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ww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而前者，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他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ww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21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处中国危亡一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指什么，应该是就是指五四运动。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丽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