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藏，凡是佛教中人，除了习武僧之外，都要研习佛理，就是大小活佛和**班禅也不例外。***学习佛理需要获得佛学阶位，不仅要熟悉佛教的经典五部经论，以及黄教祖师宗咯巴的理论，而且要善于运用经典解答各种问题，最后通过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的考试答辩才能如愿。一般的喇嘛当然需要学习，因为没有学位不仅只好做低级喇嘛，而且也没有机会担任高级僧官。大小活佛也要学习，因为得不到学位，他们就名不符实。但是，在三大寺的学习状况，往往跟你的权势和财力密切相关。因为在寺里不仅吃住请师傅授课都要钱，而且只有有财力放小布施（给自己学习单元的喇嘛施舍钱粮），才能免于做杂务，也就是说才好安心学习。有权势的活佛们，往往动辄搞大布施，即全寺甚至全部三大寺的僧侣每人一份茶饭和钱。所以，随着布施能力的增大，活佛们通过考试的难度则降低，至于最大的几个活佛，他们的考试只是走过场而已。这样，同在三大寺学佛的人们就分出了三六九等。最低等的不仅要承担各种杂工义务，而且还要为别人服役挣钱才能维持学习的；高一点的是能够做小布施，免除杂役，可以专心学习的；再高一点的，不仅可以免除杂役，而且还能雇人服侍；最高等级的当然是那些学习期间依然仆役成群的活佛们。邢肃芝就是在内地政府和一些财东的支持下，才放得起小布施，得以专心学习，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阶。

不过，尽管直接掌握权力，使得藏传佛教界让人看起来很是不那么清净，但其实跟别的地方一样，也存在着研习佛理的热与虔诚。几乎所有沾濡过佛学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佛学的确堪称诸神学中最具哲学意味的一种，能相当限度地满足人们求智的需要。尽管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庸俗化的倾向一直就存在，而且有时还很强烈，但佛学却以其深邃的人生哲学和平和的论理­精­神，吸引着士大夫。可以说，自魏晋以来，智者近佛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藏传佛教虽然很有些神秘­色­彩，西藏原来的本教的因素也在佛教中有所反映，但其佛学的固有吸引力却并没有丝毫减弱，甚至可以说，藏传佛教对教义的讲求，对佛理的探索还更加在意。直到今天，佛学界还公认，学习藏文是进一步深研佛理的前提，道理就在于藏文佛典之博大­精­深。正像邢肃芝老人介绍的那样，在西藏三大寺求法的人们，对所有的五部经论，不仅要个个研习，而且要求反复背诵，烂熟于心。其用功程度，大大超过内地的学佛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处于藏传佛教顶端的佛学重镇甘丹、哲蚌、­色­拉这三大寺，在神学的研修上，更接近于近代的研究­性­大学。每个寺庙就像大学本部，下分成大的学区札仓，札仓则由更小的学习单元康村组成。每个学员都有具体的导师指导，寺庙、札仓和康村三个层次的结场辩经，有点类似于课堂讨论和学术讨论会。经过反复而且平和讲理的辩难，学业自然会更加­精­进。这种学习体制，让人很容易想到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确比较容易出学理型的人才。

在很久以前，一位藏族学者就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在西藏，喇嘛是唯一的文化创造者。这话当时我并不太理解，现在我明白了，在西藏，佛教不仅是一般人升迁的唯一途径，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好智慧的人们的心灵需求。不少平民通过当喇嘛，进入寺庙学佛，做上僧官，变成了僧侣贵族；也有不少的平民通过做喇嘛的修习，多数是一边为人佣工一边修习，最后修成高僧大德（自然也有躲进深山进一步修行，从此在俗界消失的痴迷者）。因此，佛教在­精­神和世俗两个方面，将西藏的­精­英（包括贵族的有志之士）吸引了进去，因此自然拥有最大的文化创造力。不仅如此，佛教在西藏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佛教在自己名义下，笼盖了一切文化。在近代科学技术没有传入之前，中世纪的所有学问几乎都包含在了佛教里面，凡诸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医药等等，都是僧侣的专利。僧侣，既是社会的上层也属于下层，正是他们中的­精­英，决定了西藏文化的走向。而导致佛教吸引­精­英、笼盖一切的原因，恰恰有佛教在政坛上起主导地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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