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表面上看，吴宓的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班儿看到女子剪、男女同校，便痛心疾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ww***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不过，吴宓辈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他，却什么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夜思梦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反过来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结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ww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胡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

按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放浪形骸的名士。

然而，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况，他认为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的时候，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当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的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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