权贵的子弟。他得罪不起，只能以“孝行”为之。
实际上，严诩当的这个“太守”可能只是个“荣誉职务”，真正的实权却掌握在一位叫钟威的家伙手中。这位钟威来头不小。他的哥哥钟元是王太后临朝称制的秘书长（尚书令），同时兼管廷尉署的事务。
钟威仗着朝中有人，也欺负严诩是个明哲保身的软蛋，便在郡里为所欲为。他大肆贪污腐败，公开收受贿赂，家中私藏赃款竟达千金之巨。按西汉律法，官员贪污或受贿达十金者，便可处以死罪。如果秉公执法，这个钟元刚刚够死上100次。
太守府里是这样的局面，民间的情形便不难想象。地方豪强们纷纷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与钟威等人做起了权钱交易，然后便肆无忌惮地横行乡里。
阳翟县（今河南禹县）里有两个黑社会头目（时称“轻侠”）赵季和李款，因为经常给官吏们“打点”，手里捏着他们的把柄，便在颍川郡内胡作非为。二人养了许多打手，仗着人多势众，到处收取“保护费”；乡里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被他们碰上，大多难逃魔掌。
由此可见，在严诩“以孝行为官”的旗帜下，颍川郡内治安大乱，百姓愁苦不堪。
颍川的乱局惊动了朝廷。
幸好这个时候，王莽正在大讲特讲“孝行”，而严诩却号称“以孝行为官”，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先进典型”。况且，钟元的嘴也不会闲着，少不了在王莽面前替严诩说好话。
但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总不至于任由堂堂的颍川郡如此混乱下去。王莽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把严诩征调回朝廷，给他一个“美俗使者”的官衔，让他负责民风的宣讲与淳化。
其实这个“美俗使者”的职务，大概也没有多少具体的工作可做，更像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虚职，和今天的“省部级巡视员”或“厅局级调研员”一样。
西汉王朝长达200多年的历史中，见诸史籍的“美俗使者”，也只有严诩一人。但这种“某某使者”的临时官衔却不是王莽的发明，应该算是武帝的独创。
只不过，在武帝朝，担当此类官职者大多有超越体制约束的特殊权力，比如当时著名的酷吏暴胜之，便以“直指使者”的身份（因穿着特制的“绣衣”而被称为“绣衣使者”），“奏杀二千石，诛千石以下，及通行饮食坐连及者，大部至斩万余人”。“以军兴诛不从命者，威振州郡”。
在武帝以后，平帝以前，还有不少的“使者”，如“稻田使者”、“主历使者”、“行冤狱使者”、“河堤使者”、“护苑使者”等等。冠以“使者”二字，大概便和后世所称的“钦差”差不多，应该还算得上是一个很荣耀的职务。
朝廷的调令下达之后，严诩自己心里直打鼓：在他的任期内，颍川郡如此混乱，按西汉王朝的传统，把他征调回去，应该是凶多吉少。他似乎并不明白王莽的心思。
临行之前，那些曾在他手下过着贪赃枉法的“幸福生活”的官员们，大约有数百人之众，纷纷前来为这位即将高升的老领导饯行（时称“设祖道”）。
严诩却当着众官的面，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众官不解，劝他道：大人这次高升是好事情啊，何必如此感伤？
严诩说：我哪里是在为自己伤心，是在为颍川的士绅们感到悲哀。既然我为官柔弱才被征回朝廷，那么，朝廷派来接替我的，一定会是一位作风刚猛强悍之人。他到任后，在座各位诸君，就难免有人要去见阎王。我这是在为这些人哭丧呢!
其实严诩这是哭给钟威等人看的。一方面，暗示钟威赶紧给自己的哥哥通风报信，让他未雨绸缪，在朝廷上下用心“通融”一番，不但保护好自己的弟弟，也要保护好他严诩。另一方面也暗示那些ρi股不干净的官员和豪强，该销赃的要提前销赃，该串供的要提前达成“攻守同盟”，平日里过于嚣张的人也该收敛一下了。
“美俗使者”与“猛人”何并（2）
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果然不出严诩所料，朝廷还真的就派来了一位“刚猛”的官员接替他。此人便是赫赫有名的陇西太守何并。
哀帝朝时，何并曾经在大司空何武属下为官。何武非常欣赏他的志向和气节，认为他善于治理社情复杂的郡县，使举荐他去做了长陵县令（今陕西泾阳县一带）。何并在长陵县令任上，确实亦如何武所望，很快便实现“道不拾遗”的大治局面。
当时的邛成王氏外戚虽然不如丁、傅二族那样“权倾朝野”，但却是不折不扣的“贵倾天下”。邛成王太后虽已去世多年，但有念旧的当朝王太后罩着他们。
侍中王林卿是邛成王太后生前最宠爱的娘家晚生，曾经在长安城内“通轻侠，倾京师”，后来因为犯法被罢官。罢官之后，王林卿在“江湖”中的势力却愈发强大起来，谁都惹他不起。
某日，王林卿从长安城到长陵来给邛成王太后上完坟后，便留了下来饮酒作乐，数日不返。
何并担心他会在自己的辖区内犯法生事，便亲自登门拜访，对他说：你是来上坟的，毕竟不是走亲戚，此地不可久留，还是早些回去为好。
王林卿随口敷衍了一句：行！
其实何并知道，王林卿此前曾把一位自家奴婢的丈夫杀死后，就埋在邛成王太后守墓的房舍（时称“豖舍”）里，但何并考虑到他犯案的时间并不在自己的任期内，加上他刚刚被罢了官，便没有检举他。
何并只是不想让他惹是生非，才派人前去敦促他尽快离开。王林卿向来骄横霸道；如今却被何并这样一个小小的县令赶走，感觉在江湖朋友们面前很丢面子。
何并非常了解他，也猜到他定然会生出点儿什么事情来才会消停，便事先备好马匹（随时准备追击），等着这位不可一世的公子哥来捣乱。
果然，王林卿返回长安途中，刚刚跨过泾水桥便派随行的骑奴重返县衙，用刀把县衙门前的大鼓划了一个大窟窿。
早有准备的何并便立即骑马带兵，穷追不舍。
王林卿眼看难以逃脱，便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把自己的外衣和帽子脱给家奴穿戴上，令他沿着大路继续跑；自己却带着几个小厮，身着便服走偏僻小道。
何并一直追了数十里，直到傍晚时分，才撵上这位假冒王林卿的骑奴，把他捆了起来。骑奴吓得屁滚尿流，当场便说：大人饶命，我不是王侍中，是他的家奴。
何并明白中了王林卿的脱身之计，便对随从官兵说：王先生走投无路了，便自称为骑奴，企图蒙混过关。把他给我斩了！
何并提着这位假王林卿的脑袋回到县衙，把它悬挂在附近的亭所，张贴布告说：前侍中王林卿犯了杀人罪，还派家奴划破了县衙的大鼓，依法当斩。
县中官员百姓见状，无不惊骇。王林卿也被吓坏了，从此隐姓埋名逃命去了。
但所有的人都以为他真的被何并杀了。一时间，“众庶喧哗”。
王太后听说了他的“死讯”后，便找到哀帝哭诉。但哀帝向来反感外戚专横，把何并召来询问究竟之后，反而对他嘉许不已，提拔他出任陇西太守。
话说何并出任颍川太守之后，钟元果然找到了他，低声下气地向他脱冠致敬，为弟弟求情。何并不买账，对他说：令弟该怎么判，不在我这个太守；而在于他自己犯了什么罪，以及你这位廷尉掌管的律法条规。
钟元碰了一鼻子灰，大惧，从何并处出来后便派人骑快马连夜跑到颍川去给钟威通风报信，让他赶紧逃跑。
赵季、李款二人听到消息后也和钟威一起逃跑了。
何并到达颍川后，便挑选了勇猛的武官和精通律法的文官，总共10人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钟、赵、李三人的案件。其中，文官负责审理，武官负责抓捕。
在行动前，何并给“专案组”成员交待说：钟威所犯之罪，多在大赦之前，把他赶出函谷关即可，别让他再在关内为非作歹；如果他拒不出关，便就地正法。赵、李二人罪孽深重，无论追多远也要取了他们的人头，给颍川郡的父老乡亲们一个交待。
其实何并这么做，已经是在放钟威一条生路。但钟威仗着哥哥的势力，跑到洛阳便停了下来，被何并的武官格杀。赵、李二人的人头也带了回来，悬挂示众。
在何并的治理之下，颍川全境迅速安宁下来；他本人也成为颍川历史上有名的能吏，官声仅次于宣帝朝的名臣黄霸。
八人观俗团（1）
王莽意识到，如果要想高枕无忧，便必须要解决“民心向背”的问题。他不动声色地采取了一个绝妙的策略：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二月，“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朝廷派遣官员到各地“览观风俗”并非王莽的首创，至少宣、成二朝就曾有过这样的活动。但王莽与前人的做法却有一些微妙而关键的区别，以宣帝朝为例：元康四年（公元前66年）正月，宣帝“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能之士”。
宣帝“观俗”的目的有4个：慰问孤寡；了解民情；考察吏治；发现人才。说明人家是实实在在地深入民间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以便针对性地治理国家。
王莽“观俗”的目的只有一个：了解民情。观俗团一年半后回朝复命时，“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说明此行的真正目的之一，是借机伪造“民意”。
“王莽观俗团”的规格也比宣帝朝高出许多，比如“置副”和“持节”。如此大张旗鼓，恐怕“观俗”是假，“宣传”王莽的德行才是真。
就在观俗团出发几个月后，太保王舜等人上书，重提陈崇去年的建议，应该像当年周王朝封赏周公那样，重新封赏安汉公王莽。
比较蹊跷的是，王舜等人上书后不久，便有平民百姓也纷纷上书，而且人数还不少，竟达8千多人；更蹊跷的是，这8千多人居然也众口一词：请王太后采纳陈崇的意见。
其实8千多人的数字还算不了什么。1年之后，竟有48万多人以类似理由集中上书，依然还是那么众口一词。
这些人上书的时间为什么如此集中？他们又是怎么知道陈崇上书的内容的？
结论只有一个：一定存在幕后的组织者。最有可能，也最有条件成为幕后组织者的，恰恰是几个月前出发的观俗团。陈崇本人就是这个观俗团的成员之一。
估计王太后活了七十多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但她显然并没有生疑心，便让有关部门拿出处理意见。
这些部门很快便提出了如下九条处理意见。除了要求对王莽本人及其家属大行封赏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综合两大上古圣人伊尹、周公的称号（阿衡和太宰），封王莽为“宰衡”。
王莽在孔光等人的反复“强迫”之下半推半就，他的新职务便成了“宰衡、太傅、大司马”。
又一次得意之后，深谙人情世故的王莽没有忘记拿出千万巨资来“打点”王太后身边的人。他同时奏请封王太后的三位姐妹王君侠、王君力、王君弟分别为广恩君、广惠君、广施君。这些人得了好处，便成天围着王太后，尽情歌颂王莽。
就连王太后养的小弄儿生了病，王莽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以首辅之尊，亲临弄儿的病榻前探视。“弄儿”是王太后收养的儿童，主要用来解闷，和今天的人们养宠物一样。武帝就曾把名臣金日磾的两个儿子养在宫中作“弄儿”。
王莽知道王太后早已在深宫中呆腻味了，便想方设法给她找乐子。他给王太后出了一个主意，让她以一年的四季为主题，带着皇后和各位列侯夫人们，驾车巡狩长安郊区，四处慰问孤寡老人和守节贞妇。
王太后所至之处，广施恩惠，常常以钱帛牛酒赏赐当地百姓。没有人计算过这笔开销会有多大。
或许此前连王莽也没有想到，权力的作用竟能大到如此不可思议的程度。只要有了足够的权力，要想做到所谓的“德比周公”，轻而易举得像随便伸手摘下矮树上的桃子。
在这种时候，可能连他自己也晕晕乎、飘飘然起来，不但真把自己当成是周公再世，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莽只知道是周公开创的“精神文明”让他流芳千古，但却不知道天下苍生首要看重的还是自己的肚子。于是便舍“物质”而取“精神”，立辟雍，起明堂，筑灵台。
“辟雍”是帝国的最高学府。这个名称也是从周公那里学来的，原本是西周王朝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因四面环水，看上去像一块璧环，因故得名为“璧雍”。王莽在长安大兴土木，为这所帝国大学配套盖起了10000区学舍。
“明堂”是朝廷举行朝会、祭祀、庆赏、选士等大典的地方，更是天子宣明政教之所，它的名称同样源自周王朝。
“灵台”便是今天所说的天文台。在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天变”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王莽筑此台，绝非“热爱科学”之举，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工具。
除此之外，他还广征天下精通逸经（即西汉博士研习的六经范围之外）、古史、天文、历法、音律、小学、《史篇》、医术、《本草》等学者，要求其所在官府为他们提供马车，全部汇集到长安来。
一时间，竟有数千人应召而至。
一年后，八人观俗团硕果累累地回到长安，从全国各地采回3万余言“颂声”——民间歌颂王莽的歌谣或辞赋。
但是有两位地方官很不识相：一位是广平国相班稚；另一位是琅邪太守孙闳。
班稚是成帝班婕妤的弟弟，早年与王莽同为黄门郎，王莽一直把他当亲弟弟看待。孙闳不但什么都“颂声”都不上，而且还报告了本郡近年发生的自然灾害。
大司空甄丰看这两人如此不懂事，便一方面派人火速赶往二地，劝说其他官员赶紧补上；另一方面上书弹劾之，说孙闳凭空捏造不祥的灾异，班稚刻意隐瞒本国祥瑞，二人均为“嫉害圣政，皆不道”。
“不道”者，依律当诛。
幸亏这个时候，念旧的王太后出来发话说：班稚保持沉默，只是“不宣德美”，和孙闳捏造灾异不是一个性质；况且他是后宫亲属，为我所怜爱。
可怜的孙闳却没有这一层关系，只有死路一条。
孙闳被处死后，班稚越想越后怕，便上书陈恩谢罪，表示愿意辞去相位，补延陵郎的空缺，去给姐夫守陵。
王太后批准了班稚的请求，同时保留了他原来的薪资待遇。从此，班氏家族虽然在王莽朝并无显贵，但也没有受到其祸败的牵连。
尊贵的石头（1）
其实一、两个像孙闳、班稚这样的人物根本掀不起什么大风浪，王莽最担心是宗室的力量。
这时候，宗室总人数已经达到10多万人。虽然大多数都已经远没有了祖上的荣光，更没有足以抗衡朝廷的实力，但他们毕竟是刘氏皇统的血脉，在民间受到广泛的尊重，影响力不可小觑。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王莽让王太后下了一道诏书。这道看似平淡无奇的诏书，实际上暗藏玄机与杀机。它宣布在各郡国设置一个名为“宗师”的新官职，专门负责纠察宗室成员的不法行为；全国的宗师队伍统一归“宗伯”（即宗正）垂直管理。
这分明是在编织一张覆盖全国的特务网，把所有宗室成员的一举一动都纳入监视的范围。
当时全国有郡国103个，侯国241个。即使每个郡国和侯国只设置一名宗师，汇总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且不说日常的管理，就是官员的选拔和作用，便是一个大问题。
王莽非常清楚，他以突飞猛进的速度控制朝政和排斥异己，必然会遭到宗室成员的反弹。因此，对他们的监视已经刻不容缓。
为了尽快完成这个特务组织的建设，王莽便在这道诏书中，授权各郡国的最高行政长官选拔“有德义者”就地任命为本地宗师。
诏书中还规定了宗师们向宗伯汇报的渠道：“邮行”和“亭行”两种公文传递渠道兼而用之。
当时官方文书的传递渠道主要有“邮、亭、传”三种：
第一种是“邮行”，即由各地邮传机构负责传递，类似今天的邮政系统。这种渠道的优点“点对点”的传递。
第二种是“亭行”，由乡亭之间互相传递，有点儿像田径运动中的“接力赛”。某亭在接到文书之后，按文书的传递方向和传递速度之要求，骑马送至下一亭。因此，这种渠道又被称作“乘传马行”。
第三种是“以次传行”。文书所到之处，都要公示。文书传递的过程又是宣传公告的过程，这种渠道适合于新政策新法规的颁布。
既然宗师们向中央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各地宗室成员的动向，自然不可能采取第三种公文传递渠道。
王莽还在诏书中还专门加上了一句，“常以岁正月赐宗师帛各十匹”，明确规定对宗师们的“激励”办法，即，每年正月赐予每人10匹帛。
按照当时的物价换算，这10匹帛，大致值4500钱，相当于半斤黄金（五十金）或40石大麦（每石为120斤，每斤为16辆），或650斤羊肉。
特务组织的建立，让王莽又多了一层安全保障。他决心在这一年里彻底解决平帝的问题。
首先以屡试不爽的惯用伎俩，为自己加上“九锡之命”。这一次是张放的儿子张纯带领902名列侯上书率先提出的建议。
所谓“九锡”，简单地说便是天子赐给特殊功臣的九种礼器。在这里，“锡”是“赐”的通假字。
以王莽所受之物为例，这九种礼器及其象征意义如下：
礼器之一，车马；象征高超的德行。
帝王专用的金车（时称“鸾路”）和随行依仗的兵车（时称“戎路”）各1辆；每车配置4匹马。
礼器之二，龙旂九旒；象征尊贵的地位。
“龙旂”是指绘有龙形，配有铃铛的旗子；“九旒”即“九旒冕”，以九旒和九珠(五彩玉珠),共162颗珠,仅次于皇帝的十二旒十二珠（288颗）。
礼器之三，服饰；象征安抚天下苍生。
以身体穿戴之从上到下的顺序，可以分为“皮弁素积、绿韨衮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
“皮弁素积”和“绿韨衮冕衣裳”都是在不同场合穿戴的衣帽。前者主要用于重大祭祀活动时，简单地讲便是鹿皮帽子和白色衣裙；后者用于各种大典活动中。“绿韨”是一种绿色的蔽膝；“衮冕”是指帝王和上公专用的社服和礼帽。
“玚琫”是指用黄金装饰佩刀的鞘口；“玚珌”是指用黄金装饰佩刀刀鞘的末端。“句履”是指鞋头像刀鼻分开的鞋子。
礼器之四，弓矢；象征征伐不义者。即红、黑弓箭各1套。
礼器之五，斧钺甲胄；象征诛杀有罪者。红色和黄金斧钺各1副；甲胄1具。
礼器之六，祭祀专用之酒及玉制酒具2套；象征孝行高操。
酒是指“秬鬯”，以黑黍和郁金草酿制成生；盛酒器2副，即“卣”；灌酒器2副，即“圭瓒”。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尊贵的石头（2）
礼器之七，朱户纳陛；象征至尊的身份。
“朱户”，是红漆大门；“纳陛”，是指把殿堂前的台阶修建在檐口以内。
礼器之八，虎贲三百，即编制为300人的虎贲卫士；象征驱邪退恶。
礼器之九，九命青玉珪2副，此器为九锡之命的信物。“九命”便是“九锡之命”的简称。
“九锡之命”的说法虽然源自周王朝，但真正受此命者，王莽怕是有史可查的第一人。当时的宗室成员、泉陵侯刘庆大概也看出了其中的意味，便迫不及待地要向王莽表明自己的立场，率先上书动议，“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
刘庆上书时，王太后并没有表态，而是把这个奏书批转给了朝臣们去讨论。
群臣们众口一词，附和刘庆的意见。
这是一个重要的苗头。
年仅14岁的平帝刘衎，此时还在为母亲和舅舅们的遭遇而郁闷。这个刚刚开始醒事的孩子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他短暂的生命已临近终点。
按当时天文历算的说法，“3”、“7”相乘的“210”是一个充满劫难的不祥之数。这一年是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值汉兴210周年。在人们心中，都会有这样的预感，西汉王朝定然会遭遇难逃的大劫。这个预感同时也增强了天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天意如此，非人力所能及。
正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平帝的病情突然加重，驾崩于未央宫。
王太后随后便下了一道诏书，谈及了平帝之病的症状：“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
但这短短的18字，便有两处不能自圆其说：
其一，从诏书中所描述的症状来看，平帝似乎是死于哮喘病，但他幼年时得的是一种称之为“眚病”的眼病。
虽然并不排除平帝在患“眚病”之后仍有患哮喘病的可能，但这个诏书中却丝毫没有提及他此前的毛病，似乎它从前并不存在；而且，王太后在此前屡次提及自己临朝称制的理由时，都只说是天子尚“幼”，而从来没有说过他体弱多病。
哮喘病的特点是每年冬季都会发病。如果平帝果真死于此病，那么在诏书中应当说明他连年发病，每次都如何如何严重。如此更能说明其死亡之必然，也更有利于王氏“避嫌”。
但诏书中却没有这么说。
其二，从表面上看，下这道诏书的目的，在于安置平帝的后宫嫔妃，“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但显然是以此为噱头，借机交待平帝死前的症状。
或许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平帝临终前留下过对王氏家不利遗言，但王太后欲盖弥彰，非说他什么话没有留下。
如果再联系如下两件事情，便会发现这个诏书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其一，刘庆在此前不久上书建议王莽“居摄”时，王太后却没有半句斥责之辞，而是把他的意见直接批转给朝臣们讨论；大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王莽更是一反“欲扬先抑”的作风，不做任何谦让，而是选择了沉默。这说明他们姑侄二人对这样的观点持“默许”的态度。
其二，平帝“生病”期间，王莽专门为他写祷告文，祈求他早日康复；还亲自前往泰畤（祭祀天地五帝之处）为他请命，“戴壁秉圭，愿以身代”。据说在周成王病重期间，周公也曾祷告上天，愿意代天子患病。王莽这是在学周公。
如果平帝是死于哮喘病，他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发病，而且每次的症状应该都差不多一样的严重，那么，王莽偏偏只在这一次才如此大张旗鼓地为他祈祷？此前的几年为什么无动于衷？
正是有了这么多的蹊跷，《资治通鉴》里才有了更生动的描述：这一年的腊八节（农历十二月初八），王莽向平帝上“椒酒”时，悄悄把一种慢性毒药放在酒中。平帝没过多久便生命垂危。王莽则又是写祷告文，又是去“泰畤”请命，全是为了掩人耳目。
但在《汉书》、《后汉书》，甚至以记录轶闻奇事见长的《西京杂记》中，都没有发现支持“置毒于椒酒”之说的佐证。
平帝的死因虽然扑朔迷离，但是，作为最大的受益者，说是王莽“鸩杀平帝”，也并非不符合逻辑。
平帝死后，皇位的继承人便又一次摆上了议事日程。
此时，元帝的后人已尽，只得上溯到宣帝后人中做出选择。
与平帝同辈的宣帝曾孙中，有王爷5人，列侯48人，共计53人在世。但这些人都已经成年，如果在他们中间拥立继位者，势必比平帝还要难以操控，至少让王太后再没有“临朝称制”的理由。
王莽借口说同辈兄弟之间不能相互继位，便在宣帝玄孙辈中选了一位最年幼的孩子，也就是年仅2岁的广戚侯刘显之子刘婴。理由是根据占卜的结果，刘婴的面相最为吉祥。
次年三月，王莽立刘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这个不伦不类的称号，说明刘婴根本连皇帝的名分也没有，他顶多是个储君。
这一年，王莽的同盟孔光去世，马宫升任太师；平晏由长乐少府升任大司徒。
恰巧这个时候，前辉光报告说，武功县在疏通水井的淤泥时发现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头。石头上刻着红色铭文：“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在当时的意识中，天下亦呈“上圆下方”之状。
这便是所谓的“符命”。
其实这套把戏露骨而又粗糙，一点儿技术含量也没有。在王莽的时代，诸如此类的闹剧才刚刚拉开序幕，更多精彩的大戏还在后头。
王莽接到这个报告后，便指使太保王舜等人赶紧向王太后报告。她对王莽的心思洞若观火，但她决不肯为其野心承担任何责任或骂名，于是没好气地对王舜说：这都是蒙骗天下人的臭把戏，不可施行！
王舜耐心地帮助她认清了当前的形势，对她说：事情都已经这样了，现在的王莽已今非昔比，他要想做的事情怕是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再说了，王莽也不敢有其他的非分之想，只不过是想通过当“摄皇帝”来加重自己的权威，以便镇服天下罢了。
王太后无奈，只得王舜事先准备好的诏书上，盖上天子玉玺。
这份诏书把石头上的文字解读了一番，说所谓的“为皇帝”三个字，是指“摄行皇帝之事”；天命要让安汉公王莽像圣人周公那样，“居摄践祚”；把“发现”符合的武功县更名为“汉光邑”，划为王莽的“采地”（私家庄园）；同时诏令朝臣们商议具体的施行办法。
所谓“践祚”便是登上皇位的意思。但从理论上讲，“居摄践祚”只是暂时代理，不能世袭，一旦真正的皇位继承人亲政，就必须把皇位拱手奉还。
根据群臣议定的施行办法，王莽除了不搬进皇宫和称呼略有区别之外，一切待遇均与正经的皇帝没有区别。天下臣民在他面前都要自称“臣妾”，对他的称呼则是“摄皇帝”；他的正式称呼为“假皇帝”。这个“假”字，不是“真假”的“假”，而是“代理”的意思。
次年，改年号为“居摄”。
有惊无险的“皇帝试用期”（1）
“居摄元年（公元6年）正月，王莽满面春风地登上了“假皇帝”的宝座。有意思的是，他竟然安排了“柱下五史”的官职，负责记录自己的言行。这便是后世帝王“起居注”制度的雏形。
根据《文献通考》（卷五十·职官考四“起居”条）的说法，早在周朝便有左、右二史负责记录天子的言行（“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但是西汉王朝，只有武帝做过这样的事情，留下了《禁中起居注》；到东汉王朝则只有明帝刘庄有过起居注，还是他的皇后马氏“兼职”完成的。到了400多年以后的北魏，皇帝的“起居注”才成为一种制度，被世代沿袭下来。
王莽这样做，显然是想开“光明正大”的风气之先。
但是3个月后，真正让王莽担心事情便发生了。安众侯刘崇以宗室成员的身份，率先举起了反莽的大旗。
不过，这群乌合之众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不了气候。
在起事之前，刘崇和他的侯国相张绍认为，如今天下都对王莽的行径义愤填膺，只可惜没有人领头；如果他们率先起事，则“海内必和”。
于是，二人仅仅纠集了100多人，也不做任何准备或筹划，便雄赳赳气昂昂、闹闹哄哄地一路要去攻打最近的宛县县城。如此“儿戏”般的闹剧，怎么看都更像是去打一场群架，而不是起事造反。
结果，宛县县令把城门一关，他们便束手无策，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张绍是张竦的堂兄。张绍闯下这么大的祸事，把张竦吓得不轻，他担心自己被王莽株连九族，便约上同样惊惧不安的刘嘉（刘崇的族父）一起到王莽门前负荆请罪。
王莽宽容了他们。张竦便又玩起了老把戏，像当年替陈崇写奏书那样，替刘嘉写了一份更加感人至深的奏书，狠狠地歌颂了王莽一番，借此表白了自己的忠心。张竦的精明之处在于，以这样一份奏书，不但能够在王莽面前邀功，还让刘嘉欠了他一个大人情，可谓一举两得。
王莽大喜。封张竦为淑德侯；封刘嘉为帅礼侯，他的七个儿子也被封为关内侯。刘、张二人的因祸得福，轰动了长安城，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张竦，字“伯松”。
王莽对“造反派头子”刘崇的惩罚倒也算得上是别出心裁，他居然派人去把刘崇的侯府挖成了一个大粪坑，以此来羞辱这位早已经人头落地的叛逆者。
事后，王莽手底下的马屁大王们便又借机向王太后上书说：这一次之所以有人敢作乱，显然是王莽的权力太小了，镇不住他们。王莽于是便借机向前跨了一小步：朝见太后时，不必再自称“臣”，而称“假皇帝”。随后，王莽在宫中的值班室被称为“摄省”；官署被称为“摄殿”；府第被称为“摄宫”。
王莽越来越像个真皇帝了。
刘崇事件平息之后，王莽才发现，他一直担心的宗室势力，原来就这么一点儿出息。紧接着发生的西羌叛乱，也被护羌校尉窦况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便又发生了东郡太守翟义的叛乱。这一次叛乱来势之凶猛，绝非刘崇等人的儿戏可比。
翟义在起兵前曾经对自己的外甥陈丰说：王莽如今摄居皇位以令天下，表面上是以周公辅成王的先例为借口，实际上是想先观望一下天下人的反应。如果他发现天下无人敢反抗，必然会取刘氏而代之。我是前朝宰相之子，身为一方太守，父子俱蒙汉室厚恩，即使杀身成仁，也可不愧于先帝。我准备起兵反王莽，你愿意和我一起干吗？
陈丰当时年仅18岁，血气方刚。他听了舅舅的一番豪言壮语，深为所动，便欣然许诺。
翟义于是便找到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刘信的弟弟武平侯刘璜等人密谋起兵大计。
东郡有一位叫王孙庆的人，明习兵法，素有勇略，当时正在长安做官。翟义便做了一份假公函，诈称王孙庆有罪，派人去长安把他给“抓”了回来，拜他为军师。
按西汉的制度，每年秋季，各郡驻军都要举行一次演习，以检验一年来的训练成果，称为“都试”。
居摄二年九月，东郡如期举行年度都试。翟义的起事也已准备停当。
在都试大会上，翟义将观县（今河南清丰）县令当众斩首，用以祭起事大旗；他还借机控制了参加演习的部队，招募郡中的勇敢之士，重新任命各级军官。
有惊无险的“皇帝试用期”（2）
翟义自称“大司马柱天大将军”，首先举兵占领了东平王国，立刘信为天子，拜东平王傅苏隆为丞相，东平国中尉皋丹为御史大夫；宣布“另立中央”。
有了自己的皇帝及“中央政府”，翟义便向全国各地发出###王莽的檄文，声称，“（王）莽鸠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罚”。
天下为之震栗。
翟军很快便攻克了山阳郡(今山东金乡西北部)，队伍迅速壮大到10余万人。
王莽接到奏报，吓得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他迅速任命孙建、王邑、王骏、王况、刘宏、王昌、窦况等7名亲信党羽，冠以各色“将军”之名，授权他们自行选拔关西人为校尉军官，统领关东的应急部队（时称“奔命”），征讨翟军。
所谓“关西”和“关东”，是指函谷关以西或以东。王莽担心部队中的官兵“抱团”，故以关西人领关东兵。
王太后听说了这个情况，幸灾乐祸地对身边的侍从人员说：看来天下英雄所见略同，我虽然是个老太婆，也知道王莽必然咎由自取。
征讨大军出动后，王莽还是不放心，便又派武让领兵驻守函谷关，逯并守武关，刘歆守宛县，鄄邯守霸上，王恽守上林苑平乐观，王晏守长安城北，赵恢守长城各城门。
偏偏祸不单行。
翟义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师“三辅”地区（已被王莽改为前辉光和后丞烈），茂陵县以西至汧县（今陕西兴平至陇县）的23个县内便暴发了大规模的匪患。为首的赵明、霍鸿等人自称“将军”，这支队伍也很快壮大到10余万人。
赵、霍所部不但杀官，也掠民，每到一处便洗劫一空，还会随手放一把火。冲天的火光甚至依稀照亮了未央宫的前殿。
王莽便又派王级、阎迁领兵与鄄邯、王晏汇合，共同迎战赵、霍。
客观地讲，以这样的兵力部署，长安城应该算得上是固若金汤，况且在王莽自己的居所内，还有王舜、甄丰二人领兵昼夜巡逻。但他还是无法抗拒内心的恐惧，成天抱着孺子刘婴到宗庙去祈求刘氏列祖列宗的保佑。
由此可见，王莽已经方寸大乱，病急乱投医，连祈祷都走错了地方。天上的刘氏先帝们如果真的有灵，怎么会保佑他呢？
他对朝臣们说：过去周成王年幼时，周公摄政辅佐他，便有管叔、蔡叔挟持武庚叛乱；如今翟义也挟持刘信作乱。自古先贤圣人们都怕遇到这种情况，何况我王莽以斗筲之才摄皇帝之权，如何能不担心忧惧？
其实朝臣们心里比他还没有底，也不知如何是好，便安慰他道：陛下不必如此自责，不遭此变，不足以彰显圣德。
周公当年欲兴兵平管蔡之乱，各国诸侯及大臣们情绪悲观，他便发表了著名的《大诰》，驳斥这些悲观言论，奉劝天下臣民与朝廷同心同德，共诛逆党。
王莽也模仿周公写了一篇《大诰》，长篇大论地说自己是多么不得已，才于汉室倾危之际接受上天的匡扶之命；翟义、刘信一党如何如何罪恶滔天，不得人心；王太后本是西王母转世，专门来佑护汉家天下的。
但他还是没有必胜的信心，更不知道民间还有多少个翟义或刘信、赵明或霍鸿。后怕之余，便派谏大夫桓谭等人班行天下，通告自己将还政于3岁的刘婴。
这显然是在担心有人步翟义、刘信后尘，继续以他“居摄篡政”为借口起事造反；同时也是给天下人一个交待，表明自己只是权且“居摄”，并无篡位之意。其实，对一个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的3岁小儿来说，这样的“还政”承诺如要兑现，还不知要等到哪个猴年马月。
桓谭完成任务回到长安之后，王莽以他“班行谕告”有功，封他为“明告里附城”。
所谓“附城”，是王莽仿古重设的一种爵位，待遇与关内侯差不多。在“附城”之前，通常会冠以“某某里”之名,但这只是一个虚拟的名称，并非真的有这个“里”。桓谭所受的“明告里”之名，显然是在褒奖他能够把王莽的意思“明告于天下”。
不久，东征部队便传来捷报，他们在陈留郡菑县（今河南民权）与翟军交战，大获全胜，将刘璜斩首；很快便又全歼翟军残部于圉城（今河南通许东南）。翟义和刘信二人弃军乔装而逃。翟义逃到固始县境内便被捕获，后被斩首示众，刘信却从此失踪。
大破翟军之后，东征部队举兵西还，合兵将赵、霍所部悉数剿灭。
天凤三年（公元12年），王莽捕获翟义的军师王孙庆，拿他做了一回“科学实验”。负责药方的太医和善于解剖的屠夫一起，把王孙庆活生生给解剖了。他们还专门尺量了他的五脏六腑，用竹管导流其血脉，以此来了解人体的脉理。
翟义的哥哥翟宣曾经继承父亲翟方进的侯爵，住在长安城内。传说翟义起兵之前，翟宣的家里便常常闹鬼。夜间总能听到有人的哭声，但却找不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更奇怪的是，某一天，翟宣的学生正满满当当地坐了一屋子听他讲课。有一条大狗突然从府门外窜入，疯狂扑杀了院子中的数十只鹅。学生们听到动静赶过去时，这些鹅的脑袋全都被狗咬断了；而那条行凶的大狗在完事儿之后，竟大摇大摆地溜出翟府大门，不知所踪。
接二连三的异兆让翟宣大感不妙。他对后母说：二弟为人向来倜傥不羁，如今家里又屡次出现恶怪之事，恐怕他不久就会闯下什么大祸来，太夫人可以弃我翟家而去，宣布与我们断绝关系，回到娘家，只有这样才能避祸。
但这位后母却无论他怎么说也不愿离开。
翟义兵败之后，王莽再次使出当初对待刘崇的手段，尽毁翟家府第，在当中挖一个大粪池；把翟方进及其先祖全都从地底下挖出来，放火焚烧其尸骸棺柩。把翟家先祖们的骨灰，连同被夷三族的子孙们的尸体一起，扔在一个大坑中，再投入棘刺和“五毒”（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混而葬之，让他们在阴间也别想过得自在。
江湖骗子批准“皇帝转正”（1）
翟、刘之兵灭，赵、霍之患除，王莽从先前的惶恐忧惧，一下子变得自信非常。他以为“逆党”既已根除，天下从此便可太平无事，“自谓威德日盛，大获天人之助，遂谋即真（皇帝）之事矣”。
但偏偏这个时候，始初元年（公元8年）九月，他的母亲功显君去世。
《汉书》里说王莽对待此事的态度是“意在不哀，令太后诏议其服”，暗示他为了忙于“篡位”，顾不上给母亲办丧事，才把这么大的事情甩给王太后，让她诏令朝臣们讨论出一个治丧办法出来。
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在刻意把王莽“妖魔化”，并不合乎常理。
首先，不管他本人从主观意愿上是“哀”还是“不哀”，这样的事情，都不可能由着他的性子来。作为母亲的儿子，他“哀”也得“哀”，“不哀”也得“哀”，推是推不掉的。
其次，王莽当年起家，靠的是树立崇高的“道德形象”，尤其是过人的“孝行”。即使他对母亲有多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也不可能在丧葬大事上表现出来，否则无异于自毁长城。况且，王莽自幼便与寡母相依为命，呣子感情之深，绝非常人可比。
最后，在图谋“篡位”的关键时刻，王莽作为一个政客，巴不得利用各种机会来继续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在母亲的丧葬大事面前，即便他是个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哪怕是出于利益的权衡，也断然不可能留下任何“把柄”给天下人。
因此，如果王莽在这个问题上真有什么犹豫的话，合理的推断应该是，母亲在这个关键时刻去世，给他出了一个微妙的难题：按什么规格来治丧？
在西汉王朝，乃至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假皇帝”为父母治丧的先例，王莽找不到可以参照的标准。
仅从个人的利益和意愿来讲，他自然是希望以“天子”的身份来为母亲办一个隆重的葬礼，但这样做名不正言不顺——如果王莽是天子，那功显君就应当是皇太后。但她并不是皇太后。
如果把功显君的葬礼按大臣之母的规格来办，那么王莽便会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按照当时的制度，父母去世，在职官员需要离职服丧3年；即使采取“以日代月”的手段，也至少需要离职36天。服丧期满，再由朝廷或上级主管部门重新安排新的工作。
试想，正在代理皇位的王莽如果离职36天，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至少是必须要让出这个来之不易的“假皇帝”宝座。如此一来，便会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甚至会诱发政治危机，使他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
因此，王莽决然不可能依照“大臣之母”的规格。他请王太后下诏由大臣们来讨论决定，至少有两点考虑：
其一，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和检验，他对朝臣们的“忠心”还是有绝对把握的，相信由他们出面拿出一个办法来，总比自己主动去讲要合适得多。
其二，可以再次检验朝臣们的心态。看看有没有人趁机站出来，鼓捣着逼他退位。
果不其然，大学者刘歆率领78位儒生，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他们首先引经据典地推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王莽虽然只是代理皇权，但也是在事实上肩负天子的使命，不但需要“奉承宗庙之祭”，还必须“供养太皇太后”，因此，王莽不能像普通大臣那样，为了给个人的“私亲”服丧而置社稷大义于不顾，应该按天子给诸侯服丧的规格来办理母亲的丧事，“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
解决了理论问题，实际操作的问题便迎刃而解。王莽按刘歆等人的说法，只承担了“壹吊”和“再会”两个丧葬程序，而“服丧三年”的义务，则由新都侯王宗代为承担。
王宗是王莽长子王宇的儿子。王宇死于“吕宽事件”（本书前文已有交待）。王莽当年最先受封的爵位是“新都侯”，晋封为“安汉公”后便将这个侯爵交还了朝廷。此前不久，根据大臣们的建议，王宗继承了新都侯的爵位。
刚刚处理完母亲的丧葬不久，王莽再次“后院起火”。司威（高级督察官）陈崇奏报，王莽的侄儿王光为报私仇，勾结执金吾（负责督察京师及附近地区治安）窦况，把仇家给抓了起来就地正法。
王莽大怒，把王光狠狠地斥责了一顿。
王光回到家后，惶恐不安，想让母亲出面为他求情。其母却说：你自己琢磨琢磨，和王宇、王获相比，你在摄皇帝心中的份量能比他们更重吗？
王光知道求生无望，遂与母亲一同自杀谢罪。
窦况虽然在平息西羌叛乱、翟义叛乱和赵、霍匪患时立下过大功。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莽既然不会姑息自己的儿子，自然也不可能迁就手下的功臣。王光自杀后不久，窦况便被赐死。
王莽想“即真”，自然便会有人不失时机地为他创造堂而皇之的理由。
广饶侯刘京上书报告说，当年七月，他的封邑所在地内，有一位亭长一晚上做了好几个梦。
梦中一位自称为“天公使者”的神仙对他说：天公让我来告诉你，“摄皇帝”应当即位为真皇帝；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明天到亭所的院中去看看，那里定然会生出一口新水井出来。
亭长第二天清晨起床后，便到亭所的院子里查看，果然发现一口深达100尺的新水井。
除刘京之外，车骑将军王恽的属官扈云也报告，在巴郡（今重庆市北部地区）发现一头石牛；太保王舜的属官臧鸿则报告，在右扶风的雍县（今陕西省凤翔县南部）发现一块刻有符文的石头。
十一月，这两样东西运到未央宫的前殿。
按照王莽事后向王太后报告的说法，他和太保王舜等人前去查看时，狂风大作，沙尘四起，天昏地暗。等到风沙停后，便在此石前发现一个“铜符帛图”，上面写着四句话：“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王莽这次向王太后汇报时多了一点儿策略：他重申自己并无“取刘氏而代之”的想法，只想专心治理好国家，以便将来交给刘婴一个繁荣的盛世。同时向王太后提出两个建议：一是改纪年，即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二是改漏刻，把原来的“昼夜一百刻”改为“昼夜一百二十刻”。
王莽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打消王太后的顾虑，避免引起她的反感，先让她认可了这三道符命的真实性再说。
果然，王太后轻轻松松便同意了他的意见，下诏更改纪年及漏刻。这等于承认了三道符命的真实性，也便等于间接承认了王莽称帝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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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接踵而至。（1）
一个叫哀章的梓潼（今四川省梓潼县）人正在长安求学。此人素无品行，好讲大话，但在政治上却极富敏锐与“远见”。
王莽以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头为借口当上“假皇帝”之后，哀章便洞察出了其中的玄机。他悄悄做了一个铜柜——之所以没有选择以“黄金”为材质，大概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在铜柜上刻下两条题签：其一为“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 ；其二为“天帝行玺金匮图”。在当时的文字中，“匮”字即“柜”字，“邦”即刘邦。
早在刘邦当年便有“提三尺剑斩白蛇”的传说。在这个传说中，刘邦把自己说成是上天的赤帝之子；而那条被他斩杀的白蛇，则是白帝之子。
这位哀章毕竟是有学问的人，拍马屁的手段也富于创造性。他别出心裁地想出了“赤帝”传玺于“黄帝”的概念。按照儒家的“五德终始”之说，西汉王朝属“火德”，尚赤色；而土可以克火，火尚黄|色。因此，哀章断定王莽必将自诩为“土德”，正好也与“黄帝”契合。
这正是哀章的高明之处。他已经瞅准了王莽的心思，断定王莽如果对这个所谓的符命感兴趣，必然会想方设法往“黄帝”这个方向靠过来。届时，他再给王莽整出一套严密的论证。这样一来，他不但会对王莽有持续的利用价值，而且还会可以避免被人“过河拆桥”——拥有了对这道“符命”的解释权，就不用担心王莽 “卸磨杀驴”。哀章的活计，不像其他人做的那些粗糙而又露骨的东西，一目了然，王莽的感觉或感谢之情过去之后，始作俑者有可能靠边站。
更有甚者，即使这个铜柜不小心落到了别人手中，但他也不会因此失去抢头功的机会：只有他才能对这些文字的内容给出自圆其说的解释，离开了他，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所谓的“天帝行玺金匮图”中，哀章详细地说明，王莽才是真天子；而王太后则是奉了天命，下凡人间来主持刘氏向王氏的皇权交接。
他还在此图中拉了一张辅政大臣的清单，共有11个人的名字。这11人都有具体的官职。只不过，这些官职的名称与现行名称完全不符。
哀章没有忘记把自己的名字写进这张清单里，同时还写了两个人的名字（王兴和王盛）——这两个名字大概是取“王氏兴盛”之意。
哀章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它献上去，而是在等待最佳时机。
居摄三年（初始元年），王太后下诏宣布“改纪年”和“改漏刻”，齐郡新井、巴郡石牛和右扶风雍石三道“符命”之事广传于天下。哀章意识到，自己苦待良久的最佳时机终于到来了。就在王太后下诏的这一天黄昏，他身披黄衣，手提铜柜，来到供奉高祖刘邦的高庙前，把它交给了负责掌管高庙事务的仆射。
兹事体大，仆射哪里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他以最快的速度向王莽报告了这个天大的喜讯。王莽接到奏报，郑重其事地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十一月二十五日，“至高庙拜受金匮神禅”。
在西汉，黄金、白银和铜三者都可称为“金”，因此，这个铜质的柜子也可以称作“金柜”。
这个所谓的“金匮神禅”对王莽的意义，类似今天的上级任命书。拿到它便可以合理合法地当上“一把手”。光有任命书还不行。如果不能控制“公章”，这个“一把手”便不可能当得踏实。
王莽梦寐以求的“公章”，便是西汉王朝的“传国玉玺”。
哀帝驾崩后，此物便一直在王太后手中。王莽迫不及待地把“金匮神禅”拿去给她看，想趁机讨要传国玉玺。王太后大惊失色，似乎这才明白王莽真的要取刘氏而代之了，坚决不肯交给他。
王莽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已经顾不上这些。他不等传国玉玺到手，从长乐宫一出来，便直奔未央宫前殿，急不可耐地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下了一道书（不知道此书是否能称作“诏书”）。
在此书中，王莽先是把自己和黄帝扯上关系，说自己是黄帝的后裔，响应哀章那个铜柜子里的说法：“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
接下来又说：汉高祖刘邦的在天之灵奉皇天之命，非要把天下社稷传给王家人，我王莽实在胆子小，想不接受又怕遭报应，于是只好被迫“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好运”接踵而至。（2）
王莽特别强调，新朝的服色以“黄|色”为上；使节所持的旄幡也都一概要制作成“黄|色”，称为“新使五威节”，表示他开创的新朝是“承皇天上帝威命”。
所谓“五威”，是指秉持皇天“五帝”(即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之威命。
王莽打发王舜去找王太后，索要传国玉玺。
王舜在长乐宫一出现，王太后便明白了他的来意。还没有等到王舜开口，王太后便劈头盖脸臭骂了他一顿：尔等宗族的所有父子兄弟，哪一个不是承蒙汉家之恩才累世享尽荣华富贵的？如今非但不思报恩，反而乘人之危，夺取其国。天下哪里有如尔等一般猪狗不如的兄弟？既然尔等有本事托所谓的“金柜符命”为新皇帝，那么为何不变更正朔服制，自己刻一个玉玺来传之于万世？如何非要用这个不祥的亡国之玺？我不过是一个汉室老寡妇，活不了多久了，我要把它带到棺材里去，不可能交给尔等！
王太后越说越伤心，声泪俱下。左右侍从无不感伤流涕。
王舜跪伏于地，感伤不已，过了好半天才仰着头对她说：事已至此，臣已经无话可说，但王莽对传国玉玺志在必得，难道太后就能够守得住吗？
王太后听他说得真切在理，也担心遭到王莽的胁迫，便拿出传国玉玺，随手扔在地上，狠狠地对王舜说：我已经老了，没几天可活的了，尔等兄弟如今造下的孽，必将招致灭族之祸！
传说王太后这一摔，把玉玺上的玉螭（无角龙）摔缺了一个角，是王莽后来用黄金嵌补上去的。
传国玉玺终于到手，王莽兴奋不已，在未央宫渐台专门为王太后设宴，还“大纵众乐”。
王莽想把王太后在西汉王朝的封号改为新朝封号，同时更换其玺绶，但一时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来说服她。
一位叫王谏的远房本家亲戚为了讨好王莽，趁机上书说，“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当随汉废，以奉天命。”
王莽接到王谏的上书，并没有多想，便驱车前往长乐宫面见王太后，把王谏的奏书拿给她看。王太后一看要把自己也给“废”掉，便没好气地说：瞧瞧人家讲得多在理啊！
王莽没料到此行又碰了一鼻子灰，便顺势说道，“此悖德之臣也，罪当诛！”
这个可怜的王谏万万没有想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反被狠狠踢了一大脚，很快被王莽下令鸩杀。
还是另一位名叫张永的人拍马屁的手段要高明些，他献上一道“符命铜壁”，上有铭文曰：“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王莽一看，这个东西还差不多，便采纳了张永的主意。王太后也默许了这种做法。于是，幸运的张永被封为“贡符子”。
所谓“子”，是王莽仿古重设的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之一；“贡符”二字只是一个虚拟的地名，并无其实。此名有“贡献符命”之义。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正月，王莽举行登基大典，为王太后刻制“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的新玉玺；立原配夫人王氏为皇后。王氏是昭帝朝丞相王訢的曾孙女。
王氏生有四子：王宇、王获、王安、王临。王宇和王获此前已因罪被王莽赐死；王安的神经不太正常，成天恍恍惚惚的。王临立为太子。
王莽模仿上古文风，给刘婴下了一道策命书说：高祖刘邦幸蒙皇天庇佑，使刘氏皇权得传12世，共210年，如今该轮到我王莽了；封刘婴为“定安公”，以平原、安德（今山东平原、禹城）等地共1万户为封邑；封18岁的平帝皇后（王莽自己的女儿）为“定安太后”。
王莽亲自宣读完策命书后，拉着刘婴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他说：过去周公摄天子位，最终还是还政于周成王；我今天迫于皇天威命，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愿望了。
王莽语毕，“哀叹良久”。估计刘婴这个5岁小儿一定会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宦官领着刘婴走下殿，对王莽北面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刘婴退位后，王莽便把大鸿胪（掌管民族事务、外交及礼仪）官署腾出来作为刘婴的定安公府，实际上是把他囚禁在这里。
为了彻底把刘婴“废”掉，王莽严禁身边的保姆和|乳母和他说话，还经常把他一个人锁在房间里，以至于这个孩子长大后连牲畜都不认识。
捧着铜柜坐皇位（1）
王莽称帝后，严格执行哀章在“金柜符命”中拉的清单，任命了第一批高官，即四辅、三公、四将军，共计十一“公”。
“四辅”为：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封就新公；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哀章为国将，封美新公。此四人位“上公”。
“三公”为：甄邯为大司马，封承新公；王寻为大司徒，封章新公；王邑为大司空，封隆新公。
“四将”为：甄丰为更始将军，封广新公；王兴为卫将军，封奉新公；孙建为立国将军，封成新公；王盛为前将军，封崇新公。
上述“四将”中，王兴原来是守城门的一个小头目；而王盛则是长安城的一个卖饼郎。王莽曾按“金柜符命”中的要求，找到了10余名叫“王兴”或“王盛”的人，以这两位的容貌卜相最符合“金柜符命”的要求。二人便一夜登天，位居辅臣，土鸡变作金凤凰。其他那些没有被录用的“王兴”或“王盛”，也都被拜为郎官。
同时，王莽还把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刘氏宗室成员，全部征调回长安，任命为谏大夫（言官）的虚职。
哀章的铜柜显然给了王莽豁然开朗的启迪和灵感，帮助他完成了对两个基本命题的推演：我是谁？我为什么有资格取刘氏而代之？
王莽顺着哀章的“竹竿”爬上去，在自己和2600年前的黄帝之间，扯上了“一脉相承”的关系，说是从黄帝到王莽的高祖王遂，经历了姚、妫、陈、田、王5次姓氏演变。
王遂的儿子王贺曾经是武帝朝的“绣衣使者”。绣衣使者权力极大，对俸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拥有先斩后奏之权。王贺在一次平息魏郡坚卢匪患的过程中，对那些因为胆小而畏惧不前者(时罪当诛)，皆不予追究；而其他“使者”，比如暴胜之等人，在规模较大的部(州)一次诛杀竟多达1万余人。王贺因手太软，“奉使不称(职)”被罢官。
王贺罢官回乡后，因与当地大户结怨，便搬到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居住，受到魏郡人的敬重。当地曾有一位姓“建”的老先生曾经说过：早在春秋时期，沙麓山崩塌，便有晋国史占卜后认为，“阴盛阳衰，土火交织，所以才有沙麓山崩。此后645年，会有圣女兴起”；如今王贺一家搬到这个地方，在元城东面有五鹿的废墟，就是春秋时期的沙麓山崩之地，80年后，王家将有贵女兴于天下。
王贺的儿子王禁(字稚君)，从小在长安学法律，后担任廷尉史；他少有大志，不拘小节，好酒色，妻妾成群，共生有四女八男：
长女王君侠。
次女王政君，元帝皇后、成帝生母；史称元后或王太后；王莽称帝后尊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三女王君力。
四女王君弟。
长子王凤，字孝卿，即成帝朝第一任首辅。
次子王曼，字元卿，即王莽的父亲；早逝不侯。
三子王谭，字子元。
四子王崇，字少子。
五子王商，字子夏，即成帝朝第三任首辅。
六子王立，字子叔。
七子王根，字稚卿，即成帝朝第四任首辅。
八子王逢时，字季卿。
既然是黄帝开始，历经五姓最后才演变为王氏，王莽便把天下所有姓姚、妫、陈、田、王的臣民都列为宗室，除了严禁他们与王氏通婚之外，还匪夷所思地免除他们世世代代的赋税劳役。
当时全国总人口只有6千万左右，而仅刘氏宗室便占了10多万——刘氏宗室应该在刘姓人口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虽然我们无法找到足够的史料去推算，在当时天下姚、妫、陈、田、王五姓总人口加起来会有多少，但这个数字是一定会大得惊人。
况且，仅“王”氏一姓，便是西汉朝最大的姓氏之一，别的且不说，王氏出身的王公贵族和官员，便远远高于其他姓氏，以至于他们常常会有重名。
王莽新朝的“宗室”人数，可能创下了空前绝后的记录。对这些人赋税劳役的免除，也将为新朝帝国的财政危机埋下了一个不小的伏笔。
说明了“我是谁？”之后，王莽继续回答另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有资格取代刘氏君临天下？
王莽阐明自己是舜之后裔的同时，也阐明刘氏皇统是尧的后裔。
他紧接着提出了“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的理论。在这8个字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逻辑：既然在2000多年前，尧禅位于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么在2000多年后，尧的后裔（刘氏皇统）为什么就不能把皇位禅让给舜的后裔（王莽）呢？
捧着铜柜坐皇位（2）
为了使这样的说法更加令人信服，他专门封了姚恂、王千（王莽之孙）、刘歆等八人分别为侯、公、伯等爵，以奉黄帝、喾、颛顼、尧等上古先皇之后。仿佛这些老祖宗昨天才去世，而2600百多年的时间被他压缩成弹指一挥间。
仅仅说清楚了自己的出身和“刘禅位于王”的逻辑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说明在这么多王氏子孙中，为什么偏偏让他王莽来当这个皇帝？
王莽说：我于居摄期间便有各路神祇赐予我以种种瑞兆，如“或光自上复覆干下，流为乌，或黄气熏柔，昭耀章明”。尤其是汉高祖刘邦的在天之灵，非要把天下社稷移交给王氏，让我不敢不接受。
王莽专门把上述思想整理成为一个长达42篇的《符命》集。这个《符命》集里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王莽取代汉室而君临天下是历史的必然。
王莽于登基当年的秋天，便派出12名“五威将”分赴全国各地宣讲，要求他们“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这些“五威将”，东路到达高句丽国，在今天的朝鲜半岛北部；南路到达句町国，在今天的云南广南；西路到达西域；北路到达匈奴王庭，在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
“五威将”的装扮和行头也极其讲究，包含着鲜明的意味：乘的是“乾文车”，即在车上绘有“乾”卦，象征天和阳；驾的是“坤六马”，也就是六匹母马，象征地和阴；背上Сhā着一束锦鸡毛，锦鸡是“凤凰”的近亲，象征着“君权神授”。
每位“五威将”配备左、右、前、后、中五“帅”；各“帅”的衣冠、车服、驾马均按所行的方向密切相关：东路为青色；南路为赤色；西路为白色；北路为黑色；中路为黄|色。
“五威将”持节，称为“太一之使”，即“天帝使者”的意思；各“帅”持幢，称为“五帝之使”。
为了实现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百王不易之道”，王莽将西汉王朝赐封的所有“王”，均改封为“侯”。匈奴单于也在改封之列。
北路“五威将”的匈奴之行，便有一项特殊的使命：收回西汉王朝授予的“匈奴单于玺”，重新授予“新匈奴单于章”。这意味着将单于由“王”级降为“侯”级，自然便没有资格使用“玺”，只能使用“章”。
北路的“五威将”是王骏，以陈饶等五人为“帅”。王骏到达匈奴王庭后，以大量黄金和帛锦贿赂单于乌珠留，向他通报，王莽已经因“符命”而取代汉室，诏令他交回旧印，换新印。
乌珠留正准备受诏上呈旧印，匈奴姑夕侯苏在身旁对他说：还没有见到新印上刻的印文，最好先别给他们。
乌珠留便立即把手缩了回去。
乌珠留在大帐中设宴招待“五威将、帅”一行时，走上前来向王骏敬酒，王骏对他说：请单于尽快把旧印交上来。
乌珠留回答道：行！苏又提醒他说：没有见到新印印文，先别急着交给他。
乌珠留大概是酒喝多了，对苏说：印文有什么好看的？难道还会和以前不一样吗？
乌珠留一边说一边便把旧印解下来呈给王骏。王骏接收后，便将新印给他挂在身上。乌珠留也没有解下来看一眼印文，一直戴到天黑宴会结束，便径自回帐去了。
右帅陈饶是燕赵人，性格果断勇敢。他对其他将帅说，先前是匈奴姑夕侯苏怀疑印文有变，差一点儿阻止单于上交旧印；如果他们回帐后发现新印印文有变，必来索要旧印，届时我们再以言辞相拒，怕是不可能了。如今已经收回了旧印，一旦让他们要回去，便会严重辱没皇命。不如用锤子把旧印砸碎，免得节外生枝。
说完，他便真的找来锤子把旧印砸碎了。
第二天，乌珠留果然派人来对五威将帅们说：从前汉廷赐予单于的印文中，称“玺”不称“章”，而且也没有大汉国的“汉”字；只有各位王爷以下才有“汉”字，称作“章”。如今赐予的新印，不但没有了“玺”字，还加了一个新室的“新”字，与单于的臣僚们没什么区别。因此，请把旧印还给单于。
将帅们拿出破碎的旧印，对他说：新印是新朝天子顺应天命而制，旧印已经毁坏。请转告单于，务必顺应天命，遵守新朝的制度。
乌珠留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自己又收了王骏的贿赂，只好派弟弟右贤王带着牛马贡物，随王骏一起入朝回谢，企图要回旧印。
捧着铜柜坐皇位（3）
旧印自然不可得。
乌珠留大怒，屡屡派兵骚扰北部边疆。匈奴与中原之间自宣帝朝以来80多年的平静从此被打破。
王莽决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匈奴分为15个小单于部落。他派中郎将蔺苞带了1万骑兵及大量金银财宝到云中（在今内蒙古呼市西南）的关塞下，计划把前单于呼韩邪的儿子们诱骗过来，逐一封为小单于。呼韩邪单于便是“昭君出塞”嫁的第一任丈夫。
结果只招来了左犁汗王咸，以及咸的两个儿子登和助，蔺苞便胁迫着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和鼓车各1部、黄金1千斤、丝绸1千匹、带旗之戟（时称“戏戟”）10支；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500斤。同时把助和登挟持至长安。
乌珠留单于闻讯，更加怒不可遏，便加大力度派兵入侵边塞，人数多则万余人，少则数百人。他们先后攻杀雁门和朔方两郡太守及都尉，抢掠的人口及畜产不计其数。北疆沿线地区因此而日渐萧条空虚。
王莽亦大怒，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单于”，派出苗訢、王况等12名将军、180名偏禆将佐，以30万之众，携300日粮草，分兵10路###匈奴。
双方交战的结果，乌珠留单于大败而逃。匈奴被分为15个小部落，王莽分别拜呼韩邪单于的15个儿子为小单于。
战争虽然赢了，经济却输得很惨。
对于经济上已是强弩之末的新王朝来说，30万人的后勤补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为了筹集粮草、兵器及衣裘等军需物资，几乎耗尽江、淮地区所有郡国的财力和物力。
这是一个无底洞。乌珠留单于一日不除，30万兵力便一日不敢撤回中原。后勤补给很快便出现捉襟见肘的窘迫境况，朝廷只得命令各路驻军就地屯田，以助军粮。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粮的紧迫，但仍有不小的缺口，而新朝帝国又无力填补这个缺口。严重的饥荒随即暴发，北疆沿线地区已经发展到“人相食”的地步。
王莽无奈，只得撤兵。但新朝军队刚一撤，匈奴单于（乌珠留已死，其弟咸继位为单于）便又卷土重来；王莽没有办法，只得再把部队重新再派回去。
于是粮价飞涨，北疆之民大多落草为寇。
这已经是天凤二年（公元15年）的事了。
再回到王莽称帝之初的两年中来。
甄丰虽为心腹爪牙之臣，但性格刚猛强势，让王莽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于是便借任命“十一公”之机，把他的座次向后调了一下，非但没有进入“四辅”，反而还由原来位居“三公”的“大司空”降为“四将军”之一的“更始将军”，与卖饼郎王盛平起平坐。
甄丰、甄寻父子默然沮丧，郁闷非常。
甄寻后来想出一个主意。他私下制作了一道“符命”，说王莽的新朝应当仿效周公时代的做法，以陕县（今河南陕县）为界把天下一分为二，任命二“伯”治之；以甄丰为“右伯”，负责治理陕县以西，以平晏为“左伯”，负责治理陕县以东。
王莽居然批准了这个建议，拜甄丰为右伯。正在甄丰准备西出上任时，自作聪明的甄寻又做了一道“符命”，说“黄皇室主”是他的老婆。
“黄皇室主”是王莽的那位曾经做过平帝皇后的女儿，平帝死时年方十八。此女性格柔顺，且重节操。王莽称帝后，她常常称病，不参加任何朝会。
王莽对她既敬畏又心疼，便于始建国二年改封她为“黄皇室主”，想让她改嫁。立国将军孙建的世子长得一表人才，王莽有意把“黄皇室主”许配给他，便想方设法为他俩创造见面机会，期望能够产生“一见钟情”的效果。
某日，孙世子领着太医，以“探病”为名去宫中进见“黄皇室主”，但人家决意要为前夫守节，见他盛装而来，便把其中的情由猜出了个十之###。
“黄皇室主”大怒，找了个借口鞭笞身边的近侍官宦，杀鸡给猴看。孙世子无趣，只得灰溜溜退了出来。
大概是因愤生疾，她从此一病不起。王莽便没有再勉强她。据说这位烈女子在王莽兵败、皇宫失守时，一把火烧了未央宫。她自感无颜再见刘氏宗亲，投火自焚。此为后话。
话说甄寻想出这么个么画蛇添足的主意，除了“色迷心窍”之外，恐怕更多是想借机巩固自家的地位。
但王莽反倒生了疑心。他此时刚刚登基，需要以刑杀来树权威，于是便拿了甄寻开刀，大怒道：黄皇室主乃天下之母，甄寻小儿说的这叫什么话！继而下令逮捕甄寻。
甄寻闻讯，连夜逃入华山。甄丰自杀谢罪。
一年多后，甄寻落网。他在供词中牵连到刘歆的两个儿子刘棻和刘泳、王邑的弟弟王奇、刘歆的门人丁隆（时任侍中骑都尉），以及公卿、党亲或列侯以下数百人。这些人尽皆被王莽诛杀。
世间传说甄寻的掌纹中有“天子”二字，王莽便令人把他的胳臂卸了下来，带入宫中亲自查看。他看后说：这哪里是“天子”二字，分明是“一大子”或“一六子”三个字。“六”者，“戮”也（当时二字同音），明摆着是“甄寻父子当诛”的意思。
于是便效仿舜惩罚 “四凶”（舜时四大著名的罪臣）之法，用马车载着刘棻、甄寻、丁隆三人的尸首，把他们分别“流放”于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地区)、危山(在今甘肃敦煌东南)、羽山(在今江苏东海县西北)三地。
天下人知道王莽之兴，起于符命，于是争相进献。那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人便互相取笑说：你怎么没去弄一个天帝的符命来？
陈崇向王莽建议停止接受此类进献。王莽如今也深厌此风，因此下令，对各方进献“符命”者，除《符命》文集记录之外，一概收监论罪。
“改制”不如蚕吐丝（1）
以权臣诈取天下，大概是王莽首开的先河，但并非导致他败亡的真正原因。
在王莽篡汉之后1000年左右，宋太祖赵匡胤亦乘“主少国疑”之机，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但人家深谙“逆取顺守”之道，励精图治，终成一代英主之伟名。
王莽之“不幸”有二：
其一，他治国无方，篡位之后非但没有带来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兴旺，反而使之滑入更加水深火热的深渊。
其二，刘邦的后人（景帝八世孙）刘秀重新以武力夺回政权，并开创了有名的“光武中兴”。因此，在东汉人修的西汉史中，断然不可能给王莽一个好名声。
清朝学者赵翼对王莽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虽宗室有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等，臣僚有东郡太守翟义、期门郎张充等，先后起兵匡复，皆旋即败灭。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从风。使能逆取顺守，沛大泽以结人心，则天下虽未忘前朝，而亦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发大难之端，起而相抗者。”（《廿二史札记》卷三）
因此，王莽之败，不在于以诈力“篡位”，而是乏善可陈的“改制”所致。
王莽从刘氏皇统手中接过来的国家，本来就已经处在积重难返的落日余晖之中。他却处处遵循西周圣制的“原教旨”，搞出五花八门的改制，非但没有为儒家力倡的“圣朝愿景”带来正面的价值，反而使天下更加混乱不堪。
这样的改制，好比给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服下了一剂足致其生理功能紊乱的毒药。
春蚕吐丝，作茧自缚，尚且可以破茧而出，化蛹为蝶，修成正果；王莽的改制却把他自己套牢，最终窒息而死，竟连春蚕吐丝也不如。
刘邦本在立国之初尚且深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转，远远重于这个体系本身的合理与否，因此不惜延用前秦的“亡国之制”，留待局面稳定之后再行修订。
在两朝交替的大变局中，人心浮动，帝国原来的“精神穹宇”出现重大裂缝，已不可能发挥应有的凝聚力。在这种局面下，如果最高统治者想要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则必须要借力于天下人熟知和习以为常的“共同规则”，而官职的名称及其职责范围便是“共同规则”的核心元素，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推倒重来。（关于“精神穹宇”的更多论述，详见拙作《党史商鉴》有关章节。）
但是执掌帝国最高权力中枢多年的王莽却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为了“复制”虚幻的西周盛世，每有灵感，便轻率对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发动全面的改制，以为只要把官职或各行政区域的名称改得像周朝了，传说中的“盛世愿景”便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王莽至少发动过6次这种大规模的改制。如此频繁而又荒谬的改制运动，让国家机器屡次陷入混乱，甚至是瘫痪的境地。
第1次，元始四年（公元前1年）——《汉书》“王莽传”记载是在元始五年，而“平帝纪”则为元始四年，以后者为准。
王莽派人以大量金币贿赂塞外的羌族头人，让其献地称臣，然后在此地增设“西海郡”，以凑齐东、西、南、北四“海郡”；同时说服王太后，将现行的13刺史部州，按照《尚书》“尧典篇”的描述，将全国分为12州，并且重新确定州名和疆界。
第2次，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宣布对中央和地方的15种官职名称及9个俸禄等级名称进行全面变更，个别官职在短时间内曾多次更名，比如把“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很快就再次更名为“纳言”；增设11种新官职，在九卿和三公之间，增加“孤卿”的层级。各个官职的职责范围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
同时，他还把“长安”更名为“常安”，“长乐宫”更名为“常乐室”，“未央宫”更名为“寿成室”，“前殿”更名为“王路堂”。
凡此种种，且不说后世读者会眼花缭乱，就是当世的官员们也被弄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第3次，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
对上述官职进行全面调整时，竟然没有马上着手修订相应的律法条规。两年以后，王莽才想起这桩事情来，便又下诏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荐有德行、通政事、善辞令、明文学者各一人，组织他们全面修订律法。但修订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大概又是不了了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改制”不如蚕吐丝（2）
第4次，天凤元年（公元14年）。
大概是因为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又有了新的长进，王莽按照《周礼》及《礼记》“王制篇”的描述，对各级地方官职的名称和职权进行了全面调整，把“京师三辅”改为京尉大夫府、师尉大夫府、翊尉大夫府、先尉大夫府、扶尉大夫府、列尉大夫府等“六尉”；把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六个郡级行政区称为“六队”，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大夫”，职如太守。参照“符命”的内容，把全国360个郡县改称为“亭”（县下属的基层行政单位）……这一次调整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
第5次，天凤三年（公元16年）。
新朝的财政危机已经十分严重，用王莽自己的话来讲，已经到了“国用不足，民人骚动”的程度，公卿以下各级官员的俸禄只有粗布2匹至10匹不等。
王莽便又突发奇想，从《周礼》中找到“理论依据”，宣布实施全新的俸禄制度。
这套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每位官员或附城以上爵位者，均要担保一定地区的财政收入（无爵位的地方官则以自己管辖的地区作保）；然后，把他们的俸禄与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直接挂钩。
他把各级官员的“基准年薪”分为若干个等级，最低为66斛，最高为1万斛（1斛等于10斗）。如果担保的地区不发生灾害，便可领到“全薪”；反之，则以灾害造成的损失折算成百分比，抵扣相应俸禄。“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十率多少而损膳焉”。
王莽以为这样的制度设计，便可以迫使各级官员上下同心，想方设法发展生产，安定民心。但实际情况是，由此产生的大量统计难题，使得“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许多郡县长官反而因此暴富，“家累千金”。
于是，王莽又想出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没收这些“奸利增产致富者”家产的五分之四，用来弥补边疆驻军的财政缺口。一时之间，告密举报成风，“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
他本想以此整顿吏治，结果却事与愿违，越整顿越腐败。
第6次，地皇元年（公元20年）。
为了镇压日益猖獗的盗贼匪患，王莽宣布对全国实行军事化的战时管理体制：在中央设置前、后、左、右、中5个“大司马”的官职；各州牧（类似以前的刺史）兼任“大将军”，各郡卒正、连率、大尹（类似以前的太守）兼任“偏将军”，各郡属令、属长（类似以前的郡都尉）兼任“裨将军”，县宰（类似以前的县令或县长）兼任“校尉”。
如此想一出是一出的改制，让地方官员疲于接待或应付驾车前往各地传达指令的使者，一天的接待量常常多达10批；官仓储粮和官驿车马也严重透支。于是各路使者便在途中就地征用，自行解决的结果往往是直接向普通平民摊派。
除了国家机器以外，货币流通也是深受王莽改制之害的另一个重灾区。
五铢钱自元鼎四年（公元前112年）颁行流通以来，历经宣、元、成、哀、平五朝未做任何改变。王莽借口说，人家周朝的钱币有子（轻）、母（重）两种同时流通，相互之间兑换起来也很方便；而五铢钱只有一种，既不利于流通，也不利于携带。于是便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五月下令新造3种大额钱币，即大钱、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同时流通。三者分别可折算为五铢钱50、500和5000。其中，错刀钱上用黄金镶嵌“一刀直五千”几个字，故又称为“金错刀”。
王莽想这次币制改革，把全国的黄金都收归国有。他在发行新货币的同时，宣布列侯以下的官员百姓，均不得私藏黄金。老百姓手中的黄金，要按每斤黄金（时称“百金”）1万五铢钱的官价，由官府统一收购。
但老百姓似乎不买账。中央政府不但没有收购到期望的大量黄金，新发行的3种货币也备受“冷落”。老百姓依然我行我素地热衷于使用延续了100多年的五铢钱。
新币发行受挫，王莽的理解却别出心裁。他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称帝之后便颁布诏书称：新币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其中的2种大面额货币的名字（错刀和契刀）出了问题——这两种货币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刀”字，而“刘”字（繁体为“劉”）则由“卯、金、刀”三字组成；当初之所以发行这两种货币，是为了延续刘氏皇统已尽的气数。但如今新朝代汉，老百姓便以此币为不吉之物，会冲煞他们随身所佩“刚卯”的辟邪之力。
“改制”不如蚕吐丝（3）
所谓“刚卯”是汉人佩带的避邪饰物，以金玉或桃木为材料，刻有“……庶疫刚库，莫我敢当”等字样。
王莽进而宣布废除契刀、错刀及五铢钱，保留与契刀、错刀同时发行的“大钱”，另外再发行一种“小钱”；大、小钱并用，两币币值为1比50。
为防民间盗铸，同时宣布严禁民间私藏铜和炭。但由于币值搭配不合理，民间普遍私用五铢钱。由于大钱质轻价重，盗铸现象屡禁不止。
第二年，王莽便又宣布废除大、小钱，发行“宝货”。
“宝货”分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6种，6种又细分为28个品种。
朝廷很快发现盗铸现象更加严重，便以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来打击日益猖獗的盗铸行为，“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同时强制携带新货币，规定官员百姓外出，除了必须有通行证外，还必须持有新币，否则，餐馆客栈不得接待，关隘渡口有权拘留责问。
各种货币之间换算关系复杂，加上品种太多，很快便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混乱。王莽只得下令废止“宝货”，重新恢复大、小钱。但大、小钱自身存在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25铢，值25钱）、“货泉”（重5铢，值1钱）。
这一次，货币自身的价值与其面值之间的关系、两种货币之间的换算关系，以及货币种类（仅两种）均比较合理。但为时已晚，经过几次折腾，政府的信用已经滑入谷底。“政府信用”是货币得以健康流通的基本前提。
更为严重的是，长期反复无常的币制改革已经重创民生。“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六七”。
除此之外，王莽还实行了两项重要的变革，五均六筦和王田制。
所谓“五均”，其实是“五均”和“赊贷”两种政策的简称，目的在于抑制地方豪强哄抬物价和向城市小工商业者发放高利贷。这两项政策主要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6个大城市及其周边郡县施行；这6个大城市也称为“五均市”，其地方行政长官则改称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又称“均官”）5人，钱府丞（又称“钱府官”）1人，分别负责管理物价、收税和赊贷业务。
“五均”是对武帝朝平准法的延用和发展，规定各市以四季的中月即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价格作基础，按商品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制定基准价格；如果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基准价格，政府便以基准价格抛售，以达到抑制物价的作用；市场价格低于基准价格，则任其自由买卖。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出现滞销，官府便以成本价收购，以保护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
“赊贷”即官办的小额贷款业务。如果上述城市或地区的城市居民遇到非生产性小额消费困难，如祭祀或婚丧嫁娶之费，可向官府申请无息的短期贷款（时称为“赊”）。官府也向城市小工商业者提供期限较长的生产经营性贷款，利率为借款人月度经营的纯利润的百分之三。
所谓“六筦”，即“六管”，即由官府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及对获自名山大泽的天然物产征税。武帝朝曾经实施过这样的专卖政策，在霍光辅政和昭帝朝曾一度废止。王莽新朝恢复之，同时规定，凡金、银、铜、锡和龟、贝等铸币原料的开采及捕获，均由官府统购，不得自由出售；这部分生产经营的所得，按纯利润的十分之一缴纳所得税（时称“贡”）。
“王田制”是王莽圣朝愿景中最美好的部分，也是他企图化解极端严重的土地兼并状况的一个措施。
王莽认为最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实行“井田制”，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拥有100亩耕地；8户共用1井，每户庐舍均在井田中，分田而耕，以收成的十分之一纳税（十税一）；西汉王朝虽然实行三十税一的轻赋政策，但由于土地兼并后，地方豪强对佃户勒索地租，使后者的实际负担达到十税五。
王莽宣布实行“王田制”，把天下耕地均改称为“王田”，奴婢改称“私属”，均不得买卖。如果一个家庭的男丁不足8人，而拥有的耕地超过1井（800亩）者，便要把多余部分交出来分给九族亲属中的缺地者，或交由邻、里、党、乡等当地组织重新分配。当时的地方基层组织以5户为邻，25户为里，500户为党，12500户为乡。
美好的动机并不等于理想的结果。
王莽推行这两项改革时，显然忽略了如下三大现实条件的限制：
其一，国家机器不能正常发挥功能。这是王莽本人对国家行政管理体系频繁“改制”的结果。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却又企图通过这台机器去支撑原本就阻力重重的变革，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二，两项“惠民政策”的前提是剥夺大官僚、大地方和豪强大户的既得利益，而这部分人又是国家和社会的“精英”，直接或间接地执掌着政府的公权力。在“精英政治”的体制下实施这样的变革，好比让一个人从自己身上剐下一块肉来，而且还没有给他注射足以忍住剧痛的麻醉剂或转移其注意力的谜幻药，因此，毫无疑问会遭到本能的抵制。
其三，在这两项变革中，负责一线操作的官员手中权力过大，行驶权力的弹性空间也很大，同时又缺乏硬性的制约或监督。在现实的利益诱惑面前，王莽没有办法限制官员们以权谋私。
因此，在美好的动机之下，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位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空头支票（1）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在明堂召集百官隆重###，举行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封赐大典。受封人数达2393人，明细如下：
公：14人；人均封邑为方圆100里（时称“一同”），居民1万户。
侯：93人；人均封邑为方圆70里（时称“一国”），居民5000户。
伯：21人；规格同侯爵。
子：171人；人均封邑为方圆50里（时称“一则”），居民2500户。
男：497人；规格同子爵。
附城：1511人；分为5个等级，各等级的人均封邑分别为1成、3成、5成、7成、9成（每“成”方圆10里）；居民分别为100户、300户、500户、700户、900户。
任（九族之女）：83人，规格不详。
任（刘氏后裔）：3人，规格不详。
依礼制，行封赐大典时，在明堂以青、赤、白、黑四色之土筑坛，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再在四色土上覆盖薄薄的一层黄土，象征天子皇权，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义；按各个封邑所在的方向，取相应颜色之土，以白茅包而授之，作为受封者归国立社的象征。因此，裂地封侯又被称为“茅土之封”。
庞大的受封人群中，除了86位女士的背景有简略的交待之外，其他诸位，姓氏、年龄及获封理由均不可考。
如此盛况空前的赐封，却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王莽莫名其妙地在诏书中说要向周王朝学习。周文王和周武王都有东、西两座都城，他也要建两座都城，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即长安）为“新室西都”。但是，至于兴建两个都城和大规模封赐有什么关系，他却没有说明，史书也没有记载。
更加不可不可理喻的是，王莽在诏书中言之凿凿地说，侍中讲礼大夫孔秉等人已经奉命与各郡、州地方长官共同划定了诸位所受之封邑的疆界，最后在寿成室朱鸟堂（即未央宫某殿）形成定案；在该方案制定的过程中，他本人也数次与群公、祭酒、上卿们亲自前往听取汇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事后，当这些受封者满怀激动和憧憬捧着新朝皇帝封赐的“茅土”去找有关部门落实自己的封邑时，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复：地理图簿未定，暂时不能兑现其封邑，到底什么时间能够兑现也不好说；诸位暂且留在京师，每月领取俸禄数千钱。
封邑兑现之事遥遥无期。由于去年（始建国三年）北征匈奴，粮价飞涨，这数千钱月俸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不够，于是便有人怀着揣着“茅土”去给人家打长工挣口粮。
诸侯们苦熬了5年，终于盼来一个说法。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六月，王莽再在明堂筑坛，按照前一次的仪式，给这2393人重新授了一次“茅土”；同时郑重承诺，对那些在朝廷做官的受封者，按公80万钱、侯伯40万钱、子男20万钱的标准享受年俸。
但这一次又故伎重演，事后还是借口说地理图簿未定，暂且先授“茅土”为凭；除少数人得以兑现小部分封赐外，多数人和上次一样，只盼来一张“空头支票”。
王莽有如此令人瞠目的行径，难怪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坚持说，王莽这个人，即位后便得了神经病。
黄先生长年定居美国，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十分了解。他大概不知道，在2000年以后，我们今天的许多民营企业也都习惯于开出美轮美奂的空头支票，去骗取人才的贡献或合作伙伴的投入。这里面定然有某种深层次的劣根性。
《汉书》认为，王莽此举是在用这种有名无实的办法，去迎合那些做梦都想封侯的人，和今天满大街乱窜的“某某大学客座教授”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地皇四年（公元20年）秋，王莽和他的新朝双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风起云涌的义兵攻击之下，长安城已经无险可守。王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称“九虎”；把他们的家小扣在皇宫中作人质，逼着他们率领数万京师卫戍部队（北军），东向拒敌。
他这一回做得更绝，连空头的支票也舍不得给了。每位“虎”将军只领到区区4000钱的赏赐，便要到前方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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