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我还是一个正在就学的老童生，闲暇时间比较多，书看得相当杂。一次旅行，在火车即将要开的时候，上来了一个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约有六七十岁的样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铺。硬卧列车的上铺高且险，见他有点不方便，我就将下铺让了出来。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谢，坐了下来。不过因此我们谈了起来，他是僧人，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三界之外。好在我还看过几本佛经，记得只片语，因此总能接上几句，逗起老和尚的谈兴。火车在咣啷咣啷地走（那时还没有提速），我们在着要当和尚的游戏，但毕竟没有真的出家。凡是佛教势力一大，占了过多的资源，就会生出灭佛的“法难”。不过，即便如此，并不等于佛教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佛界只是退到了一个合适的清客位置，依然对俗界的政务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西藏。西藏佛教进入得比内地晚，但展的势头却要猛得多，最后形成了僧侣直接掌权的政教合一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和平解放。口述史的主人邢肃芝老人，在内地就已享高僧之名，而进入西藏之后，又获得了藏传佛教最高的佛学学阶——拉然巴格西。使得他无论是在佛教处于清客地位的内地，还是在处于主人地位的西藏，均能占据一个显要的高位势来介入政治，为我们留下了袈裟与权杖关系的最好注释。邢肃芝老人出家的那个年代，无论在世界还是中国，都处于宗教势力消退的势头上。老人童年出家生活的回忆无疑是准确的，寺庙不仅会遭到军警的­骚­扰，而且连记者也会欺负到和尚头上。更大危险来自于办学堂的热潮。老人第二次出家住的种善寺，就因当地乡绅的办学热，被强占了去，连一向号称灵验的菩萨也被从大殿里搬出来，堆在院子里。实际上，这种毁庙办学的现象，从戊戌维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苗头，到了清末废科举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在西人东来的过程中，中学的节节败退，也累带着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成了落伍的宗教，其教义和轨仪似乎只剩下了“迷信”的意义，而其僧团和寺庙更是只有浪费资源的价值。这种源于现代化的毁佛势头，搅杂着传统的道学­精­神，来势相当凶猛，以至于佛教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有权势的军阀政客，施展灵异的左门旁道，以求自存。佛教对世俗权力的依赖，无可挽回地堕入了更低一层次。正像邢肃芝老人口述史里说的那样，风头最劲的太虚法师，既要借助张学良的力量保护陕西的佛寺，还要答应去蒋介石的小小的祖庙雪窦寺担任方丈，更需要将一堆军长师长甚至国民党中委纳入自己的门下。佛教的高僧大德，要为军阀政客做升迁法事、做护国（集团的命运）法事、平安法事，许多赫赫有名的军阀，像赵恒惕、孙传芳、刘湘以及书中提到的四川省长王陵基（书中提到的是他的号王芳洲，似有误，应为方舟），都是那时节大开法会的主儿。更有甚者，有时佛教还直接作用于军阀集团对内部的整合，比如湖南军阀唐生智，就在擅长藏密的顾法长的参与下，让全军将士受居士戒，练成了一支“佛军”。

当然，这一切只是象征着佛教的式微。从某种意义上讲，邢肃芝老人的老师太虚法师提倡的“人间佛教”的努力，以及向内地佛教界引入藏密，都可以说是佛教界某种挽回颓势的尝试。正是由于这种尝试，年轻的邢肃芝有缘接触到了藏密，从而引了他雪域求法的念头。

从年轻的邢肃芝的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事的另一面，虽然佛教在式微，但对佛学的探求在近代知识界却出现了一个**。这其中，既有杨仁山、欧阳竟无以及支那内学院师生的努力，也有马一浮、章太炎等人对佛理的探究。已经在僧俗两界小有名气的邢肃芝，之所以放弃眼前的尊荣，甘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尝艰难跋涉的苦辛，步入一个完全不可知境地，应该说，支配他行动的也是知识界佛学探究的冲动。

在西藏，虽然藏传佛教与内地佛教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样一边是与世俗功利的紧密纠葛，一边是对佛理佛法的孜孜追求。与内地的清客模样不同，佛教在西藏是唱大戏的主角，喇嘛教中的花教、白教、红教和黄教各个教派，谁跟权力靠得近，谁就占主导地位。到了清代，西藏早已是黄教的一统天下，藏地喇嘛教黄教教派的最高领袖——**和班禅分别是前藏和后藏的实际统治者。不过，在邢肃芝入藏的时候，**已经挤走了班禅，控制了全藏。西藏是个贵族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佛教的社会，这两个基本点决定了西藏政治的特­色­。先，西藏的统治者是以封建领主的形态存在的，100多个世袭贵族家族构成了西藏上层社会的主体。他们都有自己的世袭领地和庄园，拥有对领地农奴的生杀予夺总之大家都是在做投资——回收的买卖，无论僧俗。不过，对于贵族而，大的贵族，领地多，收益丰厚，自然投资的本钱也大，所以一般来说官做得也大，小贵族只有投靠了大贵族，或者有其他的机缘，才可能置身高官的行列。自然，所有的官，最大的卖主就是**喇嘛，虽然他不一定亲自料理这种买卖，甚至可能并不知。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